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执迷与乡村的追忆
——新世纪文学中的两种矛盾文化心态透析

赵 耀

(吉林大学 文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城市的执迷与乡村的追忆
——新世纪文学中的两种矛盾文化心态透析

赵 耀

(吉林大学 文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新世纪的文学创作中有两种截然相反但却相互纠缠的矛盾心态：城市的执迷与乡村的追忆。前者是在理性的感性化质变中生成的，后者是在感性的理性化抽离中触发的；前者承载着理想变异的历史阵痛，后者经历着梦境破碎的现实残酷。二者表面上是对启蒙精神的继承与发扬，实质上缺少深层问题的切入，在看似丰盈的复杂心态描摹中，暴露出观察者视域的狭隘与反抗者精神缺席的窘境。

新世纪文学；文化心态；城市；执迷；乡村；追忆

纵观新世纪文学创作所呈现的文化心理走向，可以发现两种截然相反但却相互纠缠的矛盾心态：城市的执迷与乡村的追忆。一方面，城市是自由绽放的理想之所，是多重欲望恣意满足的魔幻之境；另一方面，乡村是灵魂安顿的宁静港湾，是道德救赎的栖居之地。作家们一方面执迷于城市的繁华景象，选择毫无保留地拥抱城市；另一方面，却又追忆乡村的宁静和谐、古朴自然，有着浓烈的返乡冲动。作品中的人物一方面积极奔赴城市，渴望在城市中追逐遥不可及的梦，另一方面又难以彻底切断与乡村的联系，始终处于尴尬的城乡交叉地带，既无法获得城市的接受与认同，也无法在真正意义上实现自我身份的根本转变，这种“在而不属于”的悬浮状态，是诱发精神危机的直接动因。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城市的执迷与乡村的追忆几乎成为当代中国作家特有的集体无意识，它以或隐或显的方式游走于作品之中，既是社会现代转型过程中历史阵痛的客观呈现，又是当前社会生态现状的真实写照。因此，将这种矛盾的文化心态视为一种症候，不仅可以有效切入尚未充分开掘的文化因子，进行人类学和文化学的学理反思，更具有重要的文学史价值，是记录当下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社会整体价值取向流变历程的重要参考资料。

一、理性的感性化与感性的理性化

城市是现代化的产物，是人类对自然征服的一大标志。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城市象征着进步，拥抱城市是一种理性的选择，追逐现代化的体验也并不存在任何道德层面的越界。然而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在具体的文学创作过程中，对城市的理性选择总是异化为对城市的非理性执迷，理性发生感性化的质变，不再以客观冷静为标志，相反湮没于盲目从众的冲动之中。最佳生存状态的探寻与开拓让位于假想黄金世界的梦中守望，形式的虚幻满足远远超出实质的本真需要，一切既定的秩序在混乱与碎片中失去应有的和谐。

在贾平凹的《高兴》中，主人公刘高兴对乡村有着莫名的拒斥，这种拒斥并非缘于城乡差距的二元对立，而是根植于其对自我身份认同的强烈渴望。刘高兴不似以五富为代表的底层农民那样单纯在物质层面上对城市执迷，而是有着类似知识分子般的精神追求，有着救赎他人的职责使命感，“可以发现这两位人物身上隐藏的知识分子话语对底层想象的信息和密码”[1]。因此，在刘高兴的精神图景中，始终存在着自我身份预设与现实之间的严重错位，始终无法在理想与现实之间达成真正意义上的和解：身穿西装也并不能获得城市白领的接受认同，热心帮助他人开锁却被误认为小偷。刘高兴渴望作为一个真正城里人的愿望是自身生命感性的涌现，是自我身份认同无法获得所引发的精神危机变体，也正是缘于此，他对城市的向往实际上是对城市的执迷，是以畸形的方式对感性的病态压抑。虽然有着看似理性的外衣，实则潜藏着非理性的内核。

在余华的《第七天》中，“鼠妹”的悲剧性命运着实令人惋惜。但是，排除情感因素，客观分析“鼠妹”悲惨遭遇的直接原因，就会发现引发其男友卖肾的导火索并不是社会的不公正和黑器官贩子的贪婪与冷漠，而是“鼠妹”被城市熏染的虚荣心使然。在“鼠妹”看来，拥有“苹果”手机就意味着成为城里人，旁人的羡慕眼光就是城里人身份确立的标志，这样的认知方式本身就已经发生了异化，“苹果”手机作为一种符号有着远远超越其使用价值本身的象征意义。因此，“鼠妹”对城市的向往并不是对城市为其提供生命自由的理性考量，而是物化遮蔽下的非理性欲求，是理性的感性化沦落。

