“造宋”功臣后代在南朝的仕进研究(五)

刘玉山

(龙岩学院 教育科学学院，福建 龙岩 364000)



“造宋”功臣后代在南朝的仕进研究(五)

刘玉山

(龙岩学院 教育科学学院，福建 龙岩 364000)

[摘要]到了萧梁时期，高门出身“造宋”功臣后代即便如琅邪王氏也都内敛，以谦退自处，他们多以门第与自身的敦质而平流进取，缺少了宋、齐朝琅邪王氏追随建国的冲力，但“造宋”功臣后代中的文义之士往往显贵。陈的建立者陈霸先以及大批追随自己的亲信大都是寒门出身，这种“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模式也使得“造宋”功臣后代很难像齐、梁二代的建立者与他们联系与交往，能够有多名新朝元勋出现，本文则就上述问题展开了论述。

[关键词]萧梁 陈朝 平流进取 文义之士 寒门

一、功臣后代在萧梁的生存状况分析

萧梁与萧齐的建立者同族，萧齐的建立者萧道成自己就是“造宋”功臣后代，萧衍在举兵东下时也是以宗室身份出现的。总体来说，“造宋”功臣后代在萧梁多是以文学或隐士知名，也以此作为仕进轨辙。如果说萧齐以前功臣后代还有以武事见长或屈身戎旅者，那么萧梁时期他们大都转武于文，这也是可以理解的。萧衍一个人在位时间就占据了萧梁的八成以上，“四十年间，江表无事”，而且他本人就有很高的文才，南齐竟陵王子良开西邸，招文学，他与沈约、谢朓、王融等号为八友。而很多“造宋”功臣后代在他即位前就与他是文友，这些都使得在他统治的近半世纪中，功臣后代多以文学或隐士显。

在萧齐，“造齐”元勋有“造宋”功臣后代王俭、褚渊等。到了“造梁”，依然可觅“造宋”功臣后代的身影，这里首推沈约。可以说沈氏家族历来以武事见长，在东晋吴兴沈氏就号为强族，刘宋又有沈庆之、沈攸之、沈演之、沈怀文等名将，单就沈约的祖辈来看，其从祖沈田子是宋武帝刘裕夺取关、洛的重要将领，其祖沈林子与刘裕的私交甚笃，在刘裕的霸府中是与谢晦并为器重的，在《宋书·自序》中，沈约对其家世交代得很清楚，但似乎有渲染的痕迹，比如对其祖林子的描写就有很多粉饰。沈约的父亲沈璞在抵抗北魏侵扰的过程中史册留名，与臧质保守盱眙，使魏军损失惨重，多少抵消了刘宋在“胡马饮江”中的惨状。但沈璞后因得罪权臣而遭陷害被诛，约幼年潜窜“既而流寓孤贫，笃志好学，昼夜不倦。母恐其以劳生疾，常遣减油灭火。而昼之所读，夜辄诵之，遂博通群籍，能属文。”[1](P233)正因为如此，“虽时遇隆重，而居处俭素”[1](P236)。 很值得注意的是沈约一族前代多是以武干见称，到了沈约这辈却突然由武入文。我认为这里面有偶然因素，“笃志好学”就说明了他于读书的天分，事实上到了其父璞这一代，“学优才赡，文义可观”[2](P2461)，可以说家风的逐渐转变也对沈约有志于学起到了重要作用。家境败落后，他也只有循学业作为仕进之阶，偶然的是，在南齐竟陵王西邸，他结识了后来的梁武帝萧衍，“高祖(萧衍)在西邸，与约游旧”[1](P233)，在坚定萧衍革命的意志以及“造梁”的过程中都立有功劳，萧衍说：“我起兵于今三年矣，功臣诸将，实有其劳，然成帝业者，乃卿二人(约与范云)也。”[1](P234)后来在梁俱显。沈约更为人称道的是他对史学的贡献，从《梁书》本传看，他撰有《晋书》一百一十卷，《宋书》一百卷，《齐纪》二十卷，《高祖纪》十四卷，《迩言》十卷，《谥例》十卷，《宋文章志》三十卷以及文集一百卷。但今所见除如《文选》中著名的“奏弹王源”一文以及其他部类文献所载他的零星文章外，只有《宋书》百卷流传至今日，对我国史学的贡献巨大。

