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适忘四支心适忘是非
——白居易对宋代休闲词的思想影响

张翠爱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江苏南京210097；盐城工学院人文学院，江苏盐城224051）

身适忘四支心适忘是非
——白居易对宋代休闲词的思想影响

张翠爱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江苏南京210097；盐城工学院人文学院，江苏盐城224051）

由于经济、政治、自然环境、思想意识传统以及词的文体特征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使得休闲词在宋代发展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宋代词人积极吸收白居易的休闲智慧，其休闲境界乃是在做自然之主人、社会之“闲人”、自我“心安”之人，即超脱自然、社会、自我的重重束缚后而获得的。宋代词人在白居易此种意义上的闲适诗影响下写出了大量寻求身心俱适俱安的休闲的词篇，由此我们不仅可以透视和领略宋代词人休闲的生活情趣，而且还可以获得对于人生和生活的“诗意”的审美享受。①

白居易；宋词；休闲词

作为一代文学的宋词品种繁多，本文将宋代词人们在摆脱了日常劳作和生活的外界压力的自由时间内，以娱乐性为目的，以追求身心自由愉悦为目标而作的流露纯真心态的词，称之为“休闲词”。由于经济、政治、自然环境、思想意识传统以及词的文体特征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休闲词在宋代发展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智慧闲雅的宋代词人积极吸收前人的休闲智慧，如庄子、陶渊明、白居易等，其中白居易尤为突出。

爱闲而留下大量闲适诗的白居易自然成为宋代文人主要仰慕的对象之一，尊白学白之风于宋代盛行一时。“宋人曾指出北宋三位最杰出人物自号中的巧合：‘醉翁（欧阳修）、迂叟（司马光）、东坡（苏轼）之名，皆出于白乐天诗云’。”（龚颐正《芥隐笔记》）欧阳修《六一诗话》中提及宋初诗人“常慕白乐天体”，蔡居厚亦云：“国初沿五代之馀，士大夫皆宗白乐天诗。”［1］398梅尧臣曰：“使君才笔健，当似白忠州。”（卷22）［2］632白居易对宋代文人影响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白居易（字乐天，号香山居士，772—846），其诗歌共2916首（含补遗109首），他将自己的诗分为“讽谕”、“闲适”、“感伤”、“杂律”四类（卷45）［3］2789。其闲适诗本质便是追求身心的自由愉悦，亦即休闲。白居易在人格方面的典范意义在于如何既获得物质生活的享受，又体验着精神生活的逍遥自由。物质和精神二者的和谐统一而获得的身心自由才是最理想的休闲，也才是人类价值的终极取向。此种将成为人类终极价值取向的最理想的休闲更是宋人极其仰慕、积极追求的目标。下文便试图从休闲的角度来探讨白居易此种意义上的闲适诗对宋代休闲词的影响。

一、自然之主人

对生死与穷达的思考是贯穿白居易闲适诗的不变主题之一。白居易及宋代词人超脱生死穷通而获得身心自由的方式之一便是使自己成为自然之主人。“山林欤！皋壤欤！使我欣然而乐欤！”（《庄子·知北游》）［4］588有了人自然才活了起来，自然还因此有了情感甚至深邃的思想。如果离开了人之目与心，那么迟迟春日、飒飒秋风便永远是一片死寂。可见，在获得休闲境界的过程中，人起了主导的作用。我们且看白居易和宋代词人是如何做好山林皋壤之东道主的。

元和十年（815）江州之贬是白居易一生所受的最大一次打击，而白居易趁江州司马职务清闲，于退公闲暇之余，漫游九江、庐山风景名胜，写诗曰：“此外即闲放，时寻山水幽。”（闲适诗卷7《咏意》）［5］615江州的自然风景使诗人贬谪的不适荡然无存，诗《北亭》曰：“江风万里来，吹我凉淅淅。日高公府归，巾笏随手掷。脱衣恣搔首，坐卧任所适。时倾一杯酒，旷望湖天夕。”（闲适诗卷7）［5］597将自己的身心沐浴于山水之中，哀乐之情顿消，诗人逍遥自适。他自居为山水草木的主人：“乐天既来为主，仰观山，俯听泉，旁睨竹树云石，自辰及酉，应接不暇。俄而物诱气随，外适内和。一宿体宁，再宿心恬，三宿后颓然嗒然，不知其然而然。”（卷43《草堂记》）［3］2376诗人与万物融合无间，物我两忘而达“物化”的精神境界，从而使诗人超脱生死、穷通而获得无比的自由感。而此过程是诗人在“不知其然而然”无为的状态中主宰了这一切。

