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波德莱尔到布莱希特
——本雅明的文化救赎之路

夏　巍

(山东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济南 250100)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批判理论：文化与艺术专题·

从波德莱尔到布莱希特
——本雅明的文化救赎之路

夏巍

(山东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济南 250100)

从波德莱尔到布莱希特是本雅明从分析时代危机到探寻文化资源展开救赎的路径特征。之所以称为波德莱尔式是基于三个方面的考量。本雅明以巴黎拱廊街为切入点，通过大量运用辩证意象的方法，从辩证意象批判的视角揭示出资本世界由幻境主宰的社会真理，并将资本主义现代性对人们生活的影响展露无遗。其目标不是呈现这个幻境，而是驱散它。布莱希特式的本雅明凸显了他思想鲜明的实践面向。本雅明反对线性进步历史观，借助了弥赛亚救赎思想，强调历史每一时刻都有被救赎的希望，所应做的是关注当下发现重构历史的可能性，探寻救赎之路。本雅明积极寻找蕴藏在文化中的革命性力量与集体意识中未被遮蔽的感性意识。他在艺术的新变化中挖掘出了实践力量。

本雅明；波德莱尔； 布莱希特；文化救赎； 辩证意象；感性意识

面对资本主义的现代性状况，本雅明探索了一条文化救赎的道路，这一路径呈现了他的思想的两个面向：波德莱尔式的和布莱希特式。前者代表了本雅明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分析与诊断。追随着波德莱尔的踪迹与诗篇，本雅明走进了现代性的史前史，由此他追根溯源地探究了前资本主义集体的记忆与经验在现代化的工业城市当中所发生的历史变迁，从而洞察到资本时代以来社会危机的根源。后者指向本雅明的文化救赎之路。本雅明积极寻找蕴藏在文化中的革命性力量，集体意识中未被遮蔽的感性意识，希望唤醒沉睡在现代性梦幻之中的大众。与布莱希特接近并成为并肩而行的同志和战友正契合了这一初衷，布莱希特式的本雅明展现的是他思想鲜明的实践面向。他发现在机械复制技术时代艺术的新变化中蓄积了重要的实践力量。

一、本雅明波德莱尔面向的未来

第一个面向之所以被称为波德莱尔式的，主要基于以下三方面的考量：

首先，无论从思想气质还是人生际遇上，本雅明与波德莱尔都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可谓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波德莱尔真实地揭示了文人的时代境遇，精神上的漂泊和政治上的流亡使本雅明与波德莱尔所体现的现代社会边缘人的形象产生了共鸣，借助于波德莱尔，本雅明更加看清了自己。

其次，现代性源于对现代生活的感受，而波德莱尔对现代生活有着极为深刻与重要的领会。波德莱尔笔下的19世纪的巴黎以及他对现代性的洞察与见地都对本雅明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巴黎，19世纪的首都》这部作品中，本雅明从多处提及或总结了波德莱尔对现代性的看法，例如，“这个世界是被它的幻境主宰着——用波德莱尔的说法，这就是‘现代性’”[1]59；“波德莱尔写到：‘他到处寻找我们当前生活中转瞬即逝的美好，即我们可以称作现代性的那种东西’”[1]157；“现代性表明了一个时代，它也意指那些在这个时代发挥作用、使这个时代接近于古代的能量”[1]156。这些引用以及分析都表达了本雅明对波德莱尔观点的认同。

再次，波德莱尔对巴黎的省察正契合了本雅明的考虑。巴黎正是本雅明最想研究的城市，因为散播在这个时代的理念都汇聚在这个地方。资本主义的发展从19世纪以来进入了它的黄金时期，工业化进程大大助推了城市的发展，巴黎成为当时资本主义高度发展时期的典范，在很大程度上已然成为欧洲的首都。本雅明选择将巴黎与一个时代相提并论，正是希望通对巴黎的考察来探究20世纪的末世是如何产生于19世纪的盛世的，并找到一种能够将人们从19世纪的幻境中唤醒的方式。与故乡柏林相比，巴黎还扮演了本雅明精神故乡的角色。在本雅明逗留巴黎期间，他与这座城市建立起了极为特殊的亲密关系。他的一生都充满了挫折感，失败者就是他的角色，在他眼中这座资本主义鼎盛时期的大都市同样衰败，是“新天使”凝视中的“废墟”，波德莱尔的“那些吟咏巴黎的诗歌具有隽永的价值，乃是缘于他所表达的关于这座大城市衰败的观念”。[1]159因为，在他看来，“比之保存完好的较小建筑来，伟大建筑的废墟都能更深刻地说明计划的理念。”[2]196正是对巴黎这种惺惺相惜的情感，本雅明选择栖居于此，展开了对资本主义梦幻世界渊源的研究。