在李佩甫的《生命册》中，主人公吴志鹏的内心世界始终存在城乡之间的摇摆与分裂。理智告诫他要想生活富足就必须彻底告别乡村情结，但发自生命深层的感性使他无法切断与乡村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也就始终处于精神危机之中，无法获得真正意义上的缓解与超越。这样的矛盾心态几乎贯穿李佩甫的创作始终，从《红蚂蚱，绿蚂蚱》到《城的灯》，李佩甫的创作中总是存在着这样一个内模式：人们因为迷失而寻找，而寻找的终点依旧是迷失。而无论是寻找还是迷失，都是在感性框架之内的盲目游走，鲜有理性精神的正当介入。

阎连科在《炸裂志》中大胆地通过主人公孔明亮之手将乡村改造升级为特大都市。这一过程看似荒诞不经，其实揭露了深入骨髓的文化劣根：对自己农民身份极为不满，时刻渴望摆脱乡村，拥抱城市，即便愿望无法达成，也要在幻想中单方面自我愉悦。这是否与阿Q的“我们之前阔多了”的自欺欺人有着家族性相似？还应注意到的是，炸裂由乡村升级为特大都市的过程并不是孔明亮一个人在实践，所有炸裂人都以一种着魔的疯狂投入这一梦幻般的工程当中，这种难以抑制的非理性冲动的动力根源是否与阿Q的“革命”有着某种内在联系呢？

因此，虽然不同作家创作倾向不同，但他们都或多或少地在对城市的执迷中暴露出非理性的倾向，总是以感性化的方式呈现，在这一过程中不仅将理性的实质丧失殆尽，更将理性导向非理性的可怕深渊。

如果说作家在新世纪的创作心态中，对城市的执迷是以理性的感性化为特征的，那么，他们对乡村的追忆则是通过感性的理性化完成的。所谓感性的理性化是指作家在创作过程中有意无意地将乡村的感性直观升华为理性认知，以个体性的生命感知替代群体性的经验共识，以理想中的乡村尺度衡量、评判不可阻挡的现代性步伐。

史铁生、张炜、张承志可谓是在物化时代执着于灵魂拯救与道德救赎的牧师。他们无一例外地选择乡村这一远离尘嚣的理想之所进行精神家园的建构，渴望在乡村这一理想中的纯美之境里守望着自我内心的馨香，抵制物化的侵扰，捍卫原始牧歌般的自由与诗意。莫言则更进一步将乡村视为生命恣意绽放的乐土。他笔下的人物只有在高密东北乡这一充满原始生命强力的乡村土地中才能大胆地自我实现，冲破一切束缚与禁忌，也只有在象征着旺盛生命力的红高粱地中才能完成生命的自我拔擢。莫言在生命意志的无限开掘中已经将乡村预设为生命自由绽放的乐土，将乡村作为城市的对应性存在加以歌颂。

然而，无论是纯美之境还是生命乐土，它们都仅仅是作家自我视域下的个体性幻想，而非现实乡村的真情实景，作家在自己的感性世界中自然可以不受任何束缚地自由驰骋，可以为自己坚守最后一块净土。但是，需要追问的是，这样的纯美之境和生命乐土是否真的存在？它能否在真正意义上抵制物化那无孔不入的渗透？它能否在机械工业时代阻止“种的退化”，给生命强力完全属于自己的成长空间？答案自然是否定的。在文学创作中寄托理想本无可厚非，问题在于，作家们普遍无意识地进行着感性的理性化实践，把特殊化为一般，这样一来，对乡村宁静和谐的向往就沦为非理性的追忆，异化为假想的禁中守望。

二、 理想的变异与梦境的破碎

既然对城市的向往是理性外衣包裹下的感性化执迷，对乡村的皈依是感性掩盖下的理性化追忆，那么，城市的理想与乡村的梦境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必然面临着变异与破碎的危机，不可避免地要遭遇毁灭性的打击。城市并非实现理想的自由之境，相反却是满布着精神创伤的伤心之所，乡村也并非梦境中的古朴和谐、自在圆融，而是藏污纳垢的狭隘之地，留下的只有“梦醒了无路可走”的迷惘与彷徨。

在新世纪的众多创作中，人普遍无法真正融入城市之中，相反城市作为异己的对象总是将其裹挟，并以难以摆脱的超常力量对其挤压，使其原初的城市理想发生根本性的变异，从自我价值的实现沦为最低生存需求的维系，从变更现实的理性动力异化为病态欲望的非理性满足。“对于现代人来说，建设一座宫殿可以是一个创造性的尝试，然而要住在里面却仍然是一件可怕的事情”[2]4。城市似乎正是所谓的“宫殿”，建成容易，在其中自由地生存却异常艰难。

