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乐府民歌词句篇章间的歌词性痕迹

王 昕

(威海职业学院 旅游系,山东 威海 264210)



汉乐府民歌词句篇章间的歌词性痕迹

王 昕

(威海职业学院 旅游系,山东 威海 264210)

在现存的汉乐府民歌中，重复词句、排比复沓、惯用套语等现象存在很多，我们可以从中勾勒出汉乐府民歌词句篇章间的歌词性痕迹，并探讨汉乐府民歌在结构、形式、风格等方面的某些艺术特性，单纯从其文学性入手，意义不大，因为造成这些艺术特性的决定因素，在于它所附曲调的音乐特性。

汉乐府；词句；歌词；遗迹

我们从文学的角度对《诗经》、《楚辞》、汉乐府之类的古代歌词进行艺术特征方面的分析，个中的无可奈何应该并不亚于以同样的方式加诸于文学尚未形成自觉以前的各种文章典籍。如同在当代将流行歌曲的歌词单独抽出来作文学研究一样——不是不可以，不是不可能，而是这种研究有多大价值的问题。

这样说是因为，这些研究对象之所以呈现出这样或那样的艺术面貌，其决定因素皆不在文学方面。附乐而歌的古代歌词与当今的歌曲一样，其在结构、形式、风格等方面所表现出的艺术特性，皆取决于它所附曲调的音乐性质和音乐风格。与当代歌曲相比，要对乐音、乐谱早已失传的古代歌词进行艺术特征分析，则完全失去了依据。特别是面对词句安排、章法结构一类问题时。

比如说，从《诗经》《楚辞》的齐言为主，一变而为参差的杂言，这向来被认作是汉乐府民歌在诗体走向五言、七言的演化道路上最显著的贡献。然而，下这样的结论便显然忽视了一个先在的问题，那就是，在脱离乐曲的“徒诗”产生以前，诗即歌词，而歌词的齐、杂言之分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词句的字数安排完全是依乐而定，并不具有独立的文学意义。我们说，汉乐府杂言形式的存在，并非与其叙事需要相干。语言的运用和发展，已到了这样的文明时代，字句形式早已不再对内容构成绝对的限制。换句话说，能用杂言表达的内容，改用齐言来写，不会出现任何困难。齐言、杂言都只是配合乐曲的需要而自然形成的。

而乐曲的湮没使我们在对歌词字句章法的研究问题上失去了最终的依据。我们所能做的便只剩下对这最终依据的曾经存在给予肯定了。

从现存的三五十首汉乐府民歌的文字之中指出一些所谓“证据”来“证明”它们是歌词，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乐府本都是歌，这是不容质疑的事实。不过，下面的析说，若能避免大家再去拿这些特征出来，去作所谓的“文学”分析，也就达到了本文的撰写目的。

一、字句的重复与“和声”

“相和”之名，据《汉书·礼乐志》《宋书·乐志》《古今乐录》等史料所载，有和诸乐器及多人合唱两义。[1]合唱者有“一人唱，三人和”(《宋书·乐志》)者，也有至“男女七十人俱歌”(《汉书·礼乐志》)，甚至“百二十人习而歌之”(《宋书·乐志》)的大场面。所和与所歌之词的区分已无考。但以现存文字推测，除“羊吾夷”“伊那何”之类有声无意的短句有可能是多人于独唱间的应和、衬托外，在有意义的词句中，长句间忽然出现的短句也都有这一可能。

再有就是重复句。

如《王子乔》：

王子乔，参驾白鹿云中遨。参驾白鹿云中遨，下游来，王子乔。参驾白鹿上至云，戏游遨。……

其中接连两句的“参驾白鹿云中遨”；又如《西门行》第五解：

自非仙人王子乔，计会寿命难与期。自非仙人王子乔，计会寿命难与期。

则是完全重复的例子。再如众所熟悉的《江南》：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后五句仅一字之差。这些若作为纯文字阅读，极其单调；即使作为独唱，过多重复，也不尽合理。但如果将第二次出现的相同词句解释为和声，特别再加舞蹈表演于《江南》一类的“重复”之处，便顿时变单调为和谐，化重复为美妙的变换之中了。所以，我们推测，汉乐府民歌中的重复句，有可能是和声的反映。当然，也并不能排除为独唱中词同调异的情况。