二、辩证意象的批判：本雅明的现代性分析

在本雅明看来，现代不是对前现代的一种绝对的替代，前现代的因素依然存留于现代之中。但是，过去并不是他的真正兴趣所在，他所关注的问题是时代本身的经历以及什么使那些经历成为可能的。从根本上来说，这是一种哲学的反思与考量。他探寻现代性的史前史，其实是在质问当下的时代病症的根源。

他发现资本主义现代性不过是古老神话的重复，而“建筑是隐而不见的‘神话学’的最重要痕迹”[3]280。在19世纪巴黎的建筑当中最为典型的便是拱廊街。拱廊街是位于巴黎市中心以一种玻璃顶棚为盖的商业步行街，是现代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繁荣的工商业的产物。“它构筑了通向‘原始消费景地’的入口，建起了通往神秘梦幻的迷宫”[3]280，这个梦幻迷宫由五彩斑斓的商品构造而成。商品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特殊的辩证意象，之所以称为辩证的，是因为商品可以通过自身的辩证法而达到对社会异化状况的揭示。这个意象，正如马克思所言，“最初一看，商品好像是一种简单而平凡的东西。对商品的分析表明，它却是一种很古怪的东西，充满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4]137由于商品除了自身具备的使用价值与价值的属性之外，还成了令人崇拜的世俗的偶像，具有了膜拜价值，而正是后者赋予了商品拜物教的色彩，人们沉醉在商品的宗教般的麻醉之中不能自拔，这即是马克思所说的“商品拜物教”，毋庸置疑，这是本雅明研究巴黎的拱廊街所获得的最为重要的概念。商品貌似简单又平凡的存在，却道出了社会的真理：资本世界“是被它自己的幻境主宰着”[1]59，而商品拜物教正是幻境的原像。

本雅明通过大量地运用辩证意象的方法，从辩证意象批判的视角揭示出这一点，并将资本主义现代性对人们生活的改变展露无遗。围绕着商品，他又谈到时尚这一辩证意象。商品生产，就其本质而言是交换价值相同的再生产，所以资本主义生产的重要前提之一即是同质化。为了维持一派繁荣景象，资本主义需要不断地制造出新的时尚，在本雅明看来，时尚看似新颖，在本质上却是“死亡”，“时尚是与有机的生命相对立的。它把生命体与无机世界耦合在一起。面对生命，它捍卫尸体的权利。”[1]15在这段对时尚的分析中，本雅明将时尚与死亡相关联，指出了“时尚”这一意象的辩证性：愈是追求时尚，就愈发表现为死亡，资本主义制造时尚其背后的真正动机是掩盖商品的雷同。掩盖了商品缺陷的时尚又从根本上暴露出资本主义繁华背后的废墟本质，本雅明说，“巴黎依然屹立于世，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也一如既往。但是，这些趋势越是恒定不变，凡是曾经被经验冠以‘全新’标志的事物越容易变得陈旧而被废弃。现代性几乎没有什么方面保持不变，”[1]167现代性并不具有永恒性和神圣性，所谓的历史的线性进步不过是废墟的不断堆积。建构的同时便意味着拆毁，资产主义的宏伟规划在其建立之初，就已经陷入废墟性质了。在废墟意象当中，人们的所有努力都将是徒劳无功的，因此，本雅明认为，“笼罩着商品生产社会的浮华和辉煌，以及这个社会的虚幻的安全感，都不能使社会免于危难……正如一种新时尚不能让社会焕然一新。”[1]34

