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本务实
——黄炎培教育思想之根基

高查清， 聂永成

(1.安徽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文理系，安徽 合肥 230051；2.华中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3.海南政法学院 公共教育部，海南 海口 571100)

敦本务实
——黄炎培教育思想之根基

高查清1,2， 聂永成3

(1.安徽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文理系，安徽 合肥 230051；2.华中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3.海南政法学院 公共教育部，海南 海口 571100)

敦本务实是黄炎培教育思想的根基：他重视调查研究和数据分析；照顾和体谅国情民情，关注民众生活，关注学生就业；教育学生尊重劳动，树立劳动光荣的思想；尊重学生个体差异，建议及早对学生进行职业指导；注意到教育与社会联系的重要性，强调教育的社会化和生活化；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性，强调学以致用。所有这些都说明他教育思想的务实作风。这种务实作风对当今我国的教育发展，尤其是职业教育的健康发展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黄炎培；务实；教育；调查研究；劳动；实情；社会化

黄炎培是我国近现代著名的民主主义教育家，同时也是中国近代职业教育的创始人和理论家，他将毕生精力奉献给中国的职业教育事业，为改革当时脱离社会生产、生活的传统教育，发展职业教育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特别注重教育的实在性和实用性，并专门就此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或讲话，如《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之商榷》(1913年)、《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第二回商榷书》(1914年)、《实用主义产出之第一年》(1915年)、《实用主义之真谛与一年间之实施状况》(1915年)、《实用主义产生之第三年》(1917年)等，宣讲教育中采用实用主义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阐释实用主义的内涵，并积极展示在此思想指导下进行教育教学所取得的丰硕成果，证明实用主义教育的可行性。他认为，教育就应该凸显“为自己谋生，为社会服务”的工具性功能，并进一步指出，与其把当时中国时局的纷扰和人民生活的艰难困苦归因于道德问题、知识问题，还不如归因于教育问题；[1](P71)他直陈当时中国“至重要、至困难问题，厥惟生计”，而要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途径“厥惟教育”[2](P584)。可以说，“敦本务实”是黄炎培教育思想的根基。

一、在教育决策上重实证调查和数据分析

黄炎培对于调查研究十分重视。他认为，“青年所急为何种事、社会所需为何种人”以及建立学校的位置是否合理、开设一门科是否为社会所需等，都非调查不可。只有把决策建立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才能保证“立一校，无不当其位置；设一科，无不给其要求”，而学校所培养的人才，也才不会有“见弃之患”[1](P54)。他断言，以往职业教育的失败“非本身之罪”，而是“谋者不藏之过”；如果想要在这一点上得到改进，就必须要进行调查。[3](P154)

在黄炎培的著作中，读者可以频频看到各类统计表格和数据。比如，在《教育前途危险之现象》一文中，针对当时社会上热衷于报考政法专业，导致入学学生大增、毕业后就业困难的情况，他就对江苏、上海等5地的相关学校做了实地调查，并以表格形式呈现出来，让人一目了然地得出大量学生集中于这个专业造成的人才过剩的严重局面。有了这样的统计数据，才能对情况作出准确的判断，说话才有依据；在《读中华民国最近教育统计》《民国十年之职业教育》《读全国职业教育最近统计》《民国十一年之职业教育》《中国的职业教育》《地方收入锐减后如何解决普及教育经费问题》《留告四川青年同学书》等文章中，他都以数据加表格的形式来论证他的观点，充分显示了他严谨踏实、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

二、在人才培养上以国情、民情为基础，注意人才供需平衡，关切民众实际生活

(一)倡导职业教育以解决民众生活问题

在教育工作中，黄炎培先生从来不尚空谈，而是立足于中国的实际国情、民情和当时中国社会之急需，目光向下，脚踏实地。他指出，中国广大民众“最中心的要求”只是“安居乐业”，简单地说，就是“要求生存”[1](P294)。正因为如此，他明确地说，中国的民众教育必须从广大民众最迫切的中心要求出发，“这要求，就是生活问题……”[4](P104)

