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臣派开创者曾鲸里籍考辨

周密

（武夷学院艺术学院，福建武夷山354300）



波臣派开创者曾鲸里籍考辨

周密

（武夷学院艺术学院，福建武夷山354300）

摘要：波臣派是中国古代肖像画史上最大的流派，其开派者曾鲸里籍，文献之记载，相互抵牾，或视其浙人，或云其闽人。云其闽人者，又分二说，或为晋江，或为莆仙。对文献所载曾鲸里籍加以疏理考辨，并以曾鲸存世画作互证。推定其里籍为福建莆仙，其后代则占籍浙江桐乡。

关键词：曾鲸；里籍；莆仙

一、曾鲸里籍之谜

波臣派是中国古代肖像画史上最大的流派，其以开派者曾鲸之字（曾鲸，字波臣）命名画派，这在画派林立的晚明，惟其一家，可谓独享殊荣。

曾鲸享此殊荣是出于其对肖像画创作方法的独特贡献，其所创立的凹凸法，是以中国传统绘画工具和材料，开创出与传统所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其不停滞在传统的重神似胜于形似的观念上，而追求视觉效果上具有空间立体感的艺术表现形式，以达到形的逼真。这是继顾恺之以形写神路向上越千余年后的又一次突破，故潘天寿《中国绘画史》称其为“一代传神泰斗”。当然，曾鲸这种凹凸法艺术表现形式又不同西方肖像画的艺术表现手法，从根本上而言，二者有质的差异。西画主要表现元素为光与色，而曾鲸主要依据描绘对象生理结构本身的凹凸，不以光与色，而以墨之明暗来表现。此既不同于传统又区别于西画的新方法，在面世之初，旋即倾动遐尔，引起晚明画坛的关注，尤其受到松江派代表人物董其昌、陈继儒的倾心推崇，其独步艺林之绝技更是受到后生晚辈的追逐，一时蔚为成风，以致影响明末清初二百余年画风，乃至波及海外。

更具有历史意味的是，曾鲸的凹凸法产生于中西肖像画相遇之际。这一历史契遇所留下的深意，一直为西方学者所关注，他们往往回溯到此相遇原点上寻求中西艺术融合的如何发生。美国学者孟德卫就以曾鲸画作为原点范例来研究中西绘画艺术的相遇，甚至提升到中西方伟大相遇这样重要事件高度上加以认识。可惜的是，曾鲸毕竟只是一个民间艺人，时人不知其艺从何而来，不知其所从何师，所学何派，甚至不知其身世、家世乃至生年里籍。当后人返身寻求他时，其生平行迹早已被历史岁月所湮没，而充满一团迷雾。以目前资料条件而言，惟可做的是先理清其里籍，以寻求其凹凸法形成的地域渊源。

二、闽人抑或浙人

对曾鲸里籍的了解，是分析其凹凸法形成必不可少的前提，此关系到其早期受教育及学艺师从背景。然史志对其里籍记载，含混其辞，相互抵牾。尽管画论琐言、笔记燕谈亦偶有触及，但此类零星记录，或语焉不详、或略有所乖，在未加分析之前，难以依从。

最初记载曾鲸的史志，是时任浙江嘉兴桐乡知县徐秉元所修的《桐乡县志》，此县志成于康熙十七年（1678），至少在曾鲸卒后三十年①，其记载云：

（曾鲸）字波臣，其先闽人，后居青镇，善丹青，写照妙入化工。

此是以曾鲸出自浙江桐乡之身份而载入县志的。清沈季友《檇李诗系》亦有类似的记载，其在记录曾鲸《梅花和尚塔》诗时，附以小传云：

曾画土鲸，鲸字波臣，闽人，来居桐乡青镇，善丹青，写照妙入化工。

二传均言曾鲸居桐乡县青镇，桐乡县隶属嘉兴府，嘉兴郡名，古称檇李。《檇李诗系》实际上是嘉兴诗系。《四库提要》云：“（《檇李诗系》）是编辑嘉兴一郡之诗。自汉晋以迄本朝，凡缙绅韦闺季方外土著流寓，有吟咏传世者，皆录之。”可见，沈氏收曾鲸诗于檇李不一定出于其为嘉兴人，而是视其为流寓。其小传与县志小传看似相类，但在里籍所指上，则有质的差别。沈氏明确指出曾鲸是闽人，只不过是来居青镇，未有占籍桐乡青镇之意。县志所述却含糊其词，以“后居青镇”与“其先闽人”对举，意在强调其先为闽人，现籍则为桐乡青镇人，这就是二传之间的区别所在。

