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本投资、公共品供给与农村地区减贫

刘 炫 李郁芳



人力资本投资、公共品供给与农村地区减贫

刘 炫 李郁芳

通过构建一个世代交叠模型，将家庭的人力资本投资行为建立在终生效用最优化的基础上，并结合农村地区贫困家庭养老等方面的现状，分析农村地区贫困家庭在人力资本投资行为模式上的特点，由此推导出公共品供给对于农村地区低收入家庭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研究发现：农村民生性公共品供给水平的提升将对农村贫困家庭的人力资本投资产生“挤入作用”；此外，大力完善农村社保体系也有助于促进农村贫困家庭加大人力资本投资，进而对农村减贫起到积极的作用。

人力资本投资 公共品供给 农村地区减贫 世代交叠模型

一、引言

在经济全面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经济的转型发展既强调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也要强调将经济增长的成果能够更好的惠及全体民众，尤其是要兼顾贫困家庭的脱贫致富，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坚实基础。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存在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特征，大量的贫困人口集中在农村地区，近年来随着精准扶贫政策的深入实施，农村地区脱贫的人数逐年增加，2015年实现了农村贫困人口减少1442万人，贫困发生率从上年的7.2%下降到5.7%。在当前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背景下，农村贫困家庭的居民可以通过入城务工、农村产业扶贫等多种途径增加收入，但在向城市居民转变的过程中，农村贫困家庭尤其需要迅速积累人力资本水平，以适应更高的劳动力素质要求，如果不能处理好诸如基本公共服务、户籍制度改革等关键问题，不仅可能进一步拉大城乡收入差距，还可能迟滞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

目前，大量研究主要是从人力资本积累的角度探讨农村地区贫困居民的收入增长问题。人力资本的积累从来源的角度看主要可以分为：来自公共财政支持的基本民生性支出以及来自家庭的投资，政府以及家庭的最优化行为决定了人力资本积累的效果，从而直接影响居民收入水平的增长。王弟海(2012)通过构建一个扩展的Ramsey模型，探讨了健康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对于经济增长与贫困化的影响，研究发现健康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外部援助有助于走出贫困陷阱。程名望等(2014)基于微观住户数据运用分位数回归方法分析了健康与教育对中国贫困户的影响，研究发现健康与教育是影响农户收入水平的显著因素，并且健康水平的影响作用要大于教育水平。罗楚亮等(2009)应用异质性处理效应模型研究了珠三角地区农村职业培训，发现积极参与职业培训对于农村贫困居民的增收具有重要作用。黄斌和徐彩群(2013)基于农村入户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高人力资本投资对于非农就业的劳动收入增长具有重要作用。杨继波和吴柏钧(2015)通过世代交叠模型从理论和实证上发现了公共教育投资能够促进家庭代际养老保险投资，但对私人教育投入具有挤出效应。本文结合以上研究的主要思路，基于家庭跨期效用最大化原则，并综合考虑家庭养老需求等主要因素，着重讨论家庭人力资本投资、政府民生性公共品供给之间的关系，及其对农村地区贫困家庭收入增长的影响。

二、人力资本投资行为与农村地区减贫

人力资本投资无论其行为主体是公共部门(政府)还是私人部门(家庭)，对于个人收入的促进作用都是显而易见的。2015年我国用于教育、医疗、社保等民生性财政支出的比重已达到32.5%，比重逐年上升，说明政府愈加重视通过民生性公共服务的供给来提升居民人力资本的积累水平，以达到全面提升国民素质，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目的。但是回到个人的最优化决策行为上来，政府民生财政的投入有可能对不同背景的个人或家庭的人力资本投资行为形成差异性的影响，对于农村地区贫困居民，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的意愿和能力欠缺，如果通过外部增加民生性公共品的有效供给，将会对贫困家庭的人力资本投资行为产生怎样的影响，值得进一步讨论。

1.基本模型

基于本文论述的主要思路，构建一个世代交叠模型，模型中假设只存在一种商品，这种商品既是消费品也是投资品，且只考虑该产品只需要劳动这一种要素；模型中人口生育率等于死亡率，即人口规模保持不变；在同一期中存在青年家庭和老年家庭。其中，青年人提供劳动并获得劳动收入，劳动收入除了用于本期消费外，还用于储蓄、赡养老人以及抚育子女。基于以上的行为模式，每个家庭终生(青年期和老年期)效用最大化的问题可以写成：