在研究了一战结束后各国职业教育发展的最新情况后，黄炎培指出，各国的职业教育其实就是“生产教育”，即如何增加土地之收获、如何增加人力之效能、如何使制造更精、如何使运输更捷[1](P61)，联系到我国当时的实际情况，他指出，“贫穷是我们中国人一种严重的胁迫，一种根本的苦痛”，而职业教育“最基本的出发点是想消灭贫穷”，所以，“吾国之战后教育，更舍职业教育无所为计。”[1](P61)

(二)注重教学内容的实用性

对于教育的内容，黄炎培先生告诫教育部门：“求学必求当世必需之学，教人必教之为当世不可少之人。”[5](P25)看到有些人读了书却感觉到一无所用，社会上急需人才而学校却不能供应的问题，他说，主张、推行职业教育的目的就是想解决实际问题，因此处理任何事情都应该做到“实事求是”，“绝对厌恶蹈空”[6](P57)。他认为教给学生的理论和方法不能是那种“老长在书本上或是嘴上的东西”，而是要能在实际中付诸实行，有助于解决一些实际问题。相反，如果教育脱离人们的生活，那么，就可能出现人们“受教育的程度愈高，反倒离生活环境愈远”，而欲望却是“日高一日”的情况，其结果是不仅“使无事者难于得业”，而且还会让“有业者亦无从乐业”[6](P57)。

(三)强调人才均衡培养

黄炎培认为，要想实现社会的和谐安宁，最为重要的是“凡百事业，供者求者，各遂所欲”，只有做到了社会上“无不用之才，无不举之事”，其“不平之争”才能止息。[7](P850)对于“日日言卫生，一都市之大，求一良医而不得；日日言改良小学，一学区之大，求一合格教员而不得”的人才严重短缺的情况[7](P851)，黄炎培认为这是人才培养的结构性矛盾，是人才培养方案不科学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要由教育行政方面“依照所需要学科和数量”，对现有学校进行通盘筹划，确定“某校办某科，某科该定几年毕业，定多少学额”，这样才有可能达到“供求相剂”的平衡，才能达到“事事得人、人人得事”的目的，生产问题“才得根本解决”[8](P348)。

具体到职业教育的专业设置，黄炎培认为，职业学校“设哪一科，乃至一科之中办哪一种”， 须完全根据当时当地的状况而定。他举例说，都市中办农科，或者在机械工业不发达的地方设机械科，都属于扬短避长，非明智之举，培养出来的毕业生也不容易找到出路，“无非是增进一部分青年的痛苦罢了”，正因为如此，他才更执着地认为，职业学校的基础“是完全筑于社会的需要上”[9](P131)。

三、在学生的就业教育上，告诫学生要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和就业观

(一)教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念

黄炎培十分重视对学生正确的人生观、劳动观、职业观的培养。“各级教育，应于训练上一律励行劳动化，俾青年心理上确立尊重职业之基础，且使获得较正确之人生观。”[10](P2 090)看到一些学生刚刚受到一些教育，便有“使君于此不凡之概”，不屑“屈就”诸如农、小工、小商等“最普通之职业”，一心只想做些舒适的、“体面的”职业，“非以职业为贱，即以职业为苦”，他不客气地批评这种“社会积习”，认为这种思想观念如果不加以扭转，那么，就会出现“教育的面愈广，反而让就业的面变得愈窄”的恶劣后果。[9](P121)

黄炎培认为，这种情况之所以会出现，一方面是社会积习“重士而轻农、工、商，贵劳心而贱劳力”的千百年养成、非一朝一夕所能返的陈旧观念和剥削思想在作祟[1](P47)，另一方面源于学校设置的课程“重理论而轻实习”，加上学生“有读书之惯习，无服劳之惯习”，最终结果是学生“贫于能力而富于欲望”[1](P47)。他旗帜鲜明地提出：“关于社会服务的种种事业，吾人应认为神圣高尚的天职”，并提出“职业平等，无高下，无贵贱”，“苟有益予人群，皆是无上上品”的职业平等思想。[1](P115)

