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启蒙与艺术的批判
——基于对《彷徨》与《呐喊》之研究

鲁永进

（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常州刘国钧分院，江苏 常州 213000）

文学的启蒙与艺术的批判
——基于对《彷徨》与《呐喊》之研究

鲁永进

（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常州刘国钧分院，江苏 常州 213000）

鲁迅的作品中蕴含丰富的启蒙精神和革命批判精神，揭示了我国民主建设道路的艰难曲折。纵观中国近百年现代文学研究史，针对鲁迅小说的研究是最丰富，也是最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呐喊》、《彷徨》是鲁迅的主要代表作品，深刻剖析并批判了生活在“旧中国”的中国人的精神状况，尤其五四运动时期，《呐喊》和《彷徨》对中国人的思想启蒙起到了革命性意义。除此之外，这两部作品对新旧文学的转型起到了“开路先锋”的作用，批判了旧一代的文学艺术，引领了新一代文学形式的发展。

文学启蒙艺术批判《呐喊》《彷徨》

思想启蒙、艺术批判、国民性、革命者一直是鲁迅文学研究的主要切入点，一直以来，文学界对这些方面的研究都习惯于将矛头指向“阿Q”这样的“愚民”，却忽视鲁迅对所谓的“知识精英”们的不满。事实上，鲁迅之伟大不在于他批判了多少掩耳盗铃、不能自圆其说的阿Q，多少麻木不仁的“看客”，而在于他以冷静的思维、锋利的笔锋挑战着“精英分子”们的话语权，揭开了中华民族现代启蒙的序幕。

一、从“呐喊”到“彷徨”的变化

《呐喊》和《彷徨》是鲁迅小说集中最具代表性的两部作品，也一直是后人研究的重点内容，这两部小说具有整体性，都创作于五四运动时期，体现了鲁迅创作初期的思想动态，然而这两部作品存在很多不同之处，阐述了鲁迅从呐喊到彷徨之间经历的生活变动及心理变化。鲁迅曾在《呐喊》的自序里说明了所谓“呐喊”，是他年轻时期的梦想里难以忘却的那一部分梦想，如去南京求学、去日本留学、放弃医学从事文学等，所有梦想都表达了鲁迅的最终目的——唤起正在“沉睡”的国民［1］。鲁迅在将这些梦想付诸实践之后深切地体会到无人理解的寂寞和慷慨激昂消失后的失落，但是他并没有忘记自己的初衷，于是鲁迅开始了呐喊，为了他声嘶力竭的呐喊，鲁迅将真实的自己隐藏起来，勇敢地批判社会的弊端和各种丑恶现象，如其中的 《兔和猫》、《鸭的喜剧》这两篇寓言体小说，利用象征这一表现手法揭示了当时社会弱肉强食、极度不公平的生存原则，深刻表达了鲁迅自身对当时社会的怀疑和失望。

从1923年开始，鲁迅开始了从“呐喊”向“彷徨”的转变，1923年可以说是鲁迅沉默的一年，我们能看到的创作于1923年的作品只有 《看了魏建功君<不敢盲从>以后的几句声明》和《关于<小说世界>》两篇。1923年，鲁迅的弟弟周作人向他递交了绝交信，“兄弟失和”成为鲁迅人生的重大转折，多年以来辛苦维系的感情和责任毁于一旦。接连的打击使鲁迅大病一场，使他陷入更加虚无、孤独的心境。正如他在《野草·希望》中说的：“然而现在何以如此寂寞？难道连身外的青春也都逝去，世上的青年也多衰老了吗？”［2］

然而，1923年也是鲁迅人生中非同寻常的一年，经历了1923年的鲁迅，开始从激昂的呐喊回归内心。五四运动结束后，启蒙团体分散，《新青年》解散，鲁迅又一次体会到落寞：先驱者为何分化了？启蒙还有意义吗？黑暗社会的力量几乎吞噬了启蒙者自身，在这种情况下，鲁迅感受到的绝望被无限放大，其同期作品《野草》恰如其分地表现出了这些变化。但是，鲁迅并没有被击垮，其同期作品《华盖集》等就是有力说明。