约束条件为：ρyt+ct+syt+ht=yt+gt

ct+1=(1+r)syt+ρyt+1

上述值函数意味着将青年期的效用与老年期的效用(折算至现期)之和最大化是一个家庭的决策目标，其中β代表效用的时间贴现率；约束条件则代表家庭经济行为在青年期和老年期所需要满足的条件：在青年期收入主要来源于劳动收入yt以及政府对于人力资本的投入(也可以视为民生性公共服务投入)gt，在青年期的主要支出可以分为三部分，一部分进行储蓄(syt)用于养老，另一部分用于家庭中子代的诸如教育等人力资本投资(ht)，还有一部分用于赡养家庭中的老人(ρyt)，并且假设民生性公共服务投入数量以及储蓄、赡养老人的支出的比例外生于模型，支出的数量和比例是由文化传统等制度性因素决定的。在一个家庭的老年期，主要收入来源是依靠青年时期的储蓄和子代的赡养责任，社会的资本收益率(r)也是外生的，并且在当期将一生的财富全部用于消费，不留存任何遗产。

此外，由于人口规模不变，产品市场与劳动力市场的供给与需求也相对稳定，因此无需考虑货币与价格因素，同时假设技术进步保持不变，劳动者收入稳定在边际产出水平上。因此，对于劳动者收入可以用如下公式进行描述：

yt=f(ht-1+gt)

上式表明劳动收入yt是家庭和政府人力资本投资的函数，即个人劳动供给是以劳动者人力资本积累水平为单位，个人劳动收入水平完全取决于其人力资本的积累水平，那么对于一个家庭而言，在政府民生性服务供给是外生于模型的假设条件下，影响其一生的最优化行为关键就在于选择人力资本家庭投资水平，且由上述公式可以看出，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的水平是由其父代决定的，因此当存在一个均衡的家庭人力资本投资水平(设为h*)，并且进一步假设政府的民生性公共服务供给的水平相对于时间为一个常量时，那么模型的约束条件可以写成如下形式：

ct+1=[(1+r)s+ρ]f(h*+g)

ct=(1-s-ρ)f(h*+g)+g-h*

2.最优化均衡解的比较分析

基于模型的最优化目标函数以及约束条件，可推导出家庭最跨期最优化行为的一阶条件：

这一跨期最优化条件的含义在于：一个家庭在权衡两期消费水平以达到终生效用最大化的目的时，关键是在于达到两期消费的边际效用相等，这样无论是哪一期增加消费都不能够从总体上增进家庭的福利水平，那么自然就达到了效用最大化。为了便于进行更进一步的探讨，可以对模型中的效用函数和边际产出函数的形式进行如下设定：

yt=ln(h*+g)

对于效用函数，这里采用相对风险厌恶不变(CRRA)函数形式，即相对风险厌恶系数相对于消费水平是固定不变的常量，也就是说家庭将消费在不同时期转换的意愿是保持不变的。其次是边际生产函数，考虑到人力资本投资水平与收入水平的关系可能呈现出非线性关系，因此假设边际生产函数是一个关于人力资本积累水平的对数函数，即个人的劳动收入水平随着人力资本积累水平递增，但增速逐渐放缓，过度投资人力资本会出现收益增速递减的现象。因此，当把家庭的效用函数和边际产出函数的具体形式带入模型，最优化一阶条件的具体形式即可以写成：

上式可以经过适当的变换，得到如下等式：

这一等式可以看成是反映了h*(家庭人力资本投资)与g (政府民生性公共品供给水平)之间的关系，由于上式是两个变量的隐函数形式，因此很难求出h*与g的显式解，但是仍可以利用隐函数求导法则求出政府民生性公共品供给对于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令：

这里为便于公式推导，可以假设β=1的情形，将g (政府民生性公共品供给水平)对h*(家庭人力资本投资)求偏导，于是得到：

同理，从最优化的一阶条件中还可以深入分析，探讨其他参数与家庭人力资本投资行为的关系，如居民储蓄率(s)以及居民对父辈赡养的收入比例(ρ)等对于个人投资人力资本行为的影响。居民储蓄率(s)是本文关注的重要因素，应当注意的是在本模型中储蓄率是一个更为广义的概念，不仅有居民可支配收入中用于储蓄的部分，事实上还包括了居民缴纳的养老保险及医疗保险等部分隐性储蓄，因此这是一个支持居民在老年时代消费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代表着正式的社会养老保障机制。此外，一个青年家庭将部分收入投入到父辈养老中一定程度上是具有中国文化背景的，即正是所谓的“养儿防老”，其中以多大比例的收入补贴老年家庭是一个外生因素，取决于传统文化的力量，对于农村地区贫困家庭而言，尽管十分需要家庭提供的非正式养老保障，但陷入贫困的家庭即使在子代也很难完全担负起养老的重任。以上两个参数的影响也同样可以采用隐函数求导法则来分析其对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具体公式为：

3.不同参数条件下农村贫困家庭增收

对于以上由世代交叠模型中推导出的最优化均衡条件，可以深入分析所关注的政府民生性公共品供给、家庭储蓄率、子女赡养老人的负担等变量在不同参数条件下对于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进而影响到农村地区贫困家庭增收和减贫效果。

