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乐不是学，不学不是乐
——我与图书馆（下）

顾志兴（浙江省社会科学院　浙江杭州　310007）

不乐不是学，不学不是乐
——我与图书馆（下）

顾志兴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浙江杭州310007）

四、与几家市县图书馆交谊

（一）杭州图书馆

杭州图书馆是老朋友了。创办之初在青年路一个小弄堂里，一幢普通的民居，二层小房子。那时我还在杭大读书。杭图离我母亲的居处不远，创办之初我就去过，后来造了新馆，如今又迁到钱江新城的新大楼内，听说就硬件而言，达到世界图书馆的前列。更有褚树青馆长的一句名言：就是乞丐来看书，只要洗干净两手，我们也欢迎！这句话如今广为人知，表明了他们的服务态度。

杭图是新办的，家底不厚实。得益于杭州历史上清代私人藏书的余荫、抗日战争前传统私人藏书犹存，例如盐商王绶珊的九峰旧庐藏书，名播中华，杭州沦于敌手时，为日寇毁去甚巨。还有位江苏淮安人童振藻（？—1939），是光绪举人，授云南沾益知县。他所收藏的云南和贵州的地方志书特多。后从云南定居杭州，据云杭州九曲巷寓所藏书有六七屋之多。抗战时他誓与藏书共存亡。日军入其家时，原欲劫掠，发现日本编的《中国名人录》有童振藻的条目，不知深浅，藏书得以保全。后童之藏书作家产析与五个子女。这些子女又先后将童之藏书售与杭州各旧书店。如此东流西转，这些藏书有相当部分归入杭图。上世纪80年代兴起重修地方志，云南有关方面得悉童家藏有大批珍贵云南地方史料和志书，而这些材料云南本地几无可觅，遂派员来杭，经杭图大力支持，始复印回去。故杭图庋藏古籍亦具特色。前几年我受聘担任浙江省古籍保护专业委员会委员，在审定浙江珍贵古籍名录时，每次都能见到杭图申报的材料。例如近次待审的有元本《新增说文韵府群玉》，为迄今为止浙江公藏古籍中所仅见。

我与现任褚树青馆长也很熟，他给我帮助不少。上世纪90年代后期，我收到清末四大藏书楼湖州皕宋楼主人陆心源五世玄外孙徐桢基先生的来信，说是陆树藩将藏书尽数售与日本静嘉堂文库与八国联军进攻京津有关。我想这是一件大事，当年《申报》必有报道，遂花了几天时间阅读《申报》，果有所获。缘因八国联军进攻京津，烧杀掳掠。陆树藩为急于援救遭难的南方在京津的小官员和南方在京津流落的平民，曾租借轮船去津，转道北京，援救难民数千人。唯此行花费甚巨，造成陆家的巨额亏空，这是陆树藩出售家藏古籍原因之一。在阅读《申报》影印本的过程中，杭图褚馆长等帮我搬出一叠叠的影印本供我披阅。最后还为我复印有关资料，待我结算复印费时，他说我们有个规定，凡作学术研究的，不收复印费。虽是几个小钱，但他们的服务精神可嘉。2003年，为了研究文澜阁《四库全书》的补抄问题，我从杭图找到了张宗祥先生癸亥补抄的详细资料，即是由周庆云刊刻的《补钞文澜阁四库阙简纪录》，为我撰著《文澜阁与四库全书》增加了厚重度。清末四大藏书楼之一的八千卷楼主人丁丙一生为杭州的文化事业作出了贡献，没有他，“江南三阁”文澜不会“岿然独存”；没有他和钱恂、张宗祥三次补抄，文澜库书将成为我们的终生遗憾。褚馆长知道我在研究丁丙，破例将他们善本部藏的丁丙年谱复印一份赠我。

杭图创办《文澜》这本刊物时，褚馆长邀我和几位朋友座谈，要我们定刊名，设计栏目，写稿，大家都高兴地帮忙。这本刊物值得一提的是线装精印，可谓独树一帜。

杭图的老朋友也很多。前几年在天一阁开会时认识的彭喜双，是位女博士，精通业务，对版本目录学很有兴趣，钻劲很足，时时发我一些新的东西供我学习。

（二）绍兴图书馆

绍兴图书馆和我也有缘份。1960年我在杭大读书时曾到绍兴柯桥去乡间贯彻党中央的关于农村工作的十二条紧急指示信。其间派出几个学生去绍兴鲁迅纪念馆帮助整理馆藏资料，我也在列。鲁迅故居东昌坊（现名鲁迅路）真是静谧得可以，不像现在走到哪里一片闹哄哄的。鲁迅故居的旁边，也是一个台门，我认识了当时年青的裘馆长，空时就到他的办公室去聊天。