莫言的《酒国》描写侦查员丁勾儿奉命调查酒国市吃婴儿谣传的真相。这本是一出英雄题材的好戏，但莫言却将叙述的重心转向对丁勾儿如何在酒国市一步步被同化并堕落的细微描述。丁勾儿原本能力超凡，忠于职守，但在酒国市的灯红酒绿中是那样不堪一击，没有任何抵挡能力。莫言通过丁勾儿的沦落似乎在向读者声明：任何个体性的执着与坚守也无法抵御物化的疯狂进攻，任何拒绝都会在外在的挤压之下被迫同化。正如海德格尔所言：“技术统治的对象化特性越来越快，越来越无所顾忌，越来越遍及大地，取代了昔日所见和习惯所为的物的世界的内容。它不仅把一切物设定为在生产过程中可制造的东西，而且它通过市场把生产的产品送发出来。在自我决断的制造中，人的人性和物的物性，都分化为一个在市场上可计算出来的市场价值。这个市场不仅作为世界市场而遍及整个大地，而且也作为意志的意志在存在的本性中进行交易，并因此将所有的存在物带入一种算计的交易之中。”[3]104丁勾儿最后的死隐喻着在欲望表演结束后，生命能量的耗尽与消亡。然而一个个体的消亡不会给世界留下任何记忆，因为下一场表演正在接着上演。“酒国”本身也有着明显的象征意味，在酒的国度之中，最初的理想在婴儿做的佳肴之中渐行渐远。

相较于莫言的魔幻，尤凤伟的《泥鳅》则更具现实主义的冲击。打工者带着最初的梦想进入城市，渴望在城市中通过诚实劳动打拼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然而，梦想毕竟是梦想，现实则是冷峻残酷的，他们像泥鳅一样游走于城市之间，为城市的改变做出贡献，但是城市对他们依旧采取拒绝的态度，他们无法在真正意义上融入城市，更无法获得城市的认同与接纳。出于观念的不同，“泥鳅”产生了分化。老实本分者只能成为凌辱欺压的对象，不甘平庸者成为城市拥有者的工具，耗尽使用价值后立遭抛弃。即便个别人真的成为城市的主宰者，他们也早已忘却进城的原始初衷，从“泥鳅”异化为压榨“泥鳅”者的身份转变并未带来人格的健全和精神危机的超越，相反催生出更多的变态心理与复仇倾向。

周大新《曲终人在》中的主人公欧阳万彤彻底实现了祖辈的夙愿，完成了从农民到市民的身份的根本转变，甚至成为政府官员，成为名副其实的城市管理者。而且，尤为可贵的是，欧阳万彤始终以人民公仆的身份自我定位，把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行为指南，他严于律己，将国家利益永远放在首位，绝对是一名称职的领导干部。但是，随着欧阳万彤地位的不断提升，随着他市民身份的日益稳固，他对周围一切的疏离感也越来越强，甚至与妻儿也产生了难以消解的隔膜，直至关系最终破裂。那么，导致欧阳万彤个人悲剧的重要原因是什么呢？是不断滋生的城市欲望将他周围的人加以改变，使他们屈从于不断膨胀的自我欲望，不断做出越轨的行为，欧阳万彤的个人式抵抗在他们看来仅仅是冥顽不化的愚蠢，是不谙世事的保守，价值取向的彻底颠倒和评判标准的完全错置正是城市执迷过程中的一大特色。

如果将“泥鳅”和欧阳万彤进行比照式阅读，就会发现无论是城市的底层还是城市的管理者，都无法对城市进行全面掌控，相反却被城市异化。即使是在《孽红》、《河流如血》这样偏于通俗的文学创作中，也带有明显的在城市中挣扎的精神创伤和难以超越的精神危机。

如果说都市只会带来理想变异的迷失与彷徨，那么，现实的乡村也并非梦境般的静谧，而是在和谐外表下潜藏着无尽的哀伤，古朴之中聚集着太多的褊狭。梦境中的乡村是一派青山绿水的桃源景象，现实中的乡村却是破败与荒芜的；梦境中的村民是单纯善良、热情好客的，现实中的村民却是工于心计的贪婪之徒；梦境中的人与自然是和谐统一的，现实中的人与自然却是截然对立的。梦境与现实存在着巨大的反差，或者说正是现实的残酷与严峻触发了作家的梦境。

