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勤廉文化思想探析

潘 民 中

(平顶山市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河南 平顶山 467000)



诸葛亮勤廉文化思想探析

潘 民 中

(平顶山市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河南 平顶山 467000)

诸葛亮的勤廉思想萌生于幼年家居所受齐学启蒙；青年时代躬耕南阳，南阳丰厚的勤廉文化使其勤廉思想趋于稳定成熟；壮年从政，勤廉思想外化为治理蜀汉的实绩。

诸葛亮；勤廉思想；南阳文化；治国理政

诸葛亮勤廉思想的确立与其躬耕南阳时期所受南阳勤廉文化的滋养有着密切关系。本文试对诸葛亮幼年家居启蒙奠定勤廉思想根基，弱冠躬耕南阳其思想深受南阳勤廉文化的滋养，壮年从政其勤廉思想外化为治理蜀汉的实绩做些探讨，以就正于方家。

一、幼年家居启蒙，奠定勤廉思想根基

诸葛亮出生于琅邪阳都(今山东临沂沂南)仕宦之家，为西汉司隶校尉诸葛丰之后，至其父诸葛珪仍得任太山郡丞。琅邪阳都地近齐疆，合时宜、致世用的齐学传统浓郁。诸葛亮的幼年在家乡受到齐学启蒙，在心灵深处植入了以春秋时期齐国名相管仲及战国时期占据齐国五年之久的燕国名将乐毅为人生楷模的勤廉思想基因，直到躬耕南阳时仍“每自比于管仲、乐毅”[1]911。

管仲“任政相齐”，从齐国的具体国情出发，实事求是地制定治国方略，“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与俗同好恶。故其称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顺民心。’……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2]2132。其为政也，勤谨周密，“贵轻重，慎权衡”，“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知与之为取”，达到了“艺术政治”的完美境界，使齐国成为春秋第一强国，齐桓公得以“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春秋第一霸主。另外，我们不能因史籍有管仲“尝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和管仲“富拟于公室，有三归、反坫”，而怀疑管仲的廉政思想。要知道，管仲治国理念的重要观点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即明确把廉政视为治国理政的四大支撑之一，应该说管仲这些勤廉思想精华对诸葛亮影响不小。

乐毅由魏使燕，受到燕昭王垂青，任为亚卿。当时天下形势为“齐湣王与秦昭王争为帝，百姓弗堪”。燕昭王欲伐齐，请教乐毅战略取向，乐毅与之分析道：“齐，霸国之余业也，地大人众，未易独攻也。王必欲伐之，莫如与赵及楚、魏。”燕昭王认为说得有理，遂命乐毅游说诸国“以伐齐之利”。“诸侯害齐湣王之骄暴，皆争合纵与燕伐齐。”合纵约成，燕昭王使乐毅为上将军，赵惠文王也以相国印授乐毅。乐毅统帅赵、楚、韩、魏、燕五国联军，大败齐湣王于济西。“诸侯兵罢归，而燕军乐毅独追，至于临淄”，“乐毅攻入(齐都)临淄，尽取齐宝财物祭器输之燕。燕昭王大说，亲至济上劳军，行赏飨士，封乐毅于昌国，号为昌国君。于是燕昭王收齐卤获以归，而使乐毅复以兵平齐城之不下者”。“乐毅留徇齐五岁，下齐七十余城，皆为郡县以属燕”[2]2428-2429。我们从乐毅出使诸国，约以合纵，及“留徇齐五岁，下齐七十余城，皆为郡县以属燕”，可以感受到乐毅为政之勤；从“攻入(齐都)临淄，尽取齐宝财物祭器输之燕”，可以看出乐毅为政之廉。更值得品味的是，拿诸葛亮《草庐对》与乐毅“论伐齐”即诸葛亮说服孙权联合刘备抗曹与乐毅合纵四国联燕抗齐做一番比较，可知诸葛亮从乐毅身上是学到不少政治智慧的。

