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差异分析看马克思身体美学研究的可能性

张红军

从差异分析看马克思身体美学研究的可能性

张红军

摘要：通过差异分析，马克思美学研究的对象应当是有着完整发展过程的马克思本人的美学思想，马克思美学研究的文本依据应当是贯穿马克思思想各个阶段的代表著作。通读马克思各个时期的文本，我们会发现，马克思美学思想始终关注的唯一问题，是劳动者身体的感性和感性的身体如何在物质生产活动中获得解放。于是，一种从身体出发重构马克思美学思想的研究就成为可能。

关键词：马克思；身体；身体美学；差异分析

一种从身体出发重构马克思美学思想的研究如何可能？这种可能必须以有效的“差异分析”为前提。所谓“差异分析”，就是对貌似相同的研究对象、研究视角和研究文本之间的细微差异进行区分。[1]451-458没有差异分析，就不能从事情本身出发，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理论重构，也就不可能获得深入的研究成果。对于马克思这样已经被无数次重构的重要思想家来说尤其如此。众所周知，马克思本人没有完整的美学理论，现代知识谱系中的马克思美学只是从美学角度出发对马克思思想的重构。纵观马克思美学的理论重构历史，我们会发现，对马克思美学理论重构往往并未立足于马克思本人的思想。这就是说，由于对研究对象、视角和文本的差异一直没有形成足够的理论自觉，马克思美学理论的各种重构缺乏牢固的根基。本文试通过差异分析厘清马克思美学研究中出现的各种模糊认识，并以此为基础论证从身体出发重构马克思美学的可能性。

一、马克思美学研究对象的差异分析

顾名思义，马克思美学研究对象是马克思本人的美学思想。但是在马克思美学研究的具体历史进程中，人们往往把“马克思美学”“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美学”“马克思主义美学”交替使用，全然不顾其间的差异：“马克思”无疑是指马克思本人，但即使马克思本人也分为青年时期的马克思和成熟时期的马克思；“马克思主义创始人” 广义上是指马克思和恩格斯，狭义上是指马克思*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注释中宣称自己的工作主要是对马克思思想的阐发。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中共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2页。；而“马克思主义”首先指马克思本人提出的理论体系，然后才是指马克思同时代人和后继者结合各自时代特征和地域特征对马克思思想作出的解释体系。通过差异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马克思美学” 并不必须包括恩格斯以及其他后继者对马克思美学思想的解释；“马克思美学”不只是马克思本人青年时期的美学思想，也不只是其成熟时期的美学思想，而是一个具有完整发展过程的美学思想。

对研究对象作出这样的规定，并不是为了刻意制造对立和差异，而是出于对事情本身进行深入、准确研究的需要；对马克思本人作出区分，不是为了造成马克思美学思想的断裂，而是为了认识马克思美学思想发展的具体过程；对马克思和恩格斯作出区分，并不是为了贬低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的形成过程中所做的重要贡献，而是为了呈现马克思本人的美学思想深度，并借此彰显马克思美学思想的时代意义；对马克思本人的美学思想和其他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作出区分，也只是因为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被高度抽象成为基本原理，而这些基本原理在普及过程中遮蔽了马克思本人的美学思想。

对研究对象作出这样的规定，还因为马克思美学方法论的独特性。马克思美学和他的整个哲学一样，都是在对现实观念和现实社会关系的批判中逐渐形成的。马克思美学今天之所以还能够成为一个研究对象，正是因为马克思美学依然保持着它的现实批判性。20世纪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实践和新世纪以来的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产生了许多理论问题与现实问题，这同样需要运用具有批判性的马克思美学继续进行认真的反省和分析，马克思美学也只有在对这些问题的批判中才能获得自己的生命力。如果不对马克思美学思想和其他研究对象作出区分，实际上就是把马克思美学思想和其要反思、批判的一部分对象混为一谈，这样无助于马克思美学研究在现时代的发展与完善。

二、马克思美学研究视角的差异分析

研究马克思美学必然要置身于某种视角。马克思美学研究的视角众多，主要有恩格斯的视角、苏联马克思主义的视角、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视角等，而它们又都不同程度地遮蔽了马克思本人的视角。