拱廊街如同巴黎的象征，它记录了19世纪巴黎社会的历史变迁，最好地诠释了巴黎的本质，这个本质即是资本主义社会就是一个商品拜物教的梦幻世界，它由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所决定，这是现代社会变迁的真正的轴心。

商品、商品拜物教、幻境、时尚、废墟、拾垃圾者、闲逛者等辩证意象，在本雅明的笔下交织勾勒成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幻境。大众始终在这些梦幻意象的欺骗当中生存，不仅如此，本雅明还指出，“只要幻境在人类中间占据一席之地，人类就将遭受一种神话式的痛苦。”[1]34

三、布莱希特式的本雅明

19世纪的巴黎既是梦幻之都，同时也是地火穿行的革命中心。本雅明研究19世纪巴黎的最终目标不是要呈现这个迷梦，而是力图驱散它，以帮助人们从幻境中走出来。他“早就希望超越现存的现代性体验，去抵达19世纪巴黎的‘源头’。于是，他的意图不是去庆贺现存现代性的神话，也不是歌颂19世纪的‘希望象征’，而是清楚地昭示它们”[2]280。

汉娜·阿伦特谈起布莱希特对本雅明的影响时这样说道：“布莱希特的智慧非同一般地接近现实。和布莱希特在一起，他能够展开布莱希特本人所说的‘天然地思考’(Das Plumpe Denken)。布莱希特说：‘重要的是学会如何天然地思考。天然地思考也就是伟人的思考。’本雅明对此阐释道：‘……相反，天然的思想是辩证思想的一部分，因为它不是别的，而是使理论联系实践……一种思想应该天然地在行动中得到证明。’可以说，天然地思考吸引本雅明之处，与其说是与实践的联系，不如说是与现实的联系。”[5]从这段阐述中可以发现，阿伦特认为正是这种“天然地思考”，亦即理论在本质上即是实践的成为本雅明与布莱希特彼此产生强烈共鸣、达到天然的相互融合的根源，她的阐释提供了理解本雅明与布莱希特能够深入交往的深层次原因。无独有偶，有的学者也指出，正是对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十一条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4]57所表达的观点的认同使本雅明和布莱希特擦出了思想的火花。当时，苏联已经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设想变为现实，又加上布莱希特强调历史唯物主义学说必须立足于社会现实，他浑身洋溢着革命的气息，对于骨子里充满着破坏欲望的本雅明来说，恰是高山流水遇知音。

所以，本雅明与布莱希特接近继而成为并肩而行的同志和战友，正契合了他要找寻摆脱资本主义现代性状况并可以与之相抗衡的革命力量，探索出一条救赎之路的初衷。因此，布莱希特式的本雅明展现的是他思想鲜明的实践面向。

本雅明认为救赎离不开人的积极推动，首先需要做的是克服建立在线性进步基础之上的启蒙历史观，“由传统的历史概念所缔造的东西全部化作烟云，他再也不能相信一个历史事件必然产生于另一个历史事件，且所有的事件共同构成进步的运动。”[6]而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在本雅明看来，在于寻求在这之外的文化资源。

本雅明借助了神学思想，他将置身的历史时期理解为一个特定的弥赛亚时间，在他看来，人们都被赋予了弥赛亚式的力量，弥赛亚救赎的种子在人们传承苦难的记忆中保留下来，这些记忆并不注定已是过去，而是应该被唤起，救赎并不指向赎罪与被审判，而是拯救存留在这些记忆中的人们的希望，在一定意义上说，这种希望、这种意识正是马克思所说的未被理性遮蔽的人们的感性意识。本雅明希望通过弥赛亚救赎理论打破无产阶级和大众意识中那种历史连续性的幻觉。不仅如此，他也并不赞同将过去苦难的记忆与未来胜利的承诺联系起来的做法，他认为需要有一种具备实践性的理论打破这种关系的传承，这样便能切断记忆与承诺之间的联系，并赋予承诺最大限度的自由，解放就可以在任何时刻来临。[7]那么，每一个当下都将成为一扇可以通向弥赛亚的门。换言之，历史的每一时刻都有被救赎的希望，每一个“当下”都具备革命的可能性，我们应该做和能做的便是关注当下、观照现实。