诸葛亮不仅以管仲、乐毅为人生楷模，而且还从“汉初三杰”之一的张良身上吸取勤政廉政营养。诸葛亮七八岁时随父祖背乡离井逃难荆州，行至颍川昆阳地面，因前途受阻而寓居昆阳北境平山之阳。父祖病逝，厝葬于此，诸葛亮、诸葛均兄弟在叔父诸葛玄照看下为父祖守墓。平山之阴父城乃张良故里，有留侯祠庙，诸葛亮曾随叔父前往瞻拜，脑海里留下深刻印记。在其移寓荆州“躬耕南阳”后，又于建安六年(201年)偕好友徐庶专程来到父城张良故里留侯祠庙谒祭。2006年在留侯祠庙所在之今郏县张店村发现一方汉隶石刻，残存57字：“亮携元直建安六年春踏贤宗观地势不严然清静秀逸乃龙凤之地拜留侯仰其像不威然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成帝王之师吾辈叹之敬之效之。”[3]29建安六年诸葛亮21岁，下距刘备三顾草庐尚有五个年头，正当其发奋游学、蓄志待立的日子。留侯张良生逢乱世，谋略超群，“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帮助刘邦在创业征途的每一个岔路口都作出正确选择，其勤可知也；当其受赏获封之时，刘邦让他“自择齐三万户”，张良则表现出知足推让，说道，“始臣起下邳，与上会留”，“臣愿封留足矣，不敢当三万户”[2]2042，其廉可敬也。

二、弱冠躬耕南阳，其思想受到南阳勤廉文化的滋养

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自述：“臣本布衣，躬耕南阳。”南阳在西周为丰镐和洛邑的南部门户，春秋战国为楚国开疆拓土所依凭，两汉为天下第一大郡，东汉一代且为帝乡。《后汉书·郡国志》载，南阳郡辖三十七县：宛、冠军、叶、新野、章陵、西鄂、雉、鲁阳、犫、堵阳、博望、舞阴、比阳、复阳、平氏、棘阳、湖阳、随、育阳、涅阳、阴、酂、邓、山都、郦、穰、朝阳、蔡阳、安众、筑阳、武当、顺阳、成都、襄乡、南乡、丹水、析。有户五十二万八千五百五十一，口二百四十三万九千六百一十八[4]3476-3477。历代多勤廉名宦临治。

春秋时楚国沈诸梁尹叶，问政于孔子，有“近者悦，远者来”之致治名训。在澧水上游兴修东西二陂，变水害为水利，百姓安居乐业。该水利工程比魏国邺令西门豹开凿的十二道引漳水渠早一百年，比秦国修筑的郑国渠早三百年，奠定了此后数十年叶在楚国对内稳定政局、对外开疆拓土等方面的举足轻重地位[5]11。

西汉宣帝时召信臣任南阳太守，视民如子，好为民兴利。躬劝耕稼，出入阡陌，稀有安居。开通沟渠，以广灌溉，垦田岁加至数万顷，户口倍增。止奢靡，禁游遨，其化大行。郡以殷富，吏民亲悦，号为“召父”[6]3642。

东汉建武初年，河内汲人杜诗为南阳太守，性节俭，政治清平，造水排，铸农器，修治陂塘，广拓土田，比屋殷足。时人为之语曰：“前有召父，后有杜母。”“视事七年，教化大行。”[4]1094、1097

上党屯留人鲍昱为比阳长，政化仁爱，吏民怀之。有赵坚杀人，系狱当死。其父母诣昱泣告无后。昱怜之，令将坚妻入狱，遂有娠生子。荆州刺史表其事于朝，累官南阳太守[7]59。

中平年间，羊续为南阳太守。“入界羸服间行，历县邑，采风谣，其令长贪洁，吏民良猾，皆逆知其状。后击平贼寇，班宣政令，百姓欢服。府丞尝献生鱼，续受之而悬之于庭，以杜其再进”[7]61。

