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家庭教育的现实困境与支持策略

许　苏，陆建非，张　戈，王贵华，张　倩

(1.上海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上海 200234；2.上海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上海 200234)



上海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家庭教育的现实困境与支持策略

许苏1，陆建非2，张戈1，王贵华1，张倩1

(1.上海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上海 200234；2.上海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上海 200234)

近年来，上海市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家庭教育逐渐受到关注。文章通过对上海市部分公办中小学和幼儿园的外来务工人员及他们的子女进行访谈和调研，初步了解了上海市外来务工人员家庭教育存在的问题，并结合尤·布朗芬布伦纳的人类发展生态学理论对其家庭教育所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最后，从学校和政府层面进行思考，如何为外来务工人员家庭教育提供相应的专业支持，从而为外来务工人员子女营造良好的成长环境。

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家庭教育；人类发展生态学

2015年10月11日，教育部颁布了《教育部关于加强家庭教育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要特别关心流动儿童、留守儿童、残疾儿童和贫困儿童，鼓励和支持各类社会组织发挥自身优势，以城乡儿童活动场所为载体，广泛开展适合困境儿童特点和需求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和关爱帮扶。作为拥有990.1万外来人口的上海，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家庭教育问题必然会成为教育行政部门和社会机构的工作重点。因此，本文通过对上海市部分公办中小学和幼儿园的外来务工人员和其子女进行访谈和调研，来呈现外来务工人员家庭教育的现状，并运用尤·布朗芬布伦纳的发展生态学理论来剖析上海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家庭教育所存在的现实困境，最后针对其家庭教育存在的现实困境提出相应的策略建议。

一、上海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家庭教育的基本现状

上海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教育是实现教育现代化、促进区域均衡与社会公平的一个时代性和世界性的话题。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步伐的加快，中国大地上催生了农民进城务工的“民工潮”，使得都市外来务工人员及其子女数量猛增。根据《2014年上海统计年鉴》，2013年，上海常住人口2415.15万人，其中，外来务工人员982.81万人。[1]据2013年全国妇联发布的《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的数据统计，上海市每10个儿童中就有4个是流动儿童，北京和浙江每10个儿童中有3个是流动儿童。[2]近10年，上海外来务工人员“举家迁移”趋势明显，外来常住人口从2000年的346万(其中农民工320多万)猛增至2013年的982.81万，年平均增长约55万；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的比例也逐年攀升，从2001年的28.6万人增至2012年的53.8万人，其中约40万人(74%)在公办学校就读，13万余人在157所政府购买服务的、以招收随迁子女为主的民办小学免费就读(26%)，小学一至四年级非本市户籍的学生数均已超过50%；而且外来务工人员中15～49岁流动育龄妇女在沪生育比例大幅提高，2011年其生育子女中有58.8%出生在上海。[3]为此，上海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教育问题成了上海国际化大都市发展进程中绕不过的一个坎儿，与之密切相关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家庭教育问题也成为学校和政府的工作重点。

因此，我们对上海市部分公办中小学和幼儿园的外来务工人员和其子女进行了访谈和调研，初步了解了外来务工人员子女这一特殊群体的生存状态与家庭教育现状。总体而言，上海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家庭教育普遍存在以下问题：

1.高度关注子女学业，但支持力度有限

父母都有着“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心愿，而上海市的外来务工人员由于自身受教育比较少、学历较低，且从外地把孩子带到上海上学，可能会面对一系列问题，他们更希望自己的孩子跳出龙门，因此，高度关注和期待子女的学业状况。调研发现，上海市69.1%外来务工家长认同“孩子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并且家长较注重孩子在幼儿园知识类内容的学习，如注重识字的家长占86.7%，注重算术的占83.5%。[3]这说明外来务工人员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够在学校好好学习，掌握知识，期待子女将来在社会上拥有好工作，得到更好的发展。

而在有关家长的学历问题的统计中，上海市外来务工人员中初中以下学历占到了四分之三，其中，初中以下学历的父亲占65.6%，初中以下学历的母亲占71.4%，[3]这说明上海市外来务工人员的受教育程度较低，因此自身的文化水平有限，在面对子女提出的学习问题时可能会 “心有余而力不足”，无法为子女在知识学习上提供更好的帮助。在有关家长的教育方式问题的回答中，上海市34.6%的外来务工人员表示采用说教批评的方式，仅有3.5%的外来务工人员采用榜样示范方式。[3]这表明，外来务工人员对正确的教育方式认识不够，在子女成长过程中遇到问题时，容易盲目采用批评的方式，而没有通过与子女进行充分的沟通来解决问题。外来务工人员由于家庭经济条件有限，每月为子女学习所用的花费也严重不足，62%的外来务工人员家庭为孩子学习所用的花费在200元以下，[3]与上海本地家长每月为子女的花费差距较大。