当然，沈氏之曾鲸小传因袭县志小传甚为明显。徐秉元修撰时，沈氏不过二十六岁，《携李诗系》尚未编集。沈氏为嘉兴平湖人，为何不沿袭“后居”青镇，而刻意用“来居”青镇，一字之改，变“定居”为“来居”，实质在强调其闽人而排除其桐乡籍。此中反映的不仅有平湖人沈氏与桐乡人对曾鲸里籍认同的情感色彩的差别，恐怕亦有里籍事实的认定问题。

曾鲸是否入桐乡籍，现已难考，但可以肯定的是，其不是桐乡的过客，而是桐乡青镇的定居者。由于其早年资料的缺失，现难以确定其何时来居青镇，但从其画过嘉兴项元汴像推测，其来居青镇至迟在万历十八年，因项元汴卒于此年。

桐乡是嘉兴诸县中最晚建置的新县，适于落户安居。桐乡县隶属于嘉兴府。嘉兴历史悠久，而桐乡置县历史则不长。《明一统志》云：“桐乡县，在府城西六十里，本崇德县地。宣德五年割崇德之梧桐八乡建为县，编户一百七十九里。”比起嘉兴府辖的其他六县，桐乡显然是个新建置的县。这样，对于外来人口而言，在新县落户比在习惯于按部就班的传统老县落户来得容易便捷。明代虽未象清代那样禁止人口迁移流动，但是，明代对户籍的管理之严格是以往历代所不可及的。而且，对长期离乡流动在外的人口，往往督令其还本籍复业，此一关乎生存与发展的问题，是曾鲸离乡外出寻求出路时不能不考虑的。从后来曾鲸成名并富足之后，仍安家于青镇，未返归故里上推断，极可能其早已脱离了闽地本籍，而占籍于桐乡青镇。

当然，不能将其选择青镇仅仅归咎于便于占籍的需要，而排除其它因素。因为离乡外出的根本动因，始终是以谋生计求发展为要。从谋生计观点出发，江浙是明代全国最为富庶的地区，也是全国商品经济最为流通的地区。明初朱元璋、朱棣父子两代帝王，采取迁富户实京都的政策，浙江均是首当其冲。所以，就浙江经济整体而言，曾鲸为谋生计，从闽地移居浙江，其流向是合理的。至于青镇经济状况如何，因缺乏当时青镇经济资料，无法判断。但可以断定的是，曾鲸迁居青镇不是为了务农谋生。在明代编制黄册与鱼鳞图册的土地户籍管理制度下，即使欲以土地为生，作为一个外来人口，亦难以分得土地。可见曾鲸定居青镇另有其因，不是为了从师学艺，而是身怀技艺以谋生。而诸如这些以技艺谋生的，多依赖商品经济的发达与流通。相比之下，当时浙江的商品经济发达与流通程度普遍高于其他区域是显而易见的，此应是曾鲸选择定居青镇的初始动因。

再从求发展的观点出发，青镇的地理位置十分特殊。它不仅处在当时交通运输的主动脉京杭运河旁，而且处在明代绘画艺术重镇钱塘、吴门、松江三角地带的中心，并与元季四大家地处一线衔接，更与开启元代一代画风的赵孟頫故里相邻，有着其他地域所不具备的悠久的艺术历史积淀。处在这样深厚的绘画艺术传统与氛围包围中的青镇，为曾鲸江南传法的习成提供了左右逢源的天然条件，亦为此后曾鲸突破江南传法而创立凹凸法提供了肥沃的艺术土壤。