值得一提的是，《呐喊》的封面都是由鲁迅亲手设计的，同样体现出不同时期鲁迅的心理变化。《呐喊》的封面以红色为底色，整个封面由黑、红两色构成，封面上部三分之一处是一个黑色长方框，框内用红色书写“呐喊鲁迅”四字。黑色代表着鲁迅对中国现实的认识，而红色是生命的颜色，代表热情和生机。黑红相间的封面上，红色逼迫着黑色，象征生机与激情压制了黑暗，表现出了作者的希望［3］。

《彷徨》的封面设计与《呐喊》区别很大，更加复杂。《彷徨》的封面仍旧以红色为底色，却是橘红色，给人一种压抑的感觉，在封面上部五分之一处和下部十之分之一处各有一条蓝线将封面分为三部分，上部分印有蓝色楷书“彷徨”，黑色楷书“鲁迅”，中间是一幅画，画中之国人前后错落、似站似坐，一脸茫然，手足无措。整个封面给人迷茫、晦暗的印象［4］。《彷徨》的封面并非由鲁迅设计，而是由青年画家陶元庆设计，鲁迅对此很赞赏。可见，《彷徨》的封面设计是非常符合鲁迅创作《彷徨》时的心境的。

二、启蒙谁

什么是启蒙运动？康德对此的回答是：“人类脱离自己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当我们讨论《呐喊》的时候，通常会拿鲁迅的“幻灯片”事件举例，并由此推导出“鲁迅弃医从文是为了启蒙‘看客’”。从道理上说，这种观点并非错误，但鲁迅曾说：“假如有一间铁屋子，是绝无门户且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就要闷死了，然而，从昏睡到闷死并无痛苦可言，并不会感到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醒了几个人，使这些人感受到无可挽回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可以说，鲁迅自一开始就不相信《新青年》活动。然而，鲁迅到最后还是答应做文章，为何呢？

鲁迅给出的理由是：“虽然我自有我的自信，但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诚然，对于用文字来启蒙民众，鲁迅对此的态度是悲观的，他认为，中国如今的情况，只有进行实打实的革命战争才能改变，“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但一炮就能把孙传芳轰走”。在《呐喊·自序》当中，鲁迅通过幻灯片事件认识到了文学救国的必要性，然而，仅仅十年不到，他又开始怀疑文学救亡的初衷，如果说这是他深思熟虑的结果的话，那么鲁迅为何仍旧一边思虑、质疑一边创作呢？从表面上看，鲁迅一直在强调这样一个问题——启蒙无效，问题在于，如果作者自己都认为启蒙无效，那么他的读者又要如何相信启蒙的必要性呢［5］？因此，我们有必要先理清鲁迅小说启蒙对象的问题，启蒙是否有效，还是要从启蒙对象身上寻找答案。

第一个问题是，鲁迅是不是论者们所说的“是一个启蒙者”。这一点几乎是毋庸置疑的，虽然鲁迅的诸多作品均是描写泯然众人的麻木形象，又或锐气尽挫的“狂人”，少有理智意气，以肺腑之言陈激扬文字的“正派”，但这种反面衬托的文学手法又好于正面直叙。

第二个问题是，启蒙的对象是谁？鲁迅曾在《呐喊·自序》中明确表示了自己当年参与《新青年》的非自愿性，这本身就说明他对启蒙并不抱希望，绝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就能应者云集的英雄。可以说，鲁迅的作品并非是针对普通群众的启蒙作品，也可以说，以当时社会形态下的百姓，基本是无法读懂这些文字的。小说的启蒙对象正是当时那些习惯了“自以为是”的知识精英。

“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若要富，跟着行在卖酒醋”。这是宋代民间讽刺朝政的话语，然而，这种现象又何止发生在宋朝？从清末义和团运动，到五四运动，几乎都是如此。《新青年》的同仁李大钊、陈独秀等人曾约定“二十年不谈政治”，但是没过几年他们就将《新青年》办成了政治性刊物，并以《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发起新文化运动，但发展至最后，却还是以“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而告终。这一切与鲁迅的经历何其相似？可以说，鲁迅的作品，正是写给那些自诩“启蒙者”的知识分子的精神寓言，他揭示了启蒙者自身的缺陷，道出了一些启蒙者的卑怯与自私。