值得注意的是，宗室“造宋”功臣刘思考子季连在齐梁之交在政治舞台上也表现活跃，梁建，刘季连因受典签朱道琛的挑拨而与邓元起在益州大战，最后归降，而梁武帝却“笑谓曰：‘卿欲慕刘备而曾不及公孙述，岂无卧龙之臣乎。’”[3](P310)最后赦免了他，这很不可思议，比如对待另一“造宋”功臣后代江蒨，在梁武帝下雍州进军建康的过程中曾经抵抗过，“蒨坐禁锢，俄被原”[4](P334)，如果说后者家族一直就是南朝的一流高门，考虑到争取更多的士流，而且各为其主，因此小过尚可原谅的话，那么刘季连公然与“造梁”的重臣邓元起大战，死伤惨重，最后却被原谅，我们很难判断梁武帝当时究竟出于什么目的这样做，但在位晚年他引狼入室，收容东魏叛将侯景未免“妇人之仁”了。

姻戚“造宋”功臣萧氏，在梁朝也有不少人出仕，如萧介贫穷，萧衍让他为始兴太守，介宣布威德，境内肃清。后为侍中，“应对左右，多所匡正，高祖(萧衍)甚重之。”[5](P587)萧衍也曾评价他是端右之材。萧视素，“性静退，少嗜欲，好学，能清言，荣利不关于口，喜怒不形于色。在人间及居职，并任情通率，不自矜高，天然简素，士人以此咸敬之。”[6](P763)下面看看臧盾兄弟。中大通五年二月，梁武帝到同泰寺开讲，南越所献的驯象，“忽于众中狂逸，乘轝羽卫及会皆骇散，惟(臧)盾与散骑郎裴之礼嶷然自若，高祖甚嘉焉。”[7](P600)并且臧盾为中领军，“为人敏赡，有风力，长于拨繁，职事甚理。天监中，吴平侯萧景居此职，著声称。至是，盾复继之。”[7](P600)盾弟厥为晋安太守，“厥下车，宣风化，凡诸凶党，皆涘负而出，居民复业，商旅流通。”[8](P601)后居舍人，“厥前后居职，所掌之局大事及兰台廷尉所不能决者，敕并付厥”[8](P601)在他死后，梁武帝不无感慨地说“臧厥既亡，此事便无可付。”[8](P601)可以说，作为刘宋姻戚的后代，他们凭借个人出色的能力与品质也能在萧梁立足。事实上臧焘的后人在梁朝也有以文学知名者，如臧严，“幼有孝性，居父忧以毁闻。孤贫勤学，行止书卷不离于手。”[9](P719)

到了萧梁时期，高门出身“造宋”功臣后代即便如琅邪王氏也都内敛，以谦退自处，“(王)志家世居建康禁中里马蕃巷，父僧虔以来，门风多宽恕，志尤惇厚。所历职，不以罪咎劾人……”[10](P320)王志兄弟子侄“皆笃实谦和，时人号马蕃诸王为长者”[10](P320)，“王峻性详雅，无趋竞心。尝与谢览约，官至侍中，不复谋进仕”[11](P321)；“(王)泰能接人士，士多怀泰，每愿其居选官。”[12](P324)这是很好理解的，琅邪王氏虽然代有俊秀，但在南朝的一贯发达还要追溯到“造宋”功臣王弘、王华、王昙首的显耀。我们看到，萧齐有以王俭为代表，他与萧道成本就有旧，得宠当在情理；随骥萧衍建梁的琅邪王氏有力者则很难寻觅，他们多以门第与自身的敦质而平流进取，缺少了宋、齐朝琅邪王氏追随建国的冲力，自然就没有太多的“当代功勋”可言，虽然依靠“冢中枯骨”也可以延续家族生命力，但在朝廷中的分量毕竟有限，声望自然也要减损，王志兄弟以宽和得人心，以不得罪人为处世法宝，不失为一个以退为进、加强门第声望的好办法。如王训，早在少年时代梁武就“目送久之，顾谓朱异曰：‘可谓相门有相矣。’”[13](P323)迁升为侍中后梁武“从容问何敬容曰：‘褚彦回年几为宰相？’敬容对曰：‘少过三十。’上曰：‘今之王训，无谢彦回。’”[13](P323)可谓得到梁武的激赏。

