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教文明与经济创新

司马云杰

（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 100732）



【文化哲学】

礼教文明与经济创新

司马云杰

（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 100732）

世界上任何国家民族社会经济的发展皆离不开它们文化本原最高存在，离不开它们的安身立命之教，总是从那里引出理想、信仰、信念、伦理、道德及精神世界存在，并以此为内在的目的论，寻求历史发展道路，不断实现社会进步和经济创新的。本文认为，以天道为本体的礼教文明，不仅是中国经济创新的大文化背景与哲学基础，而且是它也为经济创新提供最为根本的动力、广大悉备的知识体系及最高价值判断。创新思维，终究是文化思维；经济创新，终究是文化创新。因此，经济创新，在于文化创新，在于本原处提出创新；一切没文化创新，离开本原的创新，不过是功利之求的胡乱折腾！现在西方已经抛弃由新教伦理发展起来的原始资本主义精神，走向了帝国战争、杀戮、掠夺之路，造成了整个价值体系崩溃。实证科学虽然异军突起，统治、霸占了整个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然它的“两个坎陷”，则造成了人类精神大厦坍塌，及伦理道德难以挽回的颓势。挽此颓势，必须回到礼教文明的天道本原，回到它的宇宙原理，及生化人类万物的大法则，以“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①《礼记·中庸》。为最高教理，从重新教化人心人性做起，并从其最高源头处，提出社会经济法则，创新社会经济体系，建立法则秩序，开出新的文化历史局面。

礼教文明；价值体系

世界上任何国家民族社会经济的发展皆离不开它们文化本原最高存在，离不开它们安身立命之教，总是从那里引出理想、信仰、信念、伦理、道德及精神世界存在，并以此为内在目的论，寻求历史发展道路，不断实现社会进步和经济创新的。西方的宗教、中国的礼教就是这样的安身立命之教。

宗教，即以宗为教，如神或上帝。礼教，即以理为教，即以天道法则、宇宙法则作为人的生命法则，使人获得性命之理，懂得做人的道理。故礼教就是以天理义理设教，就是从天道法则、从宇宙结构秩序的均衡、对称、和谐、美好、和平，意识到人类社会应有的真理、正义、至善、仁爱、大美、神圣、崇高、及国家观念、自然法的存在，以此教化天下。

宗教与礼教，乃是处于不同阶段的文明：前者属于神性形而上学存在，后者属于道体形而上学存在。中国古代文化亦有过宗教文明，如《诗》《书》讲“皇矣上帝”“昊天上帝”，但中国文化是早熟的，超越宗教阶段，走向了礼教文明阶段。《虞书》讲“天叙有典”“天秩有礼”②《尚书·皋陶谟》。。典，即常教。礼，即礼教。这就是说，中国远在四千多年前唐虞时代，就以天道法则秩序建立起了的礼教。

不论是西方的宗教，还是中国的礼教，皆有个最高本体存在。尽管中西方文化发展进程不同，最高本体存在形式不同，然其文化历史发展，无不是从这个本体存在引出治道与治理，用以发展社会经济，建立社会秩序的。在西方，不仅灵魂存在、天国信仰、及拯救行动，皆是依赖上帝的教义，即使历史道路，亦是上帝拯救的道路。17至18世纪西方的社会理想，是原于基督教教义的，而其理想美好国家存在，不过是天国理想在人世间的落实；近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它的“精打细算、精心经营”，发财致富，争作上帝“选民”的新教伦理精神，也是从宗教发展出来。可以说，西方没有新教伦理精神，就没有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只是发展为帝国主义，失去了新教伦理的仁爱精神，则使其经济发展变成了为己之利的战争、杀戮与掠夺。

中国几千年经济发展与社会秩序建立，也是以礼教文明最高存在为本体大用的。中国文化的“经济”二字，不是现在经济学所说投入、产出、市场、利润、价格一类问题，是在“经世致用，道济天下”之义上讲的。《易传》所说：“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圣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①《周易·系辞上传》。，就是讲的这个问题。中国经世致用的大经济学思想，总是先讲明体，然后讲适用。讲天道形而上学、本体论、先验论存在，称之谓明体之学；而讲天官、地舆、礼、乐、兵、工、农、河、漕、屯之类实用，称之谓适用之学。总其全体，称之谓体用之学。明体而不适用，则谓之腐；适用而不明体，则谓之霸。所谓霸，就是以功利之求为学，嚣嚣于天下，游谈无根，没有任何本体论根据。这是中国文化讲经世致用最为忌讳的。