通过调研发现，上海市外来务工人员对子女的学习有着高度的关注。但由于外来务工人员自身的教育水平、家庭教育观念和家庭条件的因素，使得他们无法为子女的学业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2.家庭阅读资源匮乏，图书配备不当

学生学习知识不仅要在校学习课堂知识，还要补充相应的课外知识。阅读无疑是扩充课外知识的有效途径。通过阅读，学生们可以储备知识，开阔视野，有利于学生的长远发展。作为家长，要在子女的成长过程中不断地为其提供支持，选择适合子女阅读的书目，促进其精神的丰富和成长。

而外来务工人员由于家庭经济条件有限，为其子女支付的学习费用偏低，提供的课外学习资源不足，而且能提供的课外学习资源侧重于学习材料，因此，外来务工人员的家庭为子女提供的课外阅读资料很有限。调查发现，上海市有62.2%的外来务工人员表示为孩子提供过一些学习材料，仅有26.6%的家长表示为孩子提供课外阅读资料。而在对外来务工人员进行访谈时发现，家庭购买的课外阅读资源多集中于古诗词、寓言故事、科学知识类图书。读物质量不高，纸质粗糙，图画模糊不清、色彩单一，文字偏多偏难，内容难度超越学前阶段幼儿接受水平。[3]由此可见，外来务工人员对阅读的重要性没有足够的认识，且对如何选择适合相应年龄段子女的阅读书目没有清晰的认识。

3.亲子互动时间少，形式内容单一

良好温馨的亲子互动不仅有利于增进家长和子女的感情，更有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发展。但由于外来务工人员的工作时间长、生存压力大，在双休日、节假日经常在家陪孩子的外来务工人员很少，而且家长和子女之间的互动时间较少。在访谈中，当问到“家长是否经常和孩子交谈在学校的情况”时，外来务工人员子女选择最多的是“有时交谈”，而上海学生选择最多的是“经常交谈”。而在“关于学生在校情况”的回答中发现，外来务工人员关注最多的是孩子的学习成绩，而对其他情况，诸如参加课外活动、人际关系和成长状况等不大重视。同时对孩子在校的情况“很了解”和“比较了解”的外来务工人员只占44%。[4]这说明外来务工人员与子女的互动内容主要集中于子女在学校的学习情况，关注内容比较单一。

在家长和子女之间互动时间少、互动内容单一的情况下，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无法时常感受本应来自家长的关怀，在性格方面会比较内向，在学校的表现也会相对较薄弱，长此以往，不利于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更好地融入上海和促进其身心的健康发展。

4.家校沟通存在不足，家校合作遭遇困境

外来务工人员的工作强度较大，职业不稳定，很多人没有固定电话，其住址和手机号码经常更换，因此学校的教师在主动联系他们交流其子女的在校情况时，时常会出现联系不上的情况。有时即使联系上了，外来务工人员也会因为“工作忙，生活困难，过于看重眼前的经济利益”，没能和教师取得及时沟通。

在关于家长的问卷中，当问到“您在一个学期中一般和学校有多少次联系”时，有18%的家长回答“没有联系”。在关于学生问卷中，当问及“家长是否常和教师联系”时，其中选择“从来不联系”和“不清楚”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女达到了四分之一，这一比例比上海学生高很多。在教师问卷中，我们也得到了相似的结果，有61%的教师都认为外省市学生家长和教师的联系比上海学生的家长要少。[4]

比如，上海外来务工人员的居住地的变动几率比较大，会有跨区的流动。但对外来务工人员子女而言，区与区之间的转学较难。杨浦区某小学有一位四年级的学生，父母工作地点换到崇明，全家都搬过去，但转学出现问题，所以这位学生每天要坐船过来上学，单趟路程就要花上3个多小时。这种状况对家校合作提出了极大挑战。

因此，总体来说，外来务工人员相比上海本市居民来说，在家校合作方面做得不够。家校之间缺乏配合，使得在教育上出现了许多脱节。例如，有些孩子放学后，常常流连忘返于游戏室、网吧等场所，直到很晚才回家。而由于家庭和学校之间缺乏联系，有些家长误认为是因为教师把孩子留在学校辅导作业。家校配合得不默契，可能会出现孩子两头都没有人管的情况，这往往会导致孩子不良行为的出现，不利于孩子更好地学习和成长。