如果曾鲸当时选择画业确有沿其闽地故里之风的初衷，进则食君之禄，退则挟艺以游，就不难明白其选择青镇的更深层的原因。如上述之推测，若将曾鲸选择青镇仅仅归结为便于占籍，便于生计，则很难理解曾鲸为何告别故土，背井离乡，到浙地乡村小镇定居，亦难理解为何放弃业儒成风的文化名邦到名不见传的新县小镇求生存。这种迁居流向的严重倒错，很难令人作出圆满的解释。除非出于更深层的考虑，为求发展。那么，青镇就不仅仅是桐乡县的小镇，而是四面通往明代绘画艺术的战略腹地，其意义不是经济上的谋生所能涵盖，而是关乎画业发展这样生死悠关的大计。从其后挟技交游的对象看，确实形成了地域交游圈，而青镇就处其中心点上，这也反过来彰显了曾鲸选择青镇确有其便利绘画技艺发展的考虑。况且，从其取法对象上看，不只是取法嘉兴边缘的松江派、吴门派、浙派，似乎亦直指嘉兴的元四家中的吴镇，此从借助咏怀吴镇来吐露心曲的《梅花和尚塔》诗中似乎可获得证实。②而此时，明代绘画艺术中心已从明初的南京、中期的吴门流向苏松。更何况嘉兴的项元汴家藏书画之富甲于天下，是当时全国最大的书画收藏家，形成以其为中心的嘉兴书画市场，一方面吸引着商贾，形成极大的买方市场；另一方面刺激着画家，造成了卖方市场。更有甚者，画家云集，诸如名重苏松的董其昌前来项元汴家，名曰出任教席，实为私下窥画习技，这些均是深深吸引曾鲸定居嘉兴的深层原因，其后曾鲸的成就与此地文化不能不说有渊源关联。

总之，曾鲸定居青镇之事实，亦为其子孙三代长居青镇从事画业所证实。故乾隆年间编撰的《浙江通志》全文摘录《桐乡县志》曾鲸传，引为浙出人物。即便如此，徐秉元《桐乡县志》以及《浙江通志》均未否认曾鲸先是闽人，更何况沈季友《檇李诗系》始终视其为闽人，只是与《浙江通志》同时期编撰的《福建通志》未记载其为闽人而已。

三、晋江抑或莆仙

曾鲸先为闽籍毫无疑异，只是其里籍具体何地尚存二说：一为晋江，另一为莆田。曾鲸里籍见于文献记载的不一致，最明显体现在具有明朝断代画史性质的二部画录记载上。一为姜绍书《无声诗史》，其曾鲸小传云：

曾鲸，字波臣，莆田人。流寓金陵。风神修整，仪观伟然。所至卜筑以处。回廊曲室，位置潇洒。盘礡写照，如镜取影，妙得神情。其傅色淹润，点晴生动，虽在楮素，盼睐颦笑，咄咄逼真，虽周昉之貌赵郎，不是过也。若轩冕之英，岩壑之俊，闺房之秀，方外之踪，一经传写，妍媸惟肖，然对面时精心体会，人我都忘。每图一像，烘染数十层，必匠心而后止。其独步艺林，倾动遐迩，非偶然也。年八十三终。

另一为徐沁《明画录》，其曾鲸小传则云：

曾鲸，字波臣，闽晋江人。工写照，笔落得其神理。传鲸法者为金谷生、王宏卿、张玉珂、顾云仍、廖君可、沈尔调、顾宗汉、张子游辈，行笔俱佳，万历间名重一时。子沂，善山水，流落白门，后于牛首永兴寺为僧，释号懒云。

二则传记所言里籍不同，一为晋江，另一为莆田。依清乾隆年间《福建通志》建置沿革，晋江、莆田同本梁晋安郡地。隋开皇九年（589）郡废，改晋安郡为南安县，并析置莆田县，二县皆属泉州。唐嗣圣十六年（698），由莆田县析置清源县（天宝元年改称仙游县），唐开元八年（720），由南安县地析置晋江县，从而四县同属泉州，治所在晋江。至宋太平兴国五年（980），莆田、仙游二县从泉州析出，隶属太平军。太平兴国八年（983），改为兴化军，治所设在莆田，从此，莆田与晋江分野，元明沿此之制。清仍其旧，晋江为泉州府下辖县，地属闽南。莆田为兴化府所在地，地属闽中。在地理位置上，二县未有相邻交界，并非同一地处。因此，二则小传记载，依隋唐地望，尚属一地；按明清地望，必有一误。

