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省园活字印本《帝学》鉴定记

2016-03-16 03:09刘向东
天一阁文丛 2016年0期
关键词:印本琳琅活字

刘向东

清省园活字印本《帝学》鉴定记

刘向东

《帝学》八卷,宋华阳范祖禹撰,《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为“清省园刻本”,北京大学图书馆等6家收藏。此书的实际存世数量远远不止这个数字。据调查,上海图书馆卡片显示藏有此书2部,台湾“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藏1部(版本项著录为“清乾隆间覆宋刊本”),另中国书店、上海书店、私人藏家都有收藏。清华大学图书馆刘蔷女士曾相告,《天禄琳琅书目后编》著录此书3部,她目验过其中藏于某私家的1部。因此,海内收藏省园刻本应该多达10部以上。

按照《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帝学》一书的版本并不复杂,除抄本外,只有清代省园刻本一种。事实上,还有一部曾经缪荃孙先生收藏,并被缪先生鉴定为“宋活字本”的《帝学》,“帝学八卷,宋活字印本。……纸坚致,墨光润,宋本之至佳者”[1],现藏四川师范大学图书馆,未被《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收录。

经检索,这两种印本的《帝学》,被各家著述奇怪的描述为数种版本。清末民国年间的略去不说,《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的“清省园刻本”也不说,仅将当代的几种描述征引如下,可窥鉴定意见之乱。

(一)清泥活字印翻刻本

李致忠《古书版本学概论》第75页[2]:

清末版本目录学家缪荃孙曾说《帝学》一书有宋代泥活字印本传世。此书现藏重庆市图书馆[3]。一九八七年,国内版本学名家会于成都,共同鉴赏谛审此书,结果均认为绝非宋代泥活字印本,而是清代的泥活字印翻刻本[4]。

(二)清省园活字印本

李致忠《古书版本学概论》第96页:

清代乾嘉间省园以仿宋本字体制成活字所摆印的范祖禹的《帝学》八卷,为每半叶十行,每行十九字,左右双边,白口,双鱼尾。版心上方镌字数,下刻“省园藏板”四字。

(三)宋活字印本

《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90年第1期载熊克《是清“省园”藏板,还是宋活字本?》:

如上述,缪氏之定所藏《帝学》,非仅为宋嘉定刊本,且为宋活字印本。

(四)明刊本

《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90年第1期,熊克《是清“省园”藏板,还是宋活字本?》:

定“省园”藏板为明刊,当可信。

(五)或为清代活字本或为刻本

魏隐儒《中国古籍印刷史》第231页[5]:

北京中国书店亦访得此本(《帝学》省园藏板本)。全帙……当系木刻版,并非活字版排印。根据现存本纸、墨特点看,以清乾、嘉年间仿照宋本用活字版印为妥。另有人提出有的字与字的笔画上下交叉,否定活字排印。两说各持己见,只好暂且存疑,俟有确据再定。

另外,北京图书馆张秀民、浙江图书馆毛春翔等先生也分别有对此书版本的考证文字,从考证意见看,好像他们并未见到原书,所说自然没有新意和说服力,不征引。

清省园刻本《帝学》,特征是版心有“省园藏板”四字,缪荃孙收藏的活字印本,版心没有“省园藏板”字样。就是这两种不同样式的《帝学》,诸位版本学专家说出如上多种版本鉴定意见,数处语焉不详不说,魏隐儒先生还不能确定是活字印本抑或是刻本。古籍版本如此难定,此是典型之一。

《帝学》实际版本究竟如何,值得仔细推敲。

《帝学》,活字印本,四川大学图书馆藏,索书号573.42/8832.(以下简称“活字本”)。半页十行,行十九字。框高19.1厘米,广14.4厘米。白口,双鱼尾,左右双边,有行线,版心上左右有字数。书中“玄、警、镜、弘、殷、敬、祯、贞、微、让、桓、慎、敦”等字均缺笔。上钤“两京国子博士”“缪荃孙藏”“小珊三十年精力所聚”等印。因为缪荃孙是我国民国年间著名版本学家,他在《艺风藏书续记》中所作“帝学八卷,宋活字印本”的鉴定意见,无疑对此书版本的鉴定有重要影响,加上经眼此本的人极少,此后的许多版本学家多附和缪荃孙氏的意见,认为此本是宋活字本。