二、上海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家庭教育的困境剖析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以青壮年为主的外来务工人员大批流向城市，而且由过去的个体流动逐渐演变成现在的举家搬迁。伴随着外来务工人员的举家搬迁也产生了一系列相应的教育问题，其中，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家庭教育是重要的现实基础和影响因素。因此，本文将运用尤·布朗芬布伦纳的发展生态学理论框架来剖析外来务工人员家庭教育存在的困境。

尤·布朗芬布伦纳(U·Bronfenbrenner)是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和生态心理学家。他在1979年出版了《人类发展生态学》一书，提出了著名的人类发展生态学理论。[5]在此书中布朗芬布伦纳提出环境对于个体的行为、心理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其中涉及到几个重要的环境因素，如家庭、学校、社会等。在布朗芬布伦纳看来，人的成长发展并不是孤立的，而是能动地与各个环境系统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他认为家庭、学校、社会以及自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且相互作用，正是在这种相互作用、相互联系中，个体得以成长和发展。

在布朗芬布伦纳的人类发展生态学理论中，个体的发展与周围环境构成了相互作用的若干个系统，在此，我们结合人类发展生态学理论中的微观系统、中观系统以及外层系统，来剖析外来务工人员的家庭教育存在的困境和问题。

1.微观系统中的安全依恋关系缺失

布朗芬布伦纳人类发展生态学理论中的微观系统是指个体亲身接触和参加其中，并产生体验的、与之有着直接而紧密联系的环境。[12]由于系统中的因素存在着双向互动的原则，因此，微观系统中的每一个因素都会对个体的发展造成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同样，个体的反应也会反过来影响系统中的每一个因素。如家庭这个微观系统主要由子女与家长、其他家庭人员所组成。不同的家庭，由于家庭条件、父母教育观念等不同，子女个体的发展机会和状况也就不同。良好的家庭环境、亲密的亲子关系必然有利于子女个体的行为习惯、道德品质和身心健康发展。而对于外来务工人员来说，子女成长的家庭这个微观系统，却有着它的独特性：

(1)成长初期：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缺失与父母的依恋关系

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使得越来越多的青壮年选择外出务工，于是他们的子女便更多地成了留守儿童。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在上小学之前基本都是和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在一起生活。而从出生到六岁是孩子成长的关键期，其中孩子与父母依恋关系形成的关键期是六个月到18个月。根据约翰·鲍尔比(John Bowlby)的依恋理论可知：依恋是个体对某一特定个体长久持续的情感联系，是对此人的一种追随、依附和亲密行为以及由此带来的归属感和安全感。[6]建立安全依恋关系不仅可以促进孩子认知、语言的发展，还有助于孩子健全性格的形成，为良好的人际关系奠定基础。而在孩子与父母之间形成依附、亲密关系的关键期，孩子却是由父母之外的亲人抚养，如爷爷奶奶抚养长大，没有与其父母形成安全、亲密的依恋关系，这就为日后外来务工子女的家庭教育问题埋下了伏笔。

在子女该上小学的时候，外来务工人员将其从与之形成安全依恋关系的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身边带到自己身边，相对子女来说，他们和爷爷奶奶之间建立的依恋关系中断，而与父母之间已错过形成依恋关系的时期，因此对子女来说，他们生活在安全依恋关系缺失的环境中。在这样的环境下，要逐渐地适应与父母的生活，学会处理和父母相处的问题。

(2)入学阶段：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缺乏应有的人际关系

作为融入新城市的外来务工子女，他们还要不断地适应新城市的学习和生活。而由于在依恋形成的关键期，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没有和父母建立起安全的依恋关系，所以从心理上来说，并不像从小跟着父母的孩子那样表现出与父母之间亲密无间的关系，因此，在外来务工人员子女面临着融入新环境时产生的学习问题，不会主动与其父母交流，从而性格上会变得腼腆、内向，而性格的内向使得他们在学校比较孤立，不利于其人际交往能力的健康发展。 当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既要处理与父母的相处问题，又面临着学校学习问题时，会加重其心理负担，久而久之，不利于其心理的健康发展。