2002年接到绍图寿馆长签署的一封邀请信，说时年是徐树兰先生捐建的古越藏书楼创建100周年，绍图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届时将召开“古越藏书楼创建百年暨绍兴图书馆百年馆庆典礼”，邀我携文与会。我很高兴参加了活动，并在会上发了言。会议期间举行了徐树兰先生的大理石雕像的揭幕式。徐树兰是清末举人，后为候选知府，任过的实职是道员花翎盐运使，是位清代的中下级官吏。在西学东渐思想的影响下，捐资创办绍郡中西学堂。更了不起的是，他认为培养人才不能光靠学校，还要像泰西（欧洲）各国那样，举办供公共阅览的藏书楼与学校相辅并行，因而独家捐白银八千六百余两创办古越藏书楼，并向地方政府呈文《为捐建绍郡古越藏书楼恳请奏咨立案》。创办图书馆是为了培养人才，这是何等识见！

站在揭开矗立在绍图花圃中覆盖着红绸的徐树兰先生巨型大理石雕像前，我确是思潮起伏，不能平静。他对绍兴近代名人辈出起了多么大的作用！同时，我对绍图的举动深为感动，他们不忘历史，感恩前人的举措可说是个创举。我在《浙江藏书史》成稿时，特地致信绍图寿馆长，向他要了雕像的照片作为插图，使我得以时时观瞻。听说，仅仅是听说，北京燕京大学创办人司徒雷登曾有遗愿，希望将他的骨灰安葬在原燕大的未名湖畔，据说有两位马列主义的老太太反对而因循未果，原因是领袖写过《别了，司徒雷登》的文章。最后还是杭州，这座曾将荣誉市民的钥匙交给了他的城市接纳了司徒雷登。由此，我更感到绍图为徐树兰雕像的不容易、不简单。重情重义，这本来就是我们中国人的美德之一，而绍图这样做，证明了他们具有这种中华美德。

我和绍图还有一个小故事。去年一本刊物的副主编给我打电话，说是绍兴图书馆编了本古越藏书楼的资料集，有人写了评介文章，文章中一个提法怕引起争议，请我审稿，审稿费随后奉上。我回答审稿费我可不要，但你和对方说好，事后要送一册资料集给我，这是条件。她笑着答应了。

读了这篇文章，我认为并不存在什么争议的问题，徐树兰是在光绪二十八年私人创办了一个古越藏书楼，捐给了地方政府；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由杭州地方绅士等创议，经杭州知府朱起凤核准创办了杭州藏书楼。这两家藏书楼都具有后来的公共图书馆的性质，但都沿用藏书楼的旧名，目的相同，都为的是开民智、育才。性质有所不同，古越藏书楼的书籍连同西偏地馆舍是私产，全部捐赠地方政府作为公用，称全省乃至全国第一没有错；而杭州藏书楼的房舍是利用东城讲舍的公产，购书经费官方提供，说是由官方出面办的全省乃至全国的第一也对。只要表述清楚就行。同样的例子还有海宁州图书馆（今海宁图书馆前身），创办之初就命名图书馆，说是全国首家命名的县图书馆更是名实相符。只要表述正确，不存在谁个第一。

后来我收到绍图寄来的《古越藏书楼研究资料集》，打开一看在“研究汇编”部分收有我署名的《浙江藏书史》关于古越藏书楼的文字；在“评论”部分收有《浙江省图书馆志》的条目“古越藏书楼”，其实那也是我写的。

这本《古越藏书楼研究资料集》编得很好，帮我解决了一个想了几十年而未解决的问题。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在一本学术刊物上读到过一篇文章，说是蔡元培先生年轻时在古越藏书楼校书而学业大进的话。我就想到了一个问题，徐树兰有个弟弟叫徐友兰，也是一位大藏书家，藏书处称铸史斋、述史楼、熔经馆等处，据我的研究其所藏书的质量或在其兄之上。蔡元培先生年轻时难道没有去熔经馆、铸史斋读书？然而找遍有关资料均未见有所记载。