长庆二年（822）至长庆四年（824），白居易任职杭州期间，作了大量的山水佳作，如：《钱塘湖春行》《初邻郡政衙退登东楼作》《郡斋旬假始命宴呈座客示君寮》等，诗人流连于山水林泉间，于是心境平和，而江南的旖旎风光流注于诗人的笔端。他超越了功利，忘却了是非，山水成为他仕宦生涯中的主要舞台背景，于闲暇之时去清幽的山水中吟诗饮酒成了他休闲的最佳方式。宋人葛立方在《韵语阳秋》中曰：“钱江风物，湖山之美，自古诗人，标榜为多，……城中之景，唯白乐天所赋最多。”（《韵语阳秋》卷十三）［6］585诗人退居洛阳后创作了近百首山水诗，而他仍念念不忘苏、杭秀丽景色，其作于唐文宗开成三年（838）的《忆江南》词曰：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

白居易并非沉迷于江南水乡美景，而是在其中更能体悟到自然的本性，从而发现人所能且所该拥有的更美好的生存方式，即休闲方式之一——做自然的主人。

宋代词人深受白居易思想的影响，他们亦都喜爱大自然。苏轼曰：“江山风月，本本常主，闲者便是主人。”（《书临皋风月》）他可谓得了白居易的真传，且表述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周必大曰：“本朝苏文忠公（轼），不轻许可，独敬爱乐天。”（《二老堂诗话》）［6］656苏轼诗文中反复表示对白居易的倾慕之情：“我似乐天君记取”（《赠善相程杰》）、“我甚似乐天”（《送程懿叔》）、“定似香山老居士，世缘终浅道缘深”（《入侍迩英》）、“渊明形神似我，乐天心相似我”等［7］43，酷爱自然是他们的相似处之一，而能做自然的主人则使苏轼对白居易倾慕不已。苏轼作于元祐六年（1091）的词《八声甘州》：

有情风万里卷潮来，无情送潮归。问钱塘江上，西兴浦口，几度斜晖。不用思量今古，俯仰昔人非。谁似东坡老，白首忘记。记取西湖西畔，正暮山好处，空翠烟霏。算诗人相得，如我与君稀。约他年、东还海道，愿谢公、雅志莫相违。西州路，不应回首，为我沾衣。

苏轼胸中气魄一如今古不衰的钱塘春潮，面对瞬息万变的世事，词人安时处顺、乐观旷达：“白首忘机”，面对西湖美景，词人与友人相约将归隐于山水之中。此得益于自然的闲逸之情与白居易的自然之爱可谓一脉相承。其他词人写山水风月的词如：“堤上游人逐画船，拍堤春水四重天。绿杨楼外出秋千。”（欧阳修《浣溪沙》）“潇洒太湖岸，淡伫洞庭山。鱼龙隐处，烟雾深琐渺弥间。”（苏舜钦《水调歌头·沧浪亭》）“忆者午桥桥上饮，坐中多是豪英。长沟流月去无声，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陈与义《临江仙》）等等，举不胜举。

白居易休沐、公退或闲居的大多数时间是在自家的园林中度过的。诗人“所至处必筑居。在渭上有蔡渡之居，在江州有草堂之居，在长安有新昌之居，在洛中有履道之居，皆有诗以纪胜。”（葛立方《韵语阳秋》卷十三）［6］588白居易在洛阳的居所是园林式建筑，他的《〈池上篇〉序》曰：

都城风土水木之胜在东南偏，东南之胜在履道里，里之胜在西北隅，西閈北垣第一第即白氏叟乐天退老之地。地方十七亩，屋室三之一，水五之一，竹九之一，而岛树桥道间之。（律诗卷37）［5］2845

在这微型的山水中，白居易生活得自在安适。这洛阳履道里的宅园在白诗中多次被提及：“假如宰相池亭好，作客何如作主人？”（律诗卷32《代林园戏赠》）［5］P2444“往往归来嫌窄小，年年为主莫无情。”（律诗卷32《重戏赠》）［5］2445，“不斗门馆华，不斗林园大。但斗为主人，一坐十余载。……何如小园主，拄杖闲即来。亲宾有时会，琴酒连夜开。以此聊自足，不羡大池台。”（半格诗卷36《自题小园》）［5］2722诗中所展示的白居易在自家园林中的自足自得自适的休闲生活情趣在宋代词人的生活中引起了共鸣，从而在两宋词苑中出现了大量“雅玩”于自家园林的“园池词”［8］241。

