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文化交流与多元借鉴中的学术传承
——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学术体系与外国学术资源

吴汉全

(南京审计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南京 211815)



中外文化交流与多元借鉴中的学术传承
——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学术体系与外国学术资源

吴汉全

(南京审计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南京 211815)

摘要：五四时期是一个学术开放的时代，同时也是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创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的时代。李大钊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在开创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的过程中，对英国的学术思想、法国的学术思想、日本的学术思想展开研究，吸收了其积极成果，从而为中国现代学术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李大钊也成为五四时期研究外国学术思想的先驱。由李大钊创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的努力及其与外国学术资源的关系而言，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的创建是在中外文化交流达到新的水平的背景中进行的，体现了多元借鉴与学术传承的特点。

关键词：李大钊；外国学术思想；多元借鉴；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外文化交流

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的创建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产物，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对中国传统学术和西方学术思想的广泛的借鉴和吸收，因而在学术渊源方面具有多元化的特色，体现了学术演变的传承性。就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的创建者李大钊而言，吸收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显著的特色*吴汉全：《李大钊学术思想的传统文化渊源》，《甘肃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但他对西方文化资源亦有相当的尊重：早在新文化运动的初期就善于借鉴和吸收西方的学术思想，以其开放的心态对待世界文明的成果*吴汉全：《早期新文化运动中的李大钊与外国学术思想》，《社会科学研究》2002年第2期。；而当他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其学术研究仍然注重对外国的学术思想进行比较系统的研究和广泛的吸收，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术的开创提供可资借鉴的学术成果。因此，在近代中外文化交流的总背景中来考察李大钊与外国学术思想的关系，显现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在创建之初的开放性特点及其与世界文化之间的内在关联度，对于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的起源，科学地认识中国现代学术的特点，是有学术意义的。本文试就李大钊在创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体系的过程中，与英国学术、法国学术、日本学术的关系作初步的探讨，希望以此反映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所具有的借鉴和接纳世界文明成果、传承和发扬西方学术文化的传统，为当今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提供有益的启示。

(一)

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学术思想体系包括哲学、史学、美学等部分，自然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所形成的学术体系*笔者曾对李大钊的学术思想体系进行过比较详细的研究，可参见拙著《李大钊与中国现代学术》，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但他特别重视开发西方近代以来的学术遗产，尤其注重对英国的学术思想有所借鉴和继承，从而在开创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新局面中显现出开放的学术心态和文化的继承性特点。

李大钊在创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中注重心物关系的研究，力图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对心物关系作出科学的解说*吴汉全：《李大钊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努力》，《烟台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由此，李大钊对英国政论家及文艺批评家、英国艺术社会主义者罗斯金(John Ruskin，1819-1900)的学说非常重视。实际的情形是，“李大钊的思想深受罗斯金学说的影响。他的‘物心两面改造论’来源于罗斯金；他强调‘以人道主义为中心的精神改造’、宣传‘互助’思想，也是依据了罗斯金的学说”*张静如、侯且岸：《李大钊与中国社会主义道路》，载《李大钊与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9页。。李大钊在1919年7月发表的《阶级竞争与互助》的文章，一开头就指出：“Ruskin说过：‘竞争的法则，常是死亡的法则。协合的法则，常是生存法则。’”并认为罗斯金所讲的“协合”是“互助的理想”，“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普遍法则”，由此李大钊明确地提出：“我们主张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阶级竞争与互助》，《李大钊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下引《李大钊文集》版本同)，第337页。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时，一般学者理解的是“物质的改造”，而没有能了解到马克思主义的伦理思想，这反映中国当时引进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水平普遍不高的状况。在此情形下，李大钊吸收罗斯金的心物调和学说，一方面强调物质改造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又强调精神改造的重要性，应该说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学说基本精神的。李大钊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由于他当时没有了解到马克思学说中的“人道主义”思想，他在承认物质改造的同时，也强调精神改造的意义，故罗斯金的心物调和学说为李大钊所推崇。他再次说：“我们主张以人道主义改造人类精神，同时以社会主义改造经济组织。不改造经济组织，单求改造人类精神，必致没有效果。不改造人类精神，单等改造经济组织，也怕不能成功。我们主张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李大钊文集》第3卷，第35页。李大钊推崇罗斯金并接受心物改造的思想，是以接受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为前提的，他对罗斯金与马克思学说的区别是有分辨的。他在《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中就说：“Ruskin对于阶级斗争，是不赞成者。Marx即主张阶级斗争者，以为欲改良劳动者之生活，只有阶级斗争。此纯由物质方面改造。Tolstoy(托尔斯泰)主张从心的方面去改造。Ruskin主张心物调节，故二者均须改造。”*《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李大钊文集》第4卷，第51页。我们可以作了这样的判断，在李大钊没有对马克思主义学说进行全面掌握的情况下，他通过接受罗斯金学说的影响所形成的“物心两面改造”主张，更切合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原义；或者也可以说，李大钊从早期接受托尔斯泰的“忏悔即革命”说而主张精神改造，是因为受到罗斯金的“心物调和”主张的启示，而比较顺利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物质改造”的思想*需要说明的是，李大钊接受马克思“物质改造”思想，主张阶级斗争，其根本的思想原因是受到俄国十月革命中阶级斗争的感染之所致。。由此可见，罗斯金学术思想对李大钊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产生了重要影响。

李大钊后期在历史学领域进行了开创性的努力，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的代表性人物。李大钊创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体系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善于对学术概念进行诠释*吴汉全：《历史·历史学·历史哲学——李大钊对历史学相关概念的马克思主义诠释》，《江海学刊》2004年第2期。。他通过对英国的历史哲学思想的评述、历史学概念内涵的分析，强调历史学概念的严谨性及其所适用的范围，为构建科学的历史哲学体系做基础性工作。什么是历史哲学？当时中外学者对“历史哲学”这一概念的界定没有一个统一的共识。有的学者将历史哲学的概念泛化，这在事实上取消了历史学存在的理由。如苏格兰神学家和历史哲学家罗伯特·弗林特(R·Flint，1838-1910)，虽然为解决历史哲学问题在1874和1893年之间的多卷本著作里作出了认真的努力*[英]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09页。，但却把历史哲学解释为包容历史学的学科。弗林特著有《历史哲学概论》一书，在李大钊写作《史学要论》时中国还没有译本，1928年才由郭斌佳译出。李大钊只得由英文本中译出弗林特关于历史哲学的观点。弗林特给历史哲学这样下定义：

“历史哲学不是一些从历史事实分离出来的东西，乃是一些包蕴在历史事实里面的东西。一个人愈深入于历史事实的意义中，愈能深入于历史哲学中，即历史哲学愈能深喻于其理智；因为历史学纯是历史事实的真实性质与根本关系之意义之合理的解释之智识而已。”*《史学要论》，《李大钊文集》第4卷，第418页。