在鲁迅的一些小说中，我们常常会生出对盲目不仁的“看客”的不满，认为他们实在是太过愚昧，学界往往对看客们的行为反复批判，这实际上不过是掉进了启蒙陷阱不能自拔的表现罢了。总而言之，鲁迅之启蒙，并非要求大家以革命的形式去死，而是提倡“韧战”［6］。

三、批判谁

国民劣根性一直是学界认定的鲁迅批判的对象，如李欧梵曾说：“《呐喊》诸篇揭示的其实是中国同胞集体的精神病。”这些观点当然是没有问题的，因为鲁迅的诸多集子均表现出了国人的麻木、看客心态。

阿Q一直是鲁迅笔下“集国民劣根性之大成者”，甚至有学者认为，鉴于阿Q之可恶，枪毙了阿Q，就等于枪毙了整个国民劣根性。由于阿Q的死不悔改，他被塑造为国民劣根性的“杰出”代表，也成为学界批判的主要对象之一。

然而，当我们沾沾自喜地批判阿Q的时候，其实也是我们泯灭人性的时候，难道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与生俱来的吗？正因为他生存环境，才造就了阿Q的自轻和自贱，我们责难阿Q的时候，只注意到了他是一个“典型人物”，却没有注意到这个“典型人物”所处的“典型环境”，阿Q的卑微，其实是一个人遭遇到一无所用的际遇后，在一丝尊严都不能被保有的环境中，可怜的自我安慰，这是一个人在生存的空间与尊严被挤压至零的时候做出的徒劳的抗争。我们对阿Q的批判，其实是将阿Q试图自我救赎、保存生命的权利也抹杀了。这是我们在批判国民性时最常忽略的问题。

从鲁迅写给许广平的信来看，其作品中常提及的 “卑怯”、“贪婪”并非全然就是中国的“国民性”。如果我们把“卑怯”、“贪婪”坐实成中华民族的国民性，那么我们对外宣传的时候又如何使用“勤劳”、“勇敢”这些词呢？因此，把阿Q当成国民性批判的典型是可以的，但单纯认为鲁迅的创作就是为了批判国民性，那就狭隘了，如果说集国民劣根性于一体的阿Q是代表的话，那么《一件小事》中的人力车夫又代表着什么呢［7］？

因此，我们研究鲁迅的批判文学的时候，不应将问题简单化为“批判谁”，而要认清为何要批判那个被批判者，批判时要想清楚我们批判的到底是一类人，还是在特定条件下形成的一种思想状态，还要厘清一个重要问题——切勿将国民劣根性贬低到全体中华民族头上。

四、呐喊为何彷徨

对于《新青年》团体，鲁迅曾说：“倘若为别人引路，那就更不容易了，因为我自己尚不明白要怎么走，中国大概很有些青年的‘前辈’和‘导师’，但那不是我。”正因为有如此想法，他才不愿意惊醒那些睡在“铁屋子”里的人，因为在睡醒却又无路可走的情况下，他们会死得更加痛苦。鲁迅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了启蒙主义的这一弱点，虽然他并没有尖锐地发问“谁有权启蒙”这一问题，却在字里行间表达了这样的思想［8］。

这样清醒的理解使他开始彷徨于自己的呐喊：如果我不愿意做“前辈”和“导师”，那么一旦有一部分青年因我而清醒起来，那不是白白断送他们的性命吗？谁又来为他们的生命负责呢［9］？

可以说，鲁迅一开始拒绝钱玄同参与关于“铁屋子”里的呐喊，就在于他认识到人生最痛苦的莫过于梦醒了却无路可走，从某种意义上说，做梦的人反倒是幸福的，如果没有找到可走的路，那么就先不要惊醒他。可以说，鲁迅的启蒙，不仅仅指向那些“蒙昧”的民众，更大程度上指向那些自以为找到了出路的《新青年》运动的启蒙者。

在《呐喊》和《彷徨》中，鲁迅将对“知识精英”们的批判分为两种：一种是学而优则仕的发家心态，在作品《白光》、《孔乙己》、《幸福的家庭》、《孤独者》中最常见；另一种是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热衷于为自己捞取好处的心态，在作品《高老夫子》、《肥皂》、《端午节》中最常见［10］。

