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资源的异质性——兼业工人对非农产业的贡献

徐林清，张　玉

(暨南大学 经济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32)

劳动力资源的异质性
——兼业工人对非农产业的贡献

徐林清，张玉

(暨南大学 经济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32)

摘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拥有土地资产的兼业工人队伍逐渐壮大。文章充分考虑了兼业工人与固定工的生产效率和土地资产的异质性问题，运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分析了兼业工人和固定工对非农产业的贡献率。得出的基本结论是：拥有土地资产的兼业工人一方面拥有更高的生产效率；另一方面在其土地收入的支持下愿意以更低的工资率工作，拉低了整体市场的均衡价格，为我国非农经济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因此，以“是否拥有土地资产”作为劳动力资源异质性分类的标准进行研究，为我国政府土地政策的完善提供了新的思路。

关键词：兼业工人；非农产业；生产效率；土地资产

异质性劳动资源可有不同的分类。例如，可以根据劳动熟练程度、劳动复杂程度及受教育水平等进行分类。这里我们主要关注“是否拥有土地资产”。为了分析的简便，我们将重点考虑“是否拥有土地资产”对劳动供给行为的影响，据此将劳动者分为两类：拥有土地的劳动者和不拥有土地的劳动者。前者的典型代表是处于流动状态的兼业工人，准确地说是处于兼业状态的工人，他们拥有部分土地的使用权，可以在农闲时期离开农村到城市寻找工作，挣得收入后，回到农村消费。后者的典型代表是城镇居民，与兼业工人相对应我们称其为固定工。因此，本文用兼业工人和固定工中“是否拥有土地资产”及其对劳动供给行为的影响为主要对象分析其对非农产业的不同贡献。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民走出农村到城镇就业。长期以来，拥有土地支撑的兼业工人怎样通过生产率来影响我国非农经济的发展？其背后的理论支撑又是什么？在实证研究中，兼业工人对中国非农经济产出的贡献与其从中的收益分享究竟是多少？面对兼业工人相对于其贡献来说工资偏低的情况，土地资产的作用究竟如何？目前学界对此问题的回答尚缺乏科学细致的研究，更缺乏相关的理论支撑。本文将以兼业工人和固定工为研究对象，通过理论推导出兼业工人相对于固定工在非农产业拥有更高的生产率。这一更高的生产率由于其“拥有土地资产”所致，主要表现在兼业工人对非农产业相同的贡献率下工资成本更低体现出来。然后建立生产函数计量兼业工人和固定工对我国非农产业的贡献率和工资收益。在实证研究部分，本文也充分考虑了兼业工人和固定工在教育水平和劳动强度上的异质性，以致力于得到更精确的数据对理论分析给予实证上的支撑，进而对中国政府的土地政策提供新的思路。

一、文献综述

国外学者对劳动力的异质性及其效率的研究主要遵循两种范式：一种是新古典经济学范式；另一种是新经济地理学范式。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就是Lucas(1988)的内生增长模型。他把人力资本作为内生变量引入模型，认为流动的人力资本往往会流向人力资本存量高的地方[1]。Krugman(1991)通过建立数理模型以新经济地理学范式对劳动力的异质性及其效率做出了实证研究。他通过模型得出的结论是流动劳动力会对流入地产生价格指数效应和本地市场效应，而高技能的劳动流入会产生知识溢出效应[2]。近年来，随着兼业工人数量的日益增长，异质性劳动力流动也引起了国内学者的重视。孙晓芳(2013)以新经济地理学范式建立了异质性劳动力流动模型，将劳动力异质性内生化为劳动力流动的重要因素。她认为异质性的劳动力流动有利于社会的公平和效率，既能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又能达到优化社会福利的最终目标[3]。李芬(2008)以流动的异质性作为出发点，通过建立异质性劳动力流动、产业集聚和收入差异模型，得出了相关结论：一是市场潜力越大、高技术劳动力存量越高的地区，流动劳动力迁入的概率越大、工资越高；二是高技能劳动力流入所带来的集聚向心力大于低技能劳动力流入；三是异质劳动力的流动可以缓解地区间的收入差距[4]。孟剑敏(2012)认为劳动力资源的异质性具有非竞争性、难以模仿性、价值性和稀缺性等特征，异质性的存在和对经济的贡献之间是一个由创新连接的过程[5]。熊婕、腾洋洋(2010)从刘易斯的剩余劳动力理论出发得出，随着农村异质性劳动力向城镇的流动，一方面对农村技术进步具有重大的影响，另一方面通过对非农产业做出巨大贡献获得工资性收入而缩小城镇和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6]。蔡昉(2002)从实证上分析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不可逆转性以及兼业工人对经济发展举足轻重的作用，但仅从理论上解释了兼业工人市民化对经济增长的潜在刺激作用[7]。杨晓军(2012)通过构建一个城乡三部门经济下新的劳动力配置效应模型，运用钱纳里模型实证分析了1985—2009 年兼业工人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和成果分享。结果表明，兼业工人对经济增长贡献较大，对经济成果分享程度偏低，二者均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兼业工人对经济增长贡献主要依赖于兼业工人数量的增加，而对其自身劳动生产率依赖较小；兼业工人对经济成果分享总体呈现下降态势。虽然杨晓军从实证得出了大家都认同的结论，但是他把劳动力简单的分成兼业工人和非兼业工人不具有严谨性，估计结果值得商榷。在得到相关结果后，他并没有提出相关的理论支撑[8]。严于龙、李小云(2007)计算兼业工人创造的GDP份额并运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来测量兼业工人对经济增量的贡献，得出兼业工人对经济增长成果分享明显偏低的结论[9]。王春超、荆琛(2012)在充分考虑了兼业工人与固定工在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强度上异质性的基础上，运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分析了1991—2010年兼业工人群体对中国非农经济产出的贡献率及其收入水平[10]。但是，这些文章在计算兼业工人对经济增长的收益分享时并没有考虑到其背后具有的土地资产的支撑效果。