2.中观系统中的家校合作难以实施

布朗芬布伦纳人类发展生态学的中观系统是指：个体所处的两个或两个以上微观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例如家庭与学校、家庭与邻居以及家庭与社区等之间的相互关系。[5]在这些相互的关系中，家校合作对孩子的成长发展尤为重要。乔伊斯·爱泼斯坦曾经指出，家长与教师的双向的积极的沟通与互动交流，使得孩子具有更高的创造性和独立性，学习成绩也会明显提高。[7]从这里，可以看到家校合作对于孩子的成长发展的重要性。但是，外来务工人员的家庭和其子女所在学校的家校合作中却存在着很多问题。

现代教育要求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之间进行良好的合作，尤其在上海，要教育好孩子，单纯依靠学校教育来使学生成才的时代已经过去。但大部分外来务工人员却没有意识到家校合作对于孩子成长的重要性。这其中的深层次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外来务工人员多从事繁重的体力工作，很少有闲暇时间参与到家校的这种合作交流中。其次，外来务工人员由于受教育水平较低，教育观念没有得到及时更新，对教育的认识还停留在原有的只要把孩子交给学校，学校就是孩子的“保险箱”，要负责孩子的成长的层面上，没有认识到现代教育，尤其是上海教育中，对家校合作的要求。最后，由于家长本身的文化程度和个人素养不高，有时候很难融入到家校合作的项目中，如参与学校的日常管理工作、参与学校文化建设工作等。所有这些，都会影响外来务工人员的家庭教育和其子女在上海的健康发展。

3.外层系统中缺乏相应的支持

布朗芬·布伦纳人类发展生态系统的外层系统是指儿童成长环境中那些正式和和非正式的组织要素，是儿童即时性的环境。正式组织，例如，父母的工作室、宗教机构和社团的健康福利服务。非正式的组织，例如，父母的社会网络——提供建议、友谊和经济帮助的朋友和家庭成员。[16]这些系统既给儿童的成长发展提供了支持，又在一定程度上会制约儿童的发展。若外层系统衰弱，则会对儿童的发展带来消极的影响。

首先，亲朋好友较少，提供支持不足。

对于外来务工人员家庭来说，由原来的居住地迁入新的城市，远离了原先的居住地的祖辈以及亲朋好友和左邻右舍，不仅在心理层面缺少了内在支持，如与亲朋好友和长辈之间无法及时交流心情，舒缓压力，而且在生活方面也缺少了一些外在支持，例如由于外来务工人员工作时间长，子女上学时间短。因此，在子女放学回到家里后，他们并没有得到其他长辈的照顾，同时也缺少了一种监督。在经济方面，外来务工人员家庭也无法获得来自家人过多的经济支持。这些在一定程度上都会影响外来务工人员的家庭教育。

其次，经济压力大，情绪紧张焦虑。

有研究表明：父母的情绪紊乱会对孩子的成长带来消极影响。[17]对于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来说，由于其父母大多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且工作的稳定性较差，经济压力相对上海本市人来说较大，所以外来务工人员情绪起伏较大，比较容易紧张焦虑。而父母的情绪会间接地传递给孩子，进而对孩子的成长产生影响。当外来务工人员由于压力大、情绪紧张的时候，也会给其子女带来一定的压迫感和焦虑感，不利于孩子的心理健康发展。

最后，生活地区不同，文化存在差异。

外来务工人员家庭是否能够很好地融入到上海的文化环境，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他们的家庭教育。由于外来务工人员原来生活的地区与上海市不同，因此，对于他们的家庭来说，是否能够尽快地听懂、学会上海话，更方便地与上海人交流，能否适应上海的饮食习惯或者是否了解上海当地的风俗民情，都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这些家庭是否能融入到所生活的社区环境中。而社区中开展的活动也会对其家庭教育产生一定的影响。

三、上海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家庭教育困境的应对策略

虽然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家庭教育问题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但家庭教育的内在本质是父母与孩子之间的沟通与交流，父母自身的教育理念和教养方式是影响家庭教育质量的重要因素。家庭教育质量的提升不仅需要外来务工人员自身的努力，更需要学校、政府等社会力量的支持。因此，本文将从学校和政府两方面进行思考：如何为外来务工人员开展家庭教育提供支持，从而为外来务工人员子女营造良好的成长环境。

1.学校层面需加强家校合作与互动交流

学校承担着教书育人的责任，是个人接受有计划的指导，系统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社会规范、道德准则的场所。学校教育是人一生中所受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学校一方面可以为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创造适合他们学习生活的条件，另一方面可以举办一些活动，来更新外来务工人员的教育观念，以期更好地实现家校合作，形成教育合力。