弗林特泛化历史哲学的概念，把历史学也归入历史哲学的范围之内，使历史哲学与历史学之间没有界限可言，这一方面使历史学失去独立性，另一方面也不能体现历史哲学作为哲学的重要部分对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指导地位。诚如李大钊所说的那样，弗林特所称的历史哲学极其广泛，对历史哲学进行广义解释，“弗氏谓历史学即是历史哲学。……他所说的历史哲学，史学也包括在内”*《史学与哲学》，《李大钊文集》第4卷，第291页。此文中的“Felint”当为Flint之误。。对于弗林特的意见，李大钊认为费林特强调科学与哲学的关系，“谓科学与哲学，不能截然分离，固亦未尝无相当的理由”。但李大钊同时又指出，费林特错误地将历史哲学与历史科学的联系看成两者之间的唯一内容，看不到两者研究对象的不同，研究的性质、考察的方法上的差异，甚至“谓科学与哲学二语互相代用亦无不可，于二者间严立界域，不惟不能，抑且不可”。这就从根本上取消了两者的区别。所以李大钊说：“为研究的便利起见”，“为划清学问的界范起见，似宜限定历史哲学的意义”，也就是说应该将历史哲学“与历史科学分开，不相混合，以避误解”*《史学要论》，《李大钊文集》第4卷，第418、419页。。可见，李大钊在批评弗林特错误地将历史哲学与历史科学合二为一时，也承认他关于历史哲学与历史科学关系密切这一见解的意义。

李大钊开创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是极赋有特色的学术体系*吴汉全：《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开创》，《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比较注重西方美学资源在建设新的美学体系中的地位，尤其注重评析英国的罗斯金和莫里斯的美学思想，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发展提供借鉴。在英国，19世纪下半叶最杰出的艺术社会家是罗斯金和莫里斯。鲍桑葵在《美学史》中就曾指出：“过去半个世纪英国最优秀的美学——它主要是罗斯金先生和莫里斯的研究成果——的优点和弱点都在于它局限于造型艺术。”*[英]鲍桑葵：《美学史》，商务印书馆(北京)1985年版，第570页。李大钊对罗斯金和莫里斯的美学思想所进行的评述代表了20世纪20年代中国学者研究西方美学思想的最高水平。

李大钊在阐述西方美学思想时特别注意到罗斯金的美学思想。罗斯金是19世纪英国名重一时的文艺批评家，主张美术同劳动和社会相结合，在美学史上是把美感等同官能快感的代表者。罗斯金宣称：“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一座希腊女神雕象(像)，有一位血色鲜丽的英国姑娘的一半美。”*转引自朱光潜《谈美》，安徽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44页。李大钊在《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一文中以大量的篇幅概述罗斯金的美学思想，指出：“John Ruskin之美术的经济观，有三要点：(1)劳动宜最合理者之利用；(2)劳动之结果的生产物品，宜保重之；(3)分配物品宜合理而公平者。彼之意思乃以美术练习人之性情，且认为美术品为至要，因此美术家之创作，是正当合理之劳动，以美的方法整理经济的组织。”*《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李大钊文集》第4卷，第8页。李大钊对罗斯金的美学著作曾作了有重点的评述，认为罗斯金的《近代之画家》(The Modern Painters)为“其艺术家生活之初步”，“其著作之大意，以无忌惮之文，将以前所有之论断推翻，而阐明美之观念”。李大钊对此书中一段论美的话特别欣赏，这段话是：“美之观念，表现人心最高尚观念之一。美常在一定之程度，常使人心高尚、清洁，渐渐增加，不断的受美之感化。其原因即由于天意人意，宇宙之间无一物不是传出一种美之观念。由正当知觉之心，观察一切事物，其美的部分较丑之部分为多。在自然中无丑之物，只有美者。在自然中所含之美不有多少之相差而已。丑是助美者，使周围之财物，宇宙之事物，愈显明，显尽宇宙间之美。”*同上，第42页。《威尼斯之石》(李大钊译为《文尼斯之石》)是罗斯金一部重要的美学著作，书中认为建筑最能代表人类的精神和审美情趣。罗斯金在《威尼斯之石》中说：“一幅绘画，或一首诗，往往不比人们对一些事物发自内心的赞赏的低吟言辞有更多内容，但建筑比较接近人类自己的创造，它来源于人类的需要，也是表现人类的性格。它多少也是整个人类的创造，而绘画和雕塑只是一个民族的创造。”*蒋孔阳主编：《十九世纪西方美学名著选》(英法美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83-84页。李大钊对罗斯金的《威尼斯之石》作了比较全面的评价，指出：“《文尼斯之石》(Stone of Venice，一八五一年夏第一卷出版)，说明信仰、思想、习惯，种种民族之表现。即说明全民族之艺术。家庭或宫室建筑反动之现象说明出来。彼谓一国国民之历史与其说记于书中，毋宁说记载在片石上，其对于碑、石、雕刻非常注意。彼以为伟大建筑物，即说明一国民道德之如何高，劣等建筑物即粗暴之民之不道德。此书即发明其艺术哲学与其社会改造结合之要领。……一八五二年Ruskin至Venice，一八五三年春此书全部完成。此书之要点即指责出来，近来劳动者为机器之奴隶，将人之趣味，销毁于机器之中。机器工业于道德上、精神上均有缺点，彼将此缺点，一一指出。”*《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李大钊文集》第4卷，第42-43页。此外，李大钊对罗斯金的《建筑之七灯》(The Seven Lamps of Structure)、《图画之真髓》(Elements of Drawing)、《永久之欢》(A Joy for Ever)、《时与潮》、《艺术经济学》等诸多美术著作都有评价，称罗斯金是“富有一种极富裕同情心，可说是美术之批评，社会改良家，同时尚说彼是多感情之教育家”*同上，第43页。。在1920年的中国学术界，能够对罗斯金的美学思想作这样比较全面和中肯的评述实不多见，足见李大钊对西方美学资源的重视程度和分析水平。

李大钊还从美学的角度研究莫理斯的美感社会主义思想，并指出这种思想的空想性。威廉·莫理斯(1834-1896)是19世纪英国作家、工艺美术家和空想社会主义者，他特别推崇中世纪艺术与手工艺，认为建筑艺术是“霸主艺术”，“它包括和完善着其它一切艺术，其它各种艺术都是为它服务的，或是作为它的组成部分”，表现出对中世纪的迷恋。莫理斯还认为，当时英国社会的统治者的主要罪恶在于，使工作与快乐分离，使艺术同技艺分离，使艺术脱离它的基础——社会与个人，主张通过道德和审美教育来改造现实社会。莫理斯还有一句名言，艺术是“人们工作中快乐的表现”*[美]凯瑟琳·埃雷特·吉尔伯特、[德]赫尔穆特·库恩：《美学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561-568页。。李大钊对莫理斯的美学思进行了阐述：“William Morris之美术观说：美术不是特种阶级所特有之奢侈品，是为全人类所必需者，社会上并无将美术物从任何人手中夺去之权，应为大家所享受。”*《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李大钊文集》第4卷，第49页。李大钊对莫理斯的美学思想进行评述，认为莫理斯的美学主张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无法实现。李大钊指出：“莫理斯最赞美的，是欧洲十四世纪的艺术品，而最鄙视的是现代的艺术品。”又说：“莫理斯所主张的社会主义，是一种美感的社会主义。他常说：工作能使精神感觉愉快，这就是‘工作的喜悦’。即我们日常生活上的喜悦，也多从工作中来。……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人，是永享不到工作的愉快的。”*《社会主义释疑》，《李大钊文集》第4卷，第335页。李大钊还说：“William Morris以为资本主义使人生活上，渐趋于干燥无味之境，学艺亦日见退化，于是发生反抗，得到美学的社会主义运动。”*《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李大钊文集》第4卷，第7页。李大钊肯定美感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批判上的意义，但也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是不可能实现美的。因此，李大钊提出社会变革的任务，主张通过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来为美学的发展开辟道路，并认为只有在社会主义条件才能满足工人快乐的生活，使工人愉快地工作。他说：“在此种状况之下，欲使工作者喜悦，不能不推翻资本主义。一方面欲使工人快乐，当实行社会主义。”*同上，第8页。

