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重到轻的嬗变
——论《庆祝无意义》中的存在观

李 丽 娜

(许昌学院 外国语学院，河南 许昌 461000)



从重到轻的嬗变
——论《庆祝无意义》中的存在观

李 丽 娜

(许昌学院 外国语学院，河南 许昌 461000)

《庆祝无意义》是昆德拉探询存在意义的最新作品，小说的主要人物阿兰、凯列班、达德洛、加里宁等都体验到了存在的荒诞、无意义，却都从中找到了好心情。这部小说体现了作者对存在的可能性的新思考：生活的本质就是无意义，取消轻与重的矛盾，彻底解构意义，人们就能拥有好心情。

昆德拉；《庆祝无意义》；存在

2013年，时年85岁高龄的法籍捷克裔作家米兰·昆德拉在歇笔6年之后发表了其新作：《庆祝无意义》。这部只有五万多字的小说一问世就引起了全球范围的广泛关注，法国杂志《文化全景》更是指出昆德拉凭借此书“达到了小说艺术的巅峰”。

作为一个真诚的小说家，昆德拉一贯主张小说是对存在的诗意思考，他明确指出,小说是“散文的伟大形式，作者通过一些实验性的自我(人物)透彻地审视存在的某些主题”[1]182。昆德拉总是在两个层次上建构小说：在第一层次，他组织小说故事；在第二层次，他发展各个主题。《庆祝无意义》也是如此：在第一层次，昆德拉创造了一系列的小说人物——阿兰、拉蒙、达德洛、夏尔、凯列班、加里宁等等；在第二层次，昆德拉构思了小说的主题词——肚脐、无意义、好心情等等。昆德拉在该作品中延续了“复调”式的叙事手法，小说的几条线索同时发展，互不相遇，通过一个主题统一在一起。因此，通过勾勒出阿兰、达德洛、凯列班、加里宁这几条线索的故事和主题来把握该作品的主题，有助于我们从整体上理解昆德拉的存在观。

一、被抛弃的阿兰

阿兰是一个热爱艺术的有钱人。他的烦恼来自母亲对他的抛弃。因为一次意外，阿兰的母亲怀上身孕。她不爱那个强壮、温柔的男人，无法与他在一起生活，不愿意阿兰来到人世。她一直觉得“把一个不要求到世界上的人送到世界上，是很可恶的”，为此她曾企图自杀。阿兰出生后几个月，她便彻底离开了阿兰。所以阿兰的父亲说：“你的母亲从来不愿意你生下来。她从来不愿意你在这里走来走去，不愿意你横在感觉这么舒服的这张座椅上。她不要你。”[2]64

作为一个得不到母爱的人，阿兰失去了生命的根源，总觉得自己是一个外来的人，遇事总是一味妥协，成了一个“爱赔不是的人”。一方面，他常常为自己的出生而自责，感到自己“像一堆牛粪那样落入了你的生活。我把你赶往了美国”[2]115。一方面，阿兰觉得这是母亲的过错，因为母亲没有阻止他出生，也没有同他的人生和解。他隔一段时间就对着照片说：“你为什么不堕胎呢？”

在小说的开头，阿兰对着肚脐出神，思考“怎样定义一个男人(或者一个时代)的情色，当他(或它)在人体中央肚脐上看到女人的诱惑中心呢？”[2]42阿兰沉溺于与母亲进行虚拟的谈话。在对话中，母亲告诉他，夏娃，第一个女人，是没有肚脐的。“从她的阴户、一个无肚脐女人的阴户生出了第一个脐带。……而从每个女人的性器官又生出一根脐带，在它的一端连上另一个女人或另一个男人，就这样重复亿万次，转化成了一棵大树，一棵由无数个身体组成的大树，一棵树枝刺入天空的大树。……我期盼的是根植于第一个蠢女人的无肚脐小腹内的那棵树彻底毁灭——那个女人不知道自己干的是什么，她可怜兮兮的交媾肯定没给自己带来丝毫快活，却给我们造成多大的苦难……”[2]89-91在这些谈话中，阿兰逐渐理解，生命的根源是女性的脐带，女性在满足交媾的欲望时并不是为了生殖。进一步说，脐带只是阴户的副产品，生命只是欲望的副产品。没有一个人是出于自己的意愿来到这个世界的。这样一来，阿兰在反复思考后终于明白，在新的千禧年，露着肚脐成为女性时尚，这揭示了一个隐藏了几个世纪的基本事实：“个别性是一种幻觉”，生活只不过是人云亦云的重复性。阿兰仿佛听到了母亲的声音：“瞧瞧所有这些人！……你的性别也不是你自己选择的。还有你眼睛的颜色。你所处的世纪。你的国家。你的母亲。重要的一切都不是你自己的选择的。一个人只对无关紧要的事拥有权利，为它们那就实在没有理由斗争或者写那些什么宣言了！”[2]114-115明白了人生的选择归根结底是无意义的，阿兰终于与母亲达成了和解：“作为赔不是的人，当我们——你与我——相互原谅时我觉得很幸福。相互原谅不是件美事吗？……你刚才跟我说的我都同意。一切都同意。你与我一致不是美事吗？我们的联盟不是美事吗？”[2116]通过这种看破红尘的方式，阿兰否定了自我的真实性，从而不再烦恼。

