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军的气度 “布衣”的情怀
——卢焘将军精神述评

谭为宜

( 河池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广西 宜州 546300 )



将军的气度 “布衣”的情怀
——卢焘将军精神述评

谭为宜

( 河池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广西 宜州 546300 )

卢焘将军的精神，可以用“将军的气度，布衣的情怀”来概括，他有过人的气魄和胆略；长于审时度势，当机立断；虚怀若谷，顾全大局。他为官替百姓着想；作风简朴清廉；淡泊名利，亲民爱民。卢焘这些可贵精神的来源，在于早年困苦生活的影响；早期传统教育的熏陶；关键时期的引路人；以及贤母的教育。

卢焘；将军；布衣；气度；情怀

卢焘将军(1882-1949)，壮族，广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明伦镇人，早年加入中国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民主革命，曾任黔军旅长、司令、贵州省省长等职，领民国陆军上将衔。他在政治上与封建军阀、官僚格格不入，并始终不为蒋介石所利用，因此在贵州解放前夕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

卢焘将军在政界、军界和民间均有很好的声誉，他在维护地方的平安与稳定，在投身民主革命的反袁护法等斗争中，以及审时度势支持无产阶级革命等方面，都作出过巨大贡献。他被誉为爱国爱民的典范，一生为国家民族、为人民群众、为社会进步做了许多好事；同时又淡泊名利，克己为公，被人们称为“活菩萨”“和平使者”。阅读卢焘将军的一生，可以用“将军的气度，‘布衣’的情怀”来概括。

一、将军的气度

卢焘将军之所以为世人景仰，与他的超凡气度是有关的，基于他的早年建立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使他对于时局的看法，他处理问题的方式，他在对待个人与公众利益矛盾的态度上，都表现了超越同时代人的高瞻远瞩和虚怀若谷。

(一)过人的气魄和胆略

据韦宏孔《布衣将军卢焘》*本文引述的卢焘事迹，来自韦宏孔著《布衣将军卢焘》，广西民族出版社2009年出版。一书记载，卢焘16岁那年，他姐夫郭礼轩调任象州县主事，卢焘暑假到姐夫任所消夏，没想到匪首打探到郭礼轩携兵勇外出公干，趁机先抢劫了县郊农民的耕牛财物，当晚又围攻县城，一时人心惶惶，群龙无首，不想小青年卢焘挺身而出，指挥若定，一面安排青壮年扛起鸟枪火铳布防，一面派人到柳州报警，同时组织民众通宵点火、敲锣示警、巡逻通道等，使土匪无法攻城，到天亮后发现土匪乃乌合之众，卢焘指挥兵民追杀土匪，缴回被抢耕牛财物，卢焘遂又张贴告示要被抢者前来认领。事后，卢焘的事迹还“被刊载在当时柳州知府剿匪的战报上”，一时传为美谈。一名未成年的小伙子就有如此胆魄和谋略，在多少成年人被吓得手足无措的时候，他能够及时站出来“扶大厦之将倾”，足见卢焘从小就具有了一名指挥全局的将军素质。这就不难理解在他成年之后，正处在军阀如群魔乱舞，为争地夺权而互相倾轧、厮杀，时局动荡，民众十分厌倦军阀之时，卢焘却受民众拥戴和当权者青睐，并不断得到提拔，最后是公推出任黔军总司令兼贵州省省长。

(二)长于审时度势，当机立断

作为一名政治上的或军事上的指挥员，最关键的素质之一就是要长于审时度势，从宏观上掌握大方向，从中观上、微观上趋利避害，选择恰当的策略，争取行动达到预期的目标。有几件事可以看出卢焘确实具有这样的素养。

一是在卢焘刚刚踏入社会的时候，就认准了要跟随孙中山共创民主革命大业。领他走上革命道路的志士是张铁城，两人相遇似乎有点偶然，但与卢焘的主动接近是分不开的。更为重要的是他加入了同盟会后，便积极主动地开展活动，他认为要改变人们顽固的封建思想，推翻繁衍了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当务之急是培养革命人才，才能广泛的发动民众。他辞去早年朝思暮想的军职，决心做一个职业的革命家，首先是开办人才培养的秘密学校，较有影响的是在怀远创办的“半夜算术科”，他亲自担任教员，几个月就培训了200多学员，因清廷发觉后被取缔了。随后又在罗城县龙岸乡开设“竞化学堂”，学员甚众，还得到了李德山(后来的黄花岗烈士之一)等革命青年的支持。他以实际行动坚决支持蔡锷的“护国战争”和孙中山的“护法战争”，说服部下，离开已站稳脚跟的黔桂，追随北伐革命。