众所周知,中国的活字印刷发明于宋庆历年间,殊为可惜的是很长时间里一直未见到确实的宋元印本实物(现在已经发现的一批西夏文活字印本,稍稍填补了这个遗憾),存世最早的活字印本很长时间中都被认为是明代弘治三年(1490)无锡华燧会通馆活字印本《会通馆印正宋诸臣奏议》。如果《帝学》确实是宋活字印本,自然意义重大。除了这本《帝学》,被前人鉴定为宋活字印本的还有《天禄琳琅书目后编》著录的《毛诗》[6];叶德辉《书林清话》记载的《韦苏州集》,“吾藏《韦苏州集》十卷,即此板(笔者按:指宋活字印本)。其书纸薄如细茧,墨印若漆光,惟字画时若啮缺,盖泥字不如铜铅之坚,其形制可想而知也”[7]。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古籍版本研究的深入发展,对上述三种“宋代”活字印本进行了鉴定,均被否定。原因都是误将明清活字印本定为宋活字印本。《帝学》的版本鉴定就是如此。尽管熊克先生坚持认为四川师范大学所藏的《帝学》是宋活字印本,然而,顾廷龙先生当年“反复审视(原书)”后发表意见说“活字可定,是否为宋活字本?则犹待研究”[8],实际上已经否定了熊克先生的意见。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未著录此本来看,绝大多数专家赞同了顾先生的意见,未将《帝学》版本定为“宋活字印本”。

不过,《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不收录活字印本《帝学》倒是没有道理。根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规则,一书有刻本和活字印本,没有办法区分时代,应该优先收录活字印本,或者两种版本都收。加之《帝学》活字印本仅仅存世1本,刻本则存世有6本,应该将较为少见的活字印本收录更为妥当。当年《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为何未收录活字印本的确切原因无法查考。笔者臆测,当时就因无法判定此活字印本产自明代或是清代,故采取不予收录的方法,避免版本鉴定错误。如果原因确是如此,也可说明此书的版本鉴定有相当的难度。

经目验,此本字体写刻和排列技术精良,活字风格不浓;但是板框鱼尾行线等处明显有缝隙,则活字风格浓郁。仔细推敲整体版式字体,属于活字印本没有疑问。突出的感觉是墨色和明清印本明显不同:墨色乌黑发亮,神采奕奕;纸张类似棉纸但质薄,质量极佳。缪氏云“纸坚致,墨光润,宋本之至佳者”,就是对此本纸墨的描述。但是细细分辨,纸无宋代纸张的旧气。综合判断此本不是宋活字印本,甚至连明代的活字印本都不是。具体理由详见下文。

古籍版本鉴定的方法大致可分为目验和考证两种。目验法对于版本鉴定的重要性我们都知道,但是缺陷也很明显,一遇到版式字体、纸张墨色等具体对象,尽管能看到差异,在描述时就会遇到困难,无法准确传达看到的感觉。考证法则不同,用大量的引文表达考证意见,很容易写得逻辑严谨,层次分明。对活字印本《帝学》的描述就遇到了无法将目验结果充分表达的问题。相信大家看到四川师范大学藏活字印本《帝学》时,会切实了解笔者对纸墨描述的感觉。

清省园刻本《帝学》,行款、框高、版式、避讳等均同活字印本。最为主要的差异为,版心下大多右半有小字“省园藏板”[9]。笔者首先目验的是上海图书馆所藏两部中的一部。此本虽有活字印本风格,但远远不如四川师范大学藏活字印本浓郁,仔细寻找原因,原来此本板框四角、鱼尾旁的缝隙都被人用墨笔描实,行线也经描画,数百页的书籍,数千根线条,根根细实清晰,精妙异常,活字印本原有的版式特征比如四角的明显缝隙被描画填实;加上原本字体刻印及排版技术俱精,字体排列整齐,大小匀称,以至于猛一看就是刻本。

