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思想启蒙视角看长篇小说《公字寨》(第二部)

张艳梅

从思想启蒙视角看长篇小说《公字寨》(第二部)

张艳梅

长篇小说《公字寨》是李应该一个人的历史笔记，也是一个民族的历史轨迹。第二部承续了第一部的故事情节和人物设置，时间向文革后延伸，空间向公字寨外拓展，思想向历史纵深处推进。常有学者追问，如今我们面对的，是有蒙共启，还是无蒙可启的时代？从五四新文化运动至今百年历史，启蒙进程一波三折。今天我们重提启蒙，既是思考近现代中国史，更是思考当下和未来中国。《公字寨》中的历史叙事主线是公与私的斗争。从天下为公的狠斗私字一闪念，到市场经济的私欲泛滥物欲横流，从政治轴心时代到经济轴心时代，历史如何仓促地跨过那个转折点，在那个转折点上，留下了多少需要回溯和清理的思想史话题，《公字寨》为我们打开缠绕的历史节点提供了一种有效的观察路径。

一、历史理性映射的道路之争与道德悖论

公字寨人执着表达的道德义愤，现在看起来或许有点可笑，80-90后年轻人应该完全不理解了。李应该笔下那些坚决了，誓死了，资了个本，经了个济，貌似调侃，带着黑色幽默的轻松嘲弄，本质上却是对极左思想的冷峻质疑。一方面，公字寨是共产主义模范村，是道德高标；另一方面，这种建立在阶级论基础上的道德要求，往往压抑了个体的欲求，而以集体为唯一最高利益。公字寨在第一部中是红色中心，万众瞩目；第二部变成时代孤岛，贫困落后。外面的世界日新月异，公字寨拒绝改变，社会在向前走，公字寨选择原地不动。从某种意义上，这部小说可以看成是一个整体隐喻。写作者作为发现者和呈现者，首先应告诉我们一个真实的历史和现实，即使是用最荒诞的虚构形式。同时，作家作为阐释者和建构者，还应该告诉我们这样的历史和现实深处埋藏着什么，埋葬着什么。李应该所做的，就是努力发掘和呈现那些历史记忆深处尘封的疼痛与追问。

(一)舜城镇的小作坊与大集体：社会转型的微观样本

在漫长的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总有那么一些比较重要的分水岭，划出了制度形式或社会风气、思想观念相异的前后两个时代。我们写东西提到年代，往往意味着过去，说起时代，更多意味着当下。那么，是过去的年代里隐含着难以穷尽的复杂性，还是当下的现实里有更多无法解决的问题？阅读《公字寨》，容易让人联想起很多东西。但是最直观的还是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计划经济时期，人们追求“一大二公三纯四统”的公有制模式，认为非公有制经济与社会主义完全背离，二者互不相容，而且此消彼长。改革开放以来，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经历了艰难起步、夹缝中求生存、高速发展等三个阶段，逐渐成为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白永秀、任保平、吴振磊：《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发展30年：回顾与展望》，《江西社会科学》2008年7期。《公字寨》第二部讲述的故事就发生在从单一公有制经济向多种经济形式并存转型，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缓慢复苏到急速发展的这一历史时期。

企业改制之初，大部分都面临过职工的抵触和民众的质疑。舜城镇的社办企业有三十多家，在全县51个乡镇中发展最快，木器厂、砖瓦厂、地毯厂、面粉厂、粉条厂、机械厂、条编厂、建筑公司号称八大模范厂。这些厂子各有特色，都保留着过去那个年代的深刻烙印。木器厂黑板报办得好，满院子挂满了大黑板小黑板，及时更换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粉条厂的姑娘们毛主席语录歌唱的最好最动听。随着文革结束，改革加速，很快，八大模范厂都陷入了资不抵债、半死不活的瘫痪状态。不过，厂长们并不着急，厂是集体的，银行是国家的，肉烂在锅里，喝酒钱是不会少的。这一段厂长聚会白描，生动地揭示了大锅饭的弊端。再对照割资本主义尾巴给普通家庭生活带来的诸多不幸，给社会经济整体造成的重创，就可以理解李应该此处思考的重心，经济发展陷入困境，核心和根本是制度问题。直到根原收购木器厂，加快了私有化进程，由此开启了舜城企业改制的历史新一页。

