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反乌托邦三部曲”中的社会权力机制

李锋，上海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上海200433



论“反乌托邦三部曲”中的社会权力机制

李锋，上海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上海200433

摘要:作为20世纪反乌托邦小说的三大代表作，《我们》、《美丽新世界》、《一九八四》都对各自故事中的专制社会进行了辛辣的讽喻和批判。本文分别以泰勒主义、福特主义、管理型社会为视角，对这三部作品中的社会类型和权力机制进行了系统分析，以期挖掘出其中深刻的政治文化内涵。研究认为，三部作品中的极权主义政府通过各自复杂而精细的社会权力机制，有效地实现了控制国民思想、维持社会现状的目的;在其作者看来，只有最大程度的限制政府的职能范围，才能保证公民拥有足够自由的选择，避免走上通往奴役之路。

关键词:反乌托邦;泰勒主义;福特主义;管理型社会

20世纪前半叶，欧洲文坛出现了不少优秀的反乌托邦作品，其中尤以扎米亚京的《我们》、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影响最为深远。这三部小说几乎成为这一文类的范式。三者都形象地描绘了科技发达、思想扭曲的未来世界，以讽喻当时的社会问题，并对未来提出必要的警示。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批评家常常将这三部作品相提并论，阐述其中极权主义政府的共性，可事实上，它们所描绘的具体的社会类型和权力机制，亦有其各自的独特之处。

一、《我们》中的泰勒主义社会

《我们》由前苏联作家扎米亚京(1884-1937)创作，是现代反乌托邦小说的先驱之作。故事中的“大一统王国”是一个科技发达、整齐划一的未来社会，尽管在外部城市景观上，作者借用了威尔斯的科幻作品(如《时间机器》)，但就其中的统治方式而言，该社会更接近泰勒和边沁的管理思想。

“大一统王国”在管理方式上大量借鉴了管理学家泰勒的学说。泰勒认为，在各种资源当中，人力资源的浪费是效率问题的重心所在。为此，他在《科学管理的原则》一书中提出了提高生产率的四个步骤:(1)开发出效率最高的生产工艺流程，并将之完全标准化;(2)对工人进行科学遴选;(3)对所选工人进行科学培训; (4)分配生产任务，实现管理层和工人之间的友好合作［1］130。这一方法的核心包括高度细化的劳动分工、简单动作的机械重复、预设好的生产工艺、最低限度的培训需求、货币性质的激励措施、每项操作的时间最优化处理等，其结果应当是高收入、高福利，以及雇主与雇工之间的和谐关系［2］57。推而广之，整个社会生活的组织方式都是为了追求生产效率的最大化。一战期间，扎米亚京曾在英国纽卡斯尔造船厂为沙俄海军督造破冰船，目睹了大规模的劳动力优化组合，遂将泰勒的管理学思想用于小说《我们》中，但其目的却并非称颂这一工艺上的改造，而是讽刺“大一统王国”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以及为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而对公民个性的扼杀。

“大一统王国”认为，自由选择是一切痛苦的根源，国民的工作和生活应当受到数学般的精确控制。于是政府将泰勒管理学扭曲并推向极致，推出所谓“守时戒律表”“个人活动时间”“母性标准”等准则，将一切社会行为加以量化和标准化，并置于政府的严格监督之下——“那位泰勒无疑是古人中最伟大的天才。然而，他没有想到要把他的管理方法推广到全部生活领域中去，推广到生活的每一步骤，整整24小时中去。”［3］33①引文选自江苏人民出版社殷杲译本，但其中的译名及译文根据其他版本进行了适当调整。与之对应，这个高度同质化的社会极力打压公民个性，强调个体只是整体的一份子——“由渺小到伟大的必由之路，就是要忘记你是一克，而记住你是百万分之一吨。”［3］117甚至全体社会成员都没有名字，只有一个数字代码，男性用奇数表示，女性用偶数表示。

泰勒管理学的另一受人诟病之处就是束缚人类的想象力，“官僚规定、刻板僵化排斥一切，仅存标准化的行为与活动，因此导致人们无法自由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无法面对未知和意外的局面”［2］74。实际上，即使从纯经济角度考虑，个体自由也是非常重要的——当工人可以自由表现自身能力，而不是被一成不变的任务所束缚时，其所在公司更容易获得创新力以应对外部变化，而且经济制度越复杂，这一现象越明显。因此，与泰勒同时代的马歇尔指出，经济的动态效率不仅仅是推动经济本身的变革，还要创造新的知识和新的行为方式，即“生产是改善人类的必要手段，而非最终目的”［4］265。