又如《平陵东》一首：

平陵东，松柏桐,不知何人劫义公。 劫义公,在高堂下,交钱百万两走马。 两走马,亦诚难,顾见追吏心中恻。心中恻,血出漉,归告我家卖黄犊。

以七字长句与两个三字(或四字)短句相间，头一个短句乃重复上一七字句的末三字。这是兼有了上文所说的“长句间的短句”与重复句两种特征，故而此处用和声的可能性更大。

以上这些篇章，探讨它的结构形式时，若单从内容方面去寻求，是无论如何也找不到重复的必然理由的。而从音乐形式方面考虑，则为我们提供了具有更大合理性的思考空间。

二、排比复沓及其它一些具体词句

除去直接的字句重复之外，汉乐府中还有许多以排比复沓之法来重复表达相同内容的。

比如《乌生八九子》，接近结尾处有连续三句比喻：

白鹿乃在上林西苑中，射工尚复得白鹿脯。

黄鹄摩天极高飞，后宫尚复得烹煮之。

鲤鱼乃在洛水深渊中，钓竿尚得鲤鱼口。

从所比的本体内容上说，意思完全相同，但从音乐角度考虑，此处句式的相近、内容的复沓，定然是应全曲高潮变奏部分的旋律需要而产生的。至于三句旋律间具体的起伏变化，则因乐谱的淹没而只有付诸想象了。

另有一些具体字句的安排，从内容上也找不到必然依据。

如果说《艳歌行》“公输与鲁班”句还是为凑足五言(众所周知，公输班即鲁班)，以与其它句子保持整齐统一的话，《古歌》“座中何人谁不怀忧”句“何人”与“谁”重复，合为八言，与篇内其它句式皆异，则显然是应乐而成的。其后“令我白头”显然是“忧令我白头”之意，省为四字当也是由于需要配合乐曲的缘故。再如上边所举《王子乔》一首，除去上述二句外，前几句意近重复且不相连属，亦当为此种情况。

要之，汉乐府民歌之杂言形式的产生是出于音乐的需要，而不是出于内容表达的要求。当然，绝大部分歌词，在文字和内容上都没有因为要就乐而留下什么破绽，只有少数如上所述的情况为我们所看出罢了。

三、套语、拼凑和分割

现存汉乐府民歌的词句中，有些显然是入乐时习用的套语，它们可能与歌词内容并不相干。

如《艳歌何尝行》的末句“今日乐相乐，延年万岁期”。

也有本不相干的两首，其中某句却完全相同的例子。如《悲歌》与《古歌》末句皆为“心思不能言，肠中车轮转”；再如古《陇西行》的首句“行行重行行”，同于古诗十九首中我们十分熟悉的一篇。[2]此外，还有一些虽不全同而相近的，例多不举。

至于篇章间的拼凑和分割，余冠英《乐府歌辞的拼凑和分割》一文所列举出的八类拼合方式，在对其中六类的分析说明中，都涉及到汉代乐府，如：

(一)本为两辞合成一章，如郊祀歌第十章《天马》、相和歌辞平调曲《长歌行》古辞“仙人骑白鹿”篇；

(二)并合两篇联以短章，如相和歌辞瑟调曲《饮马长城窟行》古辞“青青河畔草”篇；

(三)一篇之中插入他篇，如相和瑟调《艳歌何尝行》古辞“飞来双白鹄”篇；

(四)联合数篇各有删节，如相和曲古辞《鸡鸣》(“鸡鸣高树颠”)篇；

(五)以甲辞尾声为乙辞起兴，如相和瑟调《陇西行》古辞“天上何所有”篇；

(六)套语，如“今日乐相乐，延年万岁期”“吾欲竟此曲，此曲愁人肠”等句，“大同小异，已成套语，随意凑合，无关文义”。

并在篇末总结道：“从上举各例看来，可以知道，古乐府歌词。许多是经过割截拼凑的，方式并无一定，完全为合乐的方便。”[3]

[1] 箫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60-61.

[2] 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M].北京：中华书局,1983:268.

[3] 余冠英.汉魏六朝诗论丛[M].上海: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26-38.

责任编辑：张彩云

Traces of Lyrics in Yuefu Folk Songs of Han Dynasty

WANG Xin

In the existing Yuefu folk songs of Han Dynasty, there is a phenomenon that repeated sentences, parallel construction and set phrases are often used. We can draw the outline of the traces of the lyrics in Yuefu folk songs of Han Dynasty. And we can discuss the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construction, form, and style in them. From the angle of literature alone, it is of little significance. Because the determinants of theses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lie in the musical specific property of the tunes attached.

Yuefu folk songs of Han Dynasty; words and phrases; lyrics; trace

2016-07-28

王昕(1978—)，女，天津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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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1-8275(2016)05-0105-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