洛阳人种拂任宛县令。宛为南阳郡治所所在，郡吏好因休沐游戏市里，为百姓患。拂出逢之，必下车公谒，以愧其心，自是莫敢出者。政有能名[7]60。

相信这些廉政事迹为南阳吏民广为传诵且载入史册的名宦勤廉风范，定会对躬耕修习高吟俟时的诸葛亮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南阳不仅多勤廉名宦临治，而且盛产勤廉之士。春秋时，南阳宛人范蠡事越王勾践，苦身戮力，与谋灭吴，以雪会稽之耻。西汉堵阳张释之，以资为骑郎，十年不得调。后拜廷尉，唯务持平。语曰：“张释之为廷尉，天下无冤民。”东汉初年追随刘秀打天下的“云台二十八将”多为南阳人，他们勤恳为政，廉洁奉公，得以拜将封侯，奠定东汉基业，自不待言。即便到了东汉中后期，南阳仍辈出勤廉之士。宛人任延，建武初征为九真太守，教民嫁娶，于是徼外蛮夷慕义保塞。寻拜武威太守，帝戒之曰：“善事上官。”延对曰：“臣闻忠臣不和，和臣不忠。履正奉公，臣子之节。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诏。”既之任，威行境内。新野樊晔，因早年救助过刘秀，被征拜为侍御史。后陇右不安，再拜天水太守。政刑严猛，吏民羌胡畏服，道不拾遗，视事十四年，卒于官。邓训，新野人，是勋臣邓禹的第六个儿子。少有大志，谦恕下士，士多归之。上谷事变，帝诏邓训出兵为防，鲜卑不敢近塞。元和初拜张掖太守，羌胡来者，待以恩信，小大感悦，皆款塞纳质。卒于官，羌胡旦夕临哭者数千人，家为立祠。犫人延笃，举孝廉为平阳侯相。到官表龚遂之墓，擢用其后。桓帝时征拜议郎，著作东观，稍迁侍中，徙京兆尹。政用宽仁，与边凤齐名。长安吏民把边凤、延笃与前汉的著名京兆尹赵广汉、张敞、王遵、王章、王骏相提并论，称为“前有赵、张、三王，后有边、延二君”。南阳人孔嵩，家贫亲老，佣为新野县阿里街卒。友人荆州刺史范式行部到新野，县令选嵩为导骑迎式。式见而识之，把臂叹息曰：“子怀道隐身，处于卒伍，不亦惜乎？”嵩曰：“侯嬴处贱役，子欲居九夷。贫者士之宜，岂为鄙哉！”式敕县代嵩，嵩以为先佣未竟，不肯去。后辟公府，官至南海太守[7]93-102。

这些南阳本土孕育出的勤廉之士的品行与临治南阳勤廉名宦的为政风范，共同构成南阳丰厚的勤廉文化土壤，滋养着躬耕南阳，世界观、人生观正处在形成阶段的诸葛亮的心灵，使其勤廉思想日趋稳定和成熟。

三、壮年从政，勤廉思想外化为治理蜀汉的实绩

若将接受刘备三顾视作诸葛亮从政之始，那么其政治生涯大致可分为两个大的阶段和七个小的时段。两个大的阶段，即先主刘备时代和后主刘禅时代。七个小的时段，四个在先主刘备时代，三个在后主刘禅时代。先主刘备时代的四个时段为：与刘备“情好日密”的相识相知时期，从刘备三顾诸葛亮《草庐对》发生的建安十一年到建安十三年十二月赤壁大胜刘备收江南以诸葛亮为军师中郎将；任职军师中郎将时期，从建安十三年十二月初任军师中郎将到建安十九年夏刘备入据成都以诸葛亮为军师将军；任职军师将军时期，从建安十九年夏升任军师将军到章武元年(221年)夏四月刘备即帝位册诸葛亮为丞相；出任蜀汉丞相时期，从章武元年夏四月出任蜀汉丞相到章武三年夏四月刘备病逝永安托孤于诸葛亮。后主刘禅时代的三个时段为：为刘备守丧时期，章武三年夏四月至建兴三年(225年)春；平南中时期，建兴三年春至建兴五年春；北伐时期，建兴五年春至建兴十二年秋八月病逝五丈原。

