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语文教材的类型与特点简析

秦海霞

我国古代语文教材的类型与特点简析

秦海霞

摘要：我国古代语文教材的类型有识字写字教材、文选教材、经学教材、语文工具书、语文学习指导用书、考试辅导用书等，具有体系完备、内容丰富、功能多样等特点。

关键词：语文；蒙学教材；传统

教育改革，课程为本。课程改革，教材先行。当前，我国的中小学语文教材已经突破了“一纲一本”通行全国的局面，呈现出“一纲多本”“百花齐放”的新面貌，未来更将迈入“多纲多本”“百家争鸣”的新时代。与此同时，一些有条件的学校也开始积极探索校本课程和校本教材的开发。如何开发出更多优秀的语文教材，如何完善语文教材编写体系，探索和研究我国古代语文教材，可以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

一、古代语文教材的类型

我国古代的语文教育从开始识字到完成基本的读写训练，综合来看，不同阶段使用的语文教材主要有以下六种类型。

(一)识字写字教材

古代语文教育的初始阶段叫启蒙教育阶段，以识字写字教育为中心。把识字教育和初步的知识教育以及思想教育结合起来，并掌握文言的语言特点。这一阶段使用的语文教材品种全、数量多、内容广，具有鲜明的特点，充分集中了古代语文教材编写的诸多精华，可资借鉴的经验颇多。古代的识字写字教材可以分为以下三种。

集中识字教材。启蒙教育阶段，古人在识字教学中，首要解决的问题是用较短的时间让儿童集中地认识两千个左右的汉字，之后，才逐步进行读书教学。集中识字的主要教材是“三、百、千”，其渊源可以追溯到从周至汉之间陆续出现的一些识字类的课本，如《急就篇》《史籀篇》《苍颉篇》等。《急就篇》为西汉史游编撰，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习字课本，它采用“类而韵之”的体例把一些相近的字，以类相从，编在一起，注重押韵，便于记诵。《急就篇》的这些特点，对以后的集中识字教材影响很大。

写字教材。在唐以前，识字和写字用的是同一套教材。《苍颉篇》《急就篇》以至《千字文》，既是识字课本，也是写字的范本。儿童刚刚发笔就要写一些笔画多的字(如“颉”“急”“就”“黄”“荒”)，这对于刚刚接触到写字的儿童来说，确实有一定的难度。所以，有人想出办法，选一些笔画简易的常用字，让儿童从简单的字开始写，这样写字教材与识字教材就同时使用。敦煌遗籍中载有“上大人丘乙己化三千七十二女小生八九子牛羊万日舍屯”，这些简单的字是当时民间的写字教材。这些字都是常用字，又编成语句，好记易写。这是教学方法上的一种改进，教儿童发笔写这些简单的字，符合由易至难、循序渐进的教学原则。这种教材逐渐定型，后来又出现采用笔画少的字依次编成的语句当作写字教材的情况，如：“尚土由山水，中人坐竹林，王生自有性，平子本留心。” “王子去求仙，丹成上九天，山中方七日，世上几千年。”[1]229以上这些语句，作为儿童开笔描红写字教材一直使用到清朝末年。

韵语知识读物。除《急就篇》和“三、百、千”，古代还有另外一种识字教材，这种教材采用韵语的形式向儿童传授修身立学、为人处世的道理和规矩以及掌故知识，这就是韵语知识读物。这种教材的作用主要在于满足儿童巩固识字、扩充识字的需要，兼及对学童进行思想教育和知识教育。 如侧重知识教育的有《龙文鞭影》《幼学琼林》等，侧重思想教育的有《弟子规》《弟子职》《小学韵语》《太公家教》《昔时贤文》(又称《增广贤文》，简称《增广》)《小儿语》等。

(二)文选教材

在启蒙教育阶段完成一定的识字写字教学的基础上，我国古代学童开始接受读写基础训练，这一阶段所使用的主要教材是文选读本。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编选的《昭明文选》是我国古代文选教材的代表。《昭明文选》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同时也开我国语文教材编写史上“文选型”语文教科书之先河。后世的语文教材建设从《昭明文选》的编辑思想和编辑模式中获得了许多有益的借鉴。例如其后出现的影响较大的此类教材有宋代真德秀编的《文章正宗》，谢枋得编的《文章轨范》，《千家诗》(编者不详)，还有明代茅坤编的《唐宋八大家文钞》，清代吴楚材、吴调侯编的《古文观止》，姚鼐编的《古文辞类篆》，孙洙编的《唐诗三百首》，曾国藩编的《经史百家杂钞》等。延续至近现代，这种文选传统一直保留下来，成为中学语文教材的一种主要模式。