可以说，叫醒铁屋子里睡觉的人，让他们眼睁睁看着自己去死，这正是鲁迅彷徨的症结所在。

五、对启蒙的反思及对艺术的再批判

纵观知识界近百年对《呐喊》和《彷徨》的研究史，不难发现这两部巨著在一次次被解读，鲁迅的文学启蒙精神也在一次次研究中得以拓展和延伸。近百年的研究过程表明，知识分子对鲁迅著作的研究不但是探寻鲁迅文学启蒙思想的历史，还是知识分子以文学研究方式自我启蒙历史［11］。

自二十世纪以来，文学启蒙一直是我国文学发展的主线，在特殊历史环境中，文学启蒙实现了中国文学艺术的革新，“文学启蒙”、“艺术批判”互相融合、并行发展，形成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从时间刻度来看，针对《呐喊》和《彷徨》的研究始于五四文学革命时期，该时期的研究突出表现为对思想启蒙与艺术批判的双重关注；至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左翼革命时期对此的研究主要为新文学作家们通过理性研究对抗对鲁迅的全盘否定；新中国成立后，鲁迅小说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但却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鲁迅小说思想启蒙的性质，学界不得不在艺术批判中坚持鲁迅文学的启蒙性；“文革”结束后，对鲁迅小说的研究开始以思想启蒙为核心逐渐深入，推动了八十年代思想启蒙运动的开展；再至如今，文学启蒙和艺术批判实现融合，《呐喊》和《彷徨》被视为一个整体，知识界对鲁迅启蒙思想的探讨超越了艺术品本身，直接指向了中国启蒙思想的建构，标志着对鲁迅小说的研究开始趋近于对世界文学、人类启蒙的共同关注。

其次，近百年来知识界对《呐喊》和《彷徨》的研究不但体现了一代代知识分子们对鲁迅启蒙精神的传承和发扬，还体现出了中国精神文化演变的曲折过程。此外，九十年代以来对《呐喊》和《彷徨》的新研究取得了新的成果，知识分子们开始将鲁迅文学与近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外国文学作比较，从人类文化角度研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并突破了学科界限，把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当成新的研究目标——因为人类知识的专业化和分类都是为了更好地研究人类和世界，当知识专业到一定程度时就会走向融合［12］。

总而言之，作为近现代小说的奠基者，鲁迅的作品体现了新文学启蒙与艺术审美的最高追求。鲁迅的伟大，不在于他批判了多少目不识丁的看客，不在于他讽刺了多少不能自圆其说的阿Q，而是他以理性思维打破了知识精英们的话语权。

［1］臧文静.心灵突围的挣扎与探索——从《呐喊》到《彷徨》的嬗变［J］.名作欣赏，2012（08）：125-126.

［2］宋剑华.人的“病愈”与鲁迅的“绝望”——《狂人日记》的反讽叙事与文本释义［J］.学术月刊，2012（10）：99-105.

［3］李允经.漫谈《彷徨》初版本封面画［J］.鲁迅研究月刊，2013（01）：86-87.

［4］王晓初.回顾与反思：鲁迅研究的前沿与趋势——“新时期鲁迅研究三十年”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1（07）：183-188.

［5］徐妍.祛魅与还原：新时期以来鲁迅形象重构的逻辑演变［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9（06）：243-249.

［6］王嘉良.从区域文化视角对鲁迅现代性文化思想的深层开掘——《鲁迅：从越文化视野透视》序［J］.绍兴文理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11（06）：109-112.

［7］姬蕾.启蒙者的孤独——个人主义话语背景下鲁迅的孤独体验［J］.文艺争鸣，2013（11）：51-55.

［8］夏雨.鲁迅启蒙思想的先锋性及现世精神［J］.山花：下半月，2014（4）：115-116.

［9］刘忠.鲁迅与沈从文：殊途而同归的启蒙文学书写者［J］.学术界，2014（9）：199-207.

［10］罗岗.阿Q的“解放”与启蒙的“颠倒”——重读《阿Q正传》［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1）：67-73.

［11］张丽凤.鲁迅小说中启蒙者与被启蒙者无法完成的对话［J］.鲁迅研究月刊，2013（5）：18-26.

［12］张松.鲁迅的现代性批判与现代古典保守主义政治哲学语境中的现代性问题［J］.山东社会科学，2013（11）：75-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