首先，探讨政府民生性公共品供给变化对于农村地区贫困家庭增收的影响。从推导的偏导数公式来看，政府民生性公共品供给与家庭人力资本投资水平的关系主要依赖于参数2s+2ρ+rs-1的取值，具体来说：当2s+2ρ+rs-1<0，则有∂h*/∂g>0，即政府民生性公共品供给与家庭人力资本投资呈同向变动关系；当0<2s+2ρ+rs-1<1时，此时如果g》h*(政府民生性公共品供给水平远高于家庭人力资本投资)，则有∂h*/∂g<0，相反此时如果g0；当1<2s+2ρ+rs-1时，则有∂h*/∂g<0，即政府民生性公共品供给与家庭人力资本投资呈反向变动关系。因此，从以上分析结果来看，当农村地区贫困家庭在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及家庭代际养老能力不足时，如果提高政府民生性公共品供给，则可以促使家庭增加家庭人力资本投资，个人的总的人力资本积累水平得以提高，从而促进贫困家庭增收，降低总体的贫困水平。

其次，探讨社保体系与“养儿防老”的传统对于农村地区贫困家庭增收的影响。从以上推导的偏导数公式来看，社保体系的健全程度主要是由模型中的参数“储蓄率(s)” 来反映，而“养儿防老”传统作用则是由模型中参数“子代赡养老人占收入比重ρ”来反映。在此，可以假设对于农村地区贫困家庭而言，既缺乏完善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也很难依靠子代的赡养能力。因此，可以认为参数关系为：2s+2ρ+rs-1<0，此时如果政府民生性公共品供给与家庭人力资本投资均处于很低水平时，则有∂h*/∂s>0，即大力推进农村贫困家庭的养老保障体系建设，也有利于促进贫困家庭的人力资本投资水平，提高贫困家庭收入水平，强化减贫效果。

三、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减贫绝不是依靠简单的收入再分配，其关键是在于促进贫困地区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而这正是与劳动力素质即劳动者人力资本积累水平密切相关。居民的人力资本积累水平不仅取决于政府的民生性公共品的供给，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家庭人力资本投资水平，如果将政府的公共品供给视为外援性的投入，那么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的决策则必然是要基于家庭或个人的最优化决策行为。对于农村地区贫困家庭而言，如果提高对其民生性公共品供给，农村地区贫困家庭更倾向于增加家庭人力资本的投入，通过子代在成年后获得更高的收入以保障在老年时期也能获得更高水平的消费和效用。换句话说，对于农村地区贫困家庭，民生性公共品供给对于家庭人力资本投资具有 “挤入效应”，并能在客观上起到促进家庭增收、降低贫困率的作用。同时，进一步拓展数理模型也发现，养老社保体系的完善程度也与农村贫困家庭人力资本投资行为有着紧密联系，对于社会养老保障仍然十分欠缺的农村贫困地区，更完善的社保体系有助于促进家庭人力资本投资，因为抑制了当期的过度消费，需要通过增加对子代的人力资本投资来争取在老年时期的更高效用，从而促进子代家庭收入增长，为农村减贫提供有力保障。

由以上的结论可以得到如下启示：一是加大对农村地区贫困家庭民生性公共品供给力度，通过“援助之手”来弥补因长期贫困造成的居民人力资本积累不足，并进一步激发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的意愿，促进贫困家庭增收，有效降低农村贫困化率。二是除加大民生性公共品供给的绝对数量之外，考虑到贫困地区在地理、环境等多方面的制约因素，更要强调公共服务供给的质量和效果，严格评价农村地区民生财政投入的绩效。三是农村减贫的关键还是需要通过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来改变居民的生产生活方式，从产业转型升级和就业结构转变中激发收入增长的动力，这当然需要更宽松的户籍、用工、养老社保等政策予以支持，使得入城的农村居民“进得来、留得住”，减轻因公共服务投入不足、不均带来的后顾之忧，这样才能够在减贫的同时为城市集聚效应的发挥提供重要的人才保障和环境基础。

[1]程名望、JinYanhong、盖庆恩、史清华：《农村减贫应该更关注教育还是健康？》，北京：《经济研究》，2014年第11期。

[2]黄斌、徐彩群：《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与人力资本投资收益》，北京：《中国农村经济》，2013年第1期。

[3]林伯强：《中国的经济增长、贫困减少与政策选择》，北京：《经济研究》，2003年第12期。

[4]罗楚亮：《经济增长、收入差距与农村贫困》，北京：《经济研究》，2012年第2期。

[5]王弟海：《健康人力资本、经济增长与农村贫困》，北京：《经济研究》，2012年第6期。

[6]杨继波、吴柏钧：《公共教育支出对家庭代际投资决策的影响——基于世代交叠模型分析》，北京：《经济管理》，2015年第12期。

广州 510632

[责任编辑 潘 莉]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城市化背景下公共品供给的收入分配效应研究”(项目号13BJL032)阶段性研究成果。

F249.21

A

1000-114X(2016)06-0025-05

刘炫，广西财经学院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南宁 530022；李郁芳，暨南大学经济学院经济系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