恩格斯的视角。恩格斯虽然不像马克思那样科班出身，而是自学成才，但同样具有很高的天赋和远大的抱负。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早于马克思，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是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思想来源之一。[2]413但是为了在经济上支持马克思全力以赴地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恩格斯陷入烦琐的日常商务工作，只能用业余时间进行其他社会领域和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同时为了应对当时意识形态领域的尖锐斗争，不得不跟着对手的视角将战场延伸到更加一般的认识论、本体论哲学领域，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观式的哲学构想，他的《反杜林论》就是这样一部囊括了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以及社会历史观的哲学体系。马克思去世以后，恩格斯在修订整理马克思各种文稿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用自己的哲学视角解读马克思。

恩格斯的视角就是把马克思哲学本体论化和认识论化。恩格斯认为任何时代的哲学都必须从回答思维与存在、精神与自然界何者是本原的这一哲学基本问题出发，并由此分成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两大阵营。[3]224除了表现为本体论，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还表现为认识论，即哲学还必须回答思维是否能够认识现实世界、是否能够正确反映现实的问题。不同于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唯心主义的回答，也不同于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不彻底的唯物主义的回答，恩格斯认为，“同马克思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新的唯物主义派别，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自然界是本原的，但人不仅生活在自然界中，而且生活在人类社会中，唯物主义因此不仅是关于自然的唯物主义，还是关于社会的唯物主义。对于第二个问题的回答是：唯物主义辩证法，即扬弃了抽象性、保留了革命性的黑格尔辩证法，就是我们认识和把握现实世界“最好的工具和最锐利的武器”，因为辩证法就是关于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的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而这两个系列的规律在本质上是同一的，也就是说人类思维运动是能够认识外部世界的运动规律的。不过这种同一不是静止的同一，而是运动的同一。也就是说，人们会始终意识到，他们所获得的一切知识都具有局限性，没有一成不变的真理。但真理也正是在同错误的斗争中历史性地揭示出来的，人们最终能够发现真理。真理的这种历史发展规律适用于自然科学领域，也适用于社会历史领域。[3]224-246

先讨论自然，后讨论人类社会；自然与人类社会二元对立；马克思哲学就是辩证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首先以自然为研究对象，然后推广和应用于人类社会，于是就产生了历史唯物主义；尽管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的两大发现之一，但历史唯物主义是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基础之上的，这一伟大的发现因此只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一项应用成果——这就是恩格斯解读马克思哲学的视角。这种视角在美学领域的表现就是：美学就是文艺学，文艺就是现实主义文艺，现实主义文艺的创作方法就是“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样一种方法是艺术家为无产阶级斗争“完成自己的使命”应当坚守的美学原则，通过这种方法创作出来的文艺作品就是无产阶级认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革命武器。[4]135-140

恩格斯并没有使用过“辩证唯物主义”这个术语，只使用过另一个词“唯物主义辩证法”[3]243，但正是这个词启发了普列汉诺夫、列宁和斯大林，他们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哲学的两大支柱，并以此发展出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正是在这个体系中一般哲学的基本问题上升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5]与此相应，苏联马克思主义美学继承并强化了恩格斯的认识论观点，把美学视为文艺学，并把文艺视为宣传唯物辩证法的工具，这一工具因为其审美特性而最容易被普通大众掌握，从而产生巨大的革命力量。这主要表现在领导俄国无产阶级夺取和巩固政权的列宁那里。列宁要求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不能只是与无产阶级总的事业无关的个人事业，而“应当成为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成为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一部巨大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6]93。列宁赞赏托尔斯泰，是因为俄国工人阶级会从托尔斯泰的艺术作品中更清楚地认识自己的敌人。[7]72根据恩格斯和列宁的认识论观点，马克思著作中散见的名言警句在20世纪30年代经由卢那察尔斯基、利夫希茨等人的努力，最终被重构为以辩证唯物主义为中心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美学”大厦，“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由此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美学原则。[8]

