馆陶置县考

孟凡雄　桂士辉

(1 河北省馆陶县人民政府，河北 馆陶 057750；2 河北省大名县地方志办公室，河北 大名 056900)



馆陶置县考

孟凡雄1桂士辉2

(1 河北省馆陶县人民政府，河北 馆陶 057750；2 河北省大名县地方志办公室，河北 大名 056900)

馆陶建置问题，《旧唐书》、《馆陶县志》均认为是西汉置县。翻检存世金石，罗振玉《贞松堂集古遗文》内所收“馆陶令戈”刻铭应得到重视。释读考证得出，馆陶应为赵国置县，且置县时间应不晚于赵惠文王三年(前296年)，其最初置县可能是在赵敬侯末年或成侯初年。

馆陶令戈；考释；赵文化

馆陶县位于河北省东南部，隶属邯郸市。馆陶历史悠久，作为县名，自西汉迄今，历经两千多年始终未改，这在全国并不多见。馆陶置县始年是馆陶历史的第一步，对于馆陶县有着莫大的意义。然馆陶何年置县未有定论，故撰文予以探讨。

一、典籍所见关于馆陶置县的记载

《旧唐书·地理志二》作：“馆陶，汉县，隋因之。”[1]不详何年。《元和郡县志》魏州下作：“本春秋时晋地冠氏邑，陶丘在县西北七里。《尔雅》曰：‘再成为陶丘。’赵时置馆于其侧，因为县名。汉属魏郡，魏文帝改属阳平郡。”[2]《太平寰宇记》与《元和郡县志》记载相同。地方志是一地的“百科全书”，详细记载当地的历史、地理、人口、赋税、物产、名胜、人物、艺文以及大事记等的文献，明万历《馆陶县志》今仅存有卷三，清康熙、乾隆又两次编修《馆陶县志》，光绪年间又编有《馆陶乡土志》，但是以上四部文献均不载馆陶何时置县。1936年修撰的《馆陶县志》仅作“汉置馆陶县，属魏郡。”[3]也不详何年。1999年新版《馆陶县志》首次明确提出“汉平帝二年，始设馆陶县，县治在今冠县东古城”。[4]即公元2年。但是，汉平帝二年说有误。

《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第八上》魏郡下云：“魏郡，高帝置。……县十八：邺，故大河在东北入海。馆陶，河水别出为屯氏河……。”[5]《汉书·地理志》不重视郡、县的始建年代，往往明见于记载而不提，此外对于西汉县的设置与改名的记载也是比较模糊的，因此不见馆陶何时置县。但是，魏郡设置的时间是明确的。《水经注》卷十《浊漳水注》云：“汉高帝十二年，置魏郡，治邺县。”[6]汉高帝十二年置魏郡，时辖县有馆陶，说明汉初即已置有馆陶县，汉平帝二年说不成立。

除文献外，西汉竹简亦可证汉初置有馆陶县。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第459简中有县名“馆阴”，释文作“地望不详”。周振鹤认为馆阴“应读为馆陶，隶书阴与陶常混”[7]。刘钊也认为“秦汉时期‘阴’、‘陶’二字经常相混，这在古文字和典籍中都有例证，所以简文‘馆阴’其实就是馆陶”[8]。“馆阴”即“馆陶”为学界认可。《二年律令》是吕后二年(前186年)颁行的法律，很显然，馆陶在汉初即已置县。正因如此，汉平帝二年说并不为当地文史工作者采信。

考稽载籍，未见汉初何年置馆陶县，依靠现有文献考证馆陶置县陷入困境。何慕在其博士论文《秦代政区研究》中依据考证的秦郡及对秦郡边界的考证，条列秦河内郡的属县中有馆陶县，并认为馆陶为秦县是因为“(《二年律令》)中有内黄、繁阳、邺、馆陶、涉、武安六县。这六个县《汉志》属魏郡,汉初不在赵国范围内，逆推至秦代很有可能不属邯郸郡”。[9]馆陶为秦县的结论，为我们进一步考证馆陶置县提供了的余地。