二是在“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军阀混战时代，卢焘善于在夹缝中求生存，求发展。例如在“护法战争”中，卢焘已经是中将湘黔联军前线总指挥，在与兵力上两倍于己的北洋军旅长冯玉祥交战时，三战皆捷。为了老百姓免受战争之苦，他与冯玉祥共同商议了“剿匪保商，安境息民”的八字方针，不再交战，各保平安，使饱受战乱的民众享受到难得的安居乐业的时光。再如卢焘在担任黔军总司令兼贵州省省长时，为了防止黔军老军阀刘显世借滇军返黔作乱，遂采取了“联川防滇”战略，与川军捐弃前嫌，订立了联防的协议，从而使刘显世不敢有非分之想，确保了当时贵州的稳定。

三是在对待蒋介石的态度上，卢焘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即为人上“此人奸猾，不可交”。在政治上随着蒋介石的一系列作为，更是与卢焘期望相去甚远，甚至认定他是一个“大屠夫、大民贼”，于是坚决不与之合作。1927年北伐战争中，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任命卢焘将军为湖南省主席兼第四路军总指挥，卢焘以“不能胜任”为由拒不就职。1946年蒋介石亲到贵阳的时候，曾邀请卢焘赴宴，卢焘当即回避，不愿与蒋介石会面。1948年，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国民代表大会，卢焘是国大代表，宴会上蒋介石又一次邀请卢焘单独会面，卢焘便借故躲到上海去了，避免与之深交，真可谓“避之犹恐不及”。当然这里面既有第一印象的感性认识，也有对于蒋介石的政治理念和政治作派的理性分析。这是一位政治家、军事家在识人断事上所应具有的敏锐性、果决性和智慧性，不仅要知人善任，还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既要有瞬间的识别能力，又要通过长期的观察来选定同盟者和战友。综观蒋、卢二人的一生，尽管都是同盟会早期成员，尽管都追随过孙中山先生，尽管都是民国的政治家、军事家，但我们不难看出二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都相去甚远。如果两人要在一起合作共事，结果毫无疑问将是一场悲剧。

四是1949年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即将完结的时候，卢焘毅然决然地从多年的半隐居状态，一下就走到了政治前台，这可能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之外。这里面有时局的变化给卢焘带来的影响，有共产党的统战工作的作用，但这些都是外因，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卢焘将军从来就将“为民请命”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我们从他在几个关键时刻的重要任职就可以看出端倪，譬如最初襄助刘显世在贵州训练“模范营”，讨袁护国时有团长叛逃而临危受命，平定“民九事变”后公推出任黔军总司令兼贵州省省长，以及北伐战争中统率黔滇联军等等，他都是不为割据争地，扩大自我势力，而是以济世拯民为使命，殚精竭虑，战绩卓著。一当时局有所好转，他便高风亮节，自己让贤。这就不难理解，当国民党溃逃，而解放军又尚未进城，贵阳将出现政治真空，社会将大乱，人民将遭殃的时候，卢焘不出来还有谁会出来，以致于他“虽殒身而不恤”，撒尽了最后一滴鲜血。