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主要强调马克思美学的本体论特征，但不是恩格斯意义上的本体论，而是康德意义上的人类学本体论和黑格尔意义上的自我意识本体论。最早从康德意义上的人类学本体论解读马克思美学的并不完全属于西方马克思主义阵营，而是“正统马克思主义”阵营中的一些持不同意见者，如拉布里奥拉、梅林、卢森堡、葛兰西等。他们虽然都承认文学艺术的认识论功能，但也都认为文学艺术的本体论功能即“审美价值”的重要性，强调文学艺术与表现人的内在自由的关系，并因此反对把文学艺术完全视为认识社会的方法和阶级斗争的工具。[9]与此不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主要从黑格尔的自我意识辩证法强调文学艺术的本体论功能，强调文学艺术和人的完整存在的内在联系，强调文学艺术释放人性力量、对抗异化现实、解放人类社会的强大批判价值。根据安德森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代表人物众多[10]117-147，而根据梅洛·庞蒂的看法，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传统主要来自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11]71。正是在这本书中，卢卡奇把马克思“全面自由发展的个体”理解为黑格尔哲学中的“实体即主体”中的主体，只是这一主体不再是抽象的主体，而是具有总体性的人即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具有产生自我意识和自觉意志的可能性，并因此能够进行主观革命，消除物化意识，克服异化矛盾，从而实现主体与客体的同一。而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够进行现实革命，从而“使人类免遭灾祸”。总体性的人虽然目前还不存在于资本主义的物化现实中，但却存在于艺术中，因为艺术能够“在思想上重建在社会上被消灭了的、打碎了的、被分散在部分性体系中的人”[12]129。

根据卢卡奇的总体性观点，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逐渐开始把总体性作为重构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中心。他们认为“正统马克思主义美学”所依据的观点只是建立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区分之上。这种区分过分强调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势必导致对社会的单向把握，而总体性观点则是从整体、从主客体的统一来把握人、社会和整个世界。不过，这种统一不是主体统一于客体，而是客体统一于主体，统一于主体的主观意识。比如，勒斐伏尔在《辩证唯物主义》中就提出用总体性思想分析人类活动，而根据这种分析，马克思主义就是人道主义，“在这种人道主义中，最高的权力机关不是社会，而是总体的人。总体的人是自由集体中自由的个人。他是在差别无穷的各种可能的个性中充分发展的个性”，而艺术在人从异化的人向总体的人前进的“总体运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13]199本雅明、阿多诺表面上反对总体性思想，实际上他们强调的是一种以非同一性和否定性为基础的总体性思想，并依此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文化工业所造成的总体异化。强调“存在先于本质”的萨特同样肯定卢卡奇的主体意识革命，把历史人本主义化，赋予艺术以对抗现实异化的重任。阿尔都塞虽然反对总体性观念，但在杰姆逊看来，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论本身仍然属于总体性思想，它只是通过对社会总体的不同层次的不平衡结构进行分析，反过来把握总体。[14]76马尔库塞对单向度的人的批判，对艺术审美作用的张扬无疑与卢卡奇在思想上重建总体性的人的目标相一致。杰姆逊也正是在卢卡奇视角的影响下写作了《马克思主义与形式》，力图重构马克思的美学思想。卢卡奇晚年创作的《社会存在本体论》继续强化艺术所具有的内在的、本能的走向总体之人的特征，并认为马克思所说的“感觉已经成了理论家”以及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关于艺术作品产生过程的论述都是马克思美学的本体论特征的证明。[15]655

产生于革命年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最初也是认识论美学，但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学大讨论中逐步演变成追问美的本质和来源的本体论美学。不过这种本体论论争也还是在恩格斯意义上进行的。主张美的本原在于物质的蔡仪美学是自然本体论，主张美的本原在于精神的吕荧、高尔泰美学是精神本体论。李泽厚在争论中提出了自己的实践本体论，即主张把人的实践活动作为美的本原。这是因为，实践是物质和精神的统一，它既建立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建立了人与社会的关系，而人正是在改造自然和社会的过程中创造了美。所谓美就是对象化的本质力量，就是被人的本质力量改造的自然和社会。