翻开全宋词，粗略统计出其涉及的园林达240处之多，由此可见，宋代词人对园林的钟爱以及园林对宋代词人的影响。苏轼曰：“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则忘其身，必不仕则忘其君……今张君之先君，所以为子孙之计虑者远且周，是故筑室艺园于汴泗之间，……使其子孙开门而出仕，则跬步市朝之上，闭门而归隐，则俯仰山林之下。”（卷11）［9］苏轼很精辟地论述了园林之功用，园林是平衡士大夫们凌云之志和闲逸之情的好境地，其私人的园林亦确实是宋代词人们休闲的好去处。如苏舜钦《水调歌头》：“潇洒太湖岸，淡荡洞庭山。鱼龙隐处，烟雾深锁渺弥间。”咏其在苏州之“沧浪亭”，于清风明月之时，浩歌泛舟沧浪水上，与鱼鸟共乐的悠闲生活；苏轼《江神子》：“雪堂西畔暗泉鸣。北山倾。小溪横。南望亭丘，孤秀耸曾城。都是斜川当日境，吾老矣，寄馀龄。”为苏轼咏其在黄州时所建的“雪堂”；張鎡《昭君怨·游池》：“拂晓孥舟去，细看荷花垂露。红绿总吹香，一般凉。”记述其“桂隐园”游池泛舟的生活。在其豪侈如“沧浪亭”、“桂隐园”或简朴如“雪堂”之私人宅地里，词人们俨然都是其园的主人，他们生活得高洁恬淡，保持自己的人格独立，获得完全的身心自由。此类词作很多，词人透过纷纷扰扰的官场争斗看破名缰利锁，于山水园林中求得了一己的身心闲适自由。

苏轼《醉白堂记》曰：“乞身于强健之时，退居十有五年，日与其朋友赋诗饮酒，尽山水园地之乐，府有余帛，廪有余粟，而家有声伎之奉。”（卷11）［10］344不再贫乏的物质生活是令宋人钦慕白居易休闲生活的次要因素，而有大量的闲暇时间与其友朋于山水园地中赋诗饮酒，能做稳自然的主人，才是其追慕以至效仿白居易的主要原因。

二、社会之“闲人”

白居易、苏轼他们为官一日便造福一方，不必一一陈述他们的为官功绩，兹举《宋史》一则资料便足以说明问题：

杭本近海，地泉咸苦，居民稀少。……白居易又浚西湖水入漕河，自河入田，所溉至千顷，民以殷富。……轼见茅山一河专受江潮，盐桥一河专受湖水，遂浚二河以通漕。复造堰牐，以为湖水畜浅之限，江潮不复入市。以余力复完六井，又取葑田积湖中，南北径三十里，为长堤以为通行者。……堤成，植芙蓉、杨柳其上，望之如画图，杭人名为苏公堤。（卷338）［13］10812-10813

让金人垂涎，使中华生辉的人间天堂之杭州，原竟是人烟稀少的盐碱地，得力于白、苏二公的智慧和辛勤的改造才成为世代相传、受益无穷的福地、宝地。他们是受百姓爱戴的好官。

白居易早年高歌兼济之志，写了很多的讽谕诗，触怒了朝中权贵而遭投闲置散，被贬为江州司马。诗人成了自然的主人之后，发现欲获得真正的身心自由还需成为社会之“闲人”。其诗中反复吟咏作为“闲人”的自适：

晚晴宜野寺，秋景属闲人。（律诗卷24《题报恩寺》）［5］1929

洛下多闲客，其中我最闲。（律诗卷28《登天宫阁》）［5］2208

五十年来思虑熟，忙人应未胜闲人。（律诗卷25《闲行》）［5］1971

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雇我作闲人。（律诗卷33《从同州刺史改授太子少傅分司》）［5］2489

三川徒有主，风景属闲人。（律诗卷33《春尽日天津桥醉吟偶呈李尹侍郎》）［5］2509

作为“闲人”是白居易无奈而又明智之举。长庆年间以来，党争激烈，朝政日非。苏辙曰：“然乐天处世，不幸在牛、李党中，观其平生端而不倚，非有附丽者也。”（《书白乐天集后》）［7］44叶梦得曰：“白乐天与杨虞卿为姻家，而不累于虞卿；与元稹、牛僧孺相厚善，而不党于元稹、僧孺；为裴晋公所爱重，而不以晋公以进；李文饶素不乐，而不为文饶所深害。处世者如是人，亦足矣。推其所由得，惟不汲汲于进，而志在于退，是以能安于去就爱憎之际，每裕然有馀也。”（《避暑录话》）［7］53由此可知，白居易远离朝庭，愿赴闲地作闲官作闲人是“志在于退”，不是他不愿意兼济天下，而是为了避开政治斗争的漩涡，远离是非，其《咏怀》诗便写出了诗人心中的苦与乐：“自遂意何如，闲官在闲地。闲地唯东都，东都少名利。闲官是宾客，宾客无牵累……形安不劳苦，神泰无忧畏。”（杂体卷29）［5］2279