徐沁与姜绍书，同为明末清初人，二书均成于康熙年间，为同时期之作。而且二书俱为研究明朝断代画史的最主要之作，二传在里籍上何以如此不同记载。

姜绍书，江苏丹阳人。其生卒年未详，然为曾鲸晚年的密友是毫无疑异的。其《无声诗史》记有其与曾鲸晚年交往之事，其云：

崇祯壬午岁，余仕南工部郎，彦初侍余邸舍，偶图小景，友人曾波臣见之，叹其秀爽。旋谓余曰：“君家义方之训，当课以举业，切宜诫其弄笔，恐分心也。”执友金石之言，见当服之斁矣。

现难以知悉姜氏与曾鲸交往起于何时。从其仕南工部郎推之，至迟于壬午岁，即崇祯十五年（1642），二人已有密切交往。作为布衣，曾鲸可以随意出入姜氏邸舍，而姜氏则称布衣曾氏为“友人”、“执友”。由此可知，二人非泛泛之交。此年，离曾氏去世不及五年。以姜氏在南京任职直至明亡推之，至少在曾氏去逝前三年，二人还有交往。至于曾氏卒年，姜氏是否尚在南京，现难以确悉。可以肯定的是，姜氏是曾氏临去逝前交往最亲近的人之一。故其所记具有极高的可信度。

徐沁，会稽人。生于明天启六年（1626），卒于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其《明画录》体例较《无声诗史》完备，记录的画家亦较之为多，资料亦丰富。比如，在曾鲸小传中，不仅增列了曾鲸之子，而且添加了曾鲸弟子。小传中所记载的曾鲸之子为牛首永兴寺僧，为黄宗羲《南累续集》所支持，所记载的弟子谱系亦为后世画史所沿袭成为定谳。然其征引资料未注明出处，今人难以考证，是其不足。

徐氏之说的依据现已无从考证。徐氏不象姜氏那样为曾鲸的执友，而是曾鲸的晚辈。徐沁少曾鲸六十一岁，曾鲸去逝之时，年方二十二，尚未著书。由此可知，其小传中曾鲸里籍资料来源，显然不可能直接出自曾鲸自述，似乎也不可能出自曾鲸的后代或弟子所述。因其子孙不为画界关注，其子曾沂，先流落白门，后落发为僧，淡于世俗之事。其孙曾镒，则定居于浙江桐乡青风里，似乎未承其祖业，未从事肖像写真，而是靠善山水花鸟维持生计。而传其绝技的弟子，比如，小传所列诸多弟子中，只有二人言及曾鲸里籍，谢彬泛言其师为“闽人”，张远则戏称其师为“橘叟”。此二位曾鲸最得意的弟子尚且未必知其师的确切里籍，何况其他弟子？因而，其对曾鲸的记载，似乎不像姜氏那样亲历见闻可信，而是出自间接见闻，难免不确切。何况此前著述未见其为晋江人记载，而闽人著述及曾鲸自言则均称莆田人。

闽人著述中，涉及曾鲸里籍的，始见于谢肇淛之说，其《五杂俎》云：

吾闽莆田史氏，以传神名海内，其形神笑语逼真，令人奇骇，但不过俗子之笔耳……。近来曾生鲸者，亦莆人，而下笔稍不俗。其写真大二尺许，小至数寸，无不酷肖。挟技从游四方，累致千金云。

谢肇淛是明末一代名士，其所著《五杂俎》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为整个明代笔记野史的最博学之作。谢氏与曾鲸交往，见于《榕荫诗话》所记载的“谢在杭（肇淛）小影”。此画盖曾鲸所写，似不单为谢氏而作，亦为桃叶而作。此画作于谢氏离职南京刑部北迁工部郎中赴京视河张秋之际，似为谢氏与桃叶分别之际的留影，贵为相思之物③。考《明史》，谢氏供职南京刑部应为万历三十三年至万历三十七年（1605-1609年）。此期间，曾鲸寓居金陵鹫峰，与在南京大理寺供职的闽人曹学佺交游正密，自然亦与曹学佺发起的金陵诗社成员有交往。而谢氏与曹学佺、邓原岳、安国贤、陈荐夫、徐熥、徐火勃并称“闽中七子”，与曹学佺交游最厚。早在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其就加入曹学佺发起的芝社，此时，自然是金陵诗社的核心成员。天启四年（1624年），谢氏去世，曹学佺还亲自为他作行状。可见，曾鲸为谢氏作小像，不是出于单纯的像主与画师的偶然的雇佣关系，而是至少有曹学佺牵连其中的交游关系。尤其曾鲸能进入谢氏这样一代名士私密空间为其作像，可知二人关系亦非同一般。因而，谢氏不可能不知曾鲸里籍。