《古越藏书楼研究资料集》第44页刊载了高平叔先生发表于天津日报1990年11月16日的一篇短文，题目是《古越藏书楼旧地》，开头一段就说：“三十年代初，蔡元培先生告诉我关于他青年时代在同乡徐友兰及其胞兄徐树兰家读书四年的经过：‘徐氏富藏书，因得博览，学乃大进’。”这段话证实了我的揣测。大学问家蔡元培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其博学如此，得之于古越藏书楼和熔经馆、铸史斋的滋养是其中原因之一，我想该是没有异议吧！

如果我们将眼光看得远一点，传统的藏书楼、近代西学东渐以后出现的图书馆在培养人才方面起了多大的作用！蔡尚思先生曾写过一本《中国文化史要论（人物·图书）》的小册子，他举例说清初黄宗羲的浙东学派的形成，这和明末以来藏书风气大盛密切相关。

恩师胡道静先前告诉过我：他与蔡尚思先生抗战时在上海曾居住在一幢房子的前后楼，对蔡先生的学问有所了解。胡先生说：蔡先生研究中国思想史，与人不同。别人无非是从先秦的孔、孟、老、庄、墨，到近代的林则徐、魏源等等。蔡先生也谈这些，但他另举出的一些人名书名，别人连听都没听说过，只能目瞪口呆。胡先生问我：你一定知道司马迁的《史记》，可知道还有一部《犬马史记》吗？蔡先生在著作中就引用过。这下我也只能目瞪口呆了。

1925—1928年间，蔡尚思先生在北京读书，曾向王国维问学，向梁启超请教，当然收获很大。后来他回忆做学问收获最大的是三十年代失业期间，每天吃咸菜稀饭，在南京国学图书馆馆长柳诒徵特别帮助下每天读书十六小时，学业大进。他举例说：章太炎考据均田井田思想，我“以为历史上只有几个人”，但读了藏书“却查出了几十个人”。“陈垣的《史讳举例》一书，我做学生时不敢说一个‘不’字，此时就为他补出好多类例来。”蔡先生从这里悟出了一个道理：“大图书馆是‘太上研究院’。”以此类推，我想浙图称得上太上研究院，我在本文中写到的杭图、温图、绍图称得上是中研究院，海宁图书馆称得上是小研究院。绍图的前身古越藏书楼对蔡元培这样的大学者影响不是“学业大进”吗？

我还想说的一句话是就我浏览的有关图书馆的馆刊所见，对硬件建设，对藏书采购、流通，对图书馆的理论也有研究探讨，似乎忽视了一个根本的、重要的问题，即是你们馆培养了多少人。不过这也怪不得图书馆，现在人们爱说北大清华、哈佛剑桥，以示其身份，忘记了图书馆对他们的滋养、关爱和培养。还是蔡尚思先生说得对：“对活老师来说，图书馆可算死老师，死老师远远超过了活老师。”这不是数典忘祖。现在不是人人口头信奉马克思主义，马克思的老师是谁？我不知道。我只知道马克思写《资本论》常到英国伦敦不列颠图书馆去借阅图书；后来又感到这里的书不够用，托人到美国购买图书。师从名师是重要的，不忘师恩也是一个人应有的品德。但我们有句俗语：师父领进门，修行在自身。死老师同样是永远不能忘怀的。

（三）海宁图书馆

海宁图书馆和我也有缘分，虽迟弥深。2004年是海宁图书馆创办百年纪念年。浙图地方文献部的袁逸先生给我打电话，说是2004年海宁建馆百年纪念，你写篇海宁的藏书文化去参加会议，我们同去坐坐如何。我应命作文，蒙他们选用了，去参加了会议。开幕式隆重而简朴，我记得毛昭晰先生胸前佩着绢花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次会议上认识了海宁籍的老出版家、原人民出版社总编辑张惠卿先生。有次吃饭我与他夫妇同桌，我与张老聊海宁人物、文化，谈到海宁名人，他问我有位名人你可知道，我将他所指的人物名字脱口而出。这下他惊奇了：“你也知道？”饭间他送了我他写的文章，并介绍了一本刊物。参观馆舍和藏书时我就感到这是个不错的图书馆，例如我所关注的古籍收藏，他们藏有影印的《四库全书》，还有不少线装古籍。就我参与两批浙江省珍贵名录的评审而言，宁图（简称海宁为宁，是海宁前辈学者的习惯用法，我从之）每次都呈报一二十种，即将开始的第三批审定，他们又呈报了八种，明清的刻本都有，其中如朱彝尊的《词综》是清初桐乡汪氏裘杼楼的刻本，较为少见，颇具地方特色。有的刻本还有张宗祥先生的批校和跋文。

