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群关系关乎执政党生死存亡
——也谈苏联共产党兴亡的历史经验与教训

曹宗敏

(南京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政治学研究·

党群关系关乎执政党生死存亡
——也谈苏联共产党兴亡的历史经验与教训

曹宗敏

(南京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党群关系关乎执政党生死存亡。列宁对党群关系的重视与维护是布尔什维克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而斯大林及其之后的继任者们对党群关系的忽视与践踏使苏联共产党失去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成了苏联共产党垮台的重要诱因。以苏联共产党为鉴，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群众实现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中，要将党群关系置于重要高度，加强民主政治建设，锻造群众的政治认同感、利益认同感、文化认同感，培育执政优势，巩固党执政的合法性。

党群关系；苏联共产党；历史教训；执政合法性；政治认同

党群关系是党执政过程中必须面对和处理的一项重要的基本关系。和谐的党群关系有助于扩大党的执政资源，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夯实党的执政根基。反之，一旦党群关系遇到波折，势必引发党执政根基的不稳定和执政合法性的动摇。而某个执政党的执政合法性一旦遭到人民群众的质疑，这一政党的执政地位就处于危险境地。这一后果，是任何一个国家的执政党都需要警惕的。

一、对党群关系的重视与维护成为俄国共产党(布)胜利的重要法宝

列宁十分重视党群关系，多次强调党要同劳动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并在维护党群关系方面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

(一)列宁认为革命的胜利、政权的巩固和国家的建设需要依靠人民群众

列宁认为，革命的胜利和政权的巩固需要依靠人民群众。十月革命以前，列宁重视与工人、农民的联合来争取革命的支持；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列宁也重视构建良好的党群关系巩固政权和建设社会主义。在列宁看来，劳动群众的支持是取得革命胜利和保持政权的重要基础。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能够成功，就在于善于同劳动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甚至“打成一片”。在领导俄国革命过程中，俄国共产党(布)通过与农民、工人的广泛联合，取得了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十月革命期间，俄国共产党(布)高举“和平、面包、土地”口号，在革命的关键时期放弃了原先的土地国有化纲领，转而采用了社会革命党的土地纲领，争取到了工人和农民的广泛支持。十月革命胜利以后，苏维埃政权的巩固需要依靠工农联盟。就现实而言，俄国是一个小农经济占多数的落后国家。列宁强调，要争取广大农民的支持，就必须首先解决好与广大农民有着密切关联的土地问题。因此，十月革命胜利后，俄国共产党(布)当即颁布了《土地法令》和《土地社会化基本法》，宣布废除旧式地主土地所有制，实行平均分配土地的政策。这一政策的实施使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获得了农民的普遍拥护和支持。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俄国共产党(布)再次联合工农群众击退敌人的进攻。革命的胜利和政权的巩固需要依靠人民群众，列宁还强调，社会主义的建设也需要依靠广大人民，只靠共产党人的双手，是无法建立共产主义的。“只有千百万人学会亲自做这件事的时候，他们才能实施社会主义”[1]49。“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2]53。在建设社会主义方面，列宁还提到，要积极利用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知识分子和专家的作用，利用他们的经验和知识协助苏维埃政权，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为社会主义服务。

(二)列宁在处理党群关系问题上积累了宝贵经验

在如何维护好党群关系上，列宁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首先，经常同群众保持联系才能代表群众利益，为群众服务。作为俄国共产党(布)的领袖，列宁十分强调党要加强同群众的联系。为了能够更好地代表群众利益和为群众服务，列宁强调党不仅要在群众中开展自己的全部活动，而且要时刻检查与群众的联系度。因为，只有深入群众，密切联系群众，才能从群众的实际状况和客观需要出发制定政策，代表人民的利益，管理俄国和建设社会主义。列宁还通过一系列措施来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一是让群众参与国家管理。十月革命后，在政治制度设计上，列宁将苏维埃作为