贾平凹在《带灯》中以维稳办主任带灯的人生际遇和精神图景演绎着乡村的真实景象。带灯始终处于焦头烂额之中，因为村里有太多的事情需要处理，有太多的琐碎纠纷需要安置，有太多的激愤情绪需要安抚。贾平凹的创作本意似乎是要描摹带灯的精神世界，但却在不经意中对新世纪乡村的真实景象给以充分展现。随着商业化浪潮的侵袭，乡村早已不再是昔日远离尘嚣的纯美之境，而是各种利益集团相互纠缠博弈的场域。所有人都在利益与欲望的刺激之下盲目地忙碌，在相互欺骗与压榨中谋取利益，传统道德的制约早已失效，现代规范制度的确立依旧遥遥无期。乡村的稳定仅仅依靠带灯式的拆东补西必然存在着严重的危机隐患，随着矛盾的失控，带灯也必然走向熄灭的悲惨结局。

阎连科的《风雅颂》本是对中国知识分子的一次自我炼狱式解剖，将其中最卑劣、最见不得光的负面因子进行全方位的开掘，同时也在相当程度上切入了乡村难以挽回的破败景象。从某种意义上说，主人公杨科潜逃回到乡村老家的行为是在都市中遭遇挫折后的应激反应，是渴望回归母体找寻精神慰藉的本能冲动。然而，现实是乡村早已不是杨科离开时的乡村，村民也不再是昔日的村民。杨科回村之初受到的超常态礼遇不是缘于乡情的浓厚，而是缘于其北京高校教师的身份，这既是传统“官本位”观念的促动，更缘于现实的功利性需要。村民们恳求杨科逐一抚摸自家孩子的头，幻想孩子从此变聪明的做法看似荒诞，实际上却暴露了他们不劳而获的卑怯心态。当他们后来获悉杨科回村的真相后，便恶语相加。前后的反差更说明了对杨科的礼遇与尊重不是缘于对知识分子人格的认同，而是缘于其所掌控的利益资源。这样的小农意识在杨争光的《公羊串门》和《老旦是棵树》中也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两部作品中的主人公在利益发生变化中的首鼠两端、在力量对比产生变异中的欺软怕硬、在贪得小便宜后的病态满足、在遭受挫折后的自欺欺人，都被活灵活现地予以揭示，村民间琐碎小事的纠纷严重挤压了他们原本不大的生存空间，其只能在自欺欺人的矛盾转嫁中获得暂时的缓解。因此，宁静和谐的乡村仅仅存在于梦境之中，而且这个梦境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不堪一击，面临着随时破碎的危机。

三、 表象的丰盈与实质的虚空

如果将“城市的执迷”与“乡村的追忆”落实到新世纪文学创作的具体人物形象上，我们不难发现农民形象相对集中于对城市的执迷，知识分子群体相对倾向于对乡村的追忆。农民对城市之所以执迷，自然缘于其思想的局限与狭隘。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新世纪文学中对执迷城市这一文化心态的捕捉有着相当程度的启蒙意味，将着眼点放置在农民思想的不觉悟以及由此引发的教育冲动上或多或少可以与现代文学中的启蒙主义倾向相连接。唯一不同的是，新世纪文学的创作不再将农民作为单一的被启蒙对象，知识分子也被纳入到批判与反思的行列之中。知识分子之所以有着强烈的返乡冲动，其根源在于城市已经带给他们太多的精神创伤，他们迫切地需要回归乡村去找寻失落已久的精神家园，然而这一思想倾向本身即包含着明显的非理性倾向，也正是缘于此，知识分子对乡村的追忆也和农民对城市的执迷一样，被推上理性反思的审判台。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新世纪文学在继承现代文学启蒙传统的基础上所进行的开拓创新，有效规避了现代文学中潜藏在启蒙背后的知识分子强制话语。“他们的启蒙并不是真正立足于唤醒对象的自觉，以求达到对象的独立自主，而是以一个领袖和导师的身份出现，居高临下地把自己的主观思想灌输到对象中去，而灌输本身就带有强制性。这种启蒙是干预式的，而非启发式的。这种干预式的启蒙显然带有专制特征。但是这种启蒙的专制是隐藏在堂吉诃德式的热情无私的教诲背后的。不但启蒙者自身不自觉，而且被启蒙者也难以自察。问题在于，是被启蒙者同意这么做的，是被对象所欢迎的所渴望的。这是崇高的理想和道德追求目标下的手段的专制，人们往往为了目标的崇高，而自觉或半自觉地接受这种专制。”[4]118