二、游戏的凯列班

凯列班原来是一名职业演员，演戏于他而言代表了生命的意义。后来，由于没有受聘，他的津贴逐年减少，于是就雇给夏尔，在他组织的私人家庭酒会上当服务员。作为一名一直在寻找失去的使命的演员，这份工作也成了他不时转换身份的机会。在酒会上，他坚持不做法国人，而是要充当一个巴基斯坦人，希望以编造巴基斯坦语的把戏来提高自己的演技。夏尔是他的搭档，其实两个人根本不会说巴基斯坦语，仅仅认识几个单词。凯列班在最初几次鸡尾酒会上玩得挺好，后来很快发觉这样辛辛苦苦玩神秘毫无意义，因为客人对他一点也不感兴趣，听不懂他说些什么，也就不去听他，只是做几个简单动作表示他们要吃或喝什么，他只是一个没有观众的演员。

在近代以来的欧洲文化中，游戏是自由的象征。席勒就宣称人生最高、最完美的境界是游戏：“只有当人是完整意义上的人时，他才游戏；而只有当人游戏时，他才是完整的人。”[3]48可是，在凯列班这里，游戏带给他的却只是空虚与无聊。这是为什么？作者借书中人物拉蒙之口对凯列班说：“我们很久以来就明白世界是不可能推翻的，不可能改造的，也是不可能阻挡其不幸的进展的。只有一种可能的抵挡：不必认真对待。但是我看到我们的玩笑已经失去其能力。你强迫自己说巴基斯坦语寻开心。也是白费心，你感到的只是疲劳与厌烦而已。”[2]84

但是，凯列班荒诞的语言游戏却使他俘获了纯洁的爱情。在达德洛家的酒会上，他遇上了一个漂亮的葡萄牙女仆。凯列班看起来只懂巴基斯坦语，不懂法语，这使她感到很放松——既然凯列班跟她说巴基斯坦语，她便可以不讲她不喜欢的法语，只用母语葡萄牙语来说话。凯列班的故弄玄虚使他充满了异国风情，令她为之着迷。用两种彼此不懂的语言进行交流使他们相互接近，爱慕。酒会结束后，凯列班亲吻了女孩，并因此而怀念起昔日的纯洁。

三、自恋的达德洛

达德洛是一个那喀索斯式的自恋者，迷恋着自我镜像(理想自我)：“一个已经上了年纪的脸，但是依然英俊，透出一丝愁意，这使他更加吸引人。”他希望得到每一个人的认可，去努力制造并表演一种生命的意义。这种“自恋”其实是异化，迷恋着虚幻的自我，以假为真，致使他趋炎附势，媚俗作态。

达德洛身上出现了一些癌症的可疑症状，一个月后，当检查结果否定了这一怀疑时，他却欺骗拉蒙等人说自己得了癌症，已经去日不多了。生日临近时，他又广邀友人举办酒会，来庆祝这个双节日(生日与死期)。他感动于自己面对死亡生活了整整一个月，性格力量经受了艰苦的考验，觉得自己像面对自己情人的死亡依然乐观的女名人拉弗朗克一样了不起。他也因为这个谎言博得了朋友们的同情、欣赏和钦佩。然而，达德洛的生—死庆典其实是建筑在可笑的谎言之上，建立于愚蠢的自欺与欺人之上的，了无意义。但是达德洛却喜欢，他获得了好心情。“就这样，不知道为什么，他想象中的癌症教他高兴。他继续走自己的路，继续笑。他笑，为自己的好心情感到高兴。”[2]12