宁图的阅览室也相当不错，窗明几净，朝南，光线充足。旁边还有小小的一间，读书倦了，可以品茗、喝咖啡。我想能在这样的环境里读书真是福气。听说现在造了新馆，条件更好了，藏书更加多了。

宁图和前面提到过的古越藏书楼、杭州藏书楼（今浙图最早前身），都是西学东渐以后的产物，宁图更适应潮流，不叫藏书楼径名图书馆，办馆宗旨是为“研究学问，淬砺智德”，以补助教育之所未及。和古越藏书楼等“开启民智”是一个意思，都是为培育人才，提高国民的素质。

对于世界图书馆史我没有研究，只触及了它的边缘——中国藏书史。公共图书馆之名出自域外当无疑问，但究其实，我们中国早有公办图书馆性质的藏书楼，可能比域外还早，我这里指的是杭州文澜阁。文澜阁是座皇家藏书楼不假，但人们心目中定是门禁森严，非特许的达官贵人才能进出，白衣秀才不能进入，平民百姓自无可能一窥堂奥。如果这段话用来说北四阁（北京大内文渊阁、圆明园文源阁、热河文津阁和沈阳文溯阁）自是不错，但“南三阁”却不是那么一回事。那南三阁是开放的、可供读书人自由阅读的“公共藏书楼（图书馆）”，这不是我的瞎说，有乾隆颁发的圣谕和海宁读书人钱泰吉的亲身经历可以作证。

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七月第一份《四库全书》缮成，八日乾隆帝就下了道圣旨，其中说江浙一带“力学好古之士、愿读中秘书者，自不乏人”，于是下令再缮写三份拨交扬州大观堂文汇阁、镇江金山寺的文宗阁、杭州圣因寺的文澜阁，“俾江浙士子得以就近观摩誊录”。到了两年后的四十九年（1784），南三阁库书颁发之际，乾隆帝对地方官员的“做派”深有所知，他们很有可能库书到后深扃阁中，“名至而实不归”。于是在二月二十一日又发出一道上谕：“第恐地方大吏过于珍护，读书稽古之士无由得窥美富。……将来全书缮竣，分贮三阁后，如有愿读中秘书者，许其陆续领出，广为传写。”乾隆五十五年（1790）库书颁发南三阁时，在五月二十三又发出一道上谕，即是库书排架后许读书人到阁抄书的上谕，他先有忧虑：“地方有司恐士子繙阅污损，或至过为珍秘，阻其争见快睹之忱，则所颁三分全书，亦仅束之高阁，转非朕搜辑群书、津逮誉髦之意。”接着以尊严皇帝的口气严命地方大员“著该督抚等谆饬所属，俟贮全书排架齐集后，谕令该士子，有愿读中秘书者，许其呈明到阁抄阅，但不得任其私自携归，以致稍遗失。”

在有关的上谕中乾隆帝还反复晓谕地方大员如何指导士子阅读寻借库书，他指出《四库全书》编有《总目》（《四库全书总目》，随库书附发）。总目是有提要的，检书极易，易于检书，官员只须委派人员董司其事，设立收发档案制度，登注明晰清楚，并教育借阅的士子爱护珍惜，防止遗失污损即可。可以说四十九年（1784）二月二十一日的那道上谕对借书、阅书从原则到具体借阅办法都有规定。