(1)举办家校合作活动，更新外来务工人员的教育观念

作为对学生实施教育的学校，本着对学生成长负责的态度，要举办多种家校合作活动，以更新外来务工人员的教育观念，使学校和家庭形成教育合力，以更好地促进学生的成长。

而外来务工人员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与上海学生家长在家庭教育方面相比较，在教育观念、家庭经济能力和教育方式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因此，学校不能对所有的家长采取相同的家校合作模式，应重点考虑针对特殊群体的家校合作模式的有效性。

例如，学校通过专家讲座、现场咨询方式，丰富家庭教育指导的内容，多给外来务工人员一些实用、有效的指导，帮助外来务工人员更好地了解家庭教养方式、家庭氛围营造、家校合作等在子女的成长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另外，学校也可以定期安排教师对其所在班级上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了解其家庭具体情况，并针对不同的情况，提出合适的方法，对所存在问题加以解决。通过加强学校与外来务工人员家庭的联系与沟通，及时了解和应对学生的成长问题。同时，在学校举办如运动会、歌唱比赛等活动时，可以邀请家长来共同参与，在增进家长与孩子感情的同时又使得家长更好地了解孩子。

(2)关爱学生，提升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的自信

美国心理学家鲍威认为：缺乏自信，是失败的最大原因。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从原来生活成长的地方来到一个全新的地方时，周围很多事物对他们来说都是新鲜的，而且由于学习基础薄弱、学习习惯不良再加上教材内容和讲授进度不同等原因，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往往会比较内向、害羞，缺乏自信心。

因此，作为教师要一视同仁，在日常教学中，摘下“有色眼镜”，用真诚的心与他们交流，努力建立一种平等友爱的师生关系。同时要善于发现他们身上的闪光点，鼓励学生表达自己的想法，在表达中提升自信。例如，可以在课余时间让他们讲述原来生活地区的风土民情、饮食、学习等情况，或者让他们登台唱歌、朗诵，展示自己的特长。重要的是，在表演之后教师要及时表扬、鼓励、认可他们的表演，让这些性格内向的学生在活动中突破自己的心理障碍，提升自信心。活动的开展，不仅能够开阔上海学生的眼界，让上海本地学生了解不同地区风俗民情，而且锻炼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表达能力，提高自信心。自信心的提升有利于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和上海市本地学生之间更好地相处，而融洽的同伴关系和师生关系也会有利于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更好地融入在上海市的学习和生活中。

(3)关注学生学习差异，促进外来务工人员子女融入学校

外来务工人员子女都是从农村走向城市，从欠发达地区走向较发达地区，各地的教育内容和水平又不相同，因此，到新学校就读，这些学生的知识可能出现断层现象。

为了让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更好更快地跟上上海的教育水平，班主任和任课教师可以在课后对这些学生进行统一辅导。在辅导课程的时候详细了解这些学生的原有知识水平和学习方式和薄弱科目，使得他们在原有的基础上吸收理解现在的课程，提高薄弱科目的学习，以达到逐步跟上上海学习进度的目标。在对随迁子女进行课程辅导的同时，向他们讲解上海的文化特点、风俗习惯等常识，以便他们能在新的城市里尽快产生身份认同感，以有利于他们的学习和生活。除此之外，也可在老生和新生之间结成对子，形成一帮一的模式。

2.政府搭建有利平台，提供外在支持

政府承担着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职能，外来务工人员作为相对弱势群体，政府有责任、有义务为他们提供必要的帮助。

(1)创建社区家长学校，提升家长素养

社区是外来务工人员生活的场所，在社区中创建家长学校，将家庭教育和社区教育结合在一起，来宣传正确的家庭教育观念，或为外来务工人员教养孩子提供便利，是改善外来务工人员家庭教育的有效途径。

例如，利用晚上，外来务工人员的下班后时间，在社区的家长学校中定期开展从孕期到幼儿六岁之前有关育儿、幼儿发展等方面的知识培训，向外来务工人员讲授安全亲密的亲子关系对幼儿成长的重要性，鼓励外来务工人员在有条件的前提下，将孩子带在身边抚养，为孩子营造健康的心理和身体成长环境。另外，在鼓励外来务工人员将子女带在身边的基础上，社区可以设立固定的幼儿看护点，招募社区退休人员或志愿者在看护点对幼儿进行看护，方便外来务工人员生活。同时，社区中部分工作岗位可以提供给外来务工母亲，允许她们在不影响工作的前提下，将孩子带在身边进行照顾，如社区卫生清洁人员或社区门卫等，尽量为带有幼儿的外来务工母亲提供照顾幼儿的便利条件。