(二)告诫学生注重实习实训，树立正确的就业观

黄炎培非常注重实习，认为既然职业学校学生“毕业后即须为社会服务”，当然就必须要注重实习，否则“能力无自养成”。他提出，“养成耐劳习惯、减低欲望、适应社会”这三点是正确就业观最重要的原则。[6](P152)上海某银行行长曾经颇有感触地告诉他：“今之学生，学力不足而欲望有余，不适于指挥，徒艰于待遇耳！”对于青年的这种“志大言大”、志大才疏却又不服管教的表现，黄炎培提出了严厉批评：“办事酬报，必与其办事能力相当。若任重有所不胜，位卑又有所不屑，奚可哉？”[1](P55)对此他提出三条建议：第一，要根据其所学专业，调查社会上该专业所需技能的现况，“谋增进其知能”；第二，要让他们“发表其心得与疑问”，就正于先辈；第三，要随时利用机会，“注意社交”。因为学生一味“株守家园，与世隔绝”，坐等机会“叩门而至”，那只会让机会白白溜走。[11](P199)

四、在“分科选业”方面，重视职业指导

(一)尊重个体差异，强调职业指导

黄炎培认为，每个人“天赋的才能和性格”都会有所差异：有人适于动态的工作，有人适宜静态的工作，所以有必要“把自己天赋的才能和性格，与环境的需要和可能配合”，这样去选择职业“才能得到圆满的结果”[11](P199)。他提出，要用“种种方法”去找出“一种与他最相当的职业”，然后让他“入那种学科”[11](P183)。黄炎培坚信，如果能够将“人类长于其天赋之各种才能”与修学、就业的途径“适切的配合”，那么，它不仅可以为个人“奠下幸福的始基”，而且必将为社会作出“更多更远大的贡献”。他认为，青年时期尤其在“初中标准年龄时”的就学就业指导，是教育上“必要的前驱的工作”；至于“高中分科与大学专科”，则应该让学生沿着“指定的途径，使学与习一贯地进行”，这样才能真正算得上是“理想的教育”[12](P459)。

对于我国“因为习非所长”而埋没人才的情况，黄炎培感到很可惜。他认为，如果一个人“所入的学科”与其“性质和才能”不相当，那么，无论在教育上做多大的努力，也“总是无效”。他以自己的朋友为例：有人“品性和才能宜于甲的，偏偏去习乙的”，结果，尽管“在乙的学科上”取得很大成就，但“久而久之，还是去干他甲的事业”；在他“干乙的事业时”表现平平，但“一干了甲的，便大大发展了”[13](P297)。所以，他建议青年及早“考查自己天性、天才，来决定将来所学的某项专科与某项专业”[13](P326)。

(二)对职业指导机构的建立和工作的开展提出具体建议

黄炎培认为职业指导的实施标准有两个：一个是职业心理，一个是社会状况。因为职业指导“外适于社会分工制度之需要，内应天生人类不齐才性之特征”，故而，“苟社会分工制度一日不废，而人类天生才性一日不齐，职业指导虽永远存在可也。”[14](P17)

关于职业指导的具体操作，黄炎培认为，研究职业教育要注重职业心理学的研究，并且认为这是“世界思潮之新趋向”，因为根据职业心理来选择专业和职业，“必且易于收效”[15](P146)。并且，他还提出了一些解决问题的具体办法。其一，推介了《职业心理学》一书。该书“全部都是根据实验，并非理想；都是……试验比较，并非糊里糊涂的猜测武断……是最新的科学态度”[15](P183)。其二，倡导成立了职业指导所，“负责调查上海主要商行和工厂的组织；调查有关他们雇用店员或其他雇员的情况”[1](P138)。