先主刘备时代初期，经徐庶介绍，刘备三顾诸葛亮，先是诸葛亮与之论天下大势，后因曹操攻荆州，刘备从樊城南撤，诸葛亮随之。虽经当阳一战，“先主弃妻子，与诸葛亮、张飞、赵云等数十骑走”夏口，二人的关系仍处于“情好日密”的友情阶段。诸葛亮的建议均以友人口气提出，还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从政。既便如此，“先主至于夏口，亮曰：‘事急矣，请奉命求救于孙将军。’”已表现出诸葛亮勤于为政的优良品格。诸葛亮受命出使孙权，与鲁肃合力促成孙刘联盟。孙权“即遣周瑜、程普、鲁肃等水军三万，随亮诣先主，并力拒曹公”，取得赤壁大战的胜利。赤壁大胜后，刘备乘势收取江南四郡，“以亮为军师中郎将，使督零陵、桂阳、长沙三郡”[1]915。这是诸葛亮在刘备集团中担任职务的开始，同时也就确立了正式的君臣关系。诸葛亮在担任军师中郎将期间的政绩集中表现在“调其赋税，以充军实”，使刘备具备西进益州的实力方面。刘备西入益州后，“亮与关羽镇荆州”，免除其后顾之忧。当刘备自葭萌还攻刘璋于成都时，诸葛亮不失时机地“与张飞、赵云等率众泝江，分定郡县，与先主共围成都”，取得占有成都的胜利。“分定郡县”，既需要战略眼光，又需要政治谋略，还需要勤勉为政去保证。“成都平，(先主)以亮为军师将军，署左将军府事”[1]916，“以诸葛亮为股肱，法正为谋主，关羽、张飞、马超为爪牙，许靖、糜竺、简雍为宾友”，建全了一个军事政治集团核心所应具备的人才结构。“董和、黄权、李严等本璋之所授用也，吴壹、费观等又璋之婚亲也，彭羕又璋之所排摈也，刘巴者宿昔之所忌恨也，皆处之显任，尽其器能。有志之士，无不竞劝”[1]882-883。能做到这些，当然首先取决于刘备“宽仁有度，能得人死力”，但也与“诸葛亮达治知变，正而有谋”勤谨周密的谋划调度分不开。诸葛亮在任职军师将军的六年间，“先主外出”，建安二十年东下公安与孙权争荆州所有权，建安二十三年率诸将与曹操争汉中，称汉中王。“亮常镇守成都，足食足兵”[1]916。“足食足兵”说起来容易，里边不知蕴含着多少诸葛亮勤勉施政廉洁奉公的心血。章武元年夏四月刘备即蜀汉皇帝位，册诸葛亮为丞相。诸葛亮以丞相录尚书事，假节。张飞卒后，又领司隶校尉。三年间刘备倾全力东下伐吴，诸葛亮在成都承担着保障前方军需供应和稳定后方的繁巨政务。虽然刘备东征失败，病逝永安，但蜀汉政权平稳度过难关，没有出现内政外交的危机。稳定蜀汉政局的砝码无疑是诸葛亮用勤政廉政实绩积累起来的威望和良好政治品格。