群众参与国家管理的重要制度。列宁主张吸收一定数量的非党群众进入国家机关工作，参与国家管理。二是搞好群众信访工作，以便于党的领导干部及时了解群众呼声，体察民情。三是利用工会纽带发挥联系群众的作用和任务[3]86-87。其次，深刻认识党的领导干部脱离群众的危险。随着国内革命的胜利和苏维埃俄国建设的进行，俄国共产党(布)内部开始出现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对此，列宁警告每个党员都不应当脱离非党群众。因为执政的共产党一旦脱离群众，就会变成地位高高在上的、为谋私利不顾群众利益的官僚集团。而一旦群众受到官僚主义的伤害，势必产生怨恨，久而久之便会动摇党执政的基础和地位。再次，不避讳党群关系出现的裂痕，及时调整政策加以修补和维护。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为集中国内物资击退敌人，俄国共产党(布)实行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革命胜利以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弊端频现。余粮收集制强制而粗暴地将农民的粮食几乎全部收走，略有剩余也禁止买卖，引发了农民的不满，部分地区出现了农民暴动和叛乱，最典型的是1921年喀朗施塔得水兵叛乱。一系列事件的爆发表明，党群关系出现裂痕，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受到严峻的现实考验。针对此，列宁当即宣布废除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做出了向新经济政策过渡的决定，维护了人民的利益。新经济政策的施行极大地改善了工人和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提高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农业、工业生产得到了恢复和发展。这一举措在事实上修复了党群裂痕，维护了党群关系。

二、苏联共产党对党群关系的忽视和破坏使苏联共产党遭到了人民的抛弃

斯大林及其继任者正是由于没有处理好党群、干群关系，在诸多关乎人民切身利益的政治、经济、社会政策上忽视并损害了群众的利益和诉求，造成了党群关系的对立和矛盾。这种情况发生后，党和国家领导人没有正确认识并及时纠正党群关系恶化的状况，反而逐渐蜕化成为领导干部和特权阶层利益的代言人，严重伤害了人民群众的感情，以致在决定党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失去了人民的支持。

(一)党群之间传达诉求的纽带被隔断，加剧了党群关系的对立和党群矛盾

干部委任制直接剥夺了党员群众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从事实上割断了党群之间传达诉求的纽带。干部委任制意味着各级领导干部职位的升迁主要取决于上级领导的个人意志，而不是广大人民的意志。在这种情况下，上级机关领导极少深入基层关心民众疾苦、倾听民众心声，而广大人民群众又无法通过正常的合法渠道向领导阶层传递意愿和诉求，民意难以上达，党和群众之间产生对立、矛盾与隔阂。最典型的是“消灭富农”政策和农业全盘集体化的例子。1929年，斯大林提出了“消灭富农”口号，他认为富农阶级的反抗和进攻是实现农业全盘集体化的阻碍，必须消灭富农阶级。紧接着，苏联共产党中央出台了一些措施，以法律的形式授权地方政府剥夺和驱逐富农。但是，苏联共产党中央对于“富农”的界定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标准。在实践中，不愿加入集体农庄的一律视为富农，凡是同情富农或不积极加入集体农庄的一概被视为“富农帮凶”，与富农等同处理。而那时所谓“富农”中的大部分人是依靠新经济政策勤劳致富的农民，可以看作是当时农村先进生产力的新生代表，与俄国沙皇时期的旧富农本质上完全不一致。结果，这些所谓的“富农”或者被没收财产，或者关进劳动营、处死，或者流放至边远地区。同样，在苏联农业集体化过程中，底层的执行者往往为了完成上级规定的全盘集体化目标而对农民采取恐吓、威胁等手段强迫其加入合作社，违反了自愿原则，也引起了农民的不满。由于诉求无法上达，农民只能通过毁坏劳动工具、纵火、暗杀等破坏行为发泄不满。这一过程不仅激化了党群、干群矛盾，而且极大地破坏了农村生产力，造成粮食年年减产。与十月革命前的1916年相比，1933年苏联国内牲畜存栏骤降一半以上，粮食总产量跌入低谷，饥荒严重。对此，国内学者如此揭露：“斯大林时期党群关系的基本特点是党的各级组织和干部越俎代庖，包办一切，缺乏对人民群众的起码尊重。这不但使工人和广大劳动群众对自己国家的主人翁意识日渐淡漠，而且造成党和群众之间的严重对立和隔阂。这种心理上的对立，都在后来的改革中转化为实际的不服从、对抗和反叛。”[4]121