比起谢氏之说更为直接可靠的，应是曾鲸的自言里籍。

曾鲸自云里籍，始见于天启七年（1627）所作的《胡尔慥像》，其自署：“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天启丁卯仲夏莆阳曾鲸写。”莆阳为莆田的另称，与曾鲸合作《胡尔慥像》衬景的宋珏就自称莆阳人。宋珏，亦莆人，流寓金陵，为国子监生。善八分书，山水画，尤好诗，题识往往自署莆阳宋珏。或许，作此像时，曾鲸为里人宋珏所感染，故亦署莆阳曾鲸。

曾鲸明确自署莆田里籍的尚有《倪文正公像》与《黄道周像》。《倪文正公像》作於崇祯五年（1632）。《黄道周像》像有二祯，一在福建博物馆藏，曾鲸自题：“石斋先生六十岁小像。甲申花前二日，波臣曾鲸绘于明成堂讲舍。”另一为私人收藏，自题：“黄石斋尚书小像，莆田曾鲸谨画”。姜氏是否见过此三幅题识尚无法确定，但姜氏与曾鲸相识时，曾鲸已自视为莆田人之事实，则无疑。

历史上，从宋代起，书画业在莆田就已成风。宋祝穆认为，宋代全国各郡县，以业儒为惟一郡县风俗的，仅莆田独有。其《方舆胜览》云：“莆田风俗，秀民特多，比屋业儒，儒风非在常衮后。”此风俗造就莆田人物之盛，史志多有记载。诸如《宋志》中王中行《莆田人物志》，《明志》中方槐生《莆阳人物志》、郑岳《莆阳文献志》及柯维骐《续莆阳文献志》。综观莆田业儒者，有两大取向。一是课以举业，进则跻身仕途，退则著书立说。故莆田文献之盛，被誉为文献之邦。另一是课以书画业，进则食君之禄，退则挟艺以游。而后一取向亦形成了故里崇尚书画艺术的传统，且名人辈出。以明为例，明承宋制，明初，复设画院，绘事振起，称旨入画院者，多为浙、闽人，而闽人中尤以莆仙人为多。其著名者，比如，堪与宋之宣和画风兴盛相比的明之宣德，据潘天寿《中国绘画史》所列，宫廷盛名画者6人中有2名为莆田人。④弘治以后，画院渐衰。嘉靖以后，画院竟寂无声闻。惟有声望的仅万历中吴彬、天启中钟士昌二人而已。其中吴彬则为莆田人。⑤固然，现已无法判定此诸人对曾鲸技艺形成的影响，但可以断定的是，此诸人对故里风尚的影响所及。他们的成功，不仅强化了故里崇尚书画艺术的传统，而且为故里展示了一条可以依靠自力谋求出路的通途。曾鲸选择画业生涯，而未走上举业之途，应与此风尚不无关系。从其子孙在曾鲸成名富足之后，仍未走举业之途，亦可知其传统惯性。

值得质疑的是，清官兆麟、廖必琦等纂《莆田县志》仍未载籍曾鲸，此意味着曾鲸里籍是莆田还是仙游，尚待分说。实际上，自宋以来仙游文士多以莆阳自冠，诸如北宋苏、黄、米、蔡四大书法家之一的蔡襄，落款多自署莆阳蔡襄，而其里籍则为仙游，与宣和书画谱成书密切相关的蔡京、蔡汴亦如此。郑岳《莆阳文献志》及柯维骐《续莆阳文献志》所集自梁陈迄明著作诗文及名人事迹，分别出自莆田、仙遊二县，然则均以郡望相称。可见，以郡望自冠，乃是惯例，是自魏晋以来名士注重郡望之风所致。曾鲸自然不能免俗，但此类落款极少见，在其众多作品中仅见如上三幅，而且皆出自晚年作品。最耐人寻味的是，在其晚年作品《柳敬亭像》中自号“蔗园老人”，仙游以产蔗闻名，此是否透出其确切里籍地，则尚待新资料验证。