李大钊的学术思想是对培根等英国学者的学术分类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李大钊译为倍根)是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被马克思和恩格期称为“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在李大钊看来，培根的进步史观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培根否定古人的权威。李大钊指出，培根虽然对古人表示相当的尊敬，但却否定古人的权威，而认古人权威是科学上致命的障碍。培根“以为真理不是于任何时会的好机会中可以寻得的，真理的达到，全视经验与他们的经验所受限制之如何；在他们的时代，时间与世界的知识均极有限而贫乏，他们没有千年的历史足当那个名称，不过是些传说与口碑罢了”*《今与古》，《李大钊文集》第3卷，第235页。。二是培根的知识进步论。培根认为知识是不断进步的，“在我们自己的时代，智识的储藏为无量数的考察与经验所增，时间是伟大的发明者，真理是时间的产儿，不是权威的产儿”*同上。。三是培根反对历史循环论。“倍根认循环说为知识发展上最大的障碍，每致人们失所信赖与希望。进步之不确定与不继续，全因偏见与错误妨人致力于正轨。”*同上。正是鉴于这样的认识，李大钊认为培根是继法国学者博丹之后的又一位进步论者。李大钊在对培根、孔德、斯宾塞的学问分类思想评述的同时，从中吸取有益的内容，从而主张学术分类要依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而不断地创新。在西方学术史上，对学问进行不断分类以确定各门学科的界限、性质及其研究方法，是一个好的学术传统。培根在《学问之进步》(Advancement of Learning)、《学问之尊贵与进步》(The Dignity and Advancement of Learning)中，将学问分为三大类：(一)历史；(二)诗；(三)哲学。李大钊认为，培根的学问三分法虽然不能适应20世纪学术发展的现状，但培根的学问三分法能说明文、史、哲三者的联系，因而在学术史上是有地位的。李大钊指出，培根的“这个分类，在今日看来是不完全的，因为他只是指他那时代的学问状况而说的，但我们正好借用他的分类，说明史学、文学、哲学三者的关系的密切”*《史学与哲学》，《李大钊文集》第4卷，第293页。。我们知道，在西方学术史上继培根之后的孔德、斯宾塞等都对学问分类有所贡献。孔德从实证主义哲学观出发，在《实证哲学教程》中把科学依次分为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生理学)、社会学(社会物理学)六类。斯宾塞则把知识分为低级的知识、科学知识和哲学三类，认为“最低级的知识是完全不相联系的知识，科学是部分有联系的知识，哲学则是完全相联系的知识”*转引自刘放桐等编著《现代西方哲学》(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4页。。李大钊也注意到孔德、斯宾塞的学问分类的意义，指出：“史、哲、诗的鼎立论，亦于欧洲学问分类法的历史上特别的显著。随着时代的迁移，思想亦生变化。学问发达的程度，既代有不同，从而关于学问的分类，各种学科的位置，自生新的见解。史、哲、诗的三分法，不足以适应当代学问的分类，则有孔德、斯宾塞诸子，起而别创新分类法，以求适应当代学问所达到的程度。”*《史学要论》，《李大钊文集》第4卷，第407页。从李大钊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他是主张学术的分类不能固守一个不变的模式而必须有所变化和发展；他是肯定孔德、斯宾塞的学问分类比培根分类法的进步，认为他们的分类法在于“以求适应当代学问所达到的程度”。这就是说，孔德、斯宾塞分类法是一个积极的有意义的努力，相比较而言培根的分类法则是“不足以适应当代学问的分类”。李大钊承认孔德、斯宾塞学问分类的积极意义，但没有照搬和沿袭，而是根据自己学术研究的经验与需要对学问进行新的分类。他在史学研究中，依据其他学问与史学的关系，将史学以外的相关学问又分为六类。李大钊在《史学要论》中指出：“与史学有较近的关系的学问，大别可分为六类：第一类，言语学，文学。第二类，哲学，心理学，论理学，伦理学，美学，教育学，宗教学。第三类，政治学，经济学，法律学，社会学，统计学。第四类，人类学，人种学，土俗学，考古学，金石学，古书学，古文书学。第五类，关于自然现象的诸科学，及其应用诸科学(包含医学、工学等)。第六类，地理学。”*同上，第412页。李大钊对学问的分类是比较细的，但仍然可以看出他力图区分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在李大钊的学术分类体系中，他从学问之间相互联系性出发，特别强调建立人文科学的重要性，以求学术研究的深入。李大钊说：“综合种种特殊社会现象的历史所考究所叙述者，就其总体以考察记述那样人类于社会活动的产物，以寻其经历而明其进化的由来，关于人文现象的全体以研考其发达的次第者，最宜称为人文史，亦可称为文化史。”又说：“对于综合这些特殊社会现象，看作一个整个的人文以为考究与记述的人文史或文化史(亦称文明史)，尚有人文学或文化学成立的必要。”*同上，第397页。李大钊所设计的“人文学亦曰文化学”，主要包括这样一些学科：教育学、美学、哲学、文学、宗教学、伦理学(道德学)、法理学、经济学、政治学等；他所设计的“人文史亦曰文化史”则是指教育史、美术史、哲学史、文学史、宗教史、伦理史(道德史)、法律史、经济史、政治史等*同上，第404页。。当然，李大钊所设计的人文科学的具体学科反映当时“学问发达的程度”，我们不必拘泥这一具体的结论，自然在今天还有进一步商讨的必要*当今有些学者主张将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管理学归入社会科学，而将哲学、心理学、语言学、文学艺术、宗教学等归入人文科学。——参见朱红文：《人文精神与人文科学》，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第213页。。在20世纪20年代，李大钊倡导建立“人文学”并主张进行综合的研究，这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是有积极意义的。

李大钊对英国学术思想的介绍、评述和吸收，在今天看来虽然不够全面和系统，但在当时是极有意义的；李大钊对英国学术思想的评介不仅促进自身学术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而且推动了人们的思想解放和学术观念的更新，使中国的学术界了解和掌握西方的学术动态，从而为中国的学术进步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二)

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学术思想体系中融合了法国近代以来的思想和文化成果，他对法国的诸多学术思想家如鲍丹、圣西门、孔德、孟德斯鸠、孔多塞等进行比较详细的评述，批判地吸收其有益的学术思想成果，从而使开创的阶段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一开始就与法国的思想文化结成密切的联系。