二、馆陶为战国时期赵国置县

今之馆陶县春秋属晋国冠氏邑，战国初属魏，后属赵。县作为一级行政区划，设置始于春秋。《左传》鲁僖公三十三年(前627年)载晋文公赏胥臣以“先茅之县”，这是晋国设县最早的记载。馆陶置县不会早于春秋。公元前493年晋国卿大夫赵鞅在同邯郸赵氏及范氏、中行氏作战时，在前线誓师大会上宣布：“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人臣隶圉免。”[10]这说明赵鞅在其领地内已经普遍实行郡县制，不过大多县名因赵国历史丧失、文献缺载而失考，文献可见赵国置县者中没有馆陶县。先秦简牍、器物等出土文献的问世，以其真实性成为了传世文献的有益补充，也为解决馆陶置县难题提供了突破的可能。赵国置有馆陶县虽然文献不载，然见于器铭。罗振玉《贞松堂集古遗文》为青铜器研究史上的集大成之作，内收上古三代至北魏精品数千件，其第65图戈，黄盛璋释读其铭为：“四年，馆陶命富反，下库工师王岂，冶禽。”因为戈“陶”上一字右旁仅残存上部，春秋战国时期地名名“陶”的有汪陶、定陶、平陶、安陶，黄盛璋据左旁判断此字与“汪”、“定”、“平”、“安”皆不同，只能是“馆”。下库以赵国兵器所见最多，魏国仅首都大梁有上库，地方未发现有下库，所以定此戈为赵国所造。[11]戈铭中的“命”字在三晋青铜礼器和兵器铭刻中常见，“命”即“令”， 命、令本是一字之分化，官名令在三晋文字多作“命”，[12]令是县的长官，所以令前的馆陶是县名。后晓荣先生亦指出，赵国兵器铭文中“××令”表明这些城邑为赵国置县[13]。罗振玉所藏戈证实了战国时期赵国置有馆陶县。

罗振玉所藏馆陶令戈并非孤证。检《殷周金文集成》，第11354号器亦为一件戈，其铭为“三年□陶令富反，下库工师王岂，冶禽。”陶前一字留白不释，《殷周金文集成释文》释作“鈖”。[14]因赵国置有汪陶县，故有学者释此戈为“三年汪陶令戈”[15]。传世的战国三晋古玺中赵国玺印有“汪陶右司工”，[16]玺印中的“汪”与《殷周金文集成》戈铭中的“金分”字形相差甚远，释为“三年汪陶令戈”明显有误。比对罗振玉所藏的“四年馆陶令富反戈”与《殷周金文集成》第11354号器戈，铸造时间相差一年，其他铭辞一致，细审之，“鈖”应释为“馆”为是。《殷周金文集成》11354号器实为三年馆陶令戈。

两枚馆陶令戈充分说明馆陶为赵国置县，若能考证出馆陶令戈所属的王世，将进一步接近馆陶置县的时间。

根据《殷周金文集成》、《近出殷周金文集录》、《近出殷周金文集录二编》、《新收殷周青銅器铭文暨器影汇编》四部金文总集中搜集、统计的结果，赵国铸造的戈共30余件，时间跨度自赵肃侯至赵孝成王时期，主要铸造在赵惠文王和赵孝成王时期。且这些戈以中央官署铸造居多，地方铸造较少。地方铸戈中，铭辞格式与三年馆陶令戈相同的有赵武灵王九年蔺令隀脐戈，其铭为“九年，蔺令隀脐，上库工师邢新，冶同”。[17]赵惠文王二年平陶令范昊戈，其铭为“二年，平陶令范昊，工师足口，冶尤狨”。[18]其他地方铸戈，如赵肃侯□九年蔺令戈，其铭作: “□九年蔺戈□贯府铸戈。”[19]赵惠文王廿七年安阳令戈，赵孝成王二年邢令戈、十七年邢令戈等，较三年馆陶令戈或铭辞格式不同，或铭辞为繁，多“执剂”等字。再检赵惠文王早期纪年戈，八年兹氏戈铭为“八年兹氏令吴庶下库工师长武”。[20]六年庰令戈铭为“六年庰令肖韩下库工师天□”。[21]其铭辞只有督造和主造人，与三年馆陶令戈相比，无负责铸造的冶工。综合以上，推断三年馆陶令戈铸造时间为赵武灵王三年(前323年)或赵惠文王三年(前296年)。也就是说，赵国置馆陶县不会晚于赵惠文王三年(前296年)。