拉蒙在退休前曾是达德洛的同事，他为了向凯列班解释达德洛扭捏作态式的愚蠢，举了一个例子。一次，好色的达德洛与另一个花心男人卡格里克都在一个晚会上，那里有非常漂亮的女人。达德洛吸引女人的方式是讲笑话。他讲笑话时讲究道德，掌握分寸，语言雅致，用词严密。尽管他妙语连珠，引人注目，他的笑话却很令人费解，“必须等上三四秒钟，他才放声大笑，然后再耐心过几秒钟，其他人才明白过来，有礼貌地跟他一起笑”[2]14-15。这时，达德洛立即变得一本正经，却“暗中虚荣地对他们的笑声感到得意”[2]15。达德洛刻意表演，且手段高明，却遭遇失败，“那个女人在满堂笑声的隐蔽下，朝出口走去”[2]16。卡格里克却不一样，他说什么都不会引人注目。当他跟大家在一起时，他声音很低，不停地念念叨叨地说什么。卡格里克说话毫无趣味，却成功地俘获了那个教达德洛很入迷的大美人。出现如此结局的原因在于达德洛一点都不明白无意义的价值。拉蒙指出：“高明就是无用……比无用更差。不老练。当一个高明的人试图勾引女人，这个女人就觉得在进行竞争。她觉得自己也必须高明。不能不作抵抗就投降。而无意义解放了她。让她摆脱提防之心。不要求动任何脑筋。让她无忧无虑，从而更容易俘获。”[2]16

在自己举办的生日酒会上，达德洛又为美丽而有名气的拉弗朗克而倾倒，他走近她，好像要以大家的名义庄严拥抱她，遗憾的是她却视若无睹，径自走了。但是，在后来的一次会面中，为了安慰达德洛，拉蒙说：“昨天我看见你们了，您和拉弗朗克，你们两人都很美。”[2]129拉蒙还戏称他们是情人，这使达德洛心头无比激动，两眼湿润，幸福快乐。

四、光荣的加里宁

小说中的人物夏尔在读了赫鲁晓夫的《回忆录》后想写一部木偶剧，剧中的人物之一是曾经的最高苏维埃主席加里宁，他名义上是苏联的国家最高代表人物，实际上是一个可怜无辜的傀儡。在斯大林时代，他已经老了，前列腺增生，总是突然强烈感到尿急，即使在官方宴席或在大庭广众面前发表演说时，他也时不时奔向小便池。在乌克兰的一次盛大庆祝会上，加里宁当时正发表一篇庄严的演说。他不得不每两分钟停一次。“每次他一离开讲台，乐队就开始演奏民间乐曲，美丽的乌克兰芭蕾女演员登上舞台，开始跳舞。加里宁回到讲台时总是响起阵阵掌声；随着他离开与回来的节奏愈来愈快，掌声变得更长更响更热烈。”[2]30这场官方庆祝会转化成一场快乐、疯狂与狂欢的喧哗。

在他同志的小圈子里，斯大林总是爱讲他的逸事。加里宁严守纪律，没有勇气到盥洗室来来回回，妨碍他说话。每当此时，“斯大林讲得更慢了，添上一些描写、一些题外话，把结局拖延……”结果，加里宁“直着身子站在桌子或椅子后面，遮挡自己尿湿的长裤”。[2]31斯大林带着友好快活的微笑结束会议，其他人则不怀好意地瞧着他们的加里宁。作为一个被主宰的玩偶，加里宁置身于一个全面异化的现实世界，他的内心充满了焦虑、厌烦、恐惧和绝望。

二战结束后，俄国人把德国的一座名城兼并到他们的帝国，必须用一个新名字使它俄罗斯化，斯大林选择了加里宁的名字。一是因为加里宁是为他受过苦的人，他要感谢他的忠诚，犒赏他的热忱献身。“是纪念每个人都有过的一种痛，是纪念一场绝望的斗争，这场斗争除了对自己从未对他人造成过痛苦。”[2]35二是斯大林为此感到一种不怀好意的喜悦。因为还有很多伟大的名字，比如在那座城市里住了一辈子的著名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按情理说他们的名字更有资格。与之相比加里宁只是个庸才，一个可怜的前列腺病人，但是结果加里宁却胜过了所有的人，他的光荣也超越了其他所有的光荣——“加里宁格勒留下来了，永远留下来了，不会再改了。”[2]29斯大林通过这一荒唐、可笑的决定表明了自己自由意志的绝对性，他开心至极，放声大笑。而加里宁也因为自己的名字得以不朽而获得了好心情。

结语

昆德拉指出：“我的每部小说都可以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玩笑》或《好笑的爱》来命名，这些标题之间可以互换，反映出那些为数不多的主题。它们吸引着我，定义着我，也不幸地限制着我，除了这些主题，我没有其他东西可说或可写的。”[4]20这也说明，昆德拉的小说具有延续性的特征，每部作品都是对他之前作品的回应，每部作品都包含着小说以往的一切经验。《庆祝无意义》作为昆德拉的晚年作品，很有可能也是他的最后一部小说，自然也延续了其以往小说的主题：“对存在的探询。”