因此，本雅明在商品拜物教的幻境中找寻着重构历史的可能性，重构的一个前提，在他看来便是到时代的文化资源中找寻一种积极的革命性力量，集体意识中未被遮蔽的感性意识。

四、艺术变迁中的探寻文化救赎的实践力量

布莱希特式的本雅明的这一面向，只有进一步联系法西斯主义的政治的美学化才能获得更为全面与充分的理解。20世纪20年代法西斯主义开始在欧洲盛行，它利用了机械复制技术时代艺术剥离了传统的美学品质这一新变化，把目标对准了广播、摄影和电影等新的艺术媒介工具，将艺术变成了政治的工具，并利用群众集会、种族神话等世俗化的仪式使正步行进、敬礼等动作风格化从而宣传政治的美学化，从此大众在神秘的权力崇拜面前丧失了批判精神，感性的革命意识被遮蔽了起来 。

本雅明分析了法西斯主义能够产生的原因 ，“法西斯主义之所以有机会得逞，原因之一就是，在进步的名义下，反对者把它看作一种历史的常态。”[8]正是这种将历史发展视为一种必然进程的历史进步论迷惑了大众，使法西斯主义大行其道。 在本雅明看来，我们保留记忆不是为了再现历史的情景，而是当记忆为统治阶级所利用的危难时刻去紧紧抓住它。面对法西斯主义政治的美学化，本雅明认为资产阶级自律艺术与之抗衡的能力极为有限，而“共产主义则用艺术的政治化对法西斯主义的做法做出了反应”[9]133。换言之，面对法西斯主义给人类文明造成的威胁，当前的实践应是使艺术服务于那些坚定地站在法西斯主义对立面的目标——共产主义的目标。正如他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一文开篇所言: “我们在下面重新引入艺术理论中的这些概念与那些较常见的概念不同。它们在艺术理论中是根本不能为法西斯主义服务的。相反，它们对表述艺术政策中的革命要求却是有用的”[9]80-81。

在当代文化特别是当代艺术的变迁中，本雅明辨识出救赎的可能性，“在每一部真正的艺术作品中，都有这样一处，在此，对一个迁居进来的人来说，它如晨风般凉爽，由此可推断，艺术，这个往往被认为对任何与进步有关联之事麻木不仁的门类，正能够为之提供真正的定义。”[10]他坚信机械复制技术的诞生正在改变着社会文化的功能，蓄积着可以祛除对大众感性意识遮蔽的实践力量。因此，他会“以一种更加乐观的精神呼唤资本主义制度变革”[11]，并声称资本主义会创造出某种新的社会条件，并最终导致资本主义制度自身的覆灭。

机械复制技术的出现最终导致了传统艺术的大崩溃，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艺术作品灵晕的丧失，“灵晕”指的是气、气氛，有时也被译为灵韵、灵氛、光韵。在希腊神话当中，灵晕被称为晨曦之神，在拉丁语中，它的意思则是光焰。19 世纪中期随着摄影技术的诞生，灵晕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即底片的影像周边所出现的亮光。在本雅明看来，“灵晕”亦即艺术品所具有的特有的属性。他使用灵晕一词，祛除了它的神秘的宗教气息，并赋予了它两个方面的内涵: 一是人与物的交流; 二是具有独一无二、无法比拟的原真性。

本雅明指出，现代大众在使物在空间上和人性上易于接近的强烈意愿的驱动下，通过复制品摧毁了事物的灵晕，取消了其独一无二性，人们不再拥有想象的空间，对象就这样一览无余地出现在人们面前，这样的结果是人与对象之间的交流无从发生，由此也就直接改变了艺术作品原有的存在方式，引发了艺术领域的一系列变化。例如，艺术走下了神坛，艺术作品不再具有膜拜价值，而以展示价值为主；大众的观赏不再专注，而具有了消遣性，等等。这些变化，本雅明认为，最为关键的是艺术与大众的关系发生着悄然的变化，而这是无法阻挡的历史趋势，我们恰恰可以借助这种新的历史趋势挖掘出能为我们所用的东西。