这就是一个将军的气度。

(三)虚怀若谷，顾全大局

将军的气度还体现在虚怀若谷和顾全大局上，有俗语说“将军(宰相)肚里能撑船”，是对于将军气度的一种世俗的生动描述。卢焘确实做到了。

我们来看下面两个例子：

一是卢焘在纷繁复杂的乱局中平息了战争后，于1920年担任黔军总司令和贵州省省长，这时百姓安居乐业，社会经济稳定。但是1921年发生了“袁祖铭定黔事件”，起因是黔军守旧派将领袁祖铭不甘心失败，借助旧军阀势力，要抢班夺权。当时民众闻讯后义愤填膺，担心平静的生活又要被战乱打破，更不愿意让这个不关心民生的统治者来主政。黔军上下也是个个摩拳擦掌，决心要痛击袁祖铭，志在必胜。卢焘也希望出出从前被打压的恶气，但经过权衡，他还是觉得应该“考虑到地方和人民这个大局”，在紧急联席会议上，卢焘为了说服那些高级官员，慷慨陈词，“杀人争城，徒苦吾民，吾不忍为也”，于是辞去省长职务，亲手将省长大印交到袁祖铭手上，一场一触即发的内战，就这样在卢焘将军的努力斡旋下化解了，卢焘失去了自己的官衔，而人民却避免了一场战争，这是多么博大的胸襟呀。

另一件事则是在1923年3月，孙中山在广州成立了陆海军大元帅府大本营，筹备北伐，这时，沈鸿英公开发动武装叛乱，要求孙中山下野。情势十分危急，卢焘与范石生协同指挥，顽强地抵御了叛军的疯狂进攻，最后在友军的帮助下，剿灭了沈鸿英部。4月21日，孙中山委任卢焘为大元帅府大本营北伐革命军总司令(这时蒋介石只是粤军参谋长)。可是，卢焘把委任状来回退了三次，不愿就职。原因就是“卢焘觉得孙中山左右的人物胡汉民、汪精卫等，对他不信任，意见相左，如自己就任这个总司令的要职，将不利于北伐军大本营的团结统一”，这是何等的气度，他考虑的不是个人的荣辱升迁，而是北伐大业的成功，是政党内部的团结。

二、“布衣”的情怀

“布衣”这个词用在卢焘身上是有多重含义的，首先是卢焘出身“布衣”，家庭没有官宦士族背景；其次是他常怀“布衣”之志，即使是衔至上将，官居省长，亦保持亲民、爱民，生活简朴的平民作派；三是“布衣”而终，不像有的人一当官就“居高不下”，最后殉职于没有官衔的“临时治安委员会”的工作中。

卢焘的“布衣”情怀我以为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为官替百姓着想

今天我们总结了“要想富，先修路”的经济建设观点，也在高调要求“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讲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十分困难。贵州省过去是一个经济欠发达的省份，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该省地处云贵高原腹地，山路崎岖，土地贫瘠，百姓“望山跑死马”，交通极不便利。但是只有到了卢焘这一任才真正把修路提到议事日程上来。1925年，卢焘就向当时的省长彭汉章提议“以工兵筑路，开发黔桂间的公路交通”，不仅说动了彭汉章，还与广西首脑黄绍竑、李宗仁取得联系，决定双向启动，卢焘还担任了贵州方面的路政督办。虽说最后因彭汉章的反悔而胎死腹中，但卢焘没有放弃，待周西成主政贵州后，卢焘再次提出了修路的主张，得到了周西成的支持，于1926年8月动工修建贵州省的第一条公路。为了进一步扩大影响，卢焘亲赴香港购买了贵州省的第一辆汽车，由于交通不便，他只能走水路，越过多少艰难险阻，终于让贵州人民见到了第一辆汽车，大家的修路积极性高涨，接着全省动员，又修了贵阳南至独山南寨，西至安顺，北至遵义桐梓的3条主干公路，随后开始筹建“贵州先导汽车运输公司”，此举是贵州省现代化建设的起点，大大加快了贵州省经济建设的步伐。更为感人的是，卢焘还将个人的奖金两万银元全数送给广西省政府(他当时在贵州省工作)作为建设丹池公路的经费，进一步推动了广西方面的修路工作，最后终于完成了黔桂公路的建设。因此卢焘被称赞为“西南交通建设的组织者和推动者”，将黔桂公路视作卢焘将军的不朽丰碑是一点都不为过的。

此外，卢焘还是“中国大西南铁路的第一个筹建者”，《人民铁道报》2006年7月25日刊载的文章《卢焘的铁路梦》详细介绍了卢焘在“九一八”事变后，提出建设西南铁路，开发大西南，把大西南建设成巩固的大后方，并作了积极有效的筹划，可惜当时蒋介石忙于打内战而没有将铁路建设付诸实施。但足见卢焘的胸中装着的不是个人的如何争权夺利的小算盘，而是如何造福苍生的大筹划。