其他高门功臣后代中实际有吏能者如蔡撙，当宣城郡吏吴承伯叛乱时，他摧破敌军，“余党悉平”[14](P333)，受到梁武帝的礼遇。“造宋”功臣到彦之的后代在萧梁所受到的宠遇我们在以前已经叙述颇详，总之，到氏家族由“造宋”功臣到彦之时连次门都谈不上，充其量不过是低等士族，到梁、陈间门户兴旺，社会声望剧增，甚至在梁朝，到溉、洽兄弟“时以溉、洽兄弟比之二陆”[15](P569)。可以说到氏门第的上升的最终形成就是在此时。作为南朝最高门第之一的济阳考城江氏，自江夷在“造宋”过程中立下功绩而社会威望更加攀升，他们恪守门规，代有时贤，在南朝是与王、谢一样的一流高门，早在南齐时，江夷孙斅让想做士大夫的宠臣纪僧真丧气而退的例子是我们都很熟悉的，而当时齐武帝说：“由江斅、谢沦，我不得措此意，可自诣之。”[16](P943)就表明了济阳江氏的社会地位。萧梁时江斅的孙子江紑，以孝敬知名，梁南康王为南州，召为主簿。“紑性静，好《老》、《庄》玄言，尤善佛义，不乐进仕。及父卒，紑庐于墓，终日号恸不绝声，月余卒。”[17](P945)可以说江氏后人多在品行方面多有值得称道的地方。“造宋”功臣谢景仁的后代在梁朝也有像谢征这样在文学上与河东裴子野齐名的人才，其父谢璟也说：“此儿非常器”[18](P718)。《陈书》卷二十一“史臣曰”：“谢、王、张、萧，咸以清净为风，文雅流誉，虽更多难，终克成名。”[19](P290)是有一定道理的。庐江何氏“造宋”功臣何尚之的后代在梁朝也是飘逸之人迭出。其孙何点，绝婚宦“家本甲族，亲姻多贵仕。点虽不入城府，而遨游人世，不簪不带，或驾柴车，蹑草矰，恣心所适，致醉而归，士大夫多慕从之，时人号为‘通隐’。”[20](P732)梁武帝与其有旧，及践阼，曾动情地发诏“昔因多暇，得访逸轨，坐修竹，临清池，忘今语古，何其乐也。暂别丘园，十有四载，人事艰阻，亦何可言。自应运在天，每思相见，密迩物色，劳甚山阿。严光排九重，践九等，谈天人，叙故旧，有所不臣，何伤于高？文先以皮弁谒子桓，伯况以縠绡见文叔，求之往策，不无前例。今赐卿鹿皮巾等。后数日，望能入也。”[20](P733-734)而何点以巾褐引入华林园，“高祖甚悦，赋诗置酒，恩礼如旧。”[20](P734)其实梁武帝本就文士出身，号为齐竟陵王萧子良“八友”，与洒脱超迈的何点相识于早年也是很正常的事，而他作为帝王，与其说是能力使然，毋宁说是大环境下人心向背起了决定作用，他不过顺应了这一形势，再加上早年也年富力强，善于识人、用人，出纰漏的可能性就大大降低，践祚就很自然了。但到了晚年，或者确切地说到了他统治稳固，“四十年间，江表无事”时，他又将他的“老本行”拿出来而沉溺其间，无论是对佛教的投入还是与大臣谈玄论道，都是这种情况的反映，而何点的超脱，其他闻人如王俭、豫章王嶷等欲与何点相见而不可得，与梁武见面又是老友相逢的装束，又怎能不激起梁武对早年的感慨。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何点与梁武心有戚戚。何点的其他几个兄弟，如何求也归隐，何胤“虽贵显，常怀止足。”[21](P790)也以谦退为美，最终也追随二兄而隐遁，时人称何点为“大山”，何胤为“小山”。其中何胤注《百法论》、《十二门论》各一卷，注《周易》十卷、《毛诗总集》六卷、《毛诗隐义》十卷、《礼记隐义》二十卷、《礼答问》五十五卷。“造宋”功臣张茂度的后代张嵊在侯景之乱率义族力保吴兴，多次击败景将刘神茂，最后在敌援军下而失败，“嵊乃释戎服，坐于听事，贼临之以刃，终不为屈。”[22](P610)最后子弟同遇害者十余人，这可以说是“造宋”元勋张邵和张茂度后代人才的一次大的损失。作为南土高门，吴兴张氏自刘宋以来代有人才，门风也介乎文武之间，刘宋元嘉时期张永北伐北魏，损失惨重，反映了其个人军事才能的平庸，其后张氏后人利用其旧有的在南土的影响力，在帮助萧道成践祚等重大事件中都有所发挥，而到了梁朝，张氏仍旧可以利用其影响力举义兵，对梁朝敬忠，而张氏族人也在侯景之乱中损失惨重，这可以说也是东晋成型以来的门阀士族遭到战乱导致人才凋谢的一个案例。“造宋”功臣王准之孙进之，“梁武帝之举兵也，所在回应，邻郡多请进之同遣修谒。进之曰：‘非吾志也。’竟不行。武帝嘉之。”[23](P664)后被封侯。