三、馆陶为赵敬侯末年、成侯初年置县

馆陶县名源于赵王所置的驿馆。《元和郡县志》卷十六馆陶县下云：“陶丘在县西北七里……赵时置馆于其侧，因为县名。”因赵王置馆于陶丘一侧，故名馆陶县。据考证，陶丘在今馆陶县浅口村西南，赵王所置驿馆在今馆陶县武范庄村东的大运河东侧[22]。赵国馆陶县的治所应在赵王所置的驿馆，赵王为谁文献不详。

馆陶既然为赵国置县，首要厘清馆陶何时属赵。韩赵魏三家分晋后，赵国于敬侯元年(前386年)迁都邯郸，并向东南扩张，六年(前381年)，攻取魏棘蒲(在今魏县南)。八年(前379年)，赵袭魏河北，烧棘蒲，拔黄城(今山东省冠县黄城村)。馆陶在棘蒲、黄城以北，应是在此时由魏属赵。之后未见赵魏在今馆陶周围的争战记载，说明馆陶直至赵亡未再改属。

最初的县都设在边地，《淮南子·主术》高诱注云：“县，远也。”县本来设置在一国的边境，其目的是为了加强防守，具有边防重镇的作用，后来才扩展至内地。赵国开疆拓土后出于巩固战果的需要必定设县管辖，赵敬侯攻占黄城四年后卒，公元前374年，其子赵成侯即位，故馆陶在赵敬侯末年、成侯初年置县的可能性最大。这个推论尚有待于出土材料的证实。

综上所述，现有的古文字资料虽然暂时无法解决馆陶何时置县这个问题，但是为我们提供了馆陶为战国时期赵国置县的确切例证，丰富了战国时期赵国的县名内容，修正了《旧唐书》等文献的记载。吴良宝在《战国文字所见三晋置县辑考》一文中指出，“秦、汉初所立之县多因战国旧制”。[23]馆陶为赵县的结论，也为吴良宝的论断提供了一个例证。

[1] 后晋·刘昫：《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494页。

[2] 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49页。

[3] 丁世恭修、刘清如纂：《馆陶县志》，1936年刊，台湾成文出版社1976年影印，第65页。

[4] 任润刚主编：《馆陶县志》，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9页。

[5] 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573页。

[6] 北魏·郦道元撰，陈桥驿校释：《水经注校释?浊漳水注》，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80页。

[7] 周振鹤：《<二年律令·秩律>的历史地理意义》，《学术月刊》 2003年第1期。

[8] 刘钊：《<张家山汉墓竹简>释文注释商榷(一)》，《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3年第5期。

[9] 何慕：《秦代政区研究》，复旦大学2009年博士论文，第38、117页。

[10] 春秋·孔子著，左丘明撰《春秋左传》，北方文艺出版社，2013年，第706页。

[11] 黄盛璋：《新发现的屯氏三孔币与相关问题发覆》，《中国钱币》1993年第4期。

[12] 何琳仪：《战国古文字典》，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 1145、1146页。

[13] 后晓荣:《赵国置县考——以赵国兵器铭文和玺印考古资料为主》，《邯郸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

[1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释文》第六卷，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出版，2001年，第524页。

[15] 吴良宝：《<中国历史地图集>战国部分地名校补》,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6年第3期。

[16] 罗福颐:《古玺汇编》，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第16页。

[17] 刘雨、严志斌：《近出殷周金文集录二编》,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215器。

[18] 刘雨、严志斌：《近出殷周金文集录二编》, 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219器。

[19] 刘雨、严志斌：《近出殷周金文集录二编》, 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190器。

[2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第六卷，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出版，2001年，第512页，第11323器。

[2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第六卷，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出版，2001年，第512页第11320器。

[22] 关于陶丘和驿馆地望的考证，见《赵国陶丘地望考——兼论馆陶县历史上失载的两座县治》，《邯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

[23] 吴良宝：《战国文字所见三晋置县辑考》，《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4期。

[责任编校：侯廷生]

2016-02-28

孟凡雄，男，河北永年人，馆陶县人民政府县长，美国伊利诺大学MBA硕士。

K292.24

A

1009-5462(2016)01-000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