然而，在对看似丰盈的矛盾文化心态的揭示中，其实质的虚空暴露了出来。一方面，对现象的单方面描述式呈现暴露出作为观察者的作家视域的狭隘；另一方面，对梦境的非理性迷恋映射着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反抗精神的严重缺席。具体来说，在对农民执迷城市的写作中，作家普遍停留在单纯的呈现上，并未进行有效的介入，而“知道如何善用语言，知道何时以语言介入，是知识分子行动的两个必要特色”[5]23。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无法摆脱现实处境的制约，没有从现实本身出发，而是以知识分子的主观观念先行预设，作品中呈现的是知识分子视域统摄下的乡村，而非本真意义上的乡村。这一点在贾平凹的《高兴》中尤为突出。前文已经谈到，《高兴》的主人公刘高兴有着知识分子的情怀，不仅有着超于一般农民的精神追求，更有救赎他者的强烈渴望。这虽然使作家的主体情感得到有效释放，但却是以遮蔽农民真实精神世界为代价的。

与此同时，知识分子对乡村的追忆虽然值得理解与同情，但并不应该给予认同。对乡村的追忆本身是一种逃避，是放弃抵抗的主体性弥散，是一种生命强力丧失的自我弱化，是知识分子责任担当的懈怠。这里并不是以双重标准看待农民和知识分子，而是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精英，有责任更有义务拒绝虚幻的精神鸦片。“历史的发展需要先驱，需要探险者，需要勇于承受孤独的勇士，不是跟着他人走，不是欢天喜地地与他人一起走，而是孑然一身行走于不见人烟的荒原。他的脚印属于人群，但在人们欢呼着向他集结时，他却必须孤独地踏着荆棘走向更为荒凉之处，这也许就是真正的文学家和精神创造者的命运。”[6]35知识分子在残酷现实面前应有的态度是积极地应对挑战，而不应成为甜蜜梦乡的制造者和生产商。优秀的作家不会止于对外部世界的妥协与屈服，而是在生命意志的支撑下与一切已成惯例实为压抑的现象进行抗争，忍受不了任何虚假的形式合理，不相信所谓的“黄金世界”，更拒绝被温柔乡收养，“你要那样，我偏要这样是有的；偏不遵命，偏不磕头是有的；偏要在庄严高尚的假面上拔它一拔也是有的”[7]183。需要以悲剧性的崇高压制喜剧性的戏谑，让生命的真实毫无保留地传达，需要在人文领域中质疑科学领域中的“能量守恒定律”，恢复个体生命的鲜活感知，揭示灵魂创伤下的内心撕裂。需要对世界的虚无进行绝望的反抗，抵制精神鸦片的批量生产，以罪恶与黑暗的暴露而非掩盖，继续着鲁迅先生开启的“铁屋中的呐喊”。因此，从本源上来说，无论是城市的执迷还是乡村的追忆，它们都带有明显的前现代思想烙印，都是在未承认现代性状态的客观存在前提下进行的消极逃避，是在盲目的追逐与虚幻的梦境中的摇摆不定。执迷与追忆都偏离了正常的轨道，适当的介入才是应该具有的理性态度。

[1] 张福贵，杨丹.底层的真相与病相——解读《高兴》[J].文艺争鸣,2009(4)：67-70.

[2] 马歇尔·伯曼.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3] 海德格尔.诗·语言·思[M].彭富春，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

[4] 钱理群.我的精神自传[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5] 萨义德.知识分子论[M].单德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6] 李新宇.走过荒原：1990年代中国文坛观察笔记[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7] 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责任编辑：张怀宇

Urban Obsession and Rural Recall——Two Contradictory Cultural Mentalities in the New Century Literature

ZHAO Yao

(College of the Humanities,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 China)

In the new century, there are two contradictory but conflicting attitudes in the literary creation: the obsession of the city and the recollection of the countryside. The former is generated in rational perceptual qualitative change, the latter is triggered in the sensible and rational detachment; the former carries the historical pain of ideal variation, the latter experiences the cruelty of the reality of broken dreams; The two seemingly reflect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Enlightenment spirit, but in essence, the lack of approach to the deeper problems.The seemingly abundant tracing of complex mentality exposes the narrow vision of the observer and the dilemma of the rebel spirit lack.

the new century literature; cultural mentality; city; obsession; rural;recall

2016-08-03

吉林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资助项目“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学理依据探究”(2016120)。

赵耀(1989—)，男，山东泰安人，吉林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文艺美学。

I206.7

A

1671-9824(2016)06-004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