卢焘的亲民不仅仅表现在大计方针上，往往还表现在一些随机的琐事上。1922年，卢焘率黔军所部和滇军5旅南下支持孙中山北伐，途径宜山(今宜州市)休整时，便建议修缮好北山的白龙洞，提出要建亭修路，并“当即带头解囊捐款1000元”。

卢焘在1947-1949年担任两广同乡会理事长的时候，提出“贵州人民生活艰苦，文化科学落后，文盲多，……学校太少”，建议用同乡会的财产建一所中学，并四处奔波，亲自主持筹建了“两广中学”。

他身在贵州，心系桑梓，慷慨解囊万余元给广西省立十一中学(原宜山高中，河池市高中的前身)购买图书资料。

1932年，隐退多年的卢焘又到宜山县兴办了同德林场，面积3158.8万亩，“是宜山在民国年间31个林场中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效益最好的一个。其做法曾得到当时广西省政府的肯定和推广”。卢焘时时为布衣百姓着想，并且做的都是实事，让百姓得到实惠，怪不得被称之为“布衣将军”。

(二)作风简朴清廉

贵阳地方人士曾评论卢焘一生的为人，有“四不”、“三正”、“二爱”、“一乐”。“四不”就是不争权夺利，不修建公馆，不讨小，不抽大烟。“三正”就是为人正直，办事公正，作风正派。“二爱”就是爱国、爱民。“一乐”就是乐于助人。他始终保持着一个农家子弟生活简朴的本色，决心与民众共度时艰，因此他能够“守身如玉”，绝不沾染纨绔子弟的奢靡风气。同时又乐善好施，正如前文所提到的几件事情，只要是国家和人民需要，他都愿意尽自己所能。他发自内心的做到了戒贪拒腐，绝不取不义之财，堪称为政清廉的楷模。

卢焘在湘西驻军期间，正值他母亲70大寿，人们感激卢焘剿匪安民，造福百姓，冲着他的功绩和威望，纷纷前来祝寿，湘西辰州各界筹集了2万银元作为寿礼前去祝贺，“卢焘再三拒绝，分文不收”。

卢焘就任贵州省长后，何应钦曾开列了总司令兼省长的月薪及各项开支预算单请他审批，除了月薪500银元，还加上交际费、马夫费、服装费等等合计3000银元。“卢焘看后，用手中正拿着的点水烟的纸捻，把第二项以下一项项地点穿成洞。并说，500银元全家都用不完，哪能要那么多”。

如果心中没有百姓，如果不是深知百姓生活的艰难，并深深地寄予同情，怎会有这般清廉的举动，这便是一种“布衣”的情怀。

(三)淡泊名利，亲民爱民

卢焘将军在民众中有很好的口碑，为了让老百姓免受战争之苦，他曾多次奔走于大小军阀之间，成功制止了多场混战，因此被称为“活菩萨”、“和平使者”等。他甚至能够做到牺牲个人利益来成就民众利益，前文所叙在自己有胜算的情况下，却自愿交出省长大印，以免生灵涂炭就是一例。在其他方面我们也能看到卢焘亲民爱民的高尚品质。

卢焘不讲排场。从古至今，很多官僚都会讲究排场，官越大排场就越大，但卢焘例外，有老人回忆，在民国10年的时候，有一次卢焘路过榕江，政府官员和地方乡绅巨贾夹道欢迎，争相一睹将军风采，“还准备将红毡毯从将军码头，一台阶一台阶的铺到石板大路口”，谁知道卢焘着便装下船，立即命令撤去红毡毯，说“不要这样做，好多老百姓还没有衣服穿，有的连蚊帐都没有，我们能踩着红毡子走路吗”？群众大为感动，以后就把这个码头叫做“将军码头”。

卢焘以关爱民生为己任。北伐战争期间，卢焘任黔滇联军总司令率大军南下广西时，行军途中发现了人踩马踏禾苗之事，卢焘立即电令全军：“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青苗芸芸，为人民终岁所托，乃查日来本军驮马竟有任意践踏青苗者……应即严令查禁”。命令中不仅晓之以理，还动之以情，无怪乎命令颁布后，“全军肃然，行军小心谨慎，再无类似事发生”。怪不得人民会将为人忠厚的他比作三国演义中“宁可天下人负我，不可我负天下人”的“刘皇叔”。