然而，“大一统王国”推行的却是扼杀想象力的文化政策。小说开篇便是政府向所有具有“文学才干”的国民发出的号召——“仅以大恩主②大恩主(Benefactor)系大一统王国的最高领袖，相当于《一九八四》中的老大哥。的名义向大一统王国全体号码公告如下:凡有能力者，均有义务撰写专题论文、史诗、宣言、颂歌和其他形式的创作，对美好和伟大的大一统王国进行论述和歌颂”［3］2。这些作品将被载入宇宙空间，向全宇宙的生命宣传效率至上和去除自由的好处。主人公D-503的朋友R-13就是一名政府雇佣的诗人，他专为当局撰写颂歌，描写机械化社会的高效:

我们的诗人已经不再生活在幻想的天国，他们降到了人间。他们和我们一起踩着音乐机器进行曲那严肃、机械的节拍，步调一致地踏步前进。他们诗的灵感来自早晨电牙刷的簌簌声，来自大恩主的机器火星飞溅时可怕的喀嚓声、大一统王国国歌庄严肃穆的回响……它们都是诗的灵感的源泉。［3］68-69

扎米亚京非常反感这种为实现政治目的而视文学为宣传工具的做法。他认为，诗人的作用应当是通过自身的想象力，发出异端的声音(“我”)，以抗衡官方机构的统一话语(“我们”)。

除了生产方式外，“大一统王国”在国家构造上则类似于功利主义伦理学家边沁提出的全景式监狱结构(panopticon)——根据这种监狱设想，整个环形建筑被切割成若干间囚室，监控者从中央塔楼望去，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囚犯在室内的一举一动，而其自身却凭借塔内的百叶窗这一简单装置，处于完全不可见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囚犯根本无法确知某一时刻究竟是否有人在进行监视，只好始终保持自身行为的规范性，以免逾规越矩遭受责罚，从而一步步地实现自我改造，即“人们被迫怎样，最后就会变得怎样，压制的习性被弱化，并在不断的抑制中被扼杀。”［5］40换言之，凭借这种“观察的可见性”和“观察者的不可证实性”，全景式监狱结构恰如无所不在却又无迹可寻的上帝，时时刻刻都在对囚犯的行为(甚至道德)进行着无形的监督和警示，从而将监督者的评判标准逐步内在化为被监督者的准则，最终实现有效改造，而一种新的社会模型(即“监视社会”)也随之应运而生。边沁本人对此颇为满意，将之称为“改造型管理的惟一有效手段”［5］66。

在《我们》中，整个“大一统王国”几乎完全由玻璃筑就③《我们》完成于1921年，而现代电视机于1925年发明问世，1939年才正式推出，所以小说中未出现《一九八四》中那种无所不在的电幕，而只能依靠玻璃来实现透视监督。，通过“绿色大墙”与原始的自然世界隔开，秘密警察和间谍得以轻松地透视和监督民众的不轨行为。这种完全透明的敞视型社会，无论从物理构造还是心理机制上，都很像是一座放大了的全景式监狱(虽然里面没有中央塔楼)——通过对国民言行全天候的窥视和修正，逐步让权力客体自觉自愿地谨言慎行、服从权威;更为可怕的是，这种社会模型以极低的成本，实现了权力行使的制度化和自动化，即“权力不再体现在某个人身上，而是体现在对于肉体、表面、光线、目光的某种统一分配上，体现在一种安排上，这种安排的内在机制能够产生制约每个人的关系。”［6］226-227在这样一台高效运行的国家机器中，无论由谁来行使权力、管控国民，都可以达到一样的效果。

二、《美丽新世界》中的福特主义社会

赫胥黎(1894-1963)的《美丽新世界》的灵感同样来自威尔斯的科幻作品(如《神一般的人》);此外，这部小说还受到了《我们》的影响(尽管赫胥黎本人对此予以否认)，因为两者的社会类型的确具有一定的近似性。《美丽新世界》刻画的是一个后灾难时代的国度——“九年战争”之后，全球经济陷入危机，为了灌输正统思想、维持社会现状，几位主宰经和平协商，建立起统治全球的一体化政府，名曰“世界国”。该国的社会管理方式深受福特流水作业线的影响(即批量生产、同质化、可预测性、一次性商品的消费等)。出于对福特的崇敬，“世界国”的纪年以公元1908年(即首辆福特T型车下线的时间)为福特元年，而基督教的十字架更是被除去上端，变成“T”(代表T型车)。