小说还写到了与经济转轨相伴生的权钱交易、官员贪腐问题。靳行长的贷款与借钱，模范其表腐败其里；刘德甫以权谋私收受大笔贿赂，还有二奶三奶四奶，还生了儿子，一个被冷落的还受到生命威胁，一怒揭发。这些都是当下全社会反腐中层出不穷屡见不鲜的故事。同时，小说还展示了基层执政者运用国家机器解决问题时的残酷和冷漠：大虎打死卜立言，完全是草菅人命，却没有任何恐惧和悔意。卜立言自命不凡为民代言，结果死于非命，一方面让民众看到了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悲惨下场，同时也让小警察一生都活在助纣为虐的阴影里直到心理崩溃自杀。还有一个细节，因为对开发商的赔偿不满，赵老三拖着不肯搬迁养猪场。半夜猪场被扔了鞭炮，猪受到惊吓跑的七零八落，欠了一屁股贷款的赵老三，哭都没地方哭。大虎怒斥：“你也不睁开狗眼看看，你赵老三能挡住历史车轮前进吗？轧死你！”这里，碾压百姓的不是历史车轮，而是国家机器。舜城镇的小历史与大时代就这样无遮无拦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大变革时代摧枯拉朽，小人物裹挟其中，只能沦为沉默的大多数。还有一些人，原本是有权力不沉默的，却毫无心理障碍地成了传声筒。就像只负责蹲点的大桂桂，偶尔来一辆小车把她接走，开完会举完拳头，当天傍晚就会送回公字寨。这几个细节，比较真实地呈现了社会转型期不同阶层民众的生存处境和精神状况。

(二)公字寨的无人店与泄愤墙：中国故事的具象隐喻

除社会经济体制转型，两条路线的斗争外，公与私的较量也是这部小说的主战场。无产阶级道德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是在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形成的革命道德；表现为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大公无私，严密的组织性和纪律性，以及勇敢、坚定、团结、友爱等品德。与此相对，资产阶级道德是反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资产阶级利益的道德；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道德，其基本原则是个人主义；表现为追求个人利益和金钱，维护私有制，并以此作为行为的根本目的和基本准则；宣扬自由、平等、博爱，并标榜其为适用于全人类的道德。1967年7月至9月，毛泽东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沿途发表谈话，提出要斗私批修。9月25日，《人民日报》报道了毛泽东的谈话，“斗私批修”口号全国化。10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斗私批修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根本方针》。指出：“斗私批修很精辟，很科学地概括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基本内容，概括了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批判资产阶级的基本内容，它是保证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全面彻底胜利的根本方针。”社论还说：“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在哪里？最本质的是旧在一个‘私’字上，就是从为自己，为‘私’的观点来看世界。”“我们每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派，每一个革命同志，既要把自己当作革命的一份动力，又应当把自己看作革命的对象；既要做批修的先锋，又要做斗私的闯将。如果不斗私，不革自己的命，那么，批修也是搞不好的，而且可能会被修正主义的东西所蒙蔽，甚至跌入修正主义的泥坑。同样，也只有积极地投入批修的战斗，才能深刻触及灵魂，狠狠地斗私。”*《斗私批修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根本方针》，《人民日报》社论1967年10月6日。

《公字寨》第一部中无人看管的小商店，成为个人私心杂念的试金石，成为公有制时代的标志物，作为共产主义的试验田，既带有鲜明的意识形态特征，又显示出特有的局限性。在第二部中，这个小店早就关门大吉了。虽然公字寨人顽强地抵制私营经济，抵制个人发家致富，坚持以一心为公的道德模范为人生榜样，但是遥远的共产主义信仰，不可避免地逐渐败给眼前的现实。公字寨没有优秀的当家人带领村民去实践理想，也就是说，公字寨不是新时期的大邱庄、南街村，更不是华西村。如今，辉煌一时的大邱庄神话早已灰飞烟灭，南街村的集体经济实验也彻底失败，唯有华西村实现了共同富裕。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国农村普遍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核算方式(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华西村实行大队统一核算，到文革结束全国逐渐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华西村顶着巨大压力没有分田到户。农村取消人民公社之后，华西大队改为华西村。2010年，华西村宣布更名为“江阴市华士镇华西新市村”，经济、文化、教育领域不断拓展，走上了新的发展阶段。公字寨不是华西村，华西村的模式也难以复制。但是公字寨也好，华西村也好，包括正在推进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其中有很多问题都值得我们探索和思考。乡土中国现代转型如何真正从内部完成，制度层面、文化建设、民风民俗，需要认真考量的问题太多。无论显性的还是隐形的社会问题，负效应传导比起正效应辐射要来得更广泛，影响也更深远。