李大钊研究历史哲学特别是在探讨历史规律的过程中，对鲍丹的学术思想进行了批判性的继承。鲍丹(Jean Bodin，1530-1596)是法国政治思想家、法学家、史学家。李大钊写有《鲍丹的历史思想》对鲍丹的学术思想多有介绍和评价，其间也吸收鲍丹的思想。李大钊受到鲍丹学说中关于事物是“螺旋状的进步”思想的影响，指出：“鲍氏确认自然动力永在与不灭的原则，以为在一个时代所能产生的人或境遇，在别一时代亦能产生。从人类的原始时代以后，人间的光景有很大的变动；设使他们之所谓黄金时代可以召唤回来，而与现今一为比较；现今反倒是金，他反倒是铁，亦未可知。历史是全靠人的意思而成的，人的意思是永在变动中的。……但在这变动不居的光景中，我们亦可以看出一个规律来，就是震动的法则(Law of Oscillation)。一起一仆，一仆一起，拟想人类永是退落的，是一个错误；倘真如此，人类早已达于灾害罪患的穷途，而无噍类！人类不但不是永远退落的，而且在震动不已的循环中，渐渐的升高。这就是螺旋状的进步。”*《鲍丹的历史思想》，《李大钊文集》第3卷，第251页。李大钊所介绍鲍丹的“螺旋状的进步”思想，是在肯定人类历史是进步的前提下关于历史前进具体形式的思想，其要旨是人类社会的历史是“在震动不已的循环中，渐渐的升高”，这就赋予了历史进步的丰富性和曲折性，而不是那种直线式的进步。鲍丹认为“历史是全靠人的意思而成的”，是一种唯心史观；但鲍丹对历史进步规律的探讨是有独特贡献的，体现了历史发展的辩证法。李大钊很是推崇鲍丹关于历史的“震动的法则”的发明和关于历史是“螺旋状的进步”的思想，用以阐述历史进步的规律。在1920年《今与古》的文章中，李大钊一方面分析鲍丹关于历史是“螺旋状的进步”的思想，另一方面给予鲍丹在今古论争中外以极高的位置，指出：“今古的激战，虽自十七世纪初叶开幕，而在十六世纪末叶，已有一位崇今派的战士，首先跃起作崇今派的先驱。其人为谁？即鲍丹(Jean Bodin)是。”*《今与古》，《李大钊文集》第3卷，第233页。1922年1月，李大钊在北京孔德学校的演讲中运用鲍丹的学说阐述历史发展的特征，他说：“其实人类历史演进，一盛之后，有一衰，一衰之后，尚可复盛，一起之后，有一落，一落之后，尚可复起，而且一盛一衰，一起一落之中，已经含着进步，如螺旋式的循环。”*《今与古——在北京孔德学校的演讲》，《李大钊文集》第4卷，第149页。1923年12月为纪念《晨报》创刊5周年，李大钊发表了《时》这一哲学文章，在批判中国思想界退落的或循环的历史观时指出：“我认时是有进无退的，时是一往不返的，循环云者，退落云者，绝非时的本相。即让一步，承认时的进路是循环的，这个循环亦是顺进的，不是逆退的，只是螺旋的进步，不是反复的停滞。”*《时》，《李大钊文集》第4卷，第332-333页。鲍丹关于历史是“螺旋状的进步”的思想，对李大钊研究历史规律有着深刻的影响。李大钊在建立历史科学体系时对鲍丹的这一思想也多有继承，他在撰写史学名著《史学要论》中就对鲍丹这一思想的意义予以充分的肯定，认为能给“我们以一个进步的世界观”。李大钊说：“历史的进路，纵然有时一盛一衰、一衰一盛的作螺旋状的运动，但此亦是循环着前进的、上升的，不是循环着停滞的，亦不是循环着逆反的、退落的，这样子给我们以一个进步的世界观。”*《史学要论》，《李大钊文集》第4卷，第425页。李大钊受鲍丹思想的影响而主张历史是“螺旋状的进步”，是“循环着前进的、上升的”，由于有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因而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历史运动规律的论述的。列宁在阐述马克思主义发展观时曾指出：“发展似乎是重复以往的阶段，但它是另一种方式重复，是在更高的基础上的重复(‘否定的否定’)，发展是按所谓螺旋式，而不是按直线式进行的。”*《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23页。这说明，李大钊主张历史是“螺旋状的进步”的思想虽然是来源于鲍丹的学说，但经吸收改造后却是符合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李大钊对博丹的历史观也进行了评述，指出博丹是崇今派的先驱者，以研究政治学而闻名于世，所著《国家论》是其政治学的代表作；然而“鲍氏的《历史方法论》(Historic Method Methodus ad Facilem Historiarum Cognitionem)出版于一五六六年，亦是他的很重要的著作，其于历史哲学研究者的趣益，实越《国家论》而上之”*《鲍丹的历史思想》，《李大钊文集》第3卷，第246页。。所以李大钊对博丹的《历史方法论》予以很高的评价，认为“鲍丹学说的重要，不在他的君政论，而在他企图立一普遍历史的新学说，以代中世纪史学界流行的黄金时代说(Theory of Golden Age)”*《今与古》，《李大钊文集》第3卷，第233页。。李大钊介绍了博丹的历史观，认为博丹“较他以前的一切人与进步的观念愈益接近。我们若把他那占星术的与Pythagoras(毕达哥拉斯)派的冥想，并那些不足以累其学说的神学的插句，排除净尽，他的著作，实在可以表示一种新历史观”。李大钊继而总结道：“鲍氏的历史观，有三大特点，于后来进步论的发长上，有很重要的关系：(一)他否认人类退落说；(二)他主张今决不劣于古，而且优于古；(三)他认地球上的人民都有相互共同的利害关系。”*《鲍丹的历史思想》，《李大钊文集》第3卷，第257页。由此，李大钊认为博丹是近代唯物史观的启蒙者，说后来培根、孟德斯鸠发展与补充他的唯物主义思想。

值得注意的是，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体系中，还注重对法国哲学家孔多塞的学说进行分析和研究，并吸取其积极有益的思想成分。孔多塞(Condorect，1743-1794，李大钊译为孔道西)是法国的哲学家，对西方的学术思想的发展有重大的影响。李大钊专门写出《孔道西(Condorect)的历史思想》的文章，介绍孔多塞的历史观及其在寻求历史规律性说明上的功绩，对孔多塞的《人类经济进步的历史概观》(李大钊译为《人类精神进步的史景撮要》)一书予以高度的评价。李大钊对孔多塞关于人类文明十个阶段的划分予以介绍和肯定。孔多塞认为，人类文明是依次进步的，以往的历史划为九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人类还处于野蛮状态，他们只在肉体上与动物区别开来，不过人们已联合成游猎或捕鱼的群体，开始建立家庭关系和运用语言。第二阶段是畜牧阶段，不平等得到发展，奴隶制出现，开始有了艺术的萌芽。第三阶段是农业阶段，历史有了新的进步。第四阶段，以希腊文化为代表，文字发明了，出现了哲学和科学。第五阶段以罗马人为代表。中世纪构成第六和第七阶段。第六阶段起自基督教征服西方，结束于十字军东征；而后直到印刷术的发明为第七阶段。第八阶段与文艺复兴时期相重合，到笛卡尔哲学出现为止。第九阶段从笛卡尔哲学产生开始，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为止。除以往历史分为九个阶段以外，从法国大革命开始的未来则是第十阶段。诚如李大钊所指出，孔多塞依据对人类文明史的划分认为人类历史“将永不逆行，将永不至退落到蛮荒的境界”，并且认为“假如社会现象的普遍法则为人所知，预见事变，是可能的。这类法则，从过去的历史中能被查出”*《孔道西(Condorcet)的历史观》，《李大钊文集》第3卷，第287页。。李大钊对此予以客观而全面的评价，指出：“他的历史地图的排列，是以企图不依政治上的大变动而依智识上的重要步骤标其级段著称的。”“智识进步的观念，造成社会进步的观念，而留下他的基础。所以孔氏将以智识上的前进，为人种前进的线索，是逻辑的而不可免的。”*同上，第286-287页。正是由于孔多塞在探索历史规律上的努力，所以李大钊充分肯定孔多塞在发现历史规律上的开创性地位，认为孔多塞虽然“于撰著文明史的大业，不克奏其全功。然自孔氏认历史的解释为人类进展的键，此种精神在法兰西遂以支配次代关于进步的思辩了”*同上，第289页。。