从组织行为学的角度看，这种福特式的标准化工作程序正是官僚型结构的基础。无论在公司管理还是国家政治中，该结构都是“通过职务专门化，制定非常正规的制度和规则;以职能部门划分工作任务;实行集权式决策，控制跨度狭窄;通过命令链进行经营决策，来维持日常的组织运营顺利进行。”［7］432官僚型结构的优势在于标准化操作，从而实现规模效益，但容易流于刻板僵化，缺乏变通的余地，并且将社会个体异化。正如赫胥黎本人所言:“任何一种文化，只要追求效率或是打着某些政治宗教教条的旗号，都会力图将个人标准化，违背人类的生物本性。”［8］20弗洛姆更是直言:“整齐划一同自由是不相容的。整齐划一同心理健康也是不相容的。”［8］20

然而在“世界国”这样一个典型的指令型经济中，根本不需考虑变通、自由、心理健康。该国的生产计划、贸易政策、商品价格一律由政府制定，甚至连人口数量和生育方式都由国家控制——根据自然资源的供给能力，“世界国”计算出全球最优人口数量(20亿)，并通过各种方式始终保持这个水平;同时建立起严格的社会分层与种姓制度，国民通过人工受精的方式，在实验室里通过孵化器出生，一生下来就归属于α，β，γ，δ，ε五个阶层，而且终身从事为本阶层预先设定好的岗位(即有意使劳动分工和阶级划分不可逆转)。高种姓国民(α，β)的胚胎由单个受精卵发育而成，低种姓国民(γ，δ，ε)的产生则采取大批量的方式，整个过程类似于福特流水线:“一个经过波坎诺夫斯基程序处理的卵子会萌蘖、增生、分裂，形成8～96个胚芽，每个胚芽可以成长为一个完整的胚胎，每一个胚胎成长为一个完整的成人。”［9］4①译文部分参考了孙法理译本《美妙的新世界》，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年版。由此计算，每个卵巢可以生产成千上万的孩子。低种姓的人占据社会人口的多数，这些经过特殊处理的人，其认知水平、体力、欲望都十分有限，所以相对容易控制和管理，有利于提高生产率和促进社会和谐。此外，种姓内的每个社会成员收到完全相同的食品、住房、解忧丸(一种镇静剂)配额，彼此之间不存在任何职业竞争，因此每个人都感到自我满足，对其他阶层的人也没有敌意，更不会产生颠覆社会的想法。

除了批量生产之外，“世界国”还是一个典型的消费型经济:为了保持经济增长，国家鼓励人民不断丢弃旧财产，购买新产品，而新产品的生产和流通为全社会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使拥有终身工作和物质享受的民众一直开心满足，由此保持经济繁荣与社会稳定(恰似福特故意保持T型车的低价位，让普通工人有能力贷款买车，促进消费)。这个消费型社会甚至对新生婴儿采取电击，使他们从小就对书籍和鲜花产生本能的厌恶——书籍可以让孩子学会独立思考，而以花草为代表的大自然容易使人工作懈怠;更重要的是，人在读书时老是坐着不动，而自然风光是免费的，两者都不能促进消费、推动生产。因此，政府的举措就是通过条件反射的方式刺激新生儿，促使孩子从小热爱户外运动，这样既能消耗社会产品又能消耗多余能量，无论从经济学还是心理学的角度，都有利于维持社会现状。正如故事中的“中央伦敦孵化与控制中心”主任向前来参观的学生所解释的:“我们设置了条件，让人群不喜欢乡村……却又设置了条件让他们喜欢田野里的一切运动。而我们同时又注意让田野里的运动消耗精美的器材;让他们既消费工业品也花交通费。因此我们才给婴儿电击。”［9］21

然而在这样一个高科技的工业化社会，居然有1/3的人口终身从事农业生产，这一比例显然过高。究其原因，或许同赫胥黎时代机械化、自动化水平尚低有关，但其背后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统治理念:民众空闲时间和精力的增多容易产生社会不稳定因素，从而威胁政府统治，因此要故意保持其忙碌生产的状态，而农业无疑是最耗费人精力的工作。小说中的“西欧主宰”蒙德赤裸裸地宣称:

从技术上讲，要把低种姓人的工作日缩短为三四个小时可以不费吹灰之力。但是他们会因此而多一些幸福吗?不，不会的。一个半世纪多以前曾经做过一次实验……结果如何?动荡不安和更高的解忧丸消费，如此而已……发明局里塞满了减少劳动的计划，有好几千……我们为什么不实行?是为了劳动者的利益。拿过多的余暇折磨他们简直就是残酷。［9］215

出于同样考虑，科技研发被人为地限制在一定程度内，以免人民拥有更多的闲暇时间——“我们还得考虑稳定，不想变。每一次变都威胁稳定。那是我们很不愿意应用新发明的又一个原因。科学的每一个发现都具有潜在的颠覆性。”［9］215蒙德因此断言道:“跟幸福格格不入的不光是艺术，而且有科学。科学是危险的，我们得给它小心翼翼地套上笼头，拴上链子。”［9］216

在推出《美丽新世界》多年之后，赫胥黎又出版了《重返美丽新世界》，在书中再次提到人口过剩(以及由此导致的资源不足)对社会民主造成的危害，并指出通向“美丽新世界”这个梦魇国度的最快速、最通畅的路径就是人口的激增，因为“人口过剩导致经济不稳定和社会动荡。动荡和不稳定又导致中央政府进行更多的控制，由此增加了他们的权力。在没有宪法传统的情况下，这些新增的权力很可能会以独裁的方式行使。”［8］13因此，赫胥黎大胆预言:20年后，世界上所有人口过剩的欠发达国家都将处于某种形式的极权主义统治下;而在发达国家，科技进步同样会引发权力的汇聚与集中，“随着规模生产中的机器越发高效，它也变得越发复杂和昂贵——因此，资源有限的企业便不易获取。而且大规模生产离不了大规模分配，而大规模分配引发的问题也只有最大的生产商才能圆满解决。”［8］19最终，市场上仅余几个超大规模的国有企业，并由代表国家的少数权力精英所控制，其性质必然是寡头政治和极权统治。

三、《一九八四》中的管理型社会

虽然没有证据显示，奥威尔(1903-1950)在写《一九八四》时受到过边沁思想的影响，但两人却分别在理论层面与想象空间构筑出极为近似的监控和惩戒体制——“边沁的规训理念在很大程度上植根于对建筑造型的依赖，而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中描画的政治体制则完全摆脱了外部环境设计的羁束，把重点更多地放在体制本身”［10］68-69，但其实质仍是全景监控理论的变体和延伸，以至于这部小说被称做“对全景式监督社会准确真实的再现”［11］88。在“大洋国”里，不仅有地面巡逻警察和直升机可以直接监视居民内宅，还有更加恐怖的思想警察在不断地伺探内心，查找异端。而在所有的举措当中，同全景式监控最为契合的当属广泛安装于各种公共(甚至私人)场所的“电幕”(telescreen)，这种特殊的监控设备可以时刻观察和记录国民言行，实现了监督的遍在性和敞视性:

温斯顿发出的任何声音……它［电幕］就可以接收到……除了能听到他的声音之外，也能看到他的行动。当然，没有办法知道，在某一特定的时间里，你的一言一行是否都有人在监视着……那你就只能猜测了。甚至可以想象，他们对每个人都是从头到尾一直在监视着的……你只能在这样的假定下生活了——从已经成为本能的习惯出发，你早已这样生活了。［12］4

上述文字体现了电幕监督的遍在性以及观察者的隐蔽性。思想警察所隶属的“友爱部”是进行特务侦查的核心部门，该部门高达300米的办公大楼赫然耸立，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全景式监狱构造里的中央塔楼，而戒备森严的把守，让外人对其内部的各种技术和手段几乎完全不得而知，从而确保了监视者的隐蔽性。此外，“大洋国”最高领袖老大哥的形象更能代表这种监督权力的遍在性——他的头像无处不在，更可怕的是那一双具有穿透力的眼睛，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似乎总在注视着你。这里的老大哥显然已经成为一个被抽象化的权力符号，代表了行使监督权力的整个统治集团①与《我们》中真实存在的“大恩主”不同，作为象征符号的“老大哥”在国家政治中的作用更多地体现在心理学上，哪怕这个人根本不存在，也丝毫不影响权力机构的运行。在《一九八四》中，除了在宣传媒体上露面外，老大哥也确实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现身，他的这种“缺场性”，一方面是出于全景式监视理论中“隐秘监督者”的必要，另一方面也恰恰体现了该监控制度的完善和效力。。