我说这番话，旨在说明中国公共图书馆渊源有自，当然西学东渐后各地创办公共图书馆对开启民智起了很大的作用，这是要充分加以肯定的。还应说明的是，因为乾隆帝的严命南三阁对读书人开放，下面自督抚（地方省级最高长官）以下自不敢怠慢，江苏如何执行不清楚，但文澜阁确是不折不扣做的，例如清末有全国四大藏书楼之称的湖州皕宋楼主人陆心源就曾在文澜阁抄书，丰富了他的藏书。金山的钱熙祚为刊刻《守山阁丛书》曾三次前来抄书。其间个别读书抄书的人很多，还有两位海宁人来读书，一位是吴骞，他是乾嘉学者、著名的拜经楼藏书楼的主人，他常来杭州游览和办事，在他的著作中曾详细地记载了文澜阁库书的版式。还有位是古籍校勘家钱泰吉，他出生在嘉兴，但任海宁州学训导三十年，一直在海宁州学的冷斋（他的书斋名）做学问，直到太平军来了才逃到江西去依儿子生活。据钱泰吉在自己的著作中说：道光十七年（1837）为校荀悦《汉纪》，曾托友人屠筱园传抄阁书王益之《西汉纪年》，用以校勘各本（《曝书杂记》卷上）。二十一年（1841）五月，钱泰吉寓杭州螺子峰法华寺借库书《史记正义》与明王延喆本《史记正义》参校。其时司阁书者为海盐陈其泰，与钱有乡谊，禀明盐运使，得特许后，泰吉将此书携归盐官居所抄校，逾月归还，使泰吉得以从容校勘搜讨（《甘泉乡人稿》卷五）。

说了上面一番话，旨在说明一个问题，即是古代的藏书楼、近代的图书馆功绩很大，潜移默化对培养人才、繁荣地方文化、学术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可惜似乎很少有人关注和研究。

我和宁图的子午源兄（陆子康）就是在宁图成立一百周年时认识的，后来我们成了好朋友，见面和电话时有个经常的话题，就是海宁自明末清初以来直至民国期间出了那么多名人学者，文化是那样的辉煌，原因究竟在哪里？我们的共同看法是，自清初以来海宁藏书家多，图书馆办得早，这就是原因之一，只是未曾总结而已。其实就海宁而言，就有查慎行之得树楼、查昇之澹山堂、周春之著书斋、吴骞之拜经楼、陈鳣之向山阁、许梿之古韵阁、钱泰吉之冷斋、管庭芬之花近楼、蒋光煦之别下斋、蒋光焴之衍芬草堂、王国维之观堂藏书、张宗祥的铁如意馆、陈乃乾之共读楼等等，他们的藏书楼不仅在浙江，而且有的在国内也是藉藉有名。这些人本人也是有名的诗人，如查慎行、查昇，清初有二查之称；吴骞与陈鳣是著名乾嘉学人；王国维不用说了，尽人皆知，他们的学问哪里来的？多得自他们的众多藏书，读书育人其中大有学问。

宁图的陆子康兄是个谦谦君子，我知道他当过馆长，现在退下来了，在编《水仙阁》，他是全身心在办这本小刊物。宁图后来我又去了两次，一次是开会，一次是与陆子康兄谈海宁文献的问题，我忽然发现他书桌上有两本《陈乃乾文集》，我未及谈话就拿来翻阅，子康兄说这是虞坤林先生送给我的，你喜欢转赠于你。我当然十分感谢地收下了。

我对陈乃乾先生是十分敬重的。记得刚进杭大读中文系时，老师介绍工具书时，其中一本就是陈先生的关于室名别号的书。后来我与胡道静先生相识，向他问学时，他也向我介绍陈先生的学问，说陈先生是上海持志大学的老师，胡先生曾从其学目录学。他还告诉我当年陈先生从上海奉调进京到中华书局任职时，他提出藏书很多，希望帮助运去。后来专门为他包了节车厢，才将他的书运走，此事后来傅璇琮先生谈起，也得到证实，他真是海宁的读书种子啊！胡先生告诉我，大约“文革”的1970年代初，乃乾先生被遣送到浙江天台的女儿处生活，不久离世，晚景凄凉。陈先生有好些著作仅有手稿，没有出版，言谈之下颇为戚然。

虞坤林先生通过大量的工作将陈先生手稿携归先生的故乡，并为之整理出版。要知道这不是普通的手稿，因为保管不善，手稿长期存放受潮早已发霉。有的因洇湿，纸张粘在一起；手稿中有用圆珠笔书写的，字迹已经模糊不清。虞先生等人就是克服困难，一页页地整理，不是怀着对这位大学者、大藏书家的无上敬意，是很难完成这件事的。