李大钊在开创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过程中，注重孟德斯鸠在政治学方面的成果，并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孟德斯鸠(Montesquieu，1689-1755)是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先驱者，杰出的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家、法学理论创始人之一，用了将近20年时间于1748年完成的最杰出的著作——《论法的精神》，成为这一时期重要的政治、法律著作之一。李大钊对孟德斯鸠的政治学思想予以充分的肯定，指出：“柏拉图、亚理士多德、马基亚威理、鲍丹固皆当谆谆教人以历史的与政治的相对性；直到孟德斯鸠，才获见教化的欧洲承认此理。他的成功，大部分当归之于时代的成熟，但亦有几分是应归之于他自己的天才与技能。”*《孟德斯鸠的历史思想》，《李大钊文集》第3卷，第277页。“平心论之，孟氏实禀有一种最有价值的创造力，……他实在有亚理士多德与亚丹斯密史的创造力。”并认为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不止在当时发生了伟大而有利的实际的影响，其巨大论题的论述的绵密、透澈与天才，在足以促进而移易科学莫大之艰难的少数著作中，固将永留一高贵的位置也”*同上，第264页。。李大钊对孟德斯鸠政治学思想的内容进行分析，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分析和评价孟德斯鸠以法律为中心政治思想及其关于政治的分类。李大钊写道：“孟氏以‘法律的精神’，指法律原始并存在于其中的关系的全体。这些关系中最重要的类目，是那些于其中法律依于各种政治的关系。此种关系的类目，除去反复见于他卷中者，几为九卷以上的总题。孟氏分政治为君主制、专制制、共和制三种：单独的人身以一定的法律统治者，谓之君主制；单独的人身按其自己的意思统治者，谓之专制制；统治权在二人以上的手中者，谓之共和制。共和制下又分二类：国民全体有此统治权者，谓之民主制；一部分人就此统治中各有一份者，谓之贵族制。他努力以与这些政治以特色，发现他们的原则或动力，并指出随着他们各该的性质，什么法律在那里流行，什么是他们的强弱之源，什么是适于他们的教育制度，什么是在他们中最有力的腐败的原因，并如何随着他们的各该资禀的变化，民刑法典、节用法、关系妇女的法律以及攻守战争的军事计画，必变化亦如之。这样的作，他达到很多的结果，常是些极远而且异样的结果。”*《孟德斯鸠的历史思想》，《李大钊文集》第3卷，第269-270页。二是分析孟德斯鸠在政治学上提出三权分立学说意义及其学术渊源。李大钊指出，在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中，“关于政治的组织、市民的安固并租税等法律对于自由的关系，是十一、十二、十三卷的主题，是皆精心结构以为之者。尤以第十一卷特别用力，为其三权论——立法、行政、司法——应用于英伦宪法之解释也，为其英伦宪法之褒扬也”。当时学术界有人认为，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理论来自于英国政治家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1667-1745)的《雅典与罗马的贵族与平民间争轧论》(Discourse of the Contests and Dissensions between the Nobles and the Commons in Athens and Rome)。李大钊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此见解亦错了”。在李大钊看来，孟德斯鸠的分权理论可能受到洛克学说的影响，但从学术渊源来说应该来自于亚里士多德；孟德斯鸠的分权学说比洛克的学说更为具体。李大钊指出：“三权的普通理论，并为洛克(Locke)及孟氏所采自亚理士多德者。孟氏之应用此说也，或为洛克《政论第二集》(Second Treatise Concerning Government)及在乔治二世(George II)时保守与进步两党(Whigs and Tories)的小册子所暗示；但洛克及英之两党中任何小册子的作者，均未作得那样明显。”*同上，第271页。当时的西方学术界对于孟德斯鸠在其政治学说中“褒扬英宪”的情况存在着“误解”和“虚诬”的现象，认为孟德斯鸠“褒扬英宪”是“或显或隐”“教人以移植英宪于法国，足为法国的弊害的一个适当的救济者”。李大钊对此予以辨析。在李大钊看来，孟德斯鸠“褒扬英宪”“其褒扬不过仅指其对于政治自由的关系，仅指其所作成的法律下的安固而已。孟氏曾有甚不赞成英人的政治、道德、荣誉的意见，并且注意到平等”。李大钊指出：“人为的制度与法律，是一个民族性的效果，而不是他的原因。希望由移植一民族的法律制度于人种精神的、道德的质性，历史的往例，与物理的境遇，异于是邦之他一民族，而能得有任何利益者，必绝无效果。是乃孟氏法理的、政治的学说的真正神髓。”*同上，第272页。李大钊通过对孟德斯鸠“褒扬英宪”真义的辨析，说明孟德斯鸠是主张法律政治制度的民族性，并认为这是“孟氏法理的、政治的学说的真正神髓”，这在当时对解析孟德斯鸠的政治学思想是有意义的。三是指出孟德斯鸠政治学思想的缺点所在。李大钊对孟德斯鸠政治学思想的缺点也一一予以指出，特别指出孟德斯鸠的政治学说中“太把法律看作孤立的事实，看作独立的现象，看作静止的与完全的存在了”。李大钊认为孟德斯鸠政治学说的这一“弱点”就在于“不但不知道一个法律对于别一法律的关系，并且不知道一个法律的阶段对于别一阶段的关系，并且不知道法律的每一阶段与系统，对于宗教、艺术、科学与产业的共同存在，及同时代的阶段与系统的关系”*同上，第266页。。也就是说，在孟德斯鸠的政治学说中不知道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因而不能真正确定法律的地位。李大钊还指出，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在研究政治问题时所用的研究方法上存在缺陷，即孟德斯鸠“既不自守于归纳，又不能自循于演绎，只是由一程叙通过到别一程叙，或把一个程叙同别一个程叙以不合法的办法混杂起来，……故把法国的君主制的特殊性，变成君主制的根本的属性；把东洋的专制制的特殊性，变成专制制的普遍的属性；把希腊的共和国，变成共和制的普遍的属性了”*《孟德斯鸠的历史思想》，《李大钊文集》第3卷，第271页。。李大钊认为，孟德斯鸠与前人相比在政治学方面提供了许多积极的成果，但也有未超越前人的地方，如“孟氏论政治论到他们自己的本性并他们相互间的关系时，他未曾像亚理士多德与鲍丹，努力以溯迹他们的革命与变迁；他未曾陈述人性的总运动的理论，亦未曾尝试过普遍史的行程的任何考察”*同上。。李大钊在20世纪20年代初对孟德斯鸠的政治学理论所作的评述是极为深刻的，代表了这一时期中国学术界对西方政治学思想认识的最高水平。