依循着这一思路，本雅明将机械复制技术中形成的集体的艺术经验视作一种宝贵的资源，在他看来，这恰恰是对抗法西斯主义意识宰制的新的集体的感性意识。本雅明不断地提醒人们，艺术领域所发生的新变化不只是艺术领域本身的事情，它映射出的是现实危机。因此，面对法西斯主义利用新媒介进行大肆宣传，利用大众的堕落来遮蔽大众的感性意识的觉醒，他要致力于发掘大众集体意识的解放的可能性，因而他认为，艺术的政治化即是探讨大众的集体意识形成的新形式。

虽然他同样致力于探索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的形成，但他从来不在所谓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使用阶级这个概念，而是在社会边缘人身上即他所谈到的大众中去寻求社会解放的集体精神的新形式。当本雅明谈论艺术媒介具有发动大众的作用时，事实上，他已经暗示了大众能够以一种批判意识来积极回应这种新的技术。

本雅明批判资本主义现代性状况的同时，又对新形式的艺术的救赎作用持一种积极的肯定态度，这便使他与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诺等其他成员将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相对立的态度有所不同。在阿多诺眼里，本雅明错误地高估了机械复制技术时代艺术所产生的进步后果，一方面在于本雅明所认为的唤起电影观众的阶级意识的可能性、电影媒介的革命性质会被经验的条件所抵消。另一方面，本雅明表现出的是布莱希特式的对大众具有革命意识的盲目的乐观。然而，阿多诺并没有意识到，对于本雅明这位“救赎的哲学家”来说，无论救赎的希望何等微弱，它们终归展示了通向“拯救” 的路径。

[1][德]瓦尔特· 本雅明. 巴黎，19世纪的首都[M]. 刘北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3.

[2][德]瓦尔特·本雅明.德国悲剧的起源[M]. 陈永国，译.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

[3][英]戴维·弗里斯比.现代性的碎片——齐美尔、克拉考尔和本雅明作品中的现代性理论[M].卢晖临,周怡,李林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刘北成.本雅明思想肖像[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172.

[6][德]西奥多·阿多诺，[法]雅克·德里达，等.论瓦尔特·本雅明——现代性、寓言和语言的种子[M].郭军,曹雷雨，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347.

[7]蒋迪，谢永康.从神性语言学到弥赛亚式马克思主义———本雅明非中介辩证法的实践意蕴[J].学习与探索，2014,(2)：19-23.

[8][德]瓦尔特·本雅明．本雅明文选[M]．陈永国，马海良，译.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407．

[9][德]瓦尔特·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M].王才勇，译.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 .

[10]汪民安.生产[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330.

[11][英]约翰·斯道雷.文化理论与大众文化导论[M].常江，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85.

〔责任编辑：杜娟〕

From Baudelaire to Brecht——Benjamin’s cultural salvation

Xia Wei

(SchoolofMarxismStudies,ShandongUniversity,Jinan250100,China)

Through analyzing era crisis to explore cultural resources, Benjamin conducted his salvation path, following Baudelaire’s and Brecht’s ways. We called it Baudelaire’s way based on three aspects. He started from Arcade in Paris, by means of many dialectical images, revealed the truth of capital world dominated by the fairyl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alectically critical image and exposed the influence of capitalist modernity upon people’s life. He did not aim to present the image but to remove it. Baudelaire-style Benjamin highlighted his thoughts featured by practice. He opposed linear progressive view of history, employed Messiah salvation thought, and emphasized every moment of history shining the hope of salvation, so what we should do is to discover the possibility of reconstructing history and to explore the access to salvation. Benjamin actively searched the revolutionary forces contained in culture and the unconcealed collective consciousness. In the new changes of arts, he dug out the power of practice.

Benjamin; Baudelaire; Brecht; cultural salvation; dialectical image; perceptual consciousness

2016-06-05

教育部全国高校优秀中青年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择优资助计划项目“‘实践化’理念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堂教学中的应用研究”(15JDSZK026)；山东大学青年学者未来计划项目“法兰克福学派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2016WLJH19)；山东大学自主创新基金重点项目“国外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研究”(IFW12091)

夏巍(1977-)，女，山东泰安人，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博士，剑桥大学访问学者，从事国外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B089.1

A

1000-8284(2016)08-0044-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