此次从海宁归杭的车上，虽然不宜看书，但我还是打开了《陈乃乾文集》翻阅起来，居然解决了一个久思而不解的问题。我曾拜访过华师大周子美教授（曾是刘承干的嘉业堂第一代编目部主任），90多岁的周老先生身体很好，耳不聪而目明，记忆力极佳。他告诉我民国初年沈曾植先生主持浙江续通志编修，刘承干亦与其事，海宁的王国维时居盐官家中，亦被聘为撰稿。王国维当时名气没有后来大，但学问好，每月有80个银元的酬金。他只在家中研究学问，为修志一年当中偶尔到嘉兴去次把，碰个头。我问王国维撰的稿子是什么？周老先生回答不清楚。可这次乃乾先生告诉我了，在《文集》里清清楚楚写着《两浙古刊本考》。陈先生、王国维先生是海宁同乡，又是朋友，此说不会错。《两浙古刊本考》这本书我太熟悉了，且受惠甚多。记得有次到上海胡道静先生的海隅文库里向他请教问题，临告辞时我问胡先生：我对浙江的刻书也甚感兴趣，想作些研究，看些什么书好？老先生脱口而出：回去细读王国维先生的《两浙古刊本考》。就是这么一句话，打开了我研究浙江印刷出版史的窗户。我把这件事称作是道静师领着我来到盐官王国维先生家中，让我敲门向王先生请教，自己却不进去，转身走了。当然我对子康兄的慷慨赠书也很感激，我可没有他大方。自此每出一本新书，必赠子康兄和宁图一本。

子康兄是位很有见解的人，他办《水仙阁》办出了影响。有次嘉兴的报纸采访他办刊的事，他回答是“养文气”，我很欣赏。现在有前三十年和改革开放三十年的话题。我是过来人，大的不敢妄议，切身体会是前三十年阶级斗争年年月月日日讲，大运动小运动也不断有，运动到极致就是“文化大革命”，“文气”确是伤了。改革开放以来“养文气”自是要务，他办的《水仙阁》就是在“养”。受他的启发，我后来写的一篇文章，除“养文气”之外，加了三个字“续文脉”。

我和图书馆似乎天然有感情，到了七十多岁，回首前尘，得出一个结论，爱图书馆外，还爱图书馆人！

（四）温州图书馆

最后要说到温州图书馆。说来读者诸君可能不信，我还没有到过温图，但确对温图很有感情，缘在温图的朋友，温州还有我大学时代的同窗好友。孙崇涛是瑞安人，我们都曾喜爱戏曲。“文革”结束后，我们都不安分。他跑到北京，戏曲研究修成正果，我则走了另一条路。记得早年我在北京图书馆办的《文献》这本刊物上发了一篇文章，主要谈清末杭州浙江官书局刻书的问题，对流传甚广的浙江官书局的创建年月据丁申的《武林藏书录》和民国《杭州府志》有关浙江官书局的创办过程谈了我的不同于某些先生的意见，还就毛春翔先生解放前发表的浙图馆藏版片整理记的文章，对浙江官书局的刻书数字作了些探讨和研究，后来还将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写在一本书里。这是1990年代初期的事。此间我收到了温图潘猛补先生的一封来信，主要是谈他的看法，认为我的说法尚有可商酌之处，有些材料还可补充，由此我们建立了联系，是“神交”，这一“神交”持续了将近二十多年，前两年我们才得以见面，紧紧握手。

2005年11月，我有瑞安玉海楼之行，是参加国内现存藏书楼联谊会。此会缘起宁波天一阁的一次藏书文化讨论会，国内有十来家旧时现存的藏书楼工作人员在会间发起成立的，主旨在保护旧藏书楼，天一阁是当然的盟主。

我没有想到，如今的玉海楼竟然保护得如此之好。玉海楼之藏书我知道自孙诒让逝世后，一些珍贵书籍被人陆续盗卖，有的书甚至被人当作废纸，卖到鱼肆作包裹鱼鲞之用，到抗战时期幸得孙诒让长子孟晋先先生将剩余之善本运抵杭州，并将余下之书赠与温州籀园图书馆。玉海楼房舍则由族人典与别人作了民居。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1957年瑞安市政府作出保护决定，而且保护得很好，温州和瑞安毕竟是重文之地，玉海楼这颗名珠得到了重生。