进入刘禅时代，诸葛亮除继续担任丞相一职外，权力有所扩充，获得“开府治事”的身份，“又领益州牧，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诸葛亮任军师将军期间是“署左将军府事”，册命为丞相时前进一步，“以丞相录尚书事，假节”，但这些身份实质上不过是刘备办事机构的幕僚长。这时获得的“开府治事”，性质就完全不同了，成为名正言顺的蜀汉政府首脑。况且，“又领益州牧”之“益州牧”原本是刘备生前所任职务，这时由诸葛亮来兼任，是在明确地告诉国人：后主刘禅只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而诸葛亮则是具有半君半臣身份的政府首脑。诸葛亮虽然具有如此特殊的政治身份，但始终恪守践行着接受刘备临终托孤时自己所许下的诺言，“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鞠躬尽瘁[1]918。为刘备守丧的三年，诸葛亮适时调整了蜀汉同孙吴的关系，“团结和亲，遂为与国”。南征四郡，虽仅用了不到一年时间，看似轻而易举，事实上全赖诸葛亮的统筹谋划和率师亲征，才得以速战速决，获取胜利。“诸葛亮率众讨雍闿”，“诸葛亮由城寯入，斩雍闿及高定”，“七擒七纵孟获”，“亮遂至滇池”，史不绝书[8]2222-2225。军事上取得胜利后，诸葛亮又做了大量艰苦卓绝的善后工作。正是诸葛亮的勤慎廉明，服人服心，才收到“终亮之世，夷不复反”的效果。北伐战争历时八年，从《出师表》的尽职尽责，叮咛周至，铺排细密，可见诸葛亮勤政风格之一斑。“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1]920。诸葛亮是这样剖露心迹的，也是这样践履的。“六年春，亮身率诸军攻祁山，关中响震”，因用马谡失察，“自贬三等”。吸取六年冬“复出散关”，“粮尽而还”和九年“复出祁山，以木牛运，粮尽退军”的教训，“十二年春，亮悉大众由斜谷出，以流马运，据武功五丈原，与司马宣王对于渭南”，“亮每患粮不继，使己志不申，是以分兵屯田，为久驻之基。耕者杂于渭滨居民之间，而百姓安堵，军无私焉”[1]925。只可惜，天不假年，呕心沥血的诸葛亮“死而后已”，毫无愧色地兑现了他向刘备许下的诺言。

诸葛亮的廉政实绩集中体现在如下的史书记录中：“初，亮自表后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及卒，如其所言。”“亮遗命葬汉中定军山，因山为坟，冢足容棺，殓以时服，不需器物。”[1]927诸葛亮二十八年从政生涯所创下的勤政廉政实绩，是其勤廉思想的外化和践履。

要之，诸葛亮的勤廉思想萌生于幼年家居所受齐学启蒙；青年时代躬耕南阳，南阳丰厚的勤廉文化使其勤廉思想趋于稳定成熟；壮年从政，勤廉思想外化为治理蜀汉的实绩。

[1] 陈寿.三国志[M].第2版.北京:中华书局,1982.

[2] 司马迁.史记[M].第2版.北京:中华书局,1982.

[3] 樊建莹,张向阳.诸葛亮《留侯祠铭》初探[J].许昌学院学报,2009(1)：29-33.

[4] 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5] 潘民中,等.叶公沈诸梁考论[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

[6]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7] 张嘉谋.明嘉靖南阳府志校注[M].南阳:南阳地区史志编纂委员会,1984.

[8] 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

责任编辑：罗 操

Zhuge Liang’s Cultural Thought of Diligence and Honesty

PAN Min-zhong

(Pingdingshan Research Centre of History and Culture, Pingdingshan 467000, China)

Zhuge Liang’s thought of diligence and honesty arose from his childhood education and became mature and stable in Nanyang.In his youth, Zhuge Liang moved to Nanyang and cultivated there and benefitted a lot from the rich culture of diligence honesty, which made his thought become stable and mature.When he was middle-aged, as Prime Minister, his achievements of governing the Shu Kingdom are the good example testifying his thought of diligence and honesty in politics.

Zhuge Liang; Qin Lian thought; Nanyang culture

2016-04-25

潘民中(1950—)，男，河南鲁山人，平顶山市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魏晋南北朝史、中原历史文化。

K236

A

1671-9824(2016)06-0007-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