为了强调美学与个体感性的关系，李泽厚从《美学四讲》开始注重用康德的人类学本体论来解读马克思美学，并提出自己的“人类学历史本体论”说。在这本书中，李泽厚倡导从建设的角度而非革命的角度重构马克思美学，而重构的可能性在于马克思哲学有三点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它们是历史唯物论、个体发展论和心理建设论，其中前者是基础，后两者是主导。人类学历史本体论就是这三方面的有机结合。所谓人类学历史本体论，就是以人类物质生产的社会实践活动为本体，探讨人类主体的客观社会存在结构，及其主观社会意识存在结构。从这一角度出发，李泽厚对马克思1844年手稿中的“自然的人化”思想进行了深入解读。他认为“自然的人化”既是外在自然的人化，即物质文明的创造，又是内在自然的人化，即精神文明的创造。但不论是外在自然的人化还是内在自然的人化，不论是物质文明的实现还是精神文明的实现，就总体之人来说仍然要靠社会劳动实践，就个体之人来说，则要靠教育、文化、修养和艺术。人类以其制造、使用、更新工具的物质实践构成了社会存在的本体——工具本体，同时也形成了超生物族类的人的认识(符号)、意志(伦理)、享受(审美)——心理本体。心理本体就是个体感性的本体和根据，心理本体和个体感性是大我和小我、社会和个体的关系。人类学本体论美学就是要探究和建设人的心理本体(尤其是情感本体)，探讨心理本体和个体感性的关系。[16]431-596

李泽厚的实践本体论和人类学历史本体论直接从物质生产实践出发，克服了自然与精神的二元对立，也超越了自然与社会的二元本体论，因此已经超越恩格斯的视角，并最大限度地接近马克思美学的原貌。但是，李泽厚仍然把自己的这种解读表述为本体论，其主题是为美、美感和艺术寻找最终的本体、根据和原则，其方法是通过找出美、美感和艺术的本原来说明并规定它们的本质。尽管和一般唯物主义的某种物质、唯心主义的主观精神或客观精神不同，李泽厚实践唯物主义的本体是实践，是物质和精神的统一，但它和一般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一样，“都试图在美之外给美找一个根源。这一根源成了美的本质”[17]20。因此，李泽厚并没有完全脱离恩格斯的视角，也难以摆脱从本体论重构马克思美学带来的困境：从工具本体出发探讨情感本体，从谈论工具、技术在外在自然人化中的作用谈到欲望、情感在内在自然人化中的作用，这之间的过渡究竟如何实现？李泽厚也意识到这一问题，并提出“积淀”说来解决这一问题。但这一概念的内涵过于含混，反而更凸显了他的理论的局限性。[18]244-274主张进一步发展完善实践美学的新实践美学从根本上也难以脱离本体论框架带来的先天不足。

以上视角尽管各有不同，但总的来说都是要把马克思美学哲学化。但仔细研究马克思的文本，我们会发现，马克思美学与传统美学的最大区别在于：美学的主题发生了变化。传统美学之所以是哲学美学，因为它的主题是追问一切存在者存在的最终根据；传统美学之所以是艺术哲学，因为它探讨最终根据如何得以认识。这集中体现在黑格尔的美学思想中。但马克思美学的主题却是人的现实存在。马克思美学的重心也因此发生了变化：它并不关心美的本质问题，而主要关心美的实现问题；它不只是关注艺术的认识价值、审美价值和解放价值，更关注人的感性的身体和身体的感性在现实生活中的解放。马克思终其一生保持着对艺术的热爱，但他更关注创造了美的劳动者的身体如何不再畸形，更关注忧心忡忡的穷人如何不再对最美丽的景色无动于衷，更关注男女两性的身体如何实现自然性和社会性的统一，更关注人的身体自然和身外自然的统一，更关注社会如何为每个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提供足够自由的物质财富和时间财富——一句话，他不去构建关于感觉的理论，而是关注“感觉在自己的实践中直接成为理论家”[19]86。