正因为卢焘的亲民爱民，民众也十分敬重他、爱戴他，这点卢焘自己也是十分自信的。当他为免战乱，准备向心怀叵测的政敌袁祖铭移交省长大权的时候，他的部下何应钦担心他的安危，建议到福音堂吉牧师处一避，以防万一乱兵伤害，卢焘反问道：“我身为黔军总司令兼省长，我的部队不能保护我，贵州800万百姓不能保护我，要一个外国人来保护我？”这番话充满着将军的豪迈气概，也饱含了将军对自己部下和百姓的充分信任，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他日常对部下和百姓的热爱和关怀的基础之上，绝非一时的冲动。

三、卢焘精神溯源

卢焘将军出生在桂西北山区的一个农村家庭，早年生活在清末民初社会局势急遽动荡的时代，从一个普通农民的儿子成长为济世拯民的一代儒将，成为百姓永远纪念的好官，是他的精神品质塑造了他的人格魅力，而影响他的精神品质的重要因素有下面几个方面：

(一)早年困苦生活的影响

卢焘1岁那年，正值邻近的才院村的革生莫梦弼发动反清农民起义，清军前来清剿，前后三年，卢焘的父亲被抓去当向导，这就使得本来就贫穷的家庭无异于雪上加霜。兵荒马乱的，卢焘7岁的姐姐因为长期患疟疾得不到治疗而病死在山洞里。有一年“七月七”节，家里已揭不开锅，母亲让年幼的卢焘到隔壁家借米，米没有借到反而挨了一顿羞辱，他并不记恨那位不愿借米的老人，她的后人若干年后还得到过卢焘的帮助，但他痛恨战争，痛恨战争带来的贫困、疾病和痛苦，早年的困苦生活培育了卢焘的人道主义精神。战争的痛苦使得卢焘从小就羡慕岳武穆这样的英雄，他最后走上从军的道路，就是要成为赢得战争从而制止战争的英雄，可以说他后来成功地实践了自己早年的梦想。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卢焘7岁那年就开始跟随父亲上山打柴，有一次辛辛苦苦打了柴火卖到财主家，父亲把卢焘留下来结钱就先走了，谁知财主居然为富不仁，欺负卢焘年小不识数，用1个毫元来顶1个大洋，待回到家后父亲才知吃了哑巴亏，告诫小卢焘“‘今后如果想不上别人的当，只有去读书识字！’从此，卢焘对学习开始产生了欲望”。这种来自内心的学习的动力，自然会产生学习的奇效，因此等到有了学习的机会后，卢焘的成绩必然就会超过一般的孩子，所悟之道必然也比别人要深了。

(二)早期传统教育的熏陶

卢焘因为家贫，入学较晚，最初的蒙学老师应该是他的父亲，尽管他的父亲卢泰留只是“一位粗识文字的老实厚道的农民”，但淳朴正直的他却给了儿时的卢焘以良好的是非观、价值观和正确的生活观的早期教育。他不仅在母亲高举的干芭芒照亮下一个字一个字地询问父亲，还从父亲的山歌、故事中懂得了做人的道理。

卢焘的聪慧好学被一位慧眼识珠的老先生相中，认定将来卢氏家族能光宗耀祖的就是卢焘了，鉴于卢焘家贫，这位先生决定免收卢焘的学米和学费，义务给他授学。由此，卢焘开始系统地学习知识，学习中华传统文化，熏染传统的伦理道德。由于他的刻苦，进学第一年，他就读完了“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并且全能背诵，对答如流，超过了比他早读两年的同学。这位老先生又向卢焘的父亲建议让卢焘到桂西北的文化政治中心宜山庆远去进一步深造，卢焘果然不负众望，不仅在庆远开阔了眼界，研习了“五经”中的《诗经》《尚书》《礼记》《周易》等，还阅读了《声律启蒙》和《幼学琼林》等，由于卢焘悟性好，学习认真，能将知识与人生的感悟结合起来，学习成绩出类拔萃。

“1898年春，府试开考，卢焘17岁时参加府试，他的作文以《其为人也发奋》为题，夺取了全府数百名考生的‘状元’桂冠。”从这篇压卷之作的文章题目来看，卢焘也是在写出自己的的心声，焉能不打动考官。