(二)党制定的政策严重脱离客观实际，降低了人民对苏联共产党的执政认同感

在高度集权和专断体制下，党的领导干部长期脱离群众，制定的政策严重脱离客观实际，损害了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党群矛盾加深，人民群众对苏联共产党执政的认同感大大下降。对于一个人民主权的国家而言，任何一个决策的出台， 都应遵循一定的程序，并在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上征求意见、展开讨论，才能集思广益，增强决策的科学性。受集权专制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影响，包括斯大林在内的苏联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很少深入基层视察工作，在政策的制定上，往往通过听取下级干部的汇报了解情况并做出指示。随着领袖集权的步步强化，党内民主被禁锢，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和重大问题的裁决全凭领导人一人决定，这难免会造成中央高层决策的失误。赫鲁晓夫执政时期，掀起了垦荒运动和“玉米热”“皮鞋外交”，也出现了中苏关系恶化、古巴导弹危机等问题。这些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都是主要凭借着苏联共产党领导人个人的热情和价值偏好。面对上层决策的失误，许多党员干部为了讨好上级只报喜不报忧，甚至不惜以牺牲人民的利益为代价来换取上级的好感。这些决策上的失误，不仅造成了巨大的资源浪费和人力消耗，给苏联国内农业、工业发展带来诸多损失，而且伤害了人民群众的感情。其代价是，降低了民众的认同和支持，削弱了自己的执政基础，带来了执政合法性危机。

(三)大清洗运动使无辜群众遭受迫害，进一步削弱了苏联共产党的执政基础

大清洗运动使大批无辜群众遭受迫害，严重地割裂了党群关系，进一步削弱了苏联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在发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大清洗运动中，大批民众受到了无端的审查和迫害，上百万人以“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分子”“暗杀分子”“外国代理人”“特务间谍”等莫须有之罪名，受到逮捕、审查、关押甚至枪决。一大批的党员、群众及其亲友受到了非人的待遇，受尽折磨。社会气氛高度紧张、恐惧，人人自危。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遭到破坏和践踏。社会主义的美好形象荡然无存。在这场波及全苏联的政治运动中，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得不到法律的有效保护，终日惶恐不安，极度压抑，甚至为自保而提供诬告或假供，人格扭曲，社会道德水平严重滑坡。在经历了这场政治浩劫之后，苏联人民对于苏联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认可度普遍下降。但是，迫于对政治权力的畏惧和镇压机构的恐惧，人民开始变得谨言慎行、不敢议政，广大人民甚至借用对领袖的绝对服从和崇拜来获取安全感。但是，这种绝对服从的背后承载着的往往不是绝对的尊敬和爱戴，而更多的是发自内心地对执政党和现实社会制度的怨愤、不满和冷漠。可以说，大清洗所造成的最严重后果就在于此。由于大清洗在人民心中产生了挥之不去的阴影，使得不少人开始质疑：“难道这就是视人民利益至高无上的共产党？”“难道这就是社会主义？”……从民众开始对自己曾孜孜以求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产生怀疑的时候，苏联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危机也就慢慢地滋生着，加之苏联共产党后期决策频频失误，造成了党群隔阂愈加严重。

(四)特权和腐败现象造成党的威信渐失，苏联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危机重重

特权阶层和腐败现象使得党的领导干部威信渐失，苏联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危机重重。勃列日涅夫时期实行的干部委任制和职务终身制事实上加剧了党内的官僚主义、特权和腐败现象，加剧了党群关系的疏离程度。特权阶层除了在物质上享有豪华的别墅、特殊的配给、优质的医疗服务以及种类繁多的津贴等特殊福利外，也掌握着国家的党、政、军领导权力，控制着整个国家的经济命脉。与之相对应，国内有相当一部分底层民众甚至连温饱问题都难以解决。据统计，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党政领导干部与普通人民群众之间的收入差距高达30—44倍[5]。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共产党已经成为自身特殊群体利益的代言人，成了领导阶层、特权阶层的代言人，而不是底层民众利益的代言人，党在人民心目中的崇高形象已经跌落到谷底。领导干部往往还借权力之便在党内结党营私、贪污受贿、投机倒把、腐化堕落。日益严重的腐败现象发展成为党的肌体的毒瘤，引发了社会的严重分化，致使党群关系严重割裂，党和领导干部在群众中的威信连连下降，广大底层民众也开始对社会主义制度产生怀疑，更对领导苏联社会主义的执政党产生了信任危机，党的执政地位岌岌可危。