李大钊创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非常注重对西方社会学思想的梳理，曾对圣西门的社会学思想进行学术上的批判和总结。圣西门(Saint-Simon，1760-1825，李大钊译为桑西门)是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代表性人物，在西方社会学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圣西门社会学思想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有规律的。在圣西门看来，历史不是偶然事件的联系和堆积，而是符合规律的现象。每一个衰老的和行将灭亡的社会制度都为下一个新制度的产生准备了条件，每一个新制度的产生又都是以往历史的延续和必然的结果。历史发展的过程就像数学“级数”，“这个级数的前项是过去，末项是未来”*《圣西门选集》上卷，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90页。。因此李大钊说：“桑西门是寻求理法于历史的一人，所以他又是一个社会学先驱者。”*《史学要论》，《李大钊文集》第4卷，第422页。李大钊对圣西门的社会学思想的发展历程作了比较系统的介绍：圣西门的“社会观曾于他作的一篇小论文《寓言》(《 Parable》)里，巧妙的表示出来”。其大意是，假定法兰西突然丧失第一流的学者、艺术家、劳动者，其损失真不在小。因为那些人是法兰西人中最活动的人们，是掌重要的生产供给有益的劳动于科学、艺术、工业方面，致法兰西愈益丰富的人们*《桑西门(Saint-Simon)的历史观》，《李大钊文集》第3卷，第297页。。圣西门的社会历史观在初期的著作表现为知识的历史观，在后期著作则以经济的历史观取而代之。他“后来著《产业者问答》，他的思想乃益趋于经济的，他才认只有直接从事产业的阶级，是社会的基本阶级；科学家、艺术家等，只有赍健全的社会生的副次的因子的价值”*同上，第298页。。正是基于对圣西门社会思想的总体认识，李大钊肯定了圣西门在社会学思想史上的地位，承认圣西门为“社会学之航梯”，并认为：“立在这由空想的社会主义向科学的社会主义进化的途程而为开拓唯物史观的道路者，实为桑西门。”*同上，第292页。李大钊在分析圣西门学术思想时能注意到与孔多塞进行比较，认为圣西门是孔多塞的继承者，克服了孔多塞的缺陷；圣西门则力图“发现一个和引力的物理法则一样确实的社会法则”，以求关于社会进步的认识能提到“科学的假设之列”*同上，第293-294页。。李大钊还指出，圣西门上承孔多塞的学术思想形成两大历史观：“一为知识的历史观，一为经济的历史观”，从而开启后人寻求社会变迁的两条道路。李大钊对圣西门学术思想的演变进行分析，认为圣西门早期主张知识的历史观，“就是说知识决定宗教，宗教决定历史。本此思想以解释历史，便是知识的历史观，后来承继他的知识的历史观而发扬光大之者厥为孔德”；后期圣西门学术思想发生转变，“他于是确立一种历史的法则，认历史过程，惟有经由产业组织的变化，才能理解；将来的社会，亦惟依产业发达的倾向，才能测度；这就是他的经济的历史观。后来承此绪余而建立唯物史观的学说者，厥为马克思”*同上，第296-297页。。这就从学术史演变的角度确定了圣西门的学术地位。

还要指出的是，在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思想体系中，孔德的学术思想引起高度的重视。对法国社会学家孔德，李大钊在著作中多次分析其在社会学史上的地位。奥古斯特·孔德(Comte，1798-1857)是法国资产阶级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实证论的创始人，首先使用“社会学”(sociologie)的术语。孔德分两个理论方面研究社会学，形成社会静力学和社会动力学的理论，前者研究“社会整体内各成分之间相互关系的平衡”，即“秩序”的前提和条件；后者则研究各个组成部分的作用与反作用，即“进步”与“进化”的基本运动。李大钊对孔德的社会静力学和社会动力学理论是有所知晓的，曾用孔德的社会静力学和社会动力学理论来理解和认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说“马氏的‘经济论’有二要点：一‘余工余值说’，二‘资本集中说’。前说的基础，在交易价值的特别概念。后说的基础，在经济进化的特别学理。用孔德的术语说，就是一属于经济静学，一属于经济动学”*《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李大钊文集》第3卷，第36页。。李大钊对孔德在社会学上的地位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称“孔德是寻求理法于历史的一人，所以他亦是一个社会学的先驱者”*《史学要论》，《李大钊文集》第4卷，第422页。。为了说明孔德在社会学上“先驱者”地位，李大钊在《史学要论》中对孔德的社会学思想作了具体的说明：

“孔德承桑西门的绪余，从知识的进步上考察历史的法则，以成他的‘三阶段的法则’(Law of three stages)。孔德认历史的发展，实遵此三阶段的法则而进。不但全个的历史行程是如此的，便是一个知识，一种科学，或是社会学，莫不遵此法则以为进步。所谓三阶段的法则，就是说社会的进化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是神学的阶段，或云假设的；第二时期，是玄学的阶段，或云抽象的；第三时期，是科学的阶段，或云实证的。第一阶段，是人智发展的开端，第三阶段是人智发展的终局。这是孔德实证哲学的根本论法，亦即是孔德的学术系统中的社会学的根本理法。”*同上，第409-410页。

李大钊对孔德社会学思想的说明突出了孔德知识的进步观，即从知识进步的视角阐述社会历史的进步过程，而不是以神意来解释社会，而且社会是一个遵三阶段发展的过程。李大钊不仅介绍孔德的社会学思想，更重要的是从社会学发展的历史来界定孔德在社会学史上的地位。在论述圣西门时，李大钊曾说：“那些十八世纪的思想家，把‘进步’当作一个立在一个极不充分的推论上的单纯的假设，遗留下来；他们的承继者乃依发现一个和引力的物理法则一样确实的社会法则，以求把他提到科学的假设之列，这是桑西门的目的，亦是孔德的目的。……孔德是桑西门的承继者。”*《桑西门Saint-Simon的历史观》，《李大钊文集》第3卷，第293-294页。孔德何以在社会学史上成为圣西门的“承继者”呢？李大钊认为，孔德继承圣西门的知识历史观，即以为知识决定宗教，宗教决定历史，因而“承继他(指圣西门)的知识的历史观而发扬光大之者厥为孔德”*同上，第296页。。从社会学史的发展历程来看，孔德确是圣西门的“承继者”。孔德曾宣称自己社会学体系是一切现有知识的综合；圣西门说，一切科学都以假设开始，经过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而以实证结束。孔德对圣西门的见解加以系统化，提出全部人类思想经历了三个独立的阶段：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和实证阶段。在当时，李大钊就认为孔德在社会学上是圣西门的“承继者”，足见李大钊对孔德评价的公允。

法国的学术思想在西方学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并且对中国五四时期的学术界产生重大影响。李大钊在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以主要精力研究马克思主义，为创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派而努力，但仍然对法国的学术思想予以十分的关注。李大钊对法国历史上有影响的学术大家作出评述，并从中吸收有益的学术成果。这对中国现代学术的发展具有积极的影响。