萧梁时期“造宋”功臣后代中的文义之士往往显贵。原因不外以下：梁武帝在位时间是南朝帝王中最长的，说梁朝兴于其手，败于其手是不过分的，因此“造宋”功臣后代在萧梁时期的仕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与梁武本人的关系，而他本人擅长文义，所以与他在文学上早年互相唱和之友、或者为他所赏识的文义之士不免近水楼台；萧梁不同于其他三朝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梁朝帝王不多，梁武一个人就几乎垄断了国祚，“造宋”功臣后代因此缺乏了与帝王的“双向选择”，不符合梁武好恶的功臣后代在仕进道路上自然就难得其志了，而其他三朝帝王时要多得多，在一个帝王当权时不显，在另一个帝王时又能发迹，这样的例子在其他三朝很多，比如刘宋的颜竣，陈朝的到仲举等。

二、功臣后代在陈朝的生存状况分析

陈朝的建立者陈霸先出身寒人,当过油库吏，追随他“造陈”的杜僧明、周文育、吴明彻等都是寒人出身，父祖辈不知名。且陈霸先自南方崛起，陈的建立也是以大批追随自己的亲信为基础的，而他们也大都寒门出身，这种“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模式也使得“造宋”功臣后代很难像齐、梁二代的建立者与他们有联系与交往，能够有多名新朝元勋出现。即便如此，我们看到“造宋”功臣后代在陈的建立过程中也不是无所作为，谢氏家族中的谢哲在一开始也追随陈霸先，最终得到任遇，“高祖自京口渡江应接郭元建，哲乃委质，深被敬重。”[24](P277)其后仕途顺利，在陈宣帝时为侍中，最终一生平坦度过。在陈建立后，“造宋”功臣王准之的后代猛在陈文帝、宣帝时皆立功名，后镇广州，值隋灭陈，后归顺，隋文帝大悦，称其“保守一方，不劳兵甲”[25](P666)南土高门，“造宋”功臣沈林子的后人沈众，陈武帝“以众州里知名，甚敬重之，赏赐优渥，超于时辈。”[26](P244)但“性吝啬，内治产业，财帛以亿计，无所分遗。其自奉养甚薄，每于朝会之中，衣裳破裂，或躬提冠屦。”[26](P244)王准之曾孙清“陈武帝杀太尉王僧辩，遣文帝攻僧辩婿杜龛，龛告难于清，引兵援龛，大败陈文帝于吴兴，追奔至晋陵。时广州刺史欧阳頠亦同清援龛，中更改异，杀清而归陈武帝。”[27](P664)这里还是要提到“造宋”功臣到彦之的后代到仲举，有关到氏家族并到仲举的事迹我们在第一章第五节“刘、到二氏后代在南朝的命运——寒门功臣后代社会地位变化的个案分析”已经做过论述，这里不再多谈，只是稍微补充一点，我们看到到仲举“既无学术，朝章非所长，选举引用，皆出自袁枢。性疏简，不干涉世务，与朝士无所亲狎，但聚财酣饮而已。”[28](P682)或许就是这样浑浑噩噩的态度使得他仕进的路途很是顺利，“文帝积年寝疾，不亲御万机，尚书中事，皆使仲举断决。”[28](P682)可谓亲信到了极点，顺理成章地与左丞王暹、中书舍人刘师知、殷不佞等成为文帝的顾命大臣，但政途难测，由于这次没有将“慧眼”继续，没有支持有实力的即后来的陈宣帝即位，而是支持太子，最终，宣帝即位后“仲举既废居私宅，与郁(其子)皆不自安。”[28](P682)就是理所当然了，最终父子二人赐死，所幸的是，“郁诸男女，以帝甥获免”[28](P682)，可以说“造宋”功臣到彦之的后代自此在南朝的仕进基本上划上了句号。