(三)经学教材

以孔孟之学为代表的儒家经典被称为传统经学教材。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它也是我国古代传统语文教学的必修教材。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是早期的“五经”，到了宋代，又出现了“四书”。于是，“四书”“五经”成为一套完整的学校课程的教材体系，这种教材体系一直被沿用到清朝末期，是我国古代语文教材的典范。

(四)语文工具书

语文工具书也是古代语文教材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第一部语文教学专用词书《尔雅》是一本解释词语的书，相当于现在的“词语手册”，是帮助学生读经的词典。《说文解字》是东汉人许慎编写的一部语文学习工具书，也是我国第一部字典。到了后来，有人把它作为语文学习的教材，有人把它作为语文学习的工具书，该书一直受到重视。后来，出现了为数不少的字典、词典等供儿童学习使用的语文工具书，如《字汇》《养蒙针度》《小学绀珠》《家塾蒙求》等。这些工具书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把学生不自觉的学习逐渐转化为自觉的学习，从而提高其学习效率。

(五)语文学习指导用书

这一类的语文教材主要谈识字、写字和读文、作文的方法与经验以及学生学习习惯、态度的培养，对青少年的语文学习进行全方位的指导。如《读书作文谱》(唐彪)、《教童子法》(王筠)、《朱子读书法》(朱熹)。还有各种“诗话”“词话”“文话”(侧重于诗、词、文阅读训练)，“文说”“文锦”“文则”(侧重于作文训练)，“蒙训”“须知”“斋规”(侧重于修身指导)等。

(六)考试辅导用书

“学而优则仕”，古代科举为读书人所重视，因而为科举服务的考试辅导用书也是古代语文教材的一个重要类别。如《干禄字书》(颜元孙)就是专为应试做官的读书人编写的一部字书。还有一些为科举服务的写作参考用书，选编当时优秀考卷或者由文场老手按考卷要求写成的范文，供应试的人参考使用。这类教材的内容有的分散在其他形式的教材之中，如《读书作文谱》(语文学习指导用书)中就谈到了八股文的写作对策，还列举了科举考试的一些体裁。

二、古代语文教材的编写特点

我国古代传统语文教材编写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它的编写特点对我们今天新课改背景下的教材编写和使用仍有启发和借鉴意义。从整体来看，古代传统语文教材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一)先识字，后读写

在长期的识字写字教学实践中，古人结合汉语汉字的特征发现了科学高效的识字写字规律，探索出了行之有效的学习汉字的方法，那就是“先识字，后读写”的集中识字教学法，即在儿童入学后的两三年内甚至一两年内集中认识两千来字，在此基础上再逐步教他们读书。由于集中识字写字的客观需要，三本千把字的小书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应运而生，这就是所谓的“三、百、千”，也是古代儿童用来识字写字的主要教材。前人早就发现，如果我们具备两千个左右的识字量，阅读和书写已基本够用，而这正是“三、百、千”合起来的总字数(二千七百二十字)减去重复字的数量。无论就其内容还是语言形式来讲，“三、百、千”都对我国古代乃至现当代语文教材的编写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它们的内容来看，广博丰富，通俗易懂，妇孺皆知，实用性强；从它们的语言形式来说，运用三言、四言韵语遣词造句，词语优美，句式精练，押韵对偶，朗朗上口，开创了“先识字，后读书”的集中识字写字之先河。因此，《三字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赞誉为“世界儿童道德教育丛书”之一并不为过。一套蒙学教材影响能够如此巨大，这在世界教育史上也是不多见的。

