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苏联到陕北的林育英

文/韦力

从苏联到陕北的林育英

文/韦力

1933年1月，中共派全国总工会常委、林彪的堂兄林育英作为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参加在苏联举行的一次国际职工代表大会。在莫斯科期间，林育英参与了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的著名《八一宣言》的起革和定稿工作。

1935年7月25日至8月20日，他出席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公，并聆听了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的《法西斯的进攻和共产国际的任务》的报告。在大会期间，他多次与季米特洛夫、斯大林交谈，讨论国际共运和中国革命的问题。

当时，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的电讯联络中断，为了向正在长征途中的中共中央传达共产国际七大会议精神，恢复联系，共产国际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决定派林育英返国。

林育英化名张浩与在苏联受训的密电员赵玉珍一起踏上归途。经过一个多月的艰难行走，他们于1935年11月初到陕西定边县。中共中央负责人张闻天派人去接回这个可能是共产国际代表的“张浩”，才发现是林育英。

11月20日至12月26日，林育英出席了中央政治局会议。12月中旬，林育英向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等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会议精神。瓦窑堡会议解决了党在遵义会议上没来得及解决的路线和策略，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奠定了理论基础。这次会议的准备和召开，林育英有重要贡献；他从共产国际回来的另一贡献是带回了密电码。中共又恢复了与共产国际的联系。

瓦窑堡会议后，毛泽东与林育英作了一次长谈。毛泽东要求他担任中央白区工作委员会书记，并让他帮助解决中央和红军领导人的团结问题。两个任务都是复杂而艰巨的，林育英毫不犹豫地接爱下来。

红军长征途中，张国焘违抗中央会议决定，下令部队南下。后来张国焘不顾朱德、徐向前等人反对，公然另立中央，走上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道路。毛泽东就是希望林育英以共产国际代表的名义做工作，想办法把左路军拉回来。

张国焘对林育英的电报虽有犹豫却仍不理采，不愿带部队北上。几次电报晓以大义，张国焘终怕背上“违背共产国际”的罪名，又在朱德等同志的艰苦斗争下，被迫同意北上。林育英在争取张国焘北上的斗争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1936年10月下旬，原红四方面军的前锋部队2万余人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由于战略指导的失误，部队准备不足，环境生疏、补给困难，西路军很快陷入绝境。

中央决定组织援西军，由刘伯承任司令员、林育英任政委。由于长期搞党务工作没有打过仗，林育英有所顾虑，经过毛泽东解释之后，他毅然担起此重任。

援西军组建以后，工作难度相当大。许多干部战士对援西目的不明确，产生畏难情绪。林育英感到必须给部队作个动员报告。与刘伯承商量后，决定开一个誓师大会。

会上林育英、刘伯承先后讲话，耐心进行教育、激励，使援西军将士精神面貌为之一振。后来，西路军完全失败，林育英心情沉重，但他与刘伯承很快从悲痛中解脱出来，对部队进行耐心的鼓动工作，使将士化悲痛为力量。并着手细致进行收留西路军失散官兵的工作。援西军虽未起到援救作用，却收留了数千名失散的西路军官兵。

任弼时受中央委派到援西军中传达了中央《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军中随即展开批判张国焘的斗争。然而军中争议很多，对张国焘的认识，对西路军的失败的认识不足，思想发生混乱。林育英耐心摆事实讲道理，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林育英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不仅使援西军干部战士提高了认识，统一了思想，还肃清了张国焘错误路线在红四方面军中的影响。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为适应抗日战争新形势，中共中央决定将红军改编为八路军。8月20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援西军改编为129师，刘伯承任师长，林育英任师政委。8月25日，林育英出席了洛川会议，会议上成立了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军委，林育英排名第八。

改编后的129师政治工作困难很大，主要有：129师基础是红四方面军，受张国焘影响，干部战士思想复杂；干部战士对改编为国民军想不通；红四方面军过去善于打大仗、恶仗、阵地仗，改为游击战争，难以适应。

林育英针对这些情况在部队中开展了一场又一场强有力的思想教育运动。集体讨论，个别谈话，不厌其烦，灵活多变的说服教育工作，使干部战士无不心服口服，使部队统一了思想。为适应新的战略战术，他与刘伯承师长商量创办了游击训练班，训练军队和地方游击队干部。战略战术的超前工作做得好，129师游击战屡屡胜利。阳明堡飞机场奇袭就击毁日机24架，狠狠打击了日军气焰。

林育英在129师工作到1937年底，因脑病时常发作，不得不带健脑器工作。后来，他坚持不住，经常晕倒在工作岗位上，中央调邓小平接替他师政委一职，让他回延安治病。

1938年1月，中央一面让他治病，一面负责工人运动方面的工作。后来，党中央在安吴堡办“战时青年训练班”，成立了一个职工大队，为党培养工人运动干部，林育英任大队长。

职工大队办得很成功，引起蒋介石不安，他们派特务装扮成逃难工人，混入职工大队，经常挑起学员造反，煽动逃跑。特务们的破坏虽对整体构不成威胁，却在一部分学员中造成很坏影响。林育英经过仔细调查研究和侦察，将混进的特务一一逐出职工大队。后来，林育英在延安创办了工人学校，并任校长。

1938年9月至11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召开，林育英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后留影中，毛泽东、林育英、林彪站在一起。

1940年6月16日，林育英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一同参加“五一”劳动节大会。林育英发表讲话，突发脑溢血，经多方抢救无生命危险，却无法站立起来。

毛泽东和党中央为治他的病，想尽了办法。由于医疗条件有限，过去在狱中受刑后留下严重后遗症，病情日益恶化。

“皖南事变”爆发，干部们无不愤慨，有的同志认为不能再与国民党合作，要决裂，林育英病中很担心，特写信给毛泽东强调统一战线一定要坚持。毛泽东很受感动，回信肯定了他的意见，并亲到病床与之长谈。

1941年8月4日，日军敌机袭击延安，轰炸目标是中央机关和领导人，巨大的爆炸声，使林育英大脑、心脏受到刺激，病情急剧恶化。林彪从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赶回延安看望林育英，林育英遗言给林彪，要他向中央反映受王明迫害而死的林育南（林彪的另一位堂兄）的事，并要求林彪坚定革命信念在党和毛主席领导下将革命进行到底.

1942年3月6日，林育英在延安中央医院去世。3月8日，延安细雨纷纷，万余人向林育英遗体告别，毛泽东为他亲写挽联：“忠心为国，虽死犹荣。”毛泽东、朱德、任弼时、杨尚昆、徐特立亲自为他抬棺！

摘编自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1965年前的林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