(三)

在李大钊向马克思主义转变过程中，接受了日本学者河上肇、福田德三、堺利彦等的影响。根据日本学者研究，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关于“经济论”的有关部分是以日本学者福田德三的《续经济学研究》中的第一篇《马克思研究》为借鉴。日本社会主义理论家堺利彦撰写的《道德之动物的起源及其历史的变迁》《宗教及哲学之物质基础》两文在李大钊《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中也有反映，堺利彦的文章为李大钊完成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提供了便利*[日]後藤延子：《李大钊思想研究》，中国社会出版社1999年版，第70、101页。。在日本学者中，河上肇对李大钊学术思想的影响尤为特殊。

河上肇(1879-1946)是日本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哲学家，他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在当时为中日两国学术界所重视。河上肇曾创办《社会问题研究》杂志，著作有《贫乏故事》《唯物史观研究》《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经济学大纲》《资本论入门》等。1919年5月5日《晨报》副刊发表了中国学者陈溥贤翻译的河上肇著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河上肇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工作开始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宣传活动产生影响。在此期间，李大钊所著《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也深受河上肇及其所编的《社会问题研究》的影响，有关马恩原著的大量引文来自河上肇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关于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与河上肇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的关系，日本学者後藤延子指出：李大钊写作《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之中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等内容时，参照并依据河上肇在《社会问题研究》连载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四)部分对地理条件、人种条件的评价，及(六)部分对十字军的作用和宗教改革的经济背景的指出等明显留有读过河上肇文章的痕迹。”*同上，第78页。李大钊受河上肇的影响是事实，尤其是关于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的地位，李大钊的评价与河上肇的评价具有惊人的一致。河上肇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中论述阶级斗争时说：“唯物史观和资本论和社会民主主义是涉及理论与实际两方面的马克思主义的三大原理。这三大原理是根本贯穿着一条金线，就是所谓阶级斗争学说。”*转引自《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36页。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认为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体系“可大别为三部：一为关于过去的理论，就是他的历史论，也称社会组织进化论；二为关于现在的理论，就是他的经济论，也称资本主义的经济论；三为关于将来的理论，就是他的政策论，也称社会主义的经济论，就是社会民主主义”。“这三部分理论，都有不可分的关系，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李大钊文集》第3卷，第18-19页。通过对比可以看出，无论是就马克思主义学说三部分的划分，还是就阶级斗争学说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中是“一条金线”地位的界定，李大钊都是接受了河上肇学术思想的影响。

这里还需指出的是，李大钊还通过河上肇接受到美国学者塞利格曼(Edwin Robert Anderson Seligman，1861-1939)学术思想的影响。塞利格曼是美国经济学家，自1886年起任《政治学季刊》主编，并任《社会科学百科全书》总编辑，著有《捐税的转嫁和负担》(1892)、《捐税论文集》(1895)、《历史的经济解释》(1902)、《经济学原理》(1905)等。河上肇于1905年6月翻译出版了塞利格曼的《历史的经济解释》，并在1906年的《社会主义评论》中基本上因袭了塞利格曼的唯物史观，并在以后的《时势之变》(1911)著作中首次提出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史观”概念，并且认为唯物史观也就是经济史观*参见王守华、卡崇道著《日本哲学史教程》，山东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05页。。正是通过河上肇，李大钊也接受了塞利格曼关于唯物史观就是经济史观的看法。在《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一文中，李大钊在列举有关“唯物史观”的四个名称(①“历史之唯物的概念”，②“历史的唯物主义”，③“历史之经济的解释”，④“经济的决定论”)之后，表示同意第三个名称，他说：“比较起来，还是‘经济史观’妥当些。Seligman曾有此主张，我亦认为合理，只以‘唯物史观’一语，年来在论坛上流用较熟，故仍之不易。”*《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价值》，《李大钊文集》第3卷，第316页。从李大钊对唯物史观这一概念的名称解析上，可以看出河上肇、塞利格曼的影响。李大钊对塞利格曼的《历史的经济解释》一书也比较熟悉，他在《韦柯及其历史思想》一文中提出维科是历史哲学的先驱者、社会学的先驱者主张时，曾运用塞利格曼《历史的经济解释》一书中的观点进行佐证，指出：“经济学者塞利格曼(Seligman)于所著《历史的经济的解释》中，亦称韦柯与孟德斯鸠是十八世纪许多主张外界对于人类事业有莫大影响的著作家中最著名的。”*《韦柯(Giovanni Battista Vico)及其历史思想》，《李大钊文集》第3卷，第280页。可以说，河上肇对于李大钊学术思想的转折有着深刻的影响，李大钊由此而走上马克思主义的学术道路。

李大钊后期学术思想以史学为重点，受到日本史学的影响和启示。浮田和民和内田银藏对李大钊的史学研究有一定的影响，值得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浮田和民对引发李大钊研究西方史学的兴趣是应值得肯定的。李大钊早年曾在日本早稻大学学习，通过浮田和民的史学课程而得以了解西方的历史哲学；李大钊回国以后特别是在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吸收西方历史哲学的积极成果，积极开展历史哲学的研究。浮田和民(1859-1945)，日本法学博士，曾任日本图书馆馆长，早稻田大学教授，著有《史学原论》一书。李大钊在日本留学时曾听过浮田和民的“近代政治史(史学)”课程，并参加了这门课程的考试，考试成绩为70分*杨树升：《李大钊留学日本和留日对他的影响》，《李大钊研究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29页。，因而有可能对浮田和民的《史学原论》有所了解。浮田和民的《史学原论》对中国影响很大，据俞旦初先生考证在20世纪初期的中国就有六个译本*俞旦初：《廿世纪初年中国的新史学思潮初考》，《史学史研究》1982年第3期。。笔者推测，李大钊于20年代在北大讲授史学，他的老师浮田和民的《史学原论》这一在中国影响很大的史学著作不会不进入他的视线的。关于李大钊接受浮田和民史学思想影响的情形，可以从李大钊的史学著述中得到说明。在研究方法上，李大钊与浮田和民有相似之处。浮田和民的《史学原论》是在介绍西方各类史学观点的基础上论述自己的史观；李大钊在一系列研究西方史学文章及《史学要论》著作中，也是通过介绍西方史学观点而叙述自己的历史观的。在史学主张上，浮田和民与李大钊都认为历史是进化的，而进化是螺线性的上升而不是直线的；浮田和民与李大钊都强调要对历史进行不断的“解释”，都认为历史是一门科学。当然，李大钊的史学思想与浮田和民的史学思想是有区别的：一是李大钊虽然接受了浮田和民史学思想的启蒙与影响，但他是运用唯物史观来阐述自己的史学思想的。李大钊不同意浮田和民纯粹用进化论来研究历史，他在承认进化论运用到历史研究领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的同时，更运用唯物史观于历史领域。二是李大钊与浮田和民对西方历史学思想的看法不同。浮田和民对史学的论述，主要吸收19世纪以来西方史家思想家如弗里曼(1823-1892)、斯宾塞以及黑格尔等人的观点；李大钊则对弗里曼等以政治解释历史展开批判，强调唯物历史观的支配性地位。由此，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推断，即李大钊对历史哲学的研究是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同时也从浮田和民那里得到影响与启发，吸收了浮田和民《史学原论》的一些合理内容，这使他更注重对西方历史哲学的研究和探讨，从而建立自己的历史哲学体系。