乔大鼻子在讲述自己的奋斗史和成功史时，谈到人和环境的关系，认为肮脏的环境让人生出犯罪之心。这一观点当然有着相当坚实的社会理论基础。那么，高度净化的、去除私欲的环境，人性是什么形态呢？公字寨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复杂性，被扭曲的人身上，也不乏本能的善良。大桂桂会出卖根原，也会一心一意照顾瘫巴花。根原渴望出人头地一雪前耻，也会有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二桂桂是一个比较接近理想的人物，虽然没有彻底的反抗性，虽然也携带着传统文化的基因及国民性的共同弱点，但是她敢于争取自己的婚姻自由，爱得热烈执着，制止村民械斗，招呼村民帮根原抬车，一方面源于爱情，也是因为本性的善良和正义。老簸箕也是一个具有复杂性的人物，他认同公有制，对集体有着高于生命的感情，为了捍卫公有制，不惜去死，同时在生活中的确一心为公，根原给他的看房子的钱，大部分交公，剩余的给孩子们买了文具。说到底，都是大时代中的小人物，对于宏大的政治问题不可能真正有所理解，他们坚守的信念，更像是动荡年代的保命符。而根原新屋子被砸碎玻璃，墙壁涂满大粪，就成了更深刻的隐喻。如果是成年人所为，那么共产主义模范村的谎言不攻自破，如果是孩子所为，宽敞明亮的空屋子本应成为孩子的乐园，孩子们的仇恨从何而来，在这块共产主义试验田上成长起来的小苗，没有让人看到希望。弋舟在《等深》中写到了一代人的溃败，才有下一代人怀揣短刃上路。作为对照，不难看到埋藏在历史深处的幽暗。

二、被历史催眠的精神病症与变异意识

意识变异主要表现为以下特征：思维以非逻辑的方式展开，缺少反思能力，情绪起伏不定，自控意识薄弱，感知扭曲，很容易受外界干扰，在心理暗示下可能做出过激反应等等。《公字寨》第二部讲述的故事发生在文革之后，但是历史阴影、极左影响、运动余波并没有消除。公字寨是绝对无私的共产主义理想社会吗？显然不是。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吃不饱，穿不暖，住地屋子，文化水平低，生存环境差，可以说是物质和精神都极端贫乏，缺少基本的做人尊严，更谈不上幸福感。他们满怀激情抵制资本主义，豪情万丈要解放全人类，这种虚幻的精神自恋，完全是一种病态。人的异化，有两种原因，一种是外力强制改造，一种是自我认同主动规训。无论哪一种，异化带来的人性裂变，人格分裂，看起来都更加触目惊心。小说中这些片断不仅揭示了人物内心的性格动力,而且使得小说的思想触角由一个村庄上升到人类整体，全面反思了思想专制对人类进步的桎梏。

(一)阶级焦虑症与革命狂躁症

《公字寨》第一部的故事背景是社会主义改造完成，确立公有制经济，人民公社，思想改造和人性改造全面展开，无人看管的小商店成为一个时代的标志，公字寨也因此成了共产主义第一村。第二部中，这个小村子的命运，以及生活在公字寨的那些普通农民的命运，再次成为时代浪潮中飘摇的小船。商业大潮席卷而来，根原主动去适应，走在了社会变革的前列；他的徒弟们被动裹挟，没有被社会高速运转的离心力甩出去；老簸箕等人拒绝跟着时代向前走，即使穿戴一新，成了洋簸箕，对资本主义修正主义依旧深恶痛绝。从那个极度贫困的政治狂热年代中走过来，依旧极度贫困的公字寨人，并没有真正走出历史的涡流。被意识形态禁锢，被强大外力推动，构成了生活之镜的两面；被道德绑架，被政治扭曲，构成了历史之镜的两面。乡土中国正在转型为城市中国，而革命中国却并没有完全成为历史中国，我们常常迷失在历史的相对论中，意识不到历史的笼罩是一种恍惚，沦陷其中，难免被催眠，保持清醒非常困难。当我们意识到自身也携带着历史基因、心理创伤、精神扭曲时，我们才算真正直面自我，真正走上成为我们自己的道路。在此之前，我们一直都是被压抑的，被改写的，被塑造的。