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苏联共产党理应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但是，在种种因素的作用下，苏联共产党的领导干部最终蜕化成了位居庙堂之上拥有特权待遇的个人利益或一部分特权阶层利益的代表，不再是贫苦大众和劳动人民利益的代表。党的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贪污腐败、贪赃枉法、以权谋私等腐败行为加深了人们的失望和不满情绪。这种失望和不满经过几十年的层层积淀，长期没有得到重视和解决，伴随而来的，便是人们对苏联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质疑和否定。1991年11月叶利钦在宣布解散苏联共产党的组织机构之时没有遇到任何的抵抗。对于这样一件轰动世界的重大历史事件，广大人民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冷漠就足以表明苏联共产党不仅失去了民众的支持，而且失去了基层党员的支持。而这一悲剧的产生与党的领导干部长期脱离群众、伤害群众，党群关系紧张恶化的情况是分不开的。

三、党群关系关乎执政党的生死存亡：苏联共产党兴亡的历史教训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党群关系关乎执政党生死存亡。列宁对党群关系的重视与维护是俄国共产党(布)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而斯大林及其之后的继任者们对党群关系的忽视与践踏是苏联共产党垮台的重要诱因。以此为鉴，中国共产党在执政过程中要将党群关系置于生死存亡的重要高度，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一)扩大政治参与度，以主人翁意识培养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政治认同感

苏联共产党在干部制度上实行的干部委任制和职务终身制，客观上使得普通党员、群众难以通过正常的、合法的手段选举产生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领导干部，基层党员和群众的主人翁地位没有得到切实的彰显。同时，在党内组织关系上，尽管基层党组织与人民群众保持着较为直接的联系，但在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下，基层组织逐步沦为执行上级意志的工具而非人民群众利益的忠实代表，其沟通党群关系的功能被极大地弱化了。因此，对于执政党来说，密切党群联系，首先要扩大基层党员和群众的政治参与度，加强群众参与国家管理的制度创新。比如，建立健全群众参与重大决策的制度，建立民意表达制度、重大事项社会公示和听证制度、决策反馈制度、决策论证和评估制度等，让群众能够通过合法渠道和有序的制度路径参与到政策的制定中来，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健全基层民主自治制度，发挥人民群众自主管理的积极性和热情；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载体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凸显群众的主人翁意识，培养人民群众的政治认同感，巩固党执政的合法性。

(二)大力发展生产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提高人民群众对党执政的认同感

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是构建良好党群关系的重要基石。脱离了这一基石，群众的政治认同感和文化认同感也犹如空中楼阁，随时有垮塌的危险。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以后，为了争取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列宁采用了社会民主党人的土地纲领，将土地平均分配给农民耕种，并且还主张让人民群众参与国家管理，这是俄国共产党(布)争取人民群众政治认同感的表现。国内战争时期，为了保证革命的胜利，苏联实行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这一政策对农民剥夺太多，引发了农民的普遍不满，乃至发生了严重的政治危机。这一事件表明，缺乏物质基础支撑的政治认同感是难以长久的。为此，列宁当即决定以新经济政策取代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使苏俄回到正常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轨道上来。这一政策不仅恢复了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也恢复和发展了经济。由此，农民才开始真正认同和支持苏维埃政权。随着20世纪末新经济政策的中止，苏联开始推行了农业全盘集体化和高速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的战略，造成农业发展长期滞后，人民的生活水平低下，生活用品奇缺，部分地区甚至发生了严重的饥荒。国内实行的大规模镇压也造成了人人自危的恐怖氛围，人民群众身心发展受到严重压制。在这种情况下，人民群众难免对党执政的合法性产生怀疑。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经济发展走向停滞，人民生活水平仍然长期难以得到改善。人民群众将希望寄托在下一任领导人身上，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太急、太过冒进，以致很多改革措施还没来得及实施苏联共产党就垮台了。因此，对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来说，要长期争取人民群众的政治认同，就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只有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搞好民生工程，才能巩固党群关系的基础，提高人民群众对党执政的认同感。

(三)加强文化建设，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巩固人民群众对党执政的认同感

文化认同感是个体或群体对一个国家或民族基本价值的认同，它能够影响个体或群体的基本价值判断和行为方式。文化认同感是凝聚民族、国家的精神纽带和精神基础。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本国民众对国内文化的强烈认同，不仅是一种伟大精神力量，而且是使一个国家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重要基石。反之，本国民众对外来文化价值观念的强烈认同，则足以击溃甚至瓦解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苏联20世纪30年代掀起的大清洗运动使社会主义应有的自由、民主、法制、公正遭到严重破坏，社会主义的美好形象荡然无存。苏联人民开始对自己曾孜孜以求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产生怀疑，对苏联社会主义的认同感下降。同时，日益严重的腐败行为和官僚特权现象等败坏了社会风气，造成党的威信渐失。如此，不仅滋生了苏联社会主义的文化认同危机，而且为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攻击提供了便利。以苏联共产党为鉴，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中不仅要廉洁自律、克己奉公，做好人民的公仆，以自己的切实行动维护社会主义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而且要重视和加强文化建设，树立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建设目标，建设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主义社会，树立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公民道德规范，整合、凝聚中华各族儿女的精神共识，巩固人民群众对党执政的认同感。