比学习成绩更为重要的是传统文化对于卢焘的熏陶，处在身体和心理成长阶段的卢焘，由于能够在学习知识的时候入心、入脑，他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形成也能得到儒家学说的规范、裁剪。从卢焘成年后的为人处世来看，其精神品质中的“仁义”内核十分强势。他的为人谦和、厚道，他的以“仁”治军、治政，他的爱国爱民，以及他的勤政清廉，都与他早年接受了正统教育是分不开的。

(三)关键时期的引路人

人生的引路人十分重要，尤其是在关键节点上，所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有时甚至影响一生。当然，引路人可以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寻找到的，也可以是机缘巧合的邂逅。卢焘将军就遇到了几个在他人生中起关键作用的引路人。

首先是在他少年时期，家乡的私塾老先生卢慎徽——卢焘真正的蒙师，用儒家的经典灌溉了童真的卢焘。是卢慎徽意外发现了因为贫穷，只能趴在窗口“蹭课”的卢焘，从而免费让卢焘就学，这才开始了卢焘真正的蒙学——儒家经典“四书”的学习。由于学习的机会来之不易，由于老师的鼓励，也由于老师的照顾，卢焘学习特别努力，特别用心。当他学习上取得超越旁人的成绩后，便有了成就感、自信心，这种少年时期建立起来的自信毫无疑问会影响他的终身。

其次是卢焘的姐夫郭礼轩，是他让卢焘开阔了眼界，成为卢焘在走上社会之前身边的一个做人的典范，从而也让卢焘认识了社会的复杂。郭礼轩并非严格意义上的人性楷模，但他是一个有爱心、有亲情、有正义感，并有所作为的“好人”。对于初涉人世的卢焘来说，这就够。当卢慎徽建议送卢焘到庆远学习的时候，是郭礼轩热情地接纳、照顾卢焘，并对卢焘的生活和学习产生了很好的影响。郭礼轩是一名军官，一名正直、率真的军官，虽然我们查不到他更为详细的资料，但从他对于卢焘的关心，从他在同行朋友中的口碑(他含冤而死后同事也有为他抱不平的)，从他因为自己的正直而遭奸人的陷害，都可以看到，郭礼轩给卢焘的影响是积极的，正能量的。

第三是卢焘走上社会后的第一个朋友也是同志的张铁城，是他把卢焘介绍到同盟会的，从此卢焘走上了民主革命的道路。遇到张铁城既有偶然的一面，也有必然的一面，是这位从日本留学的同盟会早期成员的活跃、仗义以及和蔼可亲吸引了卢焘，产生对他的崇敬和亲近，并在一次他们召开秘密会议的时候，卢焘“偷听”了他们的谈话，从而成为了他们中的一员。当然，如果没有遇到张铁城，卢焘还会遇到李铁城、王铁城……，因为卢焘志向就是如此。

第四是朱德对于卢焘世界观的影响。卢焘到云南从军后，一直想通过军校的学习进一步提高自己的军事素养和文化素质，于是通过严格的考核，进了云南陆军讲武堂，又经过战术学、军制学、兵器学、地形学、交通学等严格的考试挑选，成为了“尖子班”的学员，与朱德同班。卢焘和朱德等人情投意合，经常在一起谈论南方的革命，互相产生影响，正是在这个班里，由于卢焘的为人，被兄弟们称为“刘皇叔”。最后他们10位同学歃血为盟，义结金兰。也许当时的卢焘对于朱德的影响还要大些，但随着形势的变化，随着朱德参加中国共产党，并成为一代伟人，这给迷茫中寻找前进方向的卢焘打开了另一扇认识世界的窗户，这就不难理解他对于蒋介石的拒之于千里之外，不难理解他此后给八一南昌起义后处于困境中的朱德以宝贵的帮助，不难理解他两次营救韦拔群，不难理解他主动跟共产党联系以迎接贵阳的解放，乃至于殒身恤国。

(四)贤母的教育

我这里把卢焘的母亲莫氏太君单独作为对卢焘有巨大影响的人物，是因为她的影响是长期的，尤其是对于大孝子卢焘来说，更是至关重要的。说一句题外话，如果我们今天的共产党党员干部都有一位像莫氏太君这样的母亲，党风廉政建设也许会更为有效些。