公字寨人的焦虑症，不是因为身边的人变了，变得比自己有钱，日子过得比自己好了，而是因为时代变了，修正了，资本了，而且表彰万元户不问出身了。根原成为万元户，大相片贴进政府橱窗，公字寨老老少少伤心透顶。一个刚刚从大狱里放出来的破坏共产主义的坏分子，身披大红花的大照片，居然贴在了镇政府的宣传栏里。公字寨父老乡亲扛着铁锨、木棍、镰刀杀气腾腾冲到镇政府，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口号喊了，橱窗砸了，照片撕了，也不过是时代更迭之际的闹剧而已，并不能阻挡浩浩荡荡的商业化大潮。还有个细节是根原回公字寨盖房子，大锅和吹吹的叫骂更有意思：“根原就是个反动派，你不打，他就不倒。能的他，还跑到舜城开木工铺，搞资本主义，还要回来盖新房。阶级报复，绝对绝对的。”盖房子遭遇各种阻挠破坏，又是一场冲突，大碾台进了医院。二桂桂结婚，根原在外面吹笛子，吹吹来找大锅，还是老一套：“你长耳朵没？没听见？反革命反攻大陆，都打到门上来了，你就没听见？贫下中农娶媳妇，能让反革命这么捣乱吗？走！砸那个狗东西。”结果根原和徒弟被打伤，二瘦子为了保护师傅被打断了肋骨。习惯了地屋子的公字寨人，认为革命是活着的最高尊严，阶级身份是最宝贵的护身符，在虚幻的幸福感中，狂热年代的精神妄想成了历史遗留病症。公字寨人常说的话，就是资本主义进攻。老簸箕这个人物非常有代表性。一代人的情绪里面有着很复杂的东西，对公有制无限热爱，对资本主义深恶痛绝，对解放全人类深信不疑，看起来很接近一种理想或者信仰，当我们看到大桂桂掉进粪坑淹死后，为了老模范的英雄形象，谎称是为救瘫巴花而牺牲，就会发现这种信仰的吊诡之处。

(二)爱情抑郁症与暴力迫害狂

小说中的情感主线并不重要，毕竟根原与二桂桂没有太多交集，连碰面都非常困难。桂桂娘为了看管二桂桂，防止她私奔、悔婚，那是拼了老命了。三羊本来应该和根原亲如骨肉，可惜却成了仇人。一瓶墨水不仅染黑了根原的白衬衣，还熄灭了他心里的爱情火苗，断了两个人的情感牵连。作者写这些情感困扰突出的还是对时代的反省。小米子与根原其实挺门当户对，两个人都不清白，在乡亲中口碑一样的差，都被人看不起，即使混得不错，也不可能得到贫下中农大众的认同。小米子对根原情深义重，关键时刻总能舍身出来帮助他，包括借钱给根原租房子，去找站长送电，照顾根原娘，可惜根原对小米子没有任何感情，甚至和周围的人一样讨厌蔑视小米子，认为她名声不好，跟她在一起，自己的名声也会受影响。根原的爱情抑郁症带有时代的鲜明烙印，与他姐姐的人生悲剧有所不同。囤子善良老实，可惜阴差阳错遇人不淑，陈愣子是个酒鬼，喝多酒就辱骂威胁要一枪毙了囤子，囤子日子过得生不如死。最后打死陈酒鬼，自己开枪自杀了。陈酒鬼是暴力迫害者，但是周围冷漠的人们，陈腐的观念，囤子自身的软弱，都是悲剧的合力。