五、在教育的发展环境上，注意教育与社会的联系，强调教育的社会化

(一)注重教育与社会的联系

黄炎培先生特别注重教育和教学的联系，认为“方今教育上最大问题，无过于学校与社会隔绝，教育自教育，生活自生活”，他甚至认为教育的社会性和社会化是职业学校“最紧要的一点”，就如同人的灵魂之于身体，“得之则生，弗得则死”。他批评“职业教育就是为个己谋生活”的错误观念，认为职业教育“所包括的农、工、商、家事等”，在为个人谋生的同时，也是为社会服务的。所以，任何“含职业性质的学校”，必须要注意“使学生知服务的义务，并养成服务的习惯”。他特别提醒，在中国“生计问题固然重要”，但国人“不知合作，亦是一重要问题”[15](P319)。

在谈到教育联系社会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时候，黄炎培说职业教育“不是职业教育的教育”，而是和“人家”有着密切关系的教育，与其他“各机关”都有“连带的关系”。他甚至断言，如果学校平时与用人单位“没有多少联络”，学生毕业之前也没有借实习之机与用人单位“接近”，毕业时也没有什么渠道让毕业生有展现自己的机会，或者即使“去服务了，也没有考察他服务的结果怎样”，更没有在服务期间“设法增进他的知能”，那么，以这种“关门造车式”的方法来办职业学校，非“做到关门不可”。因此，他主张要打破“一切足为职业教育与其他社会团体隔离之障碍”，彻底的解决“整个中国之问题”[15](P311)。

(二)强调教育要面向社会、服务社会

黄炎培特别反对虚而空的教育，注重真才实学。他认为教育“须绝对适应本区生活状况”，而且教育内容“务须供给其生活需要，扶助其生活改进”，如此才能展现出教育的“实际效能”。简单地说，就是教育要“切于实用”、“结合实际”，人民需要什么，“就给他们什么”，决不主张不顾人民“实际的要求”，而用“呆板的制度”来推行教育。[15](P376)

黄炎培批评那种以为“学问在书本上”的观念是“大错特错”，指出“所谓科学”也只是人类从自己的经验中总结出来的“合理的原则和有效的方法罢了”；他认为书本“虽然也很重要”，但必须要“与眼前事物对照求得适合”，“万万不可忽略眼前事事物物”；强调实习中要“多与社会接触”，这样得来的常识才“适合人生需要”；他认为，从实习中“至少可以识得需要某种常识”，而且“更可以识得求常识的途径”。他要求学生在校学习期间就应该多动手练习，多与社会沟通，如此，则“学生之在校读书，实与在厂工作无异”，更重要的是，“其技之优劣已为人所熟知”，这样，临近毕业之时就“必有许多之职业家前来问讯，而其技之优者各职业家已争先罗致矣”，哪里还用得着为毕业后找不到工作发愁呢？所以他呼吁，为了“打破教育和其他各机关之隔膜”，就需要“努力设法，促成众人之善，养成公共的意识”[15](P381)。

黄炎培指出，主张和推行职业教育的动因是“触发于一些实际的社会问题”，他特别强调要特别重视“社会”二字，因为主张职业教育的“最基本的出发点”就是要消灭贫穷，而贫穷是当时中国社会“一种严重的胁迫，一种根本的苦痛”。就说因为想“消除这种苦痛”，才“转念到教育的途径上去”[15](P373)。所以他要求，所有的职业学校以及“含有职业性质之学校”，都要尽可能地在平时就使“学校与社会沟通”，使“教育与职业接近”，在教学中“切不可重理论而轻实习”，在训练中“万不可长惰性而废服劳”，否则，就会造成“仅存职业学校之虚名”，“学校自学校，职业自职业”的结果。[15](P98～99)