侯景之乱“时寇贼纵横，百姓波骇，衣冠士族，四出奔散”[29](P287)，而萧允惟独不逃避，最终免祸。因文学才华颇得陈后主的赏识。直到隋建“是时朝士至长安者，例并授官，唯允与尚书仆射谢伷辞以老疾，隋文帝义之，并厚赐钱帛。寻以疾卒于长安，时年八十四。”[29](P287)弟萧引，“方正有器局，望之俨然，虽造次之间，必由法度。”[29](P287)因侯景之乱往岭南依欧阳頠，经历了欧阳纥叛乱，最终回到中土，为陈宣帝所信任，终因“性抗直，不事权贵，左右近臣无所造请，高宗(宣帝)每欲迁用，辄为用事者所裁。”[29](P289)

前面的系列论文我们探讨了功臣后代在南朝几次大的政治事件中的表现，那么究竟他们在当时的政治生活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从总体上说，刘宋是宗室与姻戚出身“造宋”功臣后代表现活跃的时期，但宗室在刘宋历次大的政治变乱中人物损失严重。宋齐禅代，高门“造宋”功臣后代表现活跃，这也印证了高门为什么在南朝政权变换却不倒的原因，进入齐、梁，由于南齐的建立者萧道成自己就是“造宋”功臣后代，梁的建立者萧衍也与姻戚“造宋”功臣萧氏同族，“造宋”功臣后代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优渥。但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此时的功臣后代或许是看惯了政治的变化，很多不以世事为务，只以饮酒为业，如谢氏。陈朝的建立则又重复了当年刘裕“造宋”的过程，建立者门第都不高，刘裕的门第尚可算低级士族，陈霸先则是纯粹的寒人，追随者亦复如此，这就割断了与“造宋”功臣后代的联系， 因而权力核心层功臣后代不多，当然如到仲举在陈朝因机遇而发迹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参考文献]

[1]姚思廉.梁书.卷十三.沈约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3.

[2]沈约.宋书.卷一百.自序[M].北京：中华书局,1974.

[3]姚思廉.梁书.卷二十.刘季连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3.

[4]姚思廉.梁书.卷二十一.江蒨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3.

[5]姚思廉.梁书.卷四十一.萧介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3.

[6]姚思廉.梁书.卷五十二.萧视素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3.

[7]姚思廉.梁书.卷四十二.臧盾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3.

[8]姚思廉.梁书.卷四十二.臧盾附弟厥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3.

[9]姚思廉.梁书.卷五十.文学下.臧严传[M].中华书局.1973.

[10]姚思廉.梁书.卷二十一.王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3.

[11]姚思廉.梁书.卷二十一.王峻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3.

[12]姚思廉.梁书.卷二十一.王泰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3.

[13]姚思廉.梁书.卷二十一.王训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3.

[14]姚思廉.梁书.卷二十一.蔡撙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3.

[15]姚思廉.梁书.卷四十.到溉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3.

[16]李延寿.南史.卷三十六.江夷附孙斅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

[17]李延寿.南史.卷三十六.江夷附江紑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

[18]姚思廉.梁书.卷五十.谢征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3.

[19]姚思廉.陈书.卷二十一“史臣曰”[M].北京：中华书局,1973.

[20]姚思廉.梁书.卷五十一.处士.何点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3.

[21]李延寿.南史.卷三十.何尚之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

[22]姚思廉.梁书.卷四十三.张嵊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3.

[23]李延寿.南史.卷二十四.王准之附孙进之传[M].中华书局,1975.

[24]姚思廉.陈书.卷二十一.谢哲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3.

[25]李延寿.南史.卷二十四.王准之附玄孙猛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

[26]姚思廉.陈书.卷十八.沈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3.

[27]李延寿.南史.卷二十四.王准之附玄孙猛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

[28]李延寿.南史.卷二十五.到彦之附到仲举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

[29]姚思廉.陈书.卷二十一.萧允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3.

[责任编辑：W]

[收稿日期]2015-04-13

[作者简介]刘玉山(1979-)，安徽蚌埠市人，龙岩学院教育科学学院讲师，南京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博士后，主要研究魏晋南北朝史、钓鱼岛问题。

[中图分类号]K2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330(2015)03-008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