三、马克思美学研究文本的差异分析

对任何思想家的研究必须依据该思想家的文本。根据目前正在进行的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出版基金会MEGA第二版出版工作计划，要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将多达122卷之多，远超于通行的MEW版的40多卷。[20]这样的文本差异无疑将大大影响马克思美学研究。除此之外，马克思美学研究的文本差异主要包括马克思德文版著作的不同版本、马克思中文版著作的不同版本、由恩格斯修订的马克思著作和马克思不同时期的著作等。意识形态干预、语言差异和参差不齐的翻译质量对研究活动的影响，已经有许多学者指出过了。由于恩格斯的视角对马克思美学研究的影响至关重要，以及以往的马克思美学研究往往依据马克思不同时期的著作作出不同的结论，这里主要谈论后两种意义上的文本差异。

根据学者魏小萍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对《德意志意识形态》原始文本的研究，《德意志意识形态》第1卷第1章的标题“I 费尔巴哈 唯物主义观点与唯心主义观点的对立”是恩格斯于1883年所加。这个高度概括的标题强调了马克思原有文稿中并不明确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这一标题，加上1888年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史的概括，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后来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框架。[5]对于马克思美学研究来说，考虑到恩格斯和苏联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视角对马克思本人的视角的遮蔽程度之大，关注这样的文本差异是非常重要的。

依据马克思不同时期的文本得出不同的研究结果，这种现象在马克思美学思想研究史中表现得异常鲜明。

苏联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主要依据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的论述，以及散见于各处的关于艺术的名言警句，在恩格斯、列宁的视角下解读出了一种认识论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美学。而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却主要根据马克思青年时期的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解读出一种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美学。

根据安德森的论述，西方马克思主义阵营形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资本主义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后进入历史上最为繁荣发达的时期，这使得西方马克思主义表现出与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革命实践相统一这一特征完全相反的特征：“它在结构上与政治实践相脱离。”[10]121它不再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行规律，不再认真分析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治机器以及推翻这种国家机器所必需的阶级斗争战略，不再主张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群众斗争的结合，而把整个重心从经济学和政治学转向哲学。这种转向之所以发生得如此普遍和剧烈，决定性的事件就在于马克思早期重要作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发现。这部手稿之所以“永久地改变了”卢卡奇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之所以在马尔库塞看来把“‘科学社会主义’的整个理论提到了新的地位”，之所以把萨特和梅洛·庞蒂吸引到马克思主义这边来，正是因为他们在这部手稿中发现了“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和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因素，并对人类历史作出了这样的解释：人类历史的前提和出发点是人的类的本真的存在，进入历史以后随着文明的演进，人的类的存在发生异化，再经过现代革命的扬弃，最后又复归于人的类的本真的存在。他们对人类历史作出的这种异化—扬弃—复归式的概括，使得在马克思那里属于社会历史的现实问题变成了抽象的人本主义的思辨问题。[10]147这样一种转向使得西方马克思主义重回到欧洲唯心主义传统之中。他们不但以非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思想家(韦伯、西美尔、狄尔泰、弗洛伊德、胡塞尔，等等)解释马克思的思想，更依赖马克思以前的哲学阐释、补充马克思本人的哲学，使之合法化。这一过程虽然有助于梳理清楚马克思思想的学术渊源，但从根本上改变了马克思美学的发展方向：把马克思改变世界的美学变成了解释世界的美学，把马克思在现实生活中实现人的身体解放转变为求助于艺术所造成的观念革命。一句话，把马克思美学重新变成哲学美学和艺术哲学。

