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李佩甫小说《羊的门》中的女性书写模式

林 巧 云

(安阳工学院 文法学院，河南 安阳 455000)



试论李佩甫小说《羊的门》中的女性书写模式

林 巧 云

(安阳工学院 文法学院，河南 安阳 455000)

作为一名相对进步的男性作家，李佩甫的小说《羊的门》仍然存在着浓重的男权思想。在文本中，他通过自荐枕席模式、符号化书写模式、崇拜权力而衍生的“爱情”模式及权力情色不可兼得模式等来刻画女性形象，这些女性形象完全丧失了自我意识，沦落为男性的附属者。由此可见，在当今中国，女性的真正解放仍需很长一段路要走。

女性主义；书写模式；附属品

河南作家李佩甫的作品《羊的门》不仅以独特的视角阐释了独具中国特色的权场关系，观察着中原大地的人性，揭示了国人的生存哲学，而且塑造了多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形象。在这些人物长廊中，女性形象并不是重点，也不是最突出的，但却是不能离场的“他者”。纵观这些女性形象，不难发现，作者运用了多种书写模式。

一

在文本中，女性似乎已经完全摆脱了几千年来沉重的贞洁枷锁，对男性基本上都是主动求欢，自荐枕席。秀丫只不过在村里开会时见过呼天成一面，得知自己是被他所救，当晚就去找他了。经过短暂的交流后，直接就问：“我……咋谢你呢？”然后就是“顺从地坐在了那张绳床上，把身上的衣裳一件件脱下来……倏尔，那白色的胴体完整地显现了”[1]102。在文本描述中，秀丫脱衣服，没有任何矛盾，没有任何犹豫，也没有任何羞涩，更没有任何愧疚，而是堂而皇之地把自己完全当成贡品奉献了出去。若说秀丫完全是从报恩角度出发以这种特有的方式作为酬谢从而无可厚非的话，那么她的女儿依旧沿袭了她的这种模式就令人匪夷所思了。在呼天成六十岁寿辰时，秀丫的女儿小雪奉母之命，把自己当成礼物献给呼天成：“呼天成觉得脑海里嗡的一下，炸了！有一种白亮亮的东西像大水一样漫过来……他眼前即刻出现了一个雪白的、扭动着的胴体，一双充满柔情的哀怨的大眼睛，那眼睛、那胴体带出了一串串粉红色的回忆。”[1]59小雪作为女儿被母亲委派前去代母报恩的情理性暂且不究，单说一个含苞待放的花季少女竟然如此洒脱地在一位爷爷辈儿的老人面前展现肉体就不禁让人怀疑作者所写内容的真实性。

作为农村女性的秀丫在作家的笔下尚且如此大胆，受过高等教育又初见世面的谢丽娟就更不必说了。谢丽娟在自荐枕席方面，已经摆脱了秀丫式的淳朴和木讷，更多了几分挑逗和勾引。在和呼国庆狂欢之夜，谢丽娟浓妆艳抹，极具挑逗性。除了这两位在文本中着墨较多的女主角外，另一位容易让人忽视的女配角“纸糊桥”也是如此：“那女子进了耳房后，三下两下就把衣服脱了，脱得很净，她就光光地躺在席上。”[1]167相似的模式、雷同的镜头在文本中一再出现。事实上，这种女性自荐枕席、主动求欢的书写模式在文学作品中并不鲜见。在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那些可爱美丽的妖鬼狐仙对心中渴望美色又拘于礼法的柔弱书生便表现出分外的主动和妖娆。这一模式无疑是作者为了满足自己的性幻想和性渴望所采取的一种纾解方式，其书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作者内心深处的一种性别观照。然而蒲松龄笔下的妖鬼狐仙虽然深谙男女之事，但却是以书生的拯救者的面貌出现的，在塑造上多了几分可爱和生动。但是在李佩甫的笔下，女性已经失去了这份生动和可爱，完全成为情欲的象征，被设计为主动诱惑者了。面对呼天成、呼国庆、老秋等有妇之夫，无论是作为有夫之妇的秀丫、不谙世事的花季少女小雪，抑或是初见世面的大姑娘谢丽娟和死了男人的寡妇“纸糊桥”，似乎已经完全不顾及婚姻、舆论及礼法的束缚，完全放得开了。这些女性在书写中已经失去了良家妇女的外衣，沦落为放荡、诱惑、勾引的情欲角色。而且在和这些男人相处的过程中，这些男人对她们均有着致命的吸引力。呼天成随口一声“脱”，无论是在冰冷的凉席上，还是在寒冷的冬天，甚至在孙布袋的坟前，秀丫都能做到面不改色，一遍又一遍地脱衣。面对呼国庆离婚、再婚这些戏剧性桥段，谢丽娟仍然做到了不离不弃……这些女性完全像布偶一样任随男性支配，男性对她们可以召之即来，挥之即去……这些女性已经失去了自我意识及女性特有的情绪、心理，正如波伏娃所说：“男人并不是根据女人本身去解读女人，而是把女人说成是相对于男性的不能自立的人……她是附属的，是同主要者相对立的次要者，他是主体，而她则是他者。”[2]11这种书写模式无疑违背了女性的生命真实。