《庆祝无意义》通过虚构的人物与事件表达了昆德拉对存在的新思考。在这部作品中，阿兰烦恼于自己成了“一个赔不是的人”，达德洛所有试图展示自我教养与价值的努力都显得不值一哂，凯列班在语言游戏中倍感无聊，加里宁因为自己所受的折磨与嘲弄而赢得了身后的光荣。作品中的人物不再有因为价值选择而带来的内心的挣扎。阿兰对肚脐的思考的结果是对生命来源以及母爱的存在价值的否定。一个月的“先行到死”的体验丝毫未能触动达德洛，促使他由“非本真的存在”向“本真的存在”转变；恰恰相反，它为达德洛编造博取同情的谎言提供了灵感。加里宁获得命名权的光荣其实是斯大林对他的戏弄，政治人物与历史事件由此失去了其严肃性，成了一出滑稽剧。

在现代欧洲，上帝死了，人成了一切的基础。个人主义诞生了，并随之产生了艺术、文化与科学的新局面。但是，在20世纪的短短30年中，欧洲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置身于两次世界大战中心的欧洲的一个中欧小国，昆德拉对现代欧洲的政治与文化的危机与衰落心知肚明，并且致力于对现代欧洲文化的揭示与批判。他敏锐地意识到，在现代欧洲，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以苏联为主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力图控制人们的思想与自由。人们越来越受到外界的制约，受到任何人都无法逃避的处境的制约，而且这些处境使人们变得相似。“在欧洲，我们正在经历现代的终结、个人主义的终结，以及作为一种不可取代的个人独创性表现的艺术的终结。这种终结预示着一个前所未有的单一性时代就要到来。”[1]180

昆德拉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通过对轻与重的矛盾的揭示，表达了作者对这个时代的忧虑与反抗。与之相比，《庆祝无意义》最明显的特点就是对轻与重的矛盾的取消。小说中阿兰的被抛弃、达德洛的自恋、凯列班的语言游戏以及加里宁的困窘都揭示出存在的荒诞、无意义，但是他们却都在无意义之中发现了快乐。阿兰在想象中与母亲和解，凯列班收获了爱情，加里宁获得了至高无上的光荣，达德洛不仅虚荣心获得极大满足，也有了好心情。所有这些出场的人物都揭示了一个悖论式的主题，生活的无意义产生人们的好心情。在小说的最后，小说中智者式的人物拉蒙对达德洛说：“无意义，我的朋友，这是生存的本质。它到处、永远跟我们形影不离。甚至出现在无人可以看见它的地方：在恐怖时，在血腥斗争时，在大苦大难时。这经常需要勇气在惨烈的条件下把它认出来，直呼其名。然而不但要把它认出来，还应该爱它——这个无意义，应该学习去爱它。……呼吸吧，达德洛，我的朋友，呼吸我们周围的无意义，它是智慧的钥匙，它是好心情的钥匙。”[2]127-128

这一结论，或许是昆德拉对存在问题思考的完成与终结。无论是日常生活、政治、爱情，还是亲情、生命、死亡，都像“肚脐”那样，仅仅是圆圈、重复、空虚。难怪《庆祝无意义》的译者马振骋先生说：“我今年也80岁了，但不完全认同昆德拉的‘庆祝无意义’，生活每个时期有每个时期的快乐。我对昆德拉的喜欢，其实不像其他中国读者那样痴迷，程度上还是差一点儿。”[5]作为存在主义哲学的同路人，昆德拉最终没有找到一条使人们摆脱“对存在的遗忘”、开启“本真生存”的道路，而是在对“轻”的绝对认同下以“大众”、“常人”的状态满足于“对存在的遗忘”。深受中华文化熏陶的马振骋先生不喜欢这种彻底的虚无主义思想是很自然的事情。

[1] 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M].董强，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2] 米兰·昆德拉．庆祝无意义[M].马振骋，译.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4.

[3] 席勒.审美教育书简[M].张玉能，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

[4] 《巴黎评论》与米兰·昆德拉的一席谈[J].译言·全球书评，2013(17).

[5] 李福莹.没有一句正经话 没有一个正经人——深晚记者专访80岁高龄的法语翻译家马振骋[N].深圳晚报, 2014-07-27.

责任编辑：张怀宇

From Weight to Lightness——On the View of Being inCelebrateMeaninglessness

LI Li-na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Xuchang University, Xuchang 461000, China)

Kundera’s novelCelebrateMeaninglessnesswhich extends the author’s consistent understanding of being—the doubt of the meaningful world—is another classic work on being. However, this novel develops it: the essence of life is meaningless, so one needs to deconstruct meaning to live happily. All the heroes of this novel have been annoyed by the meaninglessness of life, but they have changed from annoyance to happiness.

Kundera;CelebrateMeaninglessness; being

2016-08-03

李丽娜(1974—)，女，河南许昌人，副教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I106.4

A

1671-9824(2016)06-006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