四、马克思身体美学研究的可能性

经过上述三方面的差异分析，马克思哲学和美学思想的独特性开始呈现出来：马克思的哲学不是本体论哲学，也不是认识论哲学，而是存在论哲学或生存论哲学。*存在论哲学和本体论哲学虽然同是一个英文词ontology的中文翻译，但在实际运用中有着明显区别，其中后者关注的是最高存在者，前者关注的却是包括最高存在者在内的一切存在者的存在。存在论哲学不同于本体论哲学的关键在于，前者强调存在的本源性和基础地位。之所以说马克思哲学是存在论哲学，是因为马克思不是从本体论哲学的理性出发，而是从人的现实存在出发，尤其是从劳动者的身体性存在出发。详见彭富春《哲学与美学问题——一种无原则的批判》，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页、第29～30页、第35页、第142页。关于存在论哲学或生存论哲学以及马克思存在论哲学或生存论哲学的定义，参见张曙光《生存哲学——走向本真的存在》，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11页。马克思哲学的主题不是追问一切存在者存在的最终根据，也不是追问存在本身，而是关注人的现实存在；人的现实存在可以是理性的存在，也可以是语言性的存在，但对马克思来说，人的现实存在是从事物质生产活动满足生存与发展需要的身体性存在，马克思的美学因此不再是哲学美学和艺术哲学，它不再仅仅追问美的本质问题和艺术的认识问题，而是关注劳动者身体的感性和感性的身体如何在物质生产活动中获得解放的问题；美学的本义是“感性学”，但马克思的美学不再是关于“感性”的知识学，而是关于感性的身体如何在劳动实践中解放身体的感性的思考。知识学的感性仍是被抽象的理性规定的感性，或者是对感性的理性抽象，它可能与抽象的身体相关，却不会从现实的身体出发，也不会以真实的身体为目标。抽象的身体只是被理性所规定的身体，是服务于理性显现的身体。现实的身体是在现实世界中感觉着、被感觉着和从事着感性实践的身体，真实的身体是在现实感性实践中不断生成的身体，它不仅具有自我意识，也有对象意识；不仅包含了个体性的欲望，也包含了社会性的情感；不仅具有实用性的技术能力，也具有超功利性的艺术创造能力。真实的身体的生成是个体得到全面自由发展的标志，也是个体所处生活世界的审美生成的标志。于是，从身体出发重构马克思的美学思想就有了可能性和必然性。

马克思身体美学关于劳动者身体的自然性和社会性的思考具体存在于其青年时期和成熟时期的各种文本中，只有通过完整、系统的梳理，马克思身体美学的本真面貌才可能呈现在我们面前。

对马克思来说，身体是劳动者的身体。人的个体存在首先是有着吃、喝、性等自然性需要的身体性存在，这决定了个人必须作为劳动者进行物质生产和自身的再生产；由此劳动者的身体必须是制造和使用工具的身体，也必须是劳动者个人的身体自然和身外自然以及与他人身体自然产生关系的身体。由于这些关系是满足感性需要必须建立的关系，这些关系本身也成为需要的对象，身体的自然性需要也因此发展成为社会性需要，劳动者个体自然性的身体就会在这种关系中逐步改变为社会性的身体。但由于物质生产活动在满足劳动者个体基本需要的同时又总是催生出新的需要，而劳动者个体的物质生产活动能力总是相对有限，于是就会为了获得更多的物质产品而和自然、他人乃至自身产生矛盾，从而导致劳动者自身的自然性和社会性产生矛盾。资本主义社会是物质产品极大丰富的社会，同时也是劳动者身体的自然性和社会性陷入极端分裂的社会。这首先表现在生产过程中，劳动者的身体被规定为只有最简单的自然性需要的身体；其次表现在消费过程中，劳动者的身体又被规定为具有最复杂的社会性需要的身体。由于劳动者是人，劳动者的解放才是整个人类的解放。劳动者的解放就是劳动者个体的自然性身体和社会性身体的统一，也是劳动者个体与他人、自然之间关系的统一，而能够实现这种统一的，只有共产主义社会，因为共产主义社会的本性是共生主义。[21]149这种社会是劳动者个体与他人、与自然共同生成、共同发展的生活世界，从而是美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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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周军伟)

文章编号:1006-2920(2016)01-0092-07

doi:10.13892/j.cnki.cn41-1093/i.2016.01.019

作者简介：张红军，哲学博士，洛阳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洛阳 471932)。

基金项目：2015年河南省教育厅重点项目“马克思美学与虚无主义关系研究”(2015-ZD-2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