而到了宋代，士大夫们此种“忧畏”情绪仍未消除，白居易于物无著，远离是非而为“闲人”的处世哲学深受他们欢迎，如：“清风明月，幸属于闲人”（欧阳修《西湖念语》）［11］1、“几时归去，作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苏轼《行香子》）、“天难问，何防袖手，且作闲人”（張元幹《陇头泉》）、“镜湖元自属闲人”（陆游《鹊桥仙》）、“由来至乐总属闲人”（辛弃疾《行香子》）、“眼里数闲人，只有钓翁潇洒”（朱敦儒《好事近》）等都反映了宋代词人追求和企慕白居易休闲生活的心理及文化价值取向。他们在白居易“闲人”思想的基础上，形成了追求身心自由的休闲观，以及由此而形成他们自己的不以贬谪为患、不计个人利弊得失的处世态度，从而保持鲜明的人格个性，永葆他们的人格魅力。

白居易、苏轼等倡导做社会之“闲人”，“对当时社会秩序具有潜在的破坏性”［12］267，但是远离是非、看淡功名利禄的“闲人”对社会有百利而无一害。以白居易、苏轼为例，他们不但为官政绩卓著，而且留下的诗文词章也是一座让后人永远受益的精神宝库。那些在朝廷制造党争或在地方作恶多端而永无闲暇之人与白居易、苏轼这样的“闲人”相比，对社会对历史的贡献孰重孰轻？而受白居易思想影响的宋代词人崇尚身心自由的休闲，写出大量的休闲词篇，对社会的贡献亦是功不可没，他们给人们的心灵世界绘制一幅幅可与西湖比美的精神图画。

三、自我“心安”之人

要成为自然之主人，社会之“闲人”，最关键的还在于能否超脱自我的束缚。白居易用“心安”的生存哲学来完成自我的超脱，从而获得了完全的身心自由。白居易“心安”的生存哲学思想在诗中多次出现，如：

我身本无乡，心安是归处。（闲适诗卷8《初出城留别》）［5］656

无论海角与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律诗卷18《种桃杏》）［5］1443

家乡安处是，那独在神京。（律诗卷24《江上对酒》二首之一）［5］1939

老来尤委命，安处即为乡。（律诗卷16《四十五》）［5］1295

白居易“心安”的生存哲学亦是对老子的知足、庄子随缘适性的由衷认同。叶梦得《避暑录话》曰：“夫知足不辱，明哲保身，皆老氏之义旨，亦即乐天所奉为秘要。而决其出处进退者也。”［7］53如其《咏怀》诗曰：“知分心自足，委顺身常安。故虽穷退日，而无戚戚颜。”（闲适诗卷7）［5］645《狂言示诸侄》诗曰：“勿言舍宅小，不过寝一室。何用鞍马多，不能骑两匹。如我优幸身，人中十有七。如我知足心，人中百无一。”（格诗卷30）［5］2344其《闲居》诗曰：“空腹一盏粥，饥食有馀味。南檐半床日，暖卧因成睡。绵袍拥两膝，竹几支双臂。从旦直至昏，身心一无事。心足即为富，身闲乃当贵。富贵在此中，何必居高位？”（闲适诗卷6）［5］527此类诗中都体现了诗人淡泊宁静的知足的人生观。陈寅恪先生亦指出：“乐天之思想，一言以蔽之曰‘知足’。‘知足’之旨，由老子‘知足不辱’而来。盖求‘不辱’，必知足而始可也。”［14］327白诗中关于《庄子》的随缘适性的诗篇很多，如（《山鸡》）曰：“五步一啄食，十步一饮水。适性遂其生，时哉山梁雉。梁上无罾缴，梁下无鹰鹯。雌雄与群雏，皆得终天年。嗟嗟笼下鸡，及彼池中雁。既有稻粮恩，必有牺牲患。”（闲适诗卷8）［5］674《庄子·养生主》曰：“泽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饮，不蕲畜乎樊中。神虽王，不善也。”［4］101白居易赞同庄子的观点，宁愿做十步一啄，百步一饮辛苦地自食其力的水泽野鸡，也不愿被关在笼中美食喂养而失去自由，以至既不能“适性遂其生”，亦不能“终天年”。白居易因为拥有了如此知足适性的心态，才能“心安”。