内田银藏对李大钊建构史学理论体系是有重大影响的。内田银藏(1872-1919)是日本的经济史家，著有《经济史概论》等著作。在日本史学界，内田银藏是社会经济史学这个学派的创始人，主张运用经济学的观点，以经济为中心和基础来阐明历史发展的规律。内田银藏说“经济史是经济事实的历史”，“而从经济上解释历史，则指承认经济事实对于研究一般人事的重要性，阐明它对国民的经历、社会状态的变迁以及每一历史事件所产生的影响，以便从经济方面来说明历史”*内田银藏：《经济史总论》，《日本经济史研究》，同文馆1921年版，第368、407页。。以内田银藏为创始人的社会经济史学还强调社会发展的阶段性，认为可以根据历史发展的具体情形将历史划分为若干阶段进行研究，实际上是承认历史是一个有规律的进程。内田银藏本人根据从事研究日本史的实践就曾把日本历史划分为五个时期：大化革新以前(上古)、大化革新到平安时代(中古)、镰仓幕府到织丰时代(近古)、江户时代(近世)、明治以后*内田银藏：《日本经济史概要》，创元社1940年版，第1-2页。转引自沈仁安、宋成有：《近代日本的史学和史观》，载沈仁安、林铁森译，[日]板本太郎著《近代日本的修史与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09页。。对于内田银藏的史学贡献，日本学者板本太郎曾这样评价：“内田银藏博士以京都帝大为据点，为确立日本经济史的基础而倾注了开拓者的热情。”*[日]板本太郎：《近代日本的修史与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84页。对于内田银藏的史学思想，李大钊是相当熟知的，他在1923年的《史学与哲学》讲演中予以重点介绍：“内田银藏博士是日本的史学者。他说：史学有三要义：(一)随着时间的经过，人事进化不已。研究历史，当就其经过的行程而为考察。社会一天一天不断地发达进化，人事也一天一天不断地推移进行。就其发达进化的状态，就是就其不静止而移动的过程，以遂行考察，乃是今日史学的第一要义。(二)当就实际所起的情形，一一蒐察其证据。考察历史，须不驰空想，不逞臆测，应就现实发生的事例，依严密的调查考察，证据的手段，以究明人事的发展进化。这是历史的研究的特色。(三)不把人事认作零零碎碎的东西去考察他，应该认作为有因果的、连锁的东西去考察他。现在的历史的研究，不能单以考察片断的事实为能事。须把人事看作整个的来研究，就其互相连锁的地方去考察他，以期能够明白事实与事实间相互的影响和感应——即是因果。但零碎的事实，也很要紧的。没有零碎，便没有整个。所以当就一个一个的零碎为基础，而后当做一个整个的而观察他的因果的关系。不过此一个一个事实，必须考查精确。假使是假的，差误的，那么由此而生的整个，也靠不住。但太致力于烦琐的末节，而遗其大端，那也是不足取的。”*《史学与哲学》，《李大钊文集》第4卷，第291-292页。李大钊在《史学要论》中对“史学的要义”的叙述，在内容上与内田银藏的论述是完全一致的，说明李大钊承继了内田银藏的观点，接受了内田银藏史学思想的影响。为了便于理解，我们将李大钊在《史学要论》中的一段论述抄录于下：

“史学的要义有三：(1)社会随时代的经过发达进化，人事的变化推移，健行不息。就他的发达进化的状态，即不静止而不断的移动的过程以为考察，是今日史学的第一要义。(2)就实际发生的事件，一一寻究其证据，以明人事发展进化的真相，是历史的研究的特色。(3)今日历史的研究，不仅以考证确定零零碎碎的事实为毕乃能事；必须进一步，不把人事看作片片段段的东西；要把人事看作一个整个的，互为因果，互有连锁的东西去考察他。于全般的历史事实的中间，寻求一个普遍的理法，以明事实与事实间的相互的影响与感应。在这种研究中，有时亦需要考证或确定片片段段的事实，但这只是为了全般事实中寻求普遍理法的手段，不能说这便是史学的目的。”*《史学要论》，《李大钊文集》第4卷，第390页。

对于李大钊的这段论述，勿须笔者赘言，无论其思想还是其语言都与内田银藏史学思想的表述保持一致，受内田银藏学术思想的影响是不争的事实。当然，李大钊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来研究史学并构建史学理论体系的，他吸收内田银藏的史学思想是服务于建立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需要。这与内田银藏的史学观及资产阶级史学体系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的创建是在中外文化交流的总背景中进行的。进而言之，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除了有马克思主义学术理念外，还有丰富的西方学术文化资源作支撑，这都与中外文化交流的程度密切联系着的。就本文的研究来看，李大钊的学术思想涉及到外国学术的各个方面，接纳英国、法国、日本等国的学术文化成果*本文限于篇幅，主要研究英国、法国、日本学术与李大钊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的关系。其实，李大钊的学术思想也受到德国的历史哲学、意大利的启蒙思想的积极影响。，体现出“多元借鉴”的特色；李大钊在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指导下批判地继承文化遗产，使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理念贯穿到学术文化建设之中，又体现了“学术传承”的特点，即一方面传承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理念，另一方面又传承西方近代以来的学术传统。但这种“多元借鉴与学术传承”是以近代中国中外文化交流所达到的水平为前提的，并进一步推动中外文化交流在新的基础上提升。李大钊正是在中外文化交流的背景下，以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理念来梳理西方的学术思想资源，通过接受外国的学术思想来建构自己学术思想体系，而成为五四时期的有影响的学术大家，并在开创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新局面中独树一帜。李大钊创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的努力，显示其开放性的学术视野，不仅传承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理念，而且又与西方近代以来的学术传统和学术思想资源创造性连接起来，这对形成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的传统是有重大影响的。

(责任编校：李秀荣)

The Cultural Interaction be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 and the Academic Spreading in Plural Drawing from Foreign：

Li Dazhao’s Marxism Academy and Foreign Learning Resources WU Han-quan

(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Nanjing Audit University，Nanjing211815，China)

Abstract：The May fourth period is the exoteric times in learning，it is in the Chinese and Foreign cultural interaction to establish Chinese Marxist academic ages also.After becoming Marxist，Li Dazhao contribu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odern learning by studying British learning thought，French learning though，Japanese learning thought，and absorbing its aspiring productions.Li Dazhao was the pioneer of studying foreign learning though on the May fourth period.As fo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ffort of establishing Chinese Marxist academy by Li Dazhao and the foreign academic resources，the establishing of Chinese Marxism academy was going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level in the Chinese and Foreign cultural interaction，which embod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lural drawing lessons from foreign learning and academic spreading.

Key Words：Li Dazhao；foreign learning thought；plural drawing lessons from foreign learning；Chinese Marxist academy；the cultural interaction be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

基金项目：本文为2012年国家社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12&ZD108)；2014年江苏省高校“青蓝工程”科技创新团队“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学术发展研究”项目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吴汉全(1964-)，男，江苏大丰人，法学博士，二级教授，南京审计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首席专家。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349X(2016)01-0021-14

DOI：10.16160/j.cnki.tsxyxb.2016.01.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