乡村爱情，从五四至今百年乡土叙事中始终是一条主线，我们熟悉沈从文笔下的边城故事，也熟悉赵树理笔下的自由恋爱，孙犁写过战争岁月的脉脉温情，汪曾祺写过小儿女的青春萌动，无论是旧中国，还是新社会，青年男女对爱的渴望和争取，都是乡野间的朴素激情和最本源的生命力量。《公字寨》中看不到旖旎的田园风光，也没有恋人的花前月下，一切都在社会这个公共舞台上展示，土地上的喧哗与躁动，大时代里的变幻和颠倒，就像万花筒，光怪陆离的景象对照着无波无澜的公字寨，看起来很荒诞，也很魔幻。李应该没有写到真正的爱情，二桂桂最终答应嫁给大锅，自残的鲜血，最终的出走，和根原有关，也是个人的性格悲剧。孟瞎子和五哑巴最后的结局和爱情无关，时代造成的悲剧，最终以单个人的团圆谢幕，并不能带来喜剧效果，反而强化了那种伤害、匮乏和痛苦。公字寨的爱情悲剧都是时代悲剧。根原不能被桂桂娘接受，主要是因为他的出身。小米子对根原的爱，同样源于对阶级出身和时代创伤的逃避，爱情作为命运的共谋，共同演出了黑色咏叹调。政治异化与自我异化之下，被抽空的主体带有更深刻的创伤烙印。就像李新宇先生所言：“无论是那些试图无偿占有别人财富的人，还是那些试图绝对支配别人精神的人，都不能不拿出极大的力量来对付人们的私心。对于前者，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剥夺人们的私有财产和自由择业机会，也就是收缴社会的一切饭碗，然后视不同个体的驯服程度而发放之，不驯服者不得食。这是可靠的制度保障，做起来虽然也不容易，但只要有足够强大的暴力，不同民族在前现代历史上都曾有过成功者。后者的解决就更难，因为人类尚未发明一种办法让人像机器人一样只接受指令而无私心杂念，所以，需要宣传和教育的力量，对人的大脑进行清洗，去除私心。而去除私心的过程，也必然是一个去除个人主体性、去除思想能力和源自人性的个人情感的过程。这个过程，还必需不断地灌输活着就是为了服从，为了听指挥，为了无私奉献的种种理念。只有这样，才可以使被动变成主动，使被迫变成自愿，使人兴高采烈地阉割自己，斗志昂扬地充当机器。我之所以想到以上这些，得益于《公字寨》的启发。”*李新宇：《李应该和他的〈公字寨〉》,《当代作家评论》2014年2期。

三、启蒙视角下的受害情结与悲剧阴影

乡土文学到底写什么？百年乡土叙事的核心是怀旧和批判。怀旧是因为乡愁，批判是源于对现实不满。怀旧大抵上基于现代人情感上无处安放，而批判则是社会理想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断遭遇挑战所致。我们今天回头看公有制和私有制的斗争，看城市和乡村的分裂与融合，离不开中国社会政治变革和经济发展的主体轨道。在不断整合又不断分化裂变的历史进程中，乡土中国处在东西方文化和发展模式的中间地带，真正的瓶颈并不是城市化进程缓慢，也不是后工业时代的各种社会分化，核心还是制度设计。每一种社会形态都有同属性的文化形态，农业社会的道德价值观与工业社会、后工业时代有所不同，各自的伦理依托也有差异，赵树理笔下的李家庄，赵德发笔下的律条村，关仁山笔下的日头村，还有贾平凹、阎连科、李佩甫等作家带给我们的一村一镇，我们能列举出无数个相似的村庄，它们都是乡土中国的缩影，这些村庄的历史，充满战争的硝烟，运动的狼烟，日常的炊烟，民族家国的悲剧、日常百姓的悲欢，也不乏作家内心的悲悯，交织在一起，让人顿觉沈从文、废名带给我们的现世安稳岁月静好真是宛如南柯一梦。苦难是乡土叙事的主旋律，峻急悲凉本来就是新文学的基调，最应该引起我们关注和思考的，不仅是面对历史的麻木，还有对苦难的美化。李新宇先生在评述《公字寨》第一部时写道：在李应该的笔下，那个人群的人情、人性、人欲都被改造了。在“公”字大旗之下，“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破私立公”、人完全失掉了自己的头脑，人的价值、尊严和权利都被剥夺，陷入苦难而不自知。*李新宇：《李应该和他的〈公字寨〉》,《当代作家评论》2014年2期。

(一)乔大鼻子的英雄史观与孟瞎子的启蒙自觉

英雄史观在中国颇有传统，胜者王侯败者寇，个人崇拜、英雄崇拜从来不缺市场。神化凡人，圣化世人，或是出于信仰，或是出于私利。西方的英雄史观伴随史学发展，经历了由纯粹的英雄史观到道德史观下的英雄史观，后又向基督教史观下的英雄史观转变，然后再转变为人本史观下的英雄史观，最后又向理性史观下的英雄史观转变，其余绪一直影响至今。人民史观，则强调人民群众的巨大力量，认为历史是人民大众创造的，公字寨人的历史自信就由此而来。在文革时期，英雄史观和人民史观奇怪地叠加在一起，在意识形态领域，民粹主义被有意放大，在民间运动形态里，领袖意志又意味着一切人的生活和思想准则。

