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可乘之机，做恰到好处
——小记乡村社区营建与农村电子商务发展

2015-12-19 02:41李孜新加坡国立大学环境设计学院

世界建筑 2015年2期

李孜/新加坡国立大学环境设计学院

李孜/新加坡国立大学环境设计学院

融合渐化，顿复新生

朱熹先生讲以渐化顿复新生。城市与乡村的关系正是在变化之中，在不同历史时期，乡村和城市相生相克。从唐宋城市集聚发展[1]到明清乡镇繁荣[2]，人口增加，人均土地减少，人均粮食生产减小[3]，使得乡村家庭以农耕与副业生产来养活过多人口[4]，与清末同时期工业革命中大城市集聚的不同，中国乡镇网络集群式发展迅速。1843年随着五口通商，中国口岸城镇的工业逐渐发展，带来大量的离地地主将乡村积累的资本投入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大量乡民进城打工[5]。乡村疏于经营，逐渐凋敝。由此，梁漱溟先生疾呼乡村建设之重要[6]。民国时期，随着大中城市在抗日战争中沦陷，人力与资本回归乡村，乡村作为战备后方又重新活跃起来，同时，乡民为胜利作出巨大牺牲。而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之后，全国实行“统购统销”[7]，城乡由户籍隔离开来，保全市民，发展工业化，乡人又为新中国作出巨大牺牲。至1980年代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广后，乡村经济才复苏起来。到了1990年代初，乡镇企业的产值已占中国国民生产1/3[8]。从1990年代中后期到中国进入WTO之后，发展中心又回到城市，新城与工业区模式层出不穷。乡村人力与土地被吸纳到大中城市[9]，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乡村空心化加剧，社会矛盾突出，乡人又一次付出代价。

很久以来，小农经济往往被世人诟病为自私、短视。而耕读兴家国的意义，千百年来在乡村生根发芽，小农经济下的乡村数次拯救泱泱中华。现在由于产业过剩，原有城市化模式受阻。而互联网高效及低成本去中心化开始促进入县及乡村的小农经济和小微企业升级。互联网带来信息透明、高效的市场调节降低了交易成本。淘宝村和农产品的在线销售开始兴起[10]，乡民在千家万户的创新创业中崭露头角，乡村的公共与商业服务设置开始完善。仍是小农经济为主的乡村在去中心化的互联网浪潮中，可能再次给中国下行经济带来契机。那如何来观察这一现象，参与变革呢？

知觉滤意，积累贯通

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与《国富论》中以“看不见的手”[11]来形容追逐个人利益到利他的关系，认为是社会进步的源动力。马歇尔强调通过研究经济行为来看人的动机[12]。费孝通先生以 “差序格局”[13]来解释乡民的利己与利他来看乡民的行为准则。所以乡村的变化可以理解为由乡民动机的变化带来新的生活方式。波兰尼在《大转型》中就生动描绘了工业革命如何引发人的动机变化，颠覆乡村生活与瓦解社会结构。梁漱溟发现“非乡村自身出一个方案来，解决不了这个问题”[6]。而在信息革命时代，柯司特期望亚太地区传统经济组织的网络与信息技术所提供的工具相调和[14]。所以，是不是互联网联络在满足个体的利益诉求的同时，产生一种地方与族群的认同感，自下而上，由个体到群体，形成社区凝聚力与新的组织方式？由此我开始通过观察一户一村的变化，从动机与行为方式，来观察新兴的乡村电子商务站如何影响乡村的地方与族群的意识形态和组织方式。如布·马林诺夫斯基在《江村经济》序所言“通过熟悉一个小村落的生活，我们犹如在显微镜下看到中国中国的缩影。”[15]