据笔者所知,熊克先生是唯一将省园本和活字印本进行过比对的学者。大约当年上海图书馆提供给熊克比对的底本正来源于被描画过的这部《帝学》。推测当年复印机刚刚在国内出现,复印质量不佳。上海图书馆用墨描过的藏本,一经复印就很难分辨。我最近将上海图书馆书影的复印件让几位专业从事古籍整理的先生判读,在不提示板框栏线均已经描画的情况下,谁都看不出是活字印本。当年熊克先生根据不清晰的复印件,不可能得出正确的鉴定意见。

笔者还了解到山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将此书定为明覆宋刻本。设法见到书影后,目验也是活字印本,由于栏线未经描画,和四川师范大学图书馆所藏活字印本面貌更加接近。之后笔者还目验了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的清省园刻本,栏线未经描画,活字印本风格明显。

比对四家藏本的同样页码的书影三页,其中的两页除了栏下有无“省园藏版”的区别外,其他文字特征细节完全一致,甚至连单字的笔画缺损断痕都一致,可以判断这两页是一版所印。另一页除了有无“省园藏版”四字区别外,则看得出来是一副活字两次排版:第一卷第十页第十三行第十一字“攸”,活字本第二竖长,省园本第二竖短;第十四行第三字、第七字“朕”,活字本“关”字上两点是倒八字,省园本则是顺八字;第十二行第八字“诲”、第十八行第七字“侮”两字活字本“母”字上下两点均不出框,省园本下点则刻出框外,如此之处颇多。最为明显的是第十六行“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一句中,“则知”省园本错排成“知则”,四川师范大学藏活字印本则不误,明显是校对后两次排印的结果。

也正是经过比对,笔者大概得知此前诸家为何会将两本的版本屡屡描述错误的原因了:省园本和活字本字体既有完全一致的情况,如上述前两页,又有因为改排的书页,字体不完全相同的情况,如后一页。加上版心一本有“省园藏板”四字,一本则没有,用熊克先生的话来说,“每叶中缝鱼尾下,省园本皆有‘省园藏板’四小字,缪藏本经逐叶对光审视,皆为天然白口,全书毫无挖补痕迹”。让人不容易辨别版本,更无法想通其中的道理。

综合目验的整体印象,可以认定,活字本和省园本实际是同一副活字排印的同一版本,换句话说,各家所藏《帝学》就是清省园活字印本一种版本。上述李致忠先生第二种鉴定意见较为接近事实:清省园活字印本。更准确的说,四川师范大学藏活字本应该是省园活字印本的校改本。这是将四家藏本(书影)放在一起比对后做出的判断。

《帝学》一书,远的如《天禄琳琅书目》著录“宋本、明本”意见不说,现代除缪荃孙先生、熊克先生认为是宋活字印本或明本外,其他各家未见有赞同意见,大家一致认为是清代活字印本或清刻本,虽未见具体鉴定理由,这本身就说明诸家对此书刻印年代的共同看法。

笔者认为此本是清代的活字印本的原因,主要缘于对版式字体、纸张墨色的目测。笔者还注意到《帝学》和清雍正三年(1725)汪亮采南陔草堂活字印本《唐眉山诗集》版式字体极为一致。相较两本,类似的地方太多。字体写法一致、版式一致,尤其是在版心右上方排有每页字数,更是非常奇特的一致,这是活字印本不应该有的特征。对于雕版而言,在版心上雕刻字数有便于按字数计算报酬的作用。活字印本应该不必如此。笔者在见到活字印本《唐眉山诗集》书口旁有字数的时候,就很不理解活字印本标有字数的理由。无独有偶,见到活字印本《帝学》上标有字数后,就将两种书建立了某种联系来考察。经过细心比对,两书应该是同一批工匠同时同地制作的产品。因为《唐眉山诗集》是清雍正三年(1725)汪亮采南陔草堂活字印本,《帝学》应该也是同时即清雍正初的活字印本[10]。这两副活字制作技术异乎寻常的好,不应该就排印了这两种书后废弃不用,结合《帝学》被大家都鉴定为刻本的事实,很可能还有这副活字排印的作品也被鉴定为刻本,淹没在浩如烟海的古籍中,等待我们去“发现”。