本文将劳动力分为拥有土地资产的劳动力和不拥有土地资产的劳动力，并且将兼业工人和固定工作为两者的代表。首先，从理论方面分析“是否拥有土地资产”这一异质性因素对生产效率的影响。得到的结论是，拥有土地资产的兼业工人大量涌入劳动力市场，降低了整体市场的工资水平、面对同样的社会产出所需的成本更低从而生产率更高。然后将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进行改进，用我国近21年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此外，本文还将兼业工人与固定工在第二、三产业收入贡献比率和总体的收入贡献比率进行比较，说明土地及其由土地带来的相关第一产业的收入在促进社会稳定方面的作用。最后，我们根据理论和实证研究提出对土地政策方面的相关建议。

二、理论分析

根据刘易斯的分析，兼业工人属于季节性的过剩劳动力。他们对工资的期望是农村消费水平的函数，所以他们对工资的变动比较敏感，工资率提高后的劳动供给量也会明显提高[11]。因此，本文所定义的兼业工人，是指户籍在农村的常住户中的劳动参与者从第一产业转移到第二、第三产业的农村居民。根据我国土地制度的规定，这一部分农民在农村本身就拥有土地财产。德布拉吉·瑞德为了研究劳动资源的异质性及其对生产效率的影响，在他出版的《发展经济学》中“营养、收入和工作能力曲线”做出了相关理论的推导并得出了以下结论：有土地收入的劳动者能够在较低门槛的计件工资率水平上提供劳动，只是因为他们的租金收入能够照顾其营养需要。也就是说，没有土地资产的人将会受到双重惩罚：一是他们本身就没有土地资产的非劳动收入；二是相对于那些有土地资产的人而言，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进入也会处于劣势地位。面对整体社会而言，创造同样的社会总产量条件下，拥有土地资产的劳动力所需的成本更低，即生产效率更高[12]。具体分析如图1所示。

图1　市场均衡

根据德布拉吉·瑞德的相关理论可以得知，只要拥有非劳动资产的人群足够大，即工资水平下降到无资产劳动者的最小工资率水平以下时，依然能够满足或弥补市场的需求。这时，市场上的均衡工资率V3一定小于V1(i之前的V1表示“无土地资产”劳动力的最低计件工资率，i以后表示随着土地资产的增加而下降的“拥有土地资产”的劳动力的工资率)。所以，对于整体社会而言，相同的产出下耗费更低的成本，从而使生产效率得到提高。然而，面对农业工人身份和职业的双重性，简单地将其工资的总收入等同于劳动力市场所支付工资的做法是不正确的。比如，农业工人在农村拥有小块土地，不论其是自己耕种还是用于出租，这块土地都能够增加他们的收入。根据我们的“收入-营养-劳动能力”理论可知，这时，这些劳动力就更容易参与到劳动力市场。所以，我们在分析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时不能忽视劳动力背后的非劳动力资产。因此，本文在相关实证分析中不仅考虑到兼业工人对非农产业的贡献率，而且考虑到存在土地资产支撑的贡献率。