乔大鼻子的商业王国是个符号，商业化时代的精英、成功者，携带着个人主义的精神幻觉，仿佛改天换地瞬间就可以变成现实，当然，赚钱要借助权力，权力和金钱就这样紧紧纠结在一起。公字寨人张口闭口的解放全人类，到乔大鼻子个人英雄主义的征服全社会，二者有什么相似之处吗？历史究竟是由英雄创造的，还是由人民大众创造的，大约持有英雄史观和人民史观的人会有完全不同的结论。乔大鼻子的成功更多是时代造就的，公字寨人的解放全世界则不仅是痴人说梦，更是对外面的世界完全不了解的一厢情愿。孟瞎子对政治运动的反思几乎可以看成是作者的代言，所有微言大义，都是对漠视和遗忘的警惕。至于公字寨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无非是历史记忆的方式，就像文革纪念馆，小说中运用的是反讽，面对眼前的社会形态，倒更像是现实主义表达。两个人物在小说中算是正面形象的代表，能理性看待社会生活，能跳出时代之外，站在更高处去审视自己和他人的处境，已经算是智者了。

(二)创伤的代际传递与暴力蔓延

一个民族的心理隐疾与正确价值的缺失，是文革之后启蒙知识分子关注的焦点。吃不上饭，饿死人，肯定是最大的苦难了，除此以外，战争、斗争、无谓的纷争，都可能给无辜的人带来各种各样的不幸。经历了饥荒和文革的公字寨人，并没有认识到问题的根源所在，反而觉得那些走在改革开放前列的干部、生意人都是阶级敌人，都是破坏共产主义的罪魁祸首，都应该彻底打倒，甚至消灭。阅读的时候，一方面我们觉得震惊，后文革时代的文革思维并不是新鲜事物，如此荒唐可笑而不自知的公字寨人，因而具有了深刻而丰富的隐喻意味；另一方面，又觉得特别沉重，经历了创伤年代，没有任何反思能力，谢慧敏式的人物大都患上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启蒙之路真是漫漫无期。斯德哥尔摩效应，在一个被害者身上出现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一个民族成为斯德哥尔摩症候群。对罪恶和苦难没有反省能力，反而一味地去美化苦难，歌咏悲剧，这就是启蒙面对的最大难题。启蒙者在中国其实就是那个推石头上山的西西弗斯。百年来，此起彼伏的运动，最终把太多人变成了非人，就像小说终结那一章：“哪像个人啊”。被扭曲的人性就这样钉死在历史的祭坛上。

总之，作家应该能够质疑，启蒙民众，勇于担当，坚守独立这一底线，诚实地对待历史和生活。李新宇先生认为：《公字寨》作者“拒绝遗忘，保卫记忆，直面生活，为我们写出了一段沉重的历史，再现了中国人曾经经历的苦难，揭示了人性被扭曲的惨状，既是记录，又是追问，显示了文学家应有的人道情怀和历史担当。这种小说，正是当前中国文坛所缺少的。”*李新宇：《李应该和他的〈公字寨〉》,《当代作家评论》2014年2期。那么，我们来看看作家自己的箴言吧。李应该的倾诉发自肺腑：“今天看，我的《公字寨》的亲人们是那样的愚昧那样的癫狂那样的荒唐那样的不像人，可在那个特殊的时间段里，我也是同样的愚昧癫狂荒唐不像人过。从那个时间段里走来的人们啊，哪个敢说自己没有愚昧癫狂荒唐不像人过？同在一辆颠簸的闷罐车厢里，哪一个能够保持身不摇头不晃稳如泰山？我不敢有半点儿看客的轻蔑嘲笑之心描写我的亲人，他们是多么善良多么勤劳多么可爱，他们所受的苦难太多了，他们的勤劳善良不该再受到不公的蔑视与嘲笑，我只想老老实实描写他们的生活状态。我满面泪痕与《公字寨》的亲人们回忆着旧事，满面泪痕写完了这部书稿。只希望我替亲人们把泪流尽，再也不要愚昧癫狂荒唐不像人了。”(《公字寨》跋语)

张艳梅(1971-)，女，文学博士，山东理工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淄博 255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