此行很有收获，玉海楼管理员小林让我看了孙诒让先生批校本《淮南鸿烈传》卷一。我在玉海楼拍了一帧照片，并将这两张彩照都用在《浙江藏书史》的2006年的初版本上，还在照片上加了这么几个字“2005年11月本书作者敬谒玉海楼，沐手恭阅孙诒让手批书”，以此表达我对这座藏书名楼和孙衣言、孙诒让先生的敬意。可惜的是此书2008年重版出修订本时，因增加十来万字，开本改成小16开，因而成本增加，出版部门把彩照全部去掉，保留了内文插图。

2009年-2010年间，我撰著《浙江印刷出版史》时，专门给猛补先生写了封信，请他把发表在《图书馆研究与工作》1992年第3期上他撰的《浙江官书局刊书辑目》一文复印给我，我将在新著书中加以引用。潘文寄到后，我将他的主要观点引入书中，这也算是我俩的“书缘”，这部书出版以后我送他一部，后来他也将他校点的《温州经籍志》托卢礼阳兄带到杭州回赠。

我与猛补兄神交二十余年，在2013年始得谋面。此前浙江省成立古籍保护专业委员会，很高兴我名列其中。那天在浙图开会由文化厅领导前来颁发聘书。我在名单上看到猛补先生的名字，我想这次定可见面了，结果缘悭一面，他没有到会。真正见面是在2013年和2014年的两次浙江省珍贵古籍名录的评审会上。我擅自移动桌上的名牌，这样我们就坐在了一起。互道思慕之情，握手言欢，这也是人生一大乐事。他告诉我他和某先生也是长期通信，至今没有见面。

我和温图卢礼阳君的认识，全靠《温州读书报》的作缘。第一次在信箱里收到《读书报》，我才知道温图办有这样专门讲读书的报纸。报纸毫不起眼，一份四开的小报，最普通的白报纸印刷，貌不惊人，但内容却引起了我的注意。比如说浙农大游修龄先生的文章，他是瓯人，文章中谈自己在温州生活、友朋交往等等轶事，使我这个外地人读来意趣盎然。他和我的杭大老师夏承焘先生是亲戚。

我知道游先生是位农大教授，十分羡慕他晚年担任的职务农大图书馆馆长。我和游先生一起开过一次会，那是1990年代初，杭州评选十大藏书人家（正式颁发的证书和木牌是“书香人家”），我和游先生都中选，在杭图颁奖赠书的那天，很想自我介绍认识游先生，但会议结束时已暮色沉沉，大家急于找交通工具把赠书拉回去（书不少，是浙江教育出版社赞助这次活动的），故而和游先生的结识失之交臂。《读书报》上瓯人南京王君的文章我也几乎篇篇皆读，受到启发。还有不少其他先生的文章，是读其文识其人，增长了不少见识和知识。

至今仍不明白，《读书报》是怎样赠我的，信封上的地址和姓名一字不错，我很感谢温图的关照。自此每月读读书报成为常规。有次《读书报》迟来几天便感到爽然有失，不知其因，《读书报》来了，始明其因。后来温图还给我按期寄来他们出的以籀园命名的馆刊，籀园图书馆的书目编好后又给我寄来一份，我发了短信给编者表示谢意。对于籀园图书馆我有些了解，这是温属六县知识界为纪念孙诒让先生籀公祠基础上办的图书馆，时任瓯海道尹的张宗祥曾遍向国内名家征集藏书，丰富馆藏；抗战期间温州三度沦陷，梅馆长千方百计保护藏书，令人钦佩。瓯之先人为何如此热心办籀图？当然是为乡邦培育人才。这和孙衣言先生创办玉海楼的精神是一致的，“揭之堂壁”的《玉海楼藏书记》衣言先生就说得很清楚：“乡里后生，有读书之才，读书之志，而能无谬我学，皆可就我庐，读我书。天下之宝，我固不欲为一家之储也。”所以从《读书报》上见到有先生呼吁保护籀园图书馆遗址时我不禁“破门而出”，远远地摇旗呐喊，以表声授了。

与温图缘悭一面是真的。2015年冬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会召开时，因我撰有一文谈沦陷时期日军对杭州图书馆和藏书的破坏，省历史学会邀我与会，并安排了发言，我也对家事作了安排，准备赴会，而对礼阳兄只字未吐，为的是让大家有个惊喜。但临行之日，老妻身体欠佳，只得临时取消行程，遗憾呀，遗憾！

我爱书，我爱图书馆，我爱图书馆人。

顾志兴，男，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曾任浙江省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

2016-05-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