如果把这一理论转换为现实，就是我国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随着我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步脱离农村和农业而走向城镇的缩写。根据国家统计局农村司推算，2010年全国兼业工人的总量达到2.4亿人，其中外出兼业工人有15 165万人。2012年全国兼业工人总量达到2.626 1亿人，增长了3.9%。其中，外出兼业工人有16 336万人，增长了3.0%。现在，兼业工人这一特殊群体逐渐成为我国经济建设中不可忽视的一股重要力量。这些兼业工人，最初在其土地收入的支持下以一种更低工资的姿态进入劳动力市场。由于他们受教育水平低、劳动技能不熟练，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业等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大批劳动力涌进市场、更低的工资率下愿意工作人员队伍的壮大，拉低了整体市场的均衡价格。固定工被迫提升工作能力或转向其他行业。总之，20世纪80年代以来兼业工人队伍的逐渐壮大，拥有土地资产的兼业工人一方面拥有更高的生产效率；另一方面在其土地收入的支持下愿意以更低的工资率工作，从而拉低了整体市场的均衡价格，为我国非农经济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三、兼业工人对我国非农产业产值增长的贡献率测算

本文通过兼业工人对我国经济的贡献率及其工资水平率的比较，说明有非劳动资产的兼业工人对我国经济总产出的影响。对于测算兼业工人的经济贡献率，本文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在这个模型中，本文以生产总值作为生产要素，以劳动力和资本作为投入要素，并假定技术与劳动的比值不变，即技术水平以固定比率增长。因此，可建立希克斯中性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将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两边同时取对数，设技术变量为At，模型如下：

lnYt=lnAt+αlnKt+βlnLt+ε

假设规模报酬不变，即α+β=1。为了消除L和K的多重共线性问题，本文将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做了必要的数学变换：方程的两边同时除以Lt后在两边取对数。令Y*=Yt/LtK*=Kt/Lt,则上述公式变为：

lnY*=lnA*+(1-β)lnK*+ε

其中 Y表示第二、三产业的总产出，A为以固定比率增长的技术投入，K为第二、三产业的固定资本存量的折算值，L是考虑到劳动强度与受教育水平的劳动投入量，t表示时间。

根据刘秀梅、田维明(2005)的研究报告可知，我国外出兼业工人主要在二、三产业就业。所以，模型中的Yt为第t年我国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实际GDP总值。为了更加准确地测算我国外出工人的经济贡献率，本文对《中国统计年鉴》上1991—2011年我国二、三产业的GDP统计数据进行了折算。以1991年为基期，将各年的名义GDP折算成实际GDP，这样一来就能剔除时间及通货膨胀等因素对GDP的影响。根据公式(1)计算而得。

人均GDP折算值=(第二产业GDP+

第三产业GDP)/人均GDP指数

(1)

模型中Lt表示第二、三产业的就业人数，本文在考虑外出兼业工人与固定工的劳动强度和受教育水平差异的基础上，对我国第二、三产业的就业人数做出修正。首先，根据《中国农户调查统计年鉴》得出外出务工人数。由于《中国农户调查统计年鉴》是从2000年开始对我国外出务工人员进行真实的数据统计，为了保证数据口径的一致性，对于2000年以前都是根据《中国农户调查统计年鉴》的定义进行估算的。国务院课题组《中国兼业工人调研报告》(2006)指出，我国外出兼业工人人数是流动人口的80%。这样就可以得出1991—2011年外出兼业工人数据。以固定工的受教育水平和劳动强度的系数为标准，则农村受教育程度为城镇的0.77，而且外出兼业工人的劳动强度是固定工的1.5倍(严于龙，2008)。最后我们根据公式(2)得到如表1的数据。

Lt=外出兼业工人人数×1.5×0.77+

城市职工人数×1

(2)

表1　1991—2011年我国第二、三产业的劳动力人数

资料来源：《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和《中国农户调查统计年鉴》进行计算整理。

模型中的Kt为第t年的第二、三产业的固定资本以1991年为基期的折算值。为了消除时间趋势和通胀的影响，通过以1991年为基期的固定资产价格指数得出第二、三产业的固定资本折算值。

第二、三产业固定资本折算值=第二、三产业

固定资产/固定资产价格指数

(3)