六、重视理论联系实际，强调学以致用

中国的教育历来尚理论而轻实践，对现实生活重视不够。黄炎培调侃当时一些学生，“以知识论，惯作论说文字”，但平常写信时却“意或弗能达也”；聊天时，“能举拿破仑、华盛顿之名”，但却无法把“亲友间之互相称谓”书诸笔端；学习算术等课目后，却不知如何使用“权度”；学习“理科”也只是略知植物科名，却不辨庭除之草为何草、家具之材为何木……对此状况他责问道：“……然则所学果何所用？而所谓生活必需者，或且在彼不在此耶？”[15](P27)他专门把中美的教育理念加以对比：美国之教育“注重实际”，故所授知识技能“无不适于实用”；而我国教育基本上纯粹是“纸面上之教育”。这种“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的状况如果不加改良，“何能有良好之效果乎?”[15](P60～61)所以，要推广“平民教育”，必须要从其“生计问题”着手；要解决一切“平民问题”，必须要从“职业教育”上着手，因为职业教育“直接求百业的进步，间接关系民生国计大问题”。

敦本务实是黄炎培教育思想的基础和根本，在黄炎培先生教育著作的字里行间，无处不折射出他力图改善人民生活、推动国家发展的超越“实利”的“实用主义”作风。他有一句名言，“理必求真，事必求是；言必守信，行必踏实”，反映了他实事求是、求真务实、言行一致、踏实行事的品质。这种品质和思想以及支撑这种思想品质的哲学基础，对纠正当今我国教育发展中出现的某些错误思想和观念，推动我国各级各类教育，尤其是职业教育的健康发展，仍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和借鉴价值。

[1]中华职业教育社.黄炎培教育文选[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

[2]陈青之.中国教育史[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3.

[3]中华职业教育社.黄炎培与中国职业教育: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研究成果集萃[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4]中华职业教育社.黄炎培教育文集(第四卷)[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

[5]中华职业教育社.黄炎培教育文集(第一卷)[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

[6]中华职业教育社社史编写小组.社会史资料选辑(第三辑)[M].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

[7]潘懋元，刘海峰.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高等教育[M]. 上海：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7.

[8]中华职业教育社.黄炎培教育文集(第三卷)[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

[9]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中国现代教育文选(修订版)[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

[10]安树芬，彭诗琅.中华教育通史(第九卷)[M].北京：京华出版社,2010.

[11]陈思危.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文萃[M].北京：红旗出版社,2006.

[12]《上海中华职业教育社志》编纂委员会.上海中华职业教育社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13]中华职业教育社.黄炎培教育文集(第二卷)[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

[14]程贻举.中华职业教育社在重庆(1937～1946)[M].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15]余子侠.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黄炎培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Pragmatism: Basis of Huang Yanpei's Educational Thoughts

GAO Cha-qing1,2， NIE Yong-cheng3

(1.Department of Science & Arts, Anhui Communications Vocational & Technical College, Hefei 230051, China;2.College of Education,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3.Department of Public Education, Hainan College of Politics and Law, Haikou 571100, China)

Huang Yanpei's idea of education rests on the basis of pragmatism. He attaches a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role of investigation and detailed data analysis, takes into account real situation of the nation and people and concerns people's life as well as students' employment. He instructs students to respect labor and establish the thought that labor is honorable. He recognizes individual differences between students and recommends offering early career guide to students. He also notes the significance of connection of education and society and stresses socialization and life-orientation of education, the importance of the combina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 and the application of it. All his thoughts reflect his pragmatic working style, which can still provide p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especially for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China today.

Huang Yanpei; pragmatic style; education;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labor; real situation; socialization

1671-1653(2016)04-0103-05

2016-10-05

2016年度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SK2016A024)；2012年度全国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课题(EJA120405)

高查清(1968-)，男，安徽庐江人，安徽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文理系副教授，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2013级教育领导与管理专业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职业技术教育、教育领导与管理研究。

G647

A DOI 10.3969/j.issn.1671-1653.2016.04.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