古代把孟子的母亲、欧阳修的母亲、岳飞的母亲、陶侃的母亲并称为中国“四大贤母”，她们对于身体和思想处于成长中的孟子、欧阳修、岳飞、陶侃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对他们日后的为人、为官也起着提醒、劝诫、勉励的作用，这在中国已是家喻户晓。卢焘的母亲也不例外。正是由于他们父亲的早逝，使得母亲的影响更为直接、长久；也正因为父亲的早逝，导致母亲的辛劳和困苦，使他们更为敬重、崇仰、爱戴自己的母亲，这样的影响才会更加深入其心。

我们来看卢母的一些重要事迹。

卢焘出生后正值战乱，其父被清军强抓去做了3年的向导，卢母坚韧不拔地抱着襁褓中的卢焘钻山洞、吃野菜，带领家人顽强地生活着，等待他父亲的归来,她这种坚定的生活信念和吃苦耐劳的精神品质在幼小的卢焘心中种下了健康的种子；即使以后卢焘做了大官，卢母也一直告诫他要保持艰苦朴素的家风，从不奢靡，与早年的家庭熏陶是有必然联系的。

当卢焘父亲犹豫不决是否送卢焘到庆远求学时，卢母自己没有文化，但残酷的现实生活却教育她，要使孩子将来有出息，那就必须成为有文化的人，于是她极力支持孩子到庆远求学，遂说服了卢父，宁愿过苦日子也要让孩子成为有文化的人，在那个年代，一位穷乡僻壤的农妇有这样的见识实属不易。可以说，没有卢母就没有后来成为人中翘楚的卢焘。

卢焘父亲去世后，卢焘秉持“老母在不远游”的传统理念，要照顾家庭，卢母劝曰：“汝成年，当志四方，内助有媳，勿以为念。”卢焘才泣别了深明大义的母亲，走上社会，走向更为广阔的天地，为国家尽忠。

由于卢焘的出色表现，政府奖励了卢焘200元，卢焘如数托人送给母亲，谁料母亲怀疑是不义之财，待卢焘回家后，正颜厉色追问钱的来历，卢焘告知这是政府奖金，绝不做贪腐之事，卢母才高兴起来，说道：“汝能如是，余心慰矣。”这件事情牢牢地记在卢焘心里，像警钟般在心中长鸣。

窃国大盗袁世凯欲称帝，卢焘把当时的局势告诉母亲，卢母答曰：“筹安会，召乱也；志士反对，义举也。”愈加坚定了卢焘反袁护国的决心。

曾任云南省卫戍总司令官兼云南讲武学堂堂长、云南市政督办的唐继虞亲为卢母遗像题词：“有子克孝，母慈可知。有子克仁，母贤可知。我闻卢母，既贤且慈，宜其有子，仁孝冠时穆穆。母仪昭昭，壶范瞻拜仪容，为之作赞。”

我们是否可以认为，唐继虞的题词阐明了卢母的“既贤且慈”，正是卢焘“仁孝冠时穆穆”的卓越精神成长的源头之一。而这一切对于我们今天的精神文明建设以及家风文化的建设都有着宝贵的借鉴意义。

[责任编辑 韦杨波]

General’s Tolerance Masses’ feeling——On the Spirit of General Lu Tao

TAN Weiyi

(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Communication，Hechi University, Yizhou，Guangxi 546300，China)

General Lu Tao’s spirit, can be summed up as “general’s tolerance, masses’ feeling”. With extraordinary courage and resourcefulness, he was adept at considering the situation and making prompt decisions. He was extremely open-minded, taking the whole situation into account. As a simple and honest officer for the public, he kept close to and showed concern for the people, paying no attention to fame and wealth. General Lu Tao’s commendable spirit originated from the influence of early hard times, traditional education background, a guide in the key period, as well ashis mother’s good teaching in his life.

Lu Tao; general; masses; tolerance; feeling

K26

A

1672-9021(2016)06-0091-07

谭为宜(1956 - )，男，广西宜州人，河池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代戏剧与广西当代文学。

2016-07-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