根据公式(3)我们可以得到表2的数据。

表2　1991—2011年中国固定资本折算值及其相关数据

资料来源：《中国投资年鉴》和《固定资产统计年鉴》进行计算整理。

将以上数据带入方程中进行计量分析，求出自相关与多重共线性后，得到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模型方程的回归结果

从表3可以看到，模型方程的拟合程度较好，调整后的R2达到0.772 7，并且F检验、t检验都非常显著而P值为0.000 000，因此本文认为该回归结果可以接受。此时，劳动力的弹性为1-0.22=0.78，生产函数可以写成：

lnYt=0.09+0.22lnKt+0.78lnLt

将原模型求出全微分，则有：

∂Yt/Yt=α∂Kt/Kt+β∂Lt/Lt

所以，劳动投入对二、三产业的平均贡献率为：

ωt=β(Lt-Lt0)Yt/(Yt-Yt0)Lt

兼业工人对非农GDP的贡献率=兼业工人人力资本存量/第t年第二、三产业劳动投入量×劳动对非农产业GDP的贡献率ωt，以同样的方法也可以得出固定工对非农产业GDP的贡献率，然后进行两者数据的比较。经过对数据的收集与整理，我们可得数据如表4所示。

表4　1991—2011年我国兼业工人、固定工对

根据上述数据分析可知，外出务工人员对我国非农经济的贡献率越来越大，由1991年的8.9%上升到2011年的17.42%。然而固定工对我国非农经济的贡献率一直维持在一个相当高的水平之上，并逐步下滑。由此可见，外出务工的兼业工人对我国非农经济的发展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四、考虑工资率情况下兼业工人对非农产业的贡献率

这一部分的测度主要是用统计的方法，在相关数据整理中，计算兼业工人人均收入、固定工人均收入、兼业工人外出务工人均收入和固定工人均工资性收入。通过《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和《城镇居民生活和价格统计年鉴》可知，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的人均总收入包括四个子项目：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在测度农村和城镇劳动力分享收益时，应该从人均总收入的角度进行分析。而在比较外出务工人员与固定工的工资水平差异时，应该具体比较兼业工人外出务工人均收入和固定工人均工资性收入这两个项目。在这一部分统计中，由于是对1991—2011年各收入形式的绝对数的比较，所以不用进行指数折算。

根据《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可知，农村居民的“工资性收入”又包含四个子项目：“外出务工得到的收入”、“在非企业组织得到的收入”、“在本乡地域内劳动得到的收入”、“其他收入”。然而，由于我国对外出务工人员的统计起步晚，从而缺失了部分年限数据。关于城镇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和农村居民“外出务工得到的收入”百分比都是从2000年开始得到详细统计的。但是，为了保证真实性，本文采用2000—2011年的数据统计进行说明。那些数据的缺失并不影响对结果的判断。

根据年鉴对指标的描述，我们可以求得兼业工人人均外出务工收入为：

兼业工人人均外出务工收入=农村居民人均工

资性收入×外出务工得到的收入的百分比×

农村人口数÷外出务工的兼业工人人数

(4)

而固定工的人均收入为：

固定工人均工资性收入=城镇人均工资性收入

×城镇人口数÷固定工人数

(5)

将统计的数据带入公式(4)、(5)，可得数据如表5和表6所示。

表5　2000—2011年中国兼业工人的外出务工

资料来源：《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和《城镇居民生活和价格统计年鉴》进行计算整理。

表6　2000—2011年中国固定工人均工资性收入

资料来源：《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和《城镇居民生活和价格统计年鉴》进行计算整理。

在测度兼业工人和固定工在社会中总体分享收益时，应该从人均总收入的角度进行分析。在总收入中像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都是二者共有的非劳动资产，而土地是兼业工人拥有而固定工没有的非劳动资产。这项非劳动资产为兼业工人进入劳动市场提供了更低的门槛。所以我们在比较相对于经济贡献的收益分享时，应该比较兼业工人的人均总收入和固定工人均总收入，从而得出土地资产及其对第一产业收入的作用。然后根据统计数据对固定工和兼业工人的收益做出比较，并结合双方对经济产出所做出的贡献进行全面分析和总结。经过数据的直接性收集进行劳动力在整个社会经济分享收益值的比较,可得数据如表7所示。