二

在作家的笔下，文本中对很多女性人物采用了符号化的书写模式。在文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女性，她们的形象塑造过多掺杂了情欲化的描述。秀丫是“多遍面”、“白菜”，而“多遍面”和“白菜”的特点就是白、水嫩、诱人，具有可食性：“那白，生生是水磨磨出来的，是细细发发的白，嫩嫩乎乎的白，那白能生出瓷花花的光来！”[1]100秀丫的女儿小雪基本和母亲大同小异：“肉是白的，是那种粉粉的白，润润的白，活鲜亮丽的白，那白里绷着一丝一丝的嫩红，就像是‘鹅娃笋’一样。”[1]59通过这些书写，除了秀丫“白”、小雪“嫩”和二者均“柔顺”外，很难再给予读者其他的深刻印象了。而知识女性谢丽娟在文中首次出现就被描写得极具“性”的特征：大眼、大嘴。呼国庆对她生情并不是出于思想情感的共振，而是权力欲望及男性欲望双重使然。老秋眼里的“纸糊桥”，最吸引他的是这个女人眉心里有一颗黑痣。可见，这些女性在男人的眼光里主要是从性的视角、情欲观点来打量的。“多遍面”、“白菜”、“纸糊桥”、“黄花闺女”等绰号正是男性惯用的语言，由此她们在文本中处于从属地位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些女性的生命本真已经被完全忽略，真实的灵魂已经不被关注和探究，她们唯一的价值是成为男人的性欲对象、权欲交换对象、权谋利用工具或者男性的陪衬，在这部以男性为主角的大戏里她们承担着背景、陪衬的小角色作用。

这些带有绰号的女性在作家的眼里算是格外受偏爱的，因为她们有性别特征，有美色，在文本中有价值，扮演了较为重要的角色。和她们相比，另一部分女性如呼天成老婆、呼国庆老婆、徐三妮等则基本失去了明显的性别，甚至连名字也没有了。比如呼天成老婆，在作品中，只有两个字指代她——“女人”。对她的介绍就只有一句话：“他的媳妇是个童养媳，八岁就进门了，干巴巴的，他从没把她当过妻子看待，特别是生过孩子以后，就成了一面挂在墙上的箩，让你几乎想不起筛面的日子。”[1]103呼天成的老婆已经成了空洞的能指，在这里不能作为真正意义上的女性存在了；而“徐三妮，她介入历史创造并不是以女性的独立姿态，而只是男性的一个共谋。在父权文化中，女性的做人权利丧失殆尽”[3]18。

三

在文本中，秀丫、谢丽娟、“纸糊桥”对她们自己的心上人似乎充满着浓浓的爱意。秀丫只要呼天成一句话，就立马脱衣，谢丽娟只要呼国庆一句话，甚至宁可不要名分，甘当“屋外的屋”，而“纸糊桥”也是对能另眼相看她的老秋充满爱的奉献。面对这些女性的痴迷举动，我们不禁要问：这是爱情吗？她们对这些男人所表现出来的种种是出于爱情吗？真正的爱情应该建立在相互理解、相互沟通，双方爱好、兴趣、文化层次、精神情感等和谐一致的基础上，然而这些女人和她们的心上人缺乏这样的基础。她们的心上人都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是拥有权力的男人。呼天成是呼家堡的“神”，呼国庆是县委书记，老秋认识“纸糊桥”时是工作组长，后来是省里高官。从他们的身份和地位看，这些女性对男性的爱很难否认没有掺杂权力崇拜的因素。秀丫第一次向呼国庆献身是缘于看见大槐树下的石磙上高高地站着一个人。在当时的农村并不是任何一个人都能站在石磙上讲话的，这是权力、地位的象征。当秀丫向别人打听得知自己的救命恩人竟然是村里人人敬仰、崇拜的村支书时，她立刻当夜就去找他了。为什么秀丫在呼家堡居住多日不去找救命恩人呼天成，而唯独在得知呼天成是支书时，当天夜里就去找他呢？无疑呼天成拥有的权力让她产生了崇拜心理。秀丫对呼天成的感情与其说是所谓的男女之爱，不如说是粉丝对偶像的崇拜。正是由于得不到偶像的垂青，粉丝才更加迫切想接近偶像，才更会把偶像的任何一句话都当作圣令。这种近似疯狂甚至病态的崇拜使秀丫丧失了女性甚至是人性的尊严，沦为呼天成任意作践的布偶。如果说秀丫对呼天成是崇拜之情，那么谢丽娟对呼国庆的感情就多了几分利益交换的因素。呼国庆和谢丽娟成为情人的缘由是这女人是考察组的重要成员，专门来考察呼国庆的工作，在这种工作过程中，两人眉来眼去成了情人。后来谢丽娟下海从商借的一百万元也是呼国庆作为县委书记挖空心思补偿亏欠的结果。