叶坞村，在离浙江遂昌县城15分钟车程的山坳里，70多户人。村口小卖部，空出了6m2，安装了一台电脑、一块电视屏幕、一个展示货架、两个快递筐，以及WiFi免费覆盖，而且墙上贴着WiFi帐号与二维扫码，就成了一个农村电子商务服务站。叶坞村“赶街”农村电子商务服务站老板娘李雪是外乡人，4年前随在温州城打工的丈夫一起回到他的老家叶坞村，开起了这个小卖部。一年多前，她关掉了小卖部里累人的早餐铺，以这点地方做起了农村电子服务站。服务站的设施由浙江赶街农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免费提供，当地政府予以补贴。李雪在城里打工时就熟悉上网，又受培训，可以自如地帮村民代买从城市来的生活用品，同时收集农民多余的农产品，由遂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统一收购、品控、包装、送输，通过电子商务平台销售到各地。2014年，李雪4口小家的收入已有16%来自农村电子服务站的经营和相关收入，而她也因帮大家网购得到村民的信任。旁边村吴方龙70多岁在1984年就经营的小卖部里开了街丁口村“赶街”农村电子商务服务站。因为不会拼音，他只有查着字典，“一指禅”式打字。后来，在杭州城工作的女儿给他买了个手写板。念叨着“我就是70后，有钱就是任性”，他在“双十一”一天就为这个仅有20多家人的小村代卖了30多个产品。老伴为来买衣服的村民不厌其烦地在网上选产品，还给量尺寸。为了给村民节约快递费，老两口开着女儿买给他们的车去县里免费捎回邮包。这样乡民认同感逐步建立，乡民之间凝聚力逐渐形成。

在过去的一年中，在新加坡国立大学环境设计学院的支持下，我和一群热情的年轻同仁们一起，搭建了“I-village爱咱村儿”平台，以遂昌县为基地，上山下乡，深入到乡村社区、村民家中，通过访谈、会议和参与农村电子商务服务的每个环节，为村民“打算盘”，为当地电商企业出主意，为当地政府理关系，真实了解了各方参与主体的诉求，为村民遂网公司和当地政府一起共建“遂昌模式”尽一份微薄之力，从而也逐渐融入了社区。

通过农村电子商务服务站的建立，实现农产品上行及工业产品下行，布局县和村两级农村电子商务平台，理清了村民、公司与政府的权责。“赶街”电子商务服务站由2014初的20多家迅速扩张到2015伊始的1300多家，覆盖超过浙江7个县千余自然村。而农村电子商务服务站也成为了村民的信息交流中心，通过村里政策发布、文化活动组织与日常生活互助，很多小卖部店老板也是农村电子商务站长，又身兼起村文化站站长、村邮站站长、银行驻村提款站负责人等一系列工作，逐渐成为村里的意见领袖，得到大家的信任。而我们试图通过这些当地朋友和一些村委会委员一起组织农村电子商务的培训，开展从发展少公害的农作物，到传承乡规民约、保存旧屋、发展社区旅游的讨论会和自发共建活动。通过互联网，村民也更积极关心村民个人权利、各项农村政策，争取各项资源来支持个人与社区的发展，自发地参与到关乎个人与社区的各种讨论与行动中。农村电子商务站带来的乡村信息的基础设施的完善为乡村社区营建带来契机。

2014年7月21日，马云先生来遂昌对农村电子商务发展调研，我有幸与他在坑口村亲民谷竹村交流心得，并向他提交了关于农村电子商务促进城乡一体化的建议书。马云先生当即表示阿里巴巴当仁不让，支持城乡电子商务与信息基础设施的完善。随后，农村电子商务战略作为阿里巴巴的核心战略在10多个省及直辖市迅速布局，而乡村信息基础设施的完善或会带动乡村社区营建，当然也可能适得其反。我们将见证了这一变化，也身处其中。

一点心得

自工业革命中国大门被敲开以来，中国的乡村就在工业化和城市化中涅槃。乡村文化、习俗因为对规模化生产的工业化方式有碍而逐渐消失，而人和土地作为生产资料向城市集聚。对城市而言，乡村来的东西，有用的被利用，没有用的就抛弃。而以去中心化的模式兴起的互联网，或与中国广大的小农经济天然融合，赋权于个体与家庭。在地方语境与个体动机下，技术与文化如何融合，乡村社会乃至中国的大变革之幕或已徐徐拉开。而当10年、20年后熟悉互联网的80后、90后、00后替代父辈开始成为经营乡村的主力，组织资源、凝聚本地社区力量时，那会是个怎样的场景？一批新的乡绅或将以社区治理，再造一批直接链接入全球技术与市场网络的新乡村。而乡村营建和农村电子商务发展中，其主体是村民，是利益各方，不是我们。我们可能只是营造一个氛围，发动村民的积极性，提高社区凝聚力，通过一村一户的帮扶与参与，积聚贯通。融入社区，参与变革或许可以与观察相得益彰。而这个过程同样给予我们极大的启发，在田间地头，和脚踏实地的乡民在一起，我们自己的心也能安定，寻得自己的身份。由此，对于乡民和我们，这将是一场创新，或更是一次回归。如理学宗师朱熹在论中庸时提到，“可乘之机”与“恰到好处”。这场回归或许就是这样，待可乘之机去做恰到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