当然，边沁和奥威尔对权力的理解仍存在很大差异。全景式监狱的核心理念符合增益原则，主要着眼于如何实现经济利益(即囚犯的劳动利润)的最大化——这种构造并不是“为了权力本身，也不是为了直接拯救受威胁的社会。它的目的是加强社会力量——增加生产、发展经济。”［6］233正是基于这种功利主义考虑，权力的行使者(如监狱的管理人员)会十分重视囚犯的身体健康。与之不同的是，奥威尔笔下的“大洋国”则是一个毁损型的社会，政府对如何增加社会生产力并不感兴趣，而是执迷于权力自身，以及如何无限地延续这种权力。核心党成员奥勃良在对温斯顿进行洗脑时坦陈:“权力不是手段，权力是目的……迫害的目的是迫害。拷打的目的是拷打。权力的目的是权力。”［12］237

除边沁外，奥威尔明确承认受到政治理论家伯南的《管理的革命》的影响。伯南认为，传统的资本主义制度必将灭亡，取代它的是一种全新的“管理型社会”。不管是纳粹德国、斯大林主义的苏联，还是罗斯福新政的美国，都有一个共性，即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甚至垄断，由此导致自由经济的逐渐瓦解——“政府总是越发广泛地渗入到经济当中。无论谁掌管政府以及为何目的，政府对经济的每次介入都意味着又有一个经济部门被完全或部分地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去除了。”［13］85这种体制为统治集团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主宰与剥削的机会，进而产生高度集权的社会。这个新的统治集团是一群被称为“管理者”的职业精英(包括政府官僚、企业经理、科学家、工程师等)。作为个体，他们并没有太多私人财产，但能通过对国家机关的管理权、集体掌握生产工具的控制权以及产品分配的优先权，并对其他社会成员进行“集体剥削”——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尚且有出卖劳动力的自由，而在管理型经济中，这最后的一丝自由也被代表国家利益的管理者所剥夺。

在《一九八四》中，全体国民分为三个阶层:核心党、外围党、无产者。其中占统治地位的核心党就是伯南所称的管理者阶层，其统治方式被奥威尔称为“寡头政治集体主义”，这是一种由管理者集体占据统治地位的、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因为“财富和特权如为共同所有，则最容易保卫……所谓‘取消私有制'，实际上意味着把财产集中到比以前更少得多的一批人手中;不同的只是:新主人是一个集团，而不是一批个人。从个人来说，党员没有任何财产……从集体来说，“大洋国”里什么都是属于党的财产，因为什么都归它控制。”［12］183这番描述几乎是对管理型社会的界定和例示。

“大洋国”政府不光控制社会财富的分配，还限制社会财富的生产和积累——同《美丽新世界》中的“世界国”一样，“大洋国”的统治者担心“如果人人都能享受闲暇和生活保障，原来由于贫困而愚昧无知的绝大多数人就会学习文化，就会独立思考”［12］170，从而影响社会稳定，对特权阶层构成威胁。换言之，人民的生活舒适与极权统治的利益是不相容的。但是，他们并没有像“世界国”那样采取限制科技发展、维持农业生产的方式，因为这同工业化的大潮相悖，必然引起民众反对，也容易造成军事上的孱弱——“20世纪初期有些思想家梦想恢复到过去的农业社会，那不是实际的解决办法。那同机械化的趋势相冲突……何况，任何国家要是工业落后，军事上就会束手无策，必然会被比较先进的敌国所直接或间接控制。”［12］170那么如何才能在保持工业生产的同时又不增加国民财富呢?在此，“大洋国”给出了似乎是惟一可行的答案，即通过持续不断的战争来消耗社会产品。

实际上，在三个超级国家间的战争中，谁也无法彻底征服对方，真正的用意是尽量用完产品而不提高生活水平，因为对外作战既能转嫁国内矛盾，又能保持国民的贫困和无知，这些都有利于实施思想控制、维持社会稳定，正如小说中果尔德施坦因所说的:

有些物资原来会使得群众生活得太舒服了……也会使得他们太聪明了，战争就是要把这些物资打得粉碎，化为轻烟，沉入海底。战争武器……一方面消耗劳动力而另一方面又不生产消费品的方便办法……原则上，战争计划总是以在满足了本国人口最低需要后把可能剩余的物资耗尽为度。［12］170-171

除了消耗物资之外，对外战争还利于产生集权政府和寡头统治——“因在打仗，自有危险，结果就是，要维持生存，把全部权力交给一个少数人阶层就自然成了不可避免的条件。”［12］171无怪乎伯南一针见血地指出，管理型社会的两大目标就是“更加有效地继续战争，支持新统治阶级的权力与特权”［13］111。

四、结语

《我们》《美丽新世界》《一九八四》虽然在主题思想和写作手法上不尽相同，但小说中的三个极权主义政府都试图通过其各自的社会权力机制，实现控制国民思想、维持社会现状的目的——在社会构成上，三者都有严格的社会分层和等级制度(同时又打着“人人平等”的旗号);在经济类型上，三者都是高度集权、整齐划一的计划经济;在社会心理上，三者都推行压制异端、扼杀个性、培养愚民的文化教育政策。事实上，政治、经济、社会心理等因素本就是彼此联系、密不可分的。

哈耶克是反对计划经济的代表人物，他认为政府干预必然有导致暴政的危险。他的《通往奴役之路》同伯南的《管理的革命》被视为引起知识分子关注极权主义的两大代表作;然而“比伯南更进一步，哈耶克硬是把民主政治与国家主义是否可以共存这一问题置于公众话语之中”［14］157-167。他坚信集体主义本质上是反民主的，它可以赋予统治集团的少数精英前所未有的权力:“如果所有生产资料都落入一人手中，不管此人在名义上属于整个‘社会'，还是属于独裁者，谁行使这个管理权，谁就可以完全控制我们。”［15］108弗里德曼也认为政府干预必然导致对民主和自由的破坏。针对有人提出的计划经济更利于公平分配的说法，弗里德曼提到权力精英在产品分配上的优先权:“假如所有人都要获得‘公平份额'的话，那么就得有人或组织来裁定什么份额才是公平的——他们就必须有权将自己的决定施加到别人头上……那些做出并施加决定的人同那些接受决定的人是平等的吗?难道我们不是身处在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农庄》里，‘所有动物一例平等，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加平等'吗?”［16］135

事实上，无论《我们》中的“大一统王国”，《美丽新世界》中的“世界国”，还是《一九八四》中的“大洋国”，都是这种高度集权的寡头政体。这三部小说的作者都相信，政府以“服务大众利益”为由，干预社会生活和经济运行(甚至消灭私有财产)，从而将社会资源集中到少数统治者手中，这些权力精英凭借对政治决策权和产品分配权的掌握，牢牢控制着社会大众;而处在被统治地位的民众，或者忙于标准化的流水线劳作，或者在野外运动中不断消耗着工业品，或者在竭力为对外战争生产和补充物资，根本没有精力学习知识、独立思考，更不可能产生批判性的异端思想从而威胁当局统治。因此，在这三位作者看来，只有最大程度地限制政府的职能范围，才能保证公民在经济和政治上拥有足够自由的选择，避免走上通往奴役之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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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吴兰丽

Social Patterns and Power Mechanisms in the“Three Great Dystopian Novels”

LI Feng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Shanghai 200433，China)

Abstract:As the three most critically acclaimed dystopian novels in the 20th century，We，Brave New World and Nineteen Eighty-Four are biting satires of political despotism.The paper aims to make a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ir respective social patterns and power mechanism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aylorism，Fordism，and Managerial Society.The purpose is to explore the political and cultural implications therein.The study argues that the totalitarian governments in the three novels attempt to control their citizens and maintain the status quo through their intricate power mechanisms，and the authors share the assumption that the only way to ensure the citizens'freedom to choose and to keep them away from the road to serfdom is to impose strict limits on government's extent of power.

Key words:critically acclaimed dystopian;taylorism;fordism;managerial society

作者简介:李锋，文学博士，上海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与西方批评理论。

收稿日期:2015-11-30

中图分类号:G0;I0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023(2016)03-001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