感情一旦掺杂了利益因素，就不是纯粹的感情，更谈不上爱情。呼天成之于秀丫存在利益因素，在“斗私批修会”中，秀丫能够保全是呼天成运用权力的结果。“纸糊桥”能对老秋袒胸露乳是因为在老秋的帮助下，她才能像其他村民一样分到地，获得和其他村民同等的权利。秀丫、“纸糊桥”这样的女性在庞大的乡村集体中是弱势群体，甚至遭人鄙视、排斥，生存环境异常艰难，为了能在集体中有自己的一席求生之地，她们只能在呼天成、老秋这样强势而有权力的男人的保护和遮蔽下生存，所以她们对男性的感情完全是在权力崇拜下衍生的，而利用美色求生存就成为这些弱势女性的生存哲学。“纸糊桥”在老秋吃完“肚脐芝麻”后说：“他们这样对我，我没有走，主要是为了孩子，我咬着牙也得挺下来，把孩子养大……我不为别的，要是有一天，我不在了，我孩子遇上难处，你要帮他。”[1]168她不仅为自己的生存忧虑，还要为孩子的生存忧虑，她们正是出于这种心理，无奈而又“心甘情愿”地在男女关系中默默地“奉献”。

四

在作家的笔下，秀丫、谢丽娟等女性爱男性爱得凄苦，也爱得惨烈，原因是她们的心上人很难做到权力与情色兼顾。呼天成面对着秀丫嫩白的身体，强制压抑自己的性欲望，一遍又一遍地在她的身体上写字，甚至面对着她练易筋经。因为他要做呼家堡的“神”，他深知，只要抓到一次，他就全完了。“神”是不能出现这种男女作风问题的。然而他又是男人，对女性充满着欲望，所以他一遍又一遍地让秀丫“脱”。在这种做人和做神的煎熬斗争的过程中，呼天成忍受着强烈的性诱惑和性压抑。同样，心理煎熬也折磨着秀丫。秀丫一次又一次地哀求“要了我吧，要了我”，呼天成却一次又一次地在煎熬中拒绝。这种近似变态的修炼过程，吞噬了二人的人性。谢丽娟与呼国庆的关系模式显然要比秀丫与呼天成好得多，至少二人没有太多的性压抑，尽情品尝了性的欢乐。但是在呼国庆官位不保，面对谢丽娟私奔的请求时，他毅然让谢丽娟做了怨妇，选择和没有感情的妻子复婚。甚至他在最后丢掉“乌纱帽”后，仍然选择做呼家堡的“主人”，放弃了谢丽娟。无疑，对于这些男人来说，权力才是他们梦寐以求的东西，权力才是他们的最爱。对于女性，他们并不是没有欲望，只是没有满足这种欲望的自由。在权色两难的选择中，他们也曾有过犹豫和斗争。呼天成面对着秀丫愚忠似的表白，也在不断反问自己：“是只要这一个女人吗？”他也很想做回男人干的事。但是他为了自己的地位仍然放弃了秀丫。呼国庆在面对谢丽娟的痴情时，不能说他的感情中没有爱情的成分，可他的爱情之潮起潮落，完全服从他权欲的需要。有了权力也就等于有了爱情。权力使这些男性找到了自身的价值及存在感，相比于这种巨大的权力诱惑和欲望，女性及所谓的爱情自然退居次要地位。

通过分析作家的女性书写模式，我们可以看出，男女关系“从人文价值观来看，是一种人身隶属占有的关系，(男性)不仅占有她的身体而且占有她的精神，不仅占有这一代而且占有下一代，不仅占有生前而且占有死后”[4]223。在李佩甫的小说文本里，男性叙述者的声音贯穿始终，缺乏男女双方全面的开放性对话，而只有男人的封闭性独白。这样，女人的自在存在变成了男性叙述者的一个对象性客体，他不断描述女人为何，让女人成为欲望的对象、审美的对象和男性理想的载体，却不让女性开口，不让她成为她自己。在这种情况下，被塑造出的女性形象往往是被歪曲甚至扭曲的。

父权制社会发展至今，男性文化一直是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文化，李佩甫作为相对进步的作家，其文本中仍然存在男性父权的无意识流露，不得不说，女性的真正解放仍需很长一段路要走。

[1] 李佩甫.羊的门[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

[2] 波伏娃.第二性[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

[3] 刘烁.“第二性”的生成与“她们”的命运——《羊的门》女性主义解读[D].吉林大学，2006.

[4] 刘思谦.卡里斯马型人物与女性——《羊的门》及其他[M]∥樊会芹.李佩甫研究.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

责任编辑：张怀宇

On the Female Writing Pattern in Li Peifu’s Novel The Gate of Sheep

LIN Qiao-yun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Law, Anya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nyang 455000, China)

As a relatively progressive male writer, Li Peifu has a strong male-dominated ideology in his novelTheGateofSheep. He depicts the female image through the pattern of the willing girl, the symbolic writing, the love derived from the power worship and the power eroticism. The female images completely lose their self-consciousness and become male adjunct. Thus, in today’s China, the real liberation of women still has a long way to go.

feminism; writing pattern; adjunct

2016-05-21

林巧云(1980—)，女，河南信阳人，文学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I206.7

A

1671-9824(2016)06-005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