(二)句式整齐，朗朗上口

古人在编写蒙学教材时，从汉语汉字的认知特点和儿童的记忆心理规律出发，多使用韵语、对偶，多用短句，使得句式整齐，读起来朗朗上口，容易记忆。正如章太炎先生所说:“儿童记忆，本以谐于唇吻为宜，古人教字，多用此体。”[2]76如《千字文》:“渠荷的历，园莽抽条。枇杷晚翠，梧桐早凋。陈根委翳，落叶飘摇。游鹍独运，凌摩绛霄。”[3]165这些语句整齐押韵，意境优美，富有韵律和乐感，读起来朗朗上口，听起来和谐悦耳，学生过目难忘，乐于记诵。张志公先生曾指出过使用韵语和对偶的好处，他说:“在识字教育阶段，如果让儿童去学一个一个的不直接表音的单字，那会是十分困难的，而且枯燥乏味，引不起学习兴趣，勉强学了，也不容易记住。这是学习汉字的不利条件。而另一方面，正是由于汉字是单音节的，就非常容易构成整齐的词组和短句，也非常容易合辙押韵……整齐，押韵，念起来顺口，听起来悦耳，既合乎儿童的兴趣，又容易记忆。这显然比学一个一个的单字好，也比一上来就念参差不齐的句子好。前人大量采用整齐韵语的办法，的确是充分运用了汉字的有利条件，避免了它的不利条件。”[2]75

(三)包含各种知识

我国古代的语文教育是不分科的“大语文教育”，包含文学、历史、哲学各学科知识，具有综合性特点。语文教育身兼数任，语文教材在承担识字写字教学任务的同时，也包含着丰富的人文、自然、社会知识。上至天文地理、宇宙形成，下至风土人情、历史发展，内容丰富多彩。儿童接受语文教育的同时，也接受了思想、社会、自然，人生观、世界观的教育。比如《千字文》只有短短一千字的篇幅，却介绍了天文、地理、历史、生物等学科知识，同时编入了修身、处世、务农、读书、起居、饮食、园林、祭祀等方面的知识。宋代以后，蒙学教材出现了识字教学、道德教育、知识教育各有侧重、分类编写的发展趋势，但并没有割裂彼此之间的密切联系，而是体现出综合识字、知识和道德规范各方面功能的特点。以明清时期的集事类蒙学教材《幼学琼林》为例，其知识内容涉及自然、历史、社会、伦理等许多方面，范围相当广泛，带有很大的综合性。人们常说“读了《增广》会说话，读了《幼学》会看书”，意思就是说读过《增广》和《幼学》这两本书之后再看其他的书，就能看得懂，看得快，这充分证明这两本书的内容十分丰富。

(四)渗透传统伦理和美德教育

在我们今天看来，古代语文教材保留了我国传统文化的诸多精华，但其中也不乏封建糟粕。传统蒙学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封建伦理道德教育，这套教育体系以承载和传播儒家伦理道德为使命，以“明人伦”为其目的，以“守孝悌”为其主要内容。如《三字经》中明确提出“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观念，宣扬“三纲者，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3]9；“曰仁义，礼智信，此五常，不容紊”[3]11。在一些习字书中，也会出现“尊卑长幼，杵慢谨防”[4]以及“孝悌忠信，好善恶恶，积德累仁”[4]等类似的道德说教。就连各类对韵教材中，也会穿插渗透有“诗对礼”“忠对信”“道范对儒宗”“父子对君臣”[5]的封建伦理价值观念。不过另一方面，其中宣扬的一些中华民族传统美德还是值得借鉴、肯定的。如《三字经》劝勉学生苦学：“如囊萤，如映雪，家虽贫，学不辍。如负薪，如挂角，身虽劳，犹苦卓。”[3]39鼓励学生勤奋努力：“苏老泉，二十七，始发奋，读书籍。若梁颢，八十二，对大廷，魁多士。”[3]41如《增广贤文》提倡生活节俭：“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3]503，“自奉必须俭约，宴客切勿留连”，“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3]715。其他还有教导学子珍惜光阴的，如“昼坐惜阴，夜坐惜灯。读书须用意，一字值千金”[3]468，“江中后浪催前浪，世上新人赶旧人”[3]473，“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寅，一家之计在于和，一生之计在于勤”[3]474等，传诵到今天，人们依然耳熟能详。渗透在许多传统语文教材中的还有诚实、守信、忠义等道德教育内容，今天看来，仍然是我们应当借鉴和学习的内容。