缪荃孙先生所藏的活字印本是书坊特意制作,充当宋本的“作品”。清初以来,宋版书日见稀少,而文人雅士佞宋的风气日渐高涨,书坊仿写宋代字体制作活字排印“宋本”,以求善价是一个“好”方法。揣摩其制作方法大致如下:选用善本作为底本,用仿宋风格写体字,精心雕刻活字,排印成省园本;在每版拆版前,将版心右下的“省园藏板”四字抽掉,认真校改文字讹误,甚至不惜工本,重新排版;用好纸佳墨采用“双印”的方法,即每页用墨印两次。取得纸墨俱佳的特殊印刷效果,最后再在书上加钤伪明代文彭“两京国子博士”印章等,充当宋本。如此精心制作的书自然和清代印本的一般面貌迥异,以致先后被《天禄琳琅书目》的编纂者以及缪荃孙等先生看作宋本、宋活字印本,《嘉业堂善本书影》则被著录为“宋嘉定辛巳刊本”[11]。

旧时书坊想方设法制作“宋本”求取善价的例子,应该不止这一种。《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的明活字印本《漫塘刘先生文集》,藏辽宁省图书馆,曾被《天禄琳琅书目后编》著录为宋刻本。台湾图书馆也藏一部,著录为明活字印本。据比对,两本为同版。定活字印本《漫塘刘先生文集》为宋活字印本亦或宋刻本,当然不对,已经见有文章指出其鉴定错误。将其定为明活字印本,也未见有可靠依据。笔者结合版式字体对《天禄琳琅书目》著录的《漫塘刘先生文集》研究后认为,《漫塘刘先生文集》的制作水平甚至还不如《帝学》,《天禄琳琅书目》卷十“明版集部”著录“此本纸色皆出渲染,盖以新本而袭旧刊者矣”,《天禄琳琅书目后编》卷七“宋版集部”著录“纸墨俱古”,都说明此本有将新纸染色做旧的现象。而《天禄琳琅书目后编》卷七著录“集中门目颇为恢诡,诗首今体而后古体,谓之长篇诗。又有七幅札之名。其四六札,又别于格,版式特异,然嫌名阙笔极谨严”等等,说明此本编纂也不合古制,有些诡异。据字体版式判断,《漫塘刘先生文集》应该不是明活字印本,而是和《帝学》一样,是书坊在大致相同的时间段(在《天禄琳琅书目后编》编撰前)处心积虑制作的又一种面貌的仿宋字活字印本。

一部书,造成诸家这么多种不同的版本鉴定意见,表述如此混乱,并且至今尚无版本定论,在版本鉴定史上极为少见,可谓奇矣。造成这样结果的原因有许多,比如活字本《帝学》因为孤藏四川师范大学图书馆,见者自然较少;没有条件同时比较两书;书估作伪的手段不易识破等等。但是,海内诸多藏书单位将自己所藏的《帝学》活字印本不约而同都错定为刻本的事实,是否可以说现今我们使用的活字本鉴定方法还存在不足,必须加以改进呢?

看书过程中得到四川师范大学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山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诸位老师提供方便和帮助,特此致谢!

注释:

[1]缪荃孙著:《艺风藏书续记》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2]李致忠著:《古书版本学概论》,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年。

[3]此书藏四川师范大学图书馆。

[4]除此处外,未见其他学者有“泥活字印本”的鉴定结果。“泥活字印翻刻本”在版本学上含义不明。

[5]魏隐儒著:《中国古籍印刷史》,印刷工业出版社,1984年。

[6](清)于敏中、彭元瑞编:《天禄琳琅书目・天禄琳琅书目后编》,第408页。

[7]叶德辉:《书林清话》,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75页。

[8]熊克:《是清“省园”藏板,还是宋活字本?》,《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90年第1期,第69—75页。

[9]经检阅,卷一到卷四每页栏下几乎都有“省园藏板”四字,卷五第一至五页也有;第六页起到第八卷末,只有三页有“省园藏板”四字。

[10]笔者鉴定的版本年代和李致忠、魏隐儒两位先生的鉴定意见“乾嘉年间”还略有不同。《天禄琳琅书目后编》编辑于嘉庆二年(1797),所收清省园活字印本(据刘蔷老师相告)《帝学》不该是嘉庆年间排印,只能排印于乾隆或更早。

[11]刘承幹编:《嘉业堂善本书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

作者通讯地址:扬州市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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