(四)全面从严治党，以良好的政治生态培育人民群众拥护党执政的政治优势

“腐败丧权，廉洁兴党”。苏联共产党垮台的历史教训表明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是巩固党执政合法性的重要基石。“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其前途和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6]6。离开了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党的执政地位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党只有争取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获得人民的拥护，党的执政才具有有效性，党的执政地位才能得到保障；反之，如果一个政党得不到人民的拥护，那么这个政权是不能长久的。近几年来，一些党的领导干部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贪污受贿、权钱交易、权色交易、以权谋私、贪赃枉法等腐败行为时有发生，这些行为腐蚀了党的肌体，损害了党的形象，是党长期执政的潜在威胁。腐败是党的肌体的毒瘤，如果腐败问题长久得不到防范和遏制，党就会失去人民的支持和拥护。习近平强调，严惩腐败分子是党心民心所向，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必然要求，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的必然要求[6]7。只有全面从严治党，搞好党风廉政建设，严厉惩治腐败行为，才能真正做到密切联系群众，代表人民利益，为人民服务，形成人民群众拥护党执政的政治优势。针对一些领导干部出现的腐化堕落问题，一要发挥纪律检查和监督机制的作用，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以权力制约权力；二要扩大群众的政治参与，以党员群众代表的权利制约领导干部的权力；三要利用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发挥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对于领导干部自身而言，一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强化理想信念教育，凸显宗旨意识，踏实为人民服务，坚持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二要谨慎使用权力，牢牢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克服官僚主义倾向，不摆官架子，勤政爱民，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对于一些贪污受贿、贪赃枉法，置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于不顾的党内蜕变腐败分子，司法部门应加大惩治力度，以儆效尤。只有这样，才能以良好的政治生态培育人民群众拥护党执政的政治优势，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五)创新党群联系机制，以科学的决策巩固党执政的合法性资源

科学决策关系国家发展之根本，事关人民群众切身之利益。就执政党而言，科学决策的制定不仅来自于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前提下的共同商讨，群策群力，而且来自于党对群众诉求的熟知，对基层情况的了解。这就涉及如何保持党群联系渠道畅通的问题。苏联共产党执政时期党群关系紧张恶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群众的诉求渠道被阻隔，人民群众无法通过正常渠道向上级反映现实政策存在的问题，上级机关领导干部又很少深入基层体察民情，上级领导制定的一些决策往往一刀切，难以反映部分地区的现实需求，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群众的不满，引发党群关系的对立和矛盾。同时，在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影响下，党的领导干部的提拔和升迁大权掌握在上级领导干部手中，为迎合上级领导，下级干部往往避讳政策实施中出现的问题，只谈成绩不谈弊病，对决策的失误和人民群众的不满听之任之，必然加剧错误决策的危害性。鉴于此，中国共产党要不断加强党群之间的联系，拓宽党群联系渠道，实现科学决策。要在实践中创新和探索党的领导干部密切联系群众的制度，及时了解群众呼声，掌握群众的切实需要，制定符合群众利益和要求的科学决策。不仅要拓宽群众向上级反映问题的渠道，让群众可以通过合法途径表达诉求，而且要拓宽上级领导干部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的渠道。只有这样，党的领导干部才能更加了解基层实际和人民群众的现实需要，从实际出发科学决策，赢得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有效巩固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

[1] 列宁全集(第3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2] 列宁全集(第3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3] 王进芬.列宁共产党执政思想研究[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8．

[4] 王长江.苏共：一个大党衰落的启示[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2．

[5] 奚广庆.也谈苏联解体的一个原因——兼评美国学者科兹的几个论点[J]．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1,(2)：26-31．

[6]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论述摘编[G]．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15．

(责任编辑：蔡宇宏)

2016-7-15；收修日期：2016-09-09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10AKS001)

曹宗敏(1988—)，女，安徽六安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D3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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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3-0964(2016)06-004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