(2)发放图书资源，推广育儿经验

在创建社区家长学校提升外来务工人员家庭教育观念的基础上，社区可以通过对外来务工人员发送图书，鼓励其通过自学来改善家庭教育氛围。

例如，在对外来务工人员家庭进行图书发放时，这些图书既可以是他们子女的课外读物，又可以是针对外来务工人员进行家庭教育的书籍。通过对其进行捐献图书的活动，引导外来务工人员营造家庭学习氛围。另外政府还可以专门面向外来务工人员，设计和组织各种适合他们学习、主题鲜明、形式新颖且实用有效的家庭教育主题宣传活动，广泛深入地向外来务工人员传授家长教育行为规范，推广家庭教育成功经验，大力宣传成功家长特别是思想道德教育方面的典型，让成功家长畅谈教子有方的感受和经验，引导和帮助更多外来务工人员树立与社会相适应的教育观、人才观和价值观，掌握科学的家庭教育方法，使先进教育思想和科学的家庭教育方法走进外来务工人员家庭，促进他们更好地生存、生活在上海这座城市。

(3)组织社会志愿者，提供具体帮助

政府可以与社会相结合，充分挖掘、整合社会资源，组织以教育工作者、机关干部、退休老同志和在校大学生为骨干的家庭教育志愿者队伍，深入外来务工者家庭，为外来务工人员提供及时、便捷的家庭教育服务。例如，在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放学后的时间段，志愿者辅导其家庭作业的完成，还可以陪伴他们进行娱乐活动，和孩子们建立深厚的友谊，帮助他们更好地学习和生活在上海。针对条件困难、迫切期盼得到帮助的外来务工人员家庭，开展一对一结对帮扶工作，定期与外来务工人员进行交流，了解他们家庭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从而有针对性地进行解决。

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家庭教育工作任重而道远，需要社会上上下下的共同关心，要努力建立家庭、学校、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合力。当三种教育合力发挥出应有的作用时，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才能更好地完善学习和生活。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有效地促进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健康成长，促进他们家庭更好地发展，促进学校整体教育水平的提高，促进社会和谐全面的进步。

[1]2014上海统计年鉴[DB/OL].http://www.stats-sh.gov.cn/data/toTjnj.xhtml?y=2014.

[2]全国妇联课题组.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EB/OL].acwf.people.com.cn/n/2013/0510/c99013-21437965.html.

[3]陆建非.如何破解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教育难题[N].中国教育报,2013-11-08.

[4]尹晨燕.上海市公办中小学外来务工子女教育现状的调查研究——以上海市徐汇区为例[D].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5]Bronfenbrenner ,U(1979) . The ecology of human development : Experiences by nature and design[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6]李凤莲.关于儿童依恋的研究综述[D]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7]张洪华.和而不同和合而生——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合作的生态分析[J]当代教育论坛，2009,(10).

[8]梁宗保,张光珍,陈会昌,张萍.父母元情绪理念、情绪表达与儿童社会能力的关系[J].心理学报,2012，(2):199-210.

The Realistic Predicament of Family Education of Shanghai Migrant Workers’ Children & Relevant Countermeasures

XU Su1，LU Jiafei2，ZHANG Ge1，WANG Guihua1，ZHANG Qian1

(1.Education College,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2.Foreign Languages College,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In recent years, the family educ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children has been gradually concerned in Shanghai. Through interviews and research of migrant workers and their children in part of the kindergartens and public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we have a preliminary understanding of the problems in the family educ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in Shanghai and analysis of those problems via U·Bronfenbrenner’s ecological theory of human development. Finally, we put forward some relevant countermeasures for the family educ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chool and the government.

migrant workers，family education，ecological theory

本文系2016年欧美同学会(SORSA)智库系列资助项目“上海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家庭教育的现状问题与对策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许苏，江苏泗洪人，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教师教育与学前教育研究。

陆建非，江苏南通人，上海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上海市欧美同学会常务副会长，主要从事跨文化交际学与移民教育研究。

张戈，河北邯郸人，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教师教育研究。

王贵华，山西晋中人，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教师教育研究。

张倩，山东临沂人，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教师教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