由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体经济下的人均收入上，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是农村居民的2倍左右。然而，对非农经济的收益分享中，固定工的人均收入是外出务工兼业工人人均收入的4~6倍。这一数据事实的结论完全符合本文第三部分理论论证的结论。也就是说，有土地资产支撑的兼业工人能够以更低的门槛进入劳动力市场，并且其工资要低于无土地资产支撑的劳动力。受兼业工人自身劳动技能和受教育程度的限制，兼业工人进入劳动力市场首先进入技能低、工作条件差的体力劳动部门。因此，我们可以找到社会上那些技能要求相对较低的餐饮服务行业、建筑行业和电子工厂行业等都有固定工被兼业工人大军挤占的理论基础。一方面，我们应该看到拥有土地资产及其第一产业带来收入的兼业工人是我国非农产业发展的一个优势。另一方面，我们从数据上可以看到与固定工相比，我国兼业工人的收入相对于其对国民经济的贡献是偏低的。

表7　1991—2011年中国劳动力在整体经济

五、结论与对策建议

本文通过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综合分析了我国兼业制的存在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其基本结论如下：一是我国兼业工人对非农经济的贡献率平均约为14.8%，而固定工对我国非农经济的贡献率平均为34.9%，即固定工的贡献率是兼业工人的2.36倍；二是固定工的人均工资性收入确是兼业工人人均工资的5.6倍，从现实数据的统计来看，同固定工相比我国兼业工人的工资性收入相对于其对国民经济的贡献是偏低的；三是从整体经济的分享收益来看，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2倍，以城镇居民衣、食、住、行等高消费的特点来看，这个差距是易于接受的。

综合上述三个基本结论可知，与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在整体经济分享收益的相对合理性相比，兼业工人的工资相对其对经济的贡献而言是偏低的。总之，土地资产不仅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促进社会稳定具有积极意义，而且有助于提高非农产业的效率。因此，国家对我国农村土地的相关政策不仅直接影响农民的收益、第一产业的发展，而且间接影响非农产业的生产效率。应从以下方面进行完善：

1.国家继续实施允许土地流转、买卖等土地政策，但是一定要采取慎重稳妥的原则，步伐不能太快也不能太慢。所以，慎重稳妥地采取相关土地政策不仅能够提高兼业工人背后支撑的土地资产及其相关资产的价值，从而使兼业工人能够无忧地以低门槛进入劳动力市场、维持经济发展的优势，而且能够配合我国城镇化建设步伐。

2.在推动“3个1亿人”计划时，针对城市近郊农民要保证其住房宅基地和农用土地的增值能力。伴随着文件的发出，各地都有相关的举措，但是一定要适时地保证其住房宅基地和农用土地的增值能力。这样，一方面可以确保这部分兼业工人为我国非农经济做出更大贡献，另一方面也可激励他们提高自身素质，以更加有利于社会的发展、团结和稳定。

3.国家要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切实维护农民的土地增值收益。国家结合经济发展的步伐积极推进农民承包土地的发展，但是必须要出具相关的法律法规来确保农民的利益。

4.虽然拥有土地资产的兼业工人的市场均衡工资从理论上应该小于固定工工资，但是这种工资的差距应该保持在一个合理的区间内。保障兼业工人的劳动权益。

5.对兼业工人进行再教育和技能培训，使他们适应多样化职场需求，避免学历水平低及劳动技能单一带来的就业困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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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美]德布拉吉·瑞.发展经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455-499.

Heterogeneity of Labor Resource:

(责任编辑：马红鸽)

收稿日期：2014-12-25

作者简介：徐林清(1965-)，男，河南林州人，暨南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劳动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张玉(1987-)，女，河南信阳人，暨南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劳动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2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817(2015)02-0052-07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Side-work People to Non-Agricultural Industry

XULin-qing，ZHANGYu

(School of Economics,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China)

Abstract:In China, the number of side-work people with land assets has been increasing since 1980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heterogeneity of labor resource including labor productivity and land assets between the side-work people and the fixed ones.With Cobb-Douglas production function,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contribution rate to non-agricultural industry. Upon the analysis, we find that the side-work people with land assets have higher production efficiency and are willing to work at a low salary with the support of land income in non-agricultural production. Therefore, they lowered the equilibrium price in the market and maked contribution to the non-agriculture economy. Hence, the paper takes “with or without land assets” as the standard for the classification of heterogeneity of labor resource and provides new thinking way to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in China.

Keywords:side-work people;non-agricultural industry; production efficiency; land asse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