注释：

①黄宗羲《南雷续集》卷二《题张子游卷》记载，曾鲸弟子张远云，其师卒于丁亥，年八十四。考丁亥为清顺治四年（1647），往前推之，其生年为嘉靖四十二年（1563）。然其生年尚有诸说，如明确记其生年的始见于清吴修编《续疑年录》，其卷三云：“曾波臣八十余，鲸生隆庆元年丁卯（以顺治三年丙戌年八十推之）。”清吴荣光撰《历代名人年谱》同之云：“穆宗隆庆元年曾波臣鲸生。”而清钱保塘辑《历代名人生卒录》云：“曾鲸永历六年卒，年八十三。”此与曾鲸友人姜绍书《无声诗史》所记享年八十三同，但此诸说依据均未详。

②见沈季友《槜李诗系》卷四《梅花和尚塔》，其诗云：“每从清梦忆梅仙，杖履寻幽破晓烟。奇石尚余高士节，寒花犹得野人怜。乍看青过春塘草，却怪香生陆地莲。我有幽情怀隐去，蹉跎还负人山年。”此诗直抒其梦忆梅仙、杖履寻幽的心迹。

③《全闽诗话》卷八《榕荫诗话》云：“谢在杭小影一幅，予得见于鼇峰坊薛士玉家。丰颐隆隼，粹容充悦。姬人桃叶就其所执之卷而舒之。流观吩睐，翩若燕翔。童子煮茶，石鼎沸声与松籁互答。盖曾鲸写也。考公《居车集》有《雪夜寄侍儿诗》，又有《壬寅元日寄桃叶侍儿诗》，又有《客中梦桃叶侍儿诗》。《銮江集》中又有《六忆诗寄桃叶侍儿》，又《代答诗》，则公之缱绻于桃叶者深矣。”从画中出现姬人桃叶身影可推，其画作於金陵桃叶渡。当萌生于远距离分别之际。

④见潘天寿《中国绘画史》，第188页。潘天寿所列6人为谢环、戴进、倪端、石锐、李在、周文靖。其中李在，字以政，莆田人。山水细润者，宗郭熙；豪放者，宗马、夏；多模仿古人，笔气生动。《画史会要》谓：“自戴文进以下，一人而已。”另一人为周文靖，闽之莆田人。山水学夏珪、吴镇，苍润精密，笔力古键，酝酿墨色，各臻其妙。人物、花卉、竹石、翎毛、楼阁、牛马之类，咸有高致。

⑤同上，第191页。吴彬，字文中，莆田人。工山水人物，山水布置，绝不摹古，最为奇出。人物形状奇怪，迥别前人，自立门户。白描尤佳，远即不敢追踪道子，近亦足力敌松雪。万历中，召见，授工部主事。

参考文献：

［1］潘天寿.中国绘画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2］孟德卫.中西方的伟大相遇［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

［3］徐秉元，仲弘道.桐乡县志［M］.清康熙十七年刻本.

［4］沈季友.檇李诗系［M］.台湾：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5］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97.

［6］李贤.明一统志［M］.台湾：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7］姜绍书.元声诗史［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2.

［8］徐沁.明画录［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2.

［9］谢肇淛.五杂俎［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

［10］郑方坤.全闽诗话［M］.台湾：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11］祝穆.方舆胜览［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12］曾筠.浙江通志［M］.台湾：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13］卢焯.福建通志［M］.台湾：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14］官兆麟,廖必琦.莆田县志［M］.清光绪五年刻本.

（责任编辑：华伟平）

A Study on the Native Place of Zeng Jing the Founder of Bochen School

ZHOU Mi

（School of Art, Wuyi University, Wuyishan, Fujian 354300）

Abstract:Bochen School is the largest painting school in the history of portrait painting. Yet there are contradictory descriptions about the native place of its founder Zeng Jing in historical documents: for in one it is said he was born in Zhejiang province, whereas in another it is in Fujian province. In the latter case, he is believed to be born either in Jinjiang or in Putian. Therefore, to solve this riddle, an analysis of the above-mentioned documents has been made in this thesis with his existing paintings as evidence. 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his native place is Putian in Fujian province and it is just that his descendants settled down later in Tongxiang of Zhejiang province.

Key words:Zeng Jing; native place; Putian

中图分类号：K248.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109（2016）02-0040-06

收稿日期：2014-11-23

作者简介：周密（1975-），女，汉族，助教，主要从事中国人物画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