(五)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教材体系

传统语文教材发展到清末，形成了完备而成熟的体系。通过分析各个时代不同类型的教材，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特点。

1.单本教材独当一面

首先，以单本教材来说，古代语文教材往往内涵丰富，功能多样，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如“三、百、千”等识字教材，在识字的同时又有知识传递、道德教化等功能。从教材系统来说，单本教材体系内涉及识字、阅读、写作等多方面训练内容。像《千字文》《龙文鞭影》《千金裘》等虽然教材类型不同，但每一本教材都不是孤立地去讲解某一个方面的内容，学童在学习的每一阶段都能从中有所收获，因此既能够用来教儿童识字、遣词写作，同时又可以当作了解名物常识及人生哲理等知识的日常手册使用。

2.多本教材配合使用

古代语文教材的丰富并不是繁杂无章的，它具有针对性，教材体系内每本教材都承担着特定的主要功能。《三字经》等一系列识字教材其主要功能是识字，思想的教育是附带的，是在潜移默化中进行的。《文场秀句》等诗词吟诵的教材，主要的目的就是诗歌的写作，其他知识、思想方面的教育目的是在学习过程中自然达到的。因此在古代语文教材的体系中，不同类型的教材固然内涵丰富，也可以发挥多样功能，但在实际教学中还是有分工的，在教授儿童的过程中往往是几种不同类型的教材配合起来使用，如教授儿童识字的教材就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三种教材同时使用。这样搭配有助于提高儿童的学习兴趣，也符合他们的学习心理，类型多样的教材正好能为儿童学习不同类型的知识提供范本，达到对学生的整体、全面培养。

3.教材内容与时俱进

有人批评古代语文教材内容陈旧、单调，其实不然。古代语文教材中虽然有很多流传千百年的经典之作，但是，每一个朝代都有新编的教材进入教材体系之中。像唐代，白居易、杜牧的诗文就经常作为私塾教学的范本，供学生诵读。另外，对传统的经典蒙学教材，历代也都有增删修订，所以历代蒙学教材虽然以经典教材为主，但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是具有时代性的，如妇孺皆知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自出现以后就有很多续编本、改编本。

(六)编写方式多种多样

古代语文教材的编写方式具有多样性，有多种不同的编排组合方式，这样可以使教材显得灵活多样，不至于呆板。如《三字经》三字成文，《千字文》四字为句。《龙文鞭影》为了便于学习者检索查找，按照韵部分类编写典故，“一东，二冬，三江，四支……”，符合阅读习惯，非常方便。《幼学琼林》采用归类释词法，全书内容分成四卷若干大类，便于查阅；加注读音，例如“盖父愆，名为干蛊(音古)，育义子，乃曰螟蛉(音明陵)”[3]272；用说明和举例的方法解释词语用法，例如“笑人齿缺，曰狗窦大开；讥人不决，曰鼠首偾事”[3]332，已经非常接近我们现在查阅的语文大辞典。

总之，我国传统语文教材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身的完整性和系统性特征。我们认为，传统语文教材是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重要载体和组成部分，从语文新课程建设的角度来看，也可以借鉴其在教材编写上的一些特点和方法。

参考文献：

[1]张隆华，曾仲珊.中国古代语文教育史[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0.

[2]张志公.传统语文教育初探[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62.

[3]吴兆基.蒙学经典[M].北京：京华出版社，1999.

[4]单璐丹.对当前学校推展国学启蒙教育的几点思考[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07.

[5]李渔.笠翁对韵[EB/OL].[2015-09-11].http://lib.jmu.edu.cn/departments2/magazine/philosophyol/chh4.htm.

(责任编辑毕凌霄)

On the Typ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Teaching Materials

QIN Haixia

(SchoolofLiterature,HenanInstituteofEducation,Zhengzhou450046,China)

Abstract:The types of ancient traditional Chinese teaching materials include literacy, anthology, Confucian classics, reference books, learning guide, test counseling, etc. Ancient Chinese teaching materials hav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mplete system, rich content and diverse functions.

Key words:Chinese； initiation textbooks; tradition

文章编号:1006-2920(2016)01-0116-05

doi:10.13892/j.cnki.cn41-1093/i.2016.01.023

作者简介：秦海霞，河南教育学院文学院讲师(郑州 4500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