使白居易获得休闲境界的自足适性的的“心安”生存哲学亦深深地影响着宋代的士大夫文人。以苏轼为典型的部分士人在面对生活的困境尤其在面对迁谪的处境时，表现出安时处顺、乐观旷达的超越心态，如，北宋邵雍曰：“心安身自安，身安室自宽。心与身俱安，何事能相干？”（《心安吟》）欧阳修曰：“行见江山且吟咏，不因迁谪岂能来。”（《黄溪夜泊》）宋代词坛上亦出现了大量由处迁谪而仍能追求身心自由愉悦的词人所写的休闲词篇。这里且以苏轼为例看此生存哲学对宋代词人及其词的影响。

元丰六年（1083）苏轼于黄州作《浣溪沙·自适》词曰：

倾盖相逢胜白头，故山空复梦松楸，此心安处是菟裘。卖剑买牛吾欲老，乞浆得酒更何求？愿为祠社宴春秋。

词人谪居黄州已近四年，觉得归蜀中故山无望，于是化用白居易“此心安处即吾乡”诗意，欲将老于黄州，乃至元丰七年（1084）他离开黄州前往汝州，“留别雪堂邻里二三君子”①《满庭芳》词前序曰：“元丰七年四月一日，余将去黄移汝，留别雪堂邻里二三君子。会李仲览自江东来到，遂书以遗之。”，而作《满庭芳》词仍曰：“好在堂前细柳？应念我，莫剪柔柯。仍传语，江南父老，时与晒渔蓑。”苏轼后来被贬惠州、儋州时都借资造屋准备常久定居，因为它们都曾是苏轼心中的家。苏轼于元祐六年（1086）所作《定风波》词曰：

常羡人间琢玉郎。天应乞与点酥娘。尽道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万里归来颜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八云：“余以此语本出于白乐天，东坡偶忘之耳。白《吾土》诗云：‘身心安处为吾土，岂限长安与洛阳。’又《出城留别》诗云：‘我生本无乡，心安是归处。’又……”［15］582-583不是苏轼忘记白居易的诗句，而是他们相同的人生境遇产生相似的人生感悟，苏轼使白诗的思想以至诗句作为自己及他人的人生共识在其诗词中复现如己出，可见白诗对之影响之深远。苏轼写诗曰：“出处依稀似乐天，敢将衰朽较前贤，便从洛社休官去，犹有闲居二十年。”（卷14）［16］1762王直方曰：“东坡平日最爱乐天之为人。”［18］45白居易自足适性的“心安”生存哲学是苏轼倾心的主要内容之一。

除苏轼之外，自足适性的“心安”生存哲学还影响了欧阳修、王安石、黄庭坚、晃补之、辛弃疾、叶梦得、张孝祥等一大批士人，他们都能以旷适之怀、超越心态处迁谪逆境，且写有自足适性的词篇。

白居易《隐几》诗曰：“身适忘四支，心适忘是非。既适又忘适，不知吾是谁。”（闲适诗卷8）［5］523诗人由身心俱适到“忘适”，乃是休闲的最高境界，此境界的获得乃是他做自然之主人、社会之“闲人”、自我“心安”之人，即超脱自然、社会、自我的重重束缚后而获得的。而此贯穿在白居易闲适诗中的对生死与穷达的思考、超越深深地影响着宋代士人，从而产生了大量寄情山水园林、淡泊功名利禄、寻求身心俱适俱安的宋代休闲的词篇。现今，白居易时代、休闲宋词时代虽已随风而逝，但这些诗篇、词篇是我们民族取之不竭的精神源流，正如庄子所云：“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养生主》）它们对后人的影响是深远的、永久的，它们与后人的智慧心灵相碰撞，亦将奏出更悦耳动听的生命旋律。

［1］蔡宽夫诗话［M］//郭绍虞.宋诗话辑佚.北京：中华书局，1980.

［2］梅尧臣.送徐君章秘丞知梁山军［M］//朱东润.梅尧臣集编年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3］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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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清］何文焕辑.历代诗话［M］.北京：中华书局，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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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苏轼.灵壁张氏园事记［M］//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92.

［10］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

［11］黄畲.欧阳修词笺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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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元］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14］陈寅恪.元白诗笺征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15］邹国庆，王宗堂.苏轼词编年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2.

［16］［清］王文浩辑注.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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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刘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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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1-511X（2016）05-0141-05

2015-02-15

江苏省社科应用研究精品工程项目“两宋词休闲精神传承研究”（16SYB-136）成果之一。

张翠爱，女，江苏盐城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江苏省盐城工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词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