由上可知，不论西方还是中国，发展社会经济，皆是离不开他们文化最高本原，离不开他们宗教或礼教所提供的最高本体论存在的；离开了，仅出于功利目的，发展社会经济，嚣嚣于天下，就会变成撒缰的野马，就会产生目的与手段的割裂、功利之求与终极存在的相背，甚至为眼前之利危害整个社会人生。西方19世纪随着实证科学发展，批判宗教及一切形而上学，用科教文明代替宗教文明，所造成的20世纪以来人生荒诞虚无与精神危机就是这样，但西方面对这种危机，毕竟很快恢复了宗教，解决其现代经济与信仰信念、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的二元割裂问题。中国没有西方的宗教，又破坏自己的礼教，在现代化中引进西方科教文明，则造成了两大坎陷：一是实证科学所讲的一大堆话，都是关于生物物理世界的，而在人生意义这一根本性问题上，一句话都没讲，因此，科教文明虽创造了庞大物质世界，但却造成了人的精神危机；二是实证科学的知识，都是在封闭条件下获得的，它用来开物成务，虽取得很大成就，然却制造出大量不能生、不能化的物质元素抛向自然界，打破自然界元素平衡，造成了生态危机。坎陷，即失落，即塌陷，即过失，即陷入困难险阻。现在中国所面临的种种困境，从根本上说，乃是原于科教文明的坎陷，原于丧失礼教文明，由科教文明坎陷所造成的生态危机与精神危机！

这也就不难理解，中国社会发展与经济创新为何不能离开礼教文明，离不开礼教文明本体存在了。创新思维，终究是文化思维；经济创新，终究是文化创新。任何经济创新，皆离不开文化，离不开文化思维方式，离不开国家民族原有文化背景与哲学基础；特别是它形上本体存在，乃是文化价值源头的存在，无论如何是离不开的。礼教文明赖以建立的大道或天道本体存在，正是这样一种价值源头存在。中国虽有道家文化，后来的佛教文化，但主流文化乃是儒家礼教文化。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及本质规定性，全是由礼教文明或文化获得的，由它形上本体及其根本精神发育出来的。因此，礼教文明乃是中华民族的安身立命之本，是于宇宙浩浩大化中不可须臾离开的知觉主宰处。社会发展、经济创新，也是这样。不论出于多么美好的动机和目的，一切社会发展、经济创新，离开礼教文明，离开礼教文明最高本体论存在，也就是离开了中国文化最高价值源头与知识源头；而美其名曰“创新”，则不过是离本伤实的胡乱折腾。

那么，具体地讲，礼教文明作为文化哲学基础，它怎样规定着社会经济创新发展，并对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哪些价值法则呢？首先，它可为经济创新提供最高原理。礼教以天道义理为教，乃是以阴阳化育的宇宙原理为教。天地之间，宇宙之内，至大无外，至小无内，一切动静开合，一切盈虚消长，一切进退往来，一切隐显行藏，无非是此道此理。以此原理为教，知得此道此理，弥纶天地之道，才能“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讲“资始”“资生”之道，讲大化流衍、生生不息生命精神，才能“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才能经纬天地，发育万物，不断地变革创新。这就是中国文化所讲“一阴一阳之谓道，生生之谓易”；讲“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形乃谓之器，制而用之谓之法”，或“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错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①《周易·系辞上传》。的意思；亦其讲“升不已则困”，“井道不可不革”②《周易·序卦传》。的意思。中国文化有此天道义理之教，有此阴阳之道、宇宙原理，天地间一切新鲜事物，一切新新不停的存在，不管怎样光怪琉璃，怎样神秘莫测，没有生化不出来、创造不出来的，更不要说人伦日用及经济制度了！

礼教文明不仅可以为经济创新提供最高原理，更可为其提供最高价值法则与标准。礼教以天道义理为教，从根本处说，乃是以天道乾元本体为教。此乾元本体者，乃刚健中正之道也。以此道立教，即仁义礼智之教。以此为教，讲“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于天”；讲元、亨、利、贞四德，讲本元、亨通、利贞之理，即是以天道至德统摄一切、会通一切、贯通一切、旁通一切、贞正一切。惟此，万象纷纭，洪纤高下，才有统摄处、会通处，才能贞正安宁而不陷入邪妄。这就是《易传》所讲“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③《周易·彖上传》。的意思，亦其所讲“唯圣人，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④《周易·文言传》。之意。乾元本体，乃道体也，德体也，仁体也，义体也，至刚至正之体也，至善至和之体也。它所体现的，乃是宇宙法则秩序均衡、对称、和谐、美好、和平的存在，以及社会应有的真理、正义、至善、仁爱、国家观念存在。因此，乾元本体乃大道本体，价值本体也。有国有天下者，怀此乾元之道，终日乾乾，进德修业，治理天下，进行社会改革，经济创新，知至至之，知终终之，才能“观万化之原，明安危之机”⑤《汉书·徐乐传》。，才能有“虚一而静”的“大清明”，然后“坐于室而见四海，处于今而论久远，疏观万物而知其情，经纬天地，制割大理”⑥《荀子·解蔽》，建立法则秩序，才能洞察秋毫，知几知微，知道所进行的改革与创新，何处不刚不正，何处不仁不义？何处不善不美、何处不均不衡？何处不符合天德王道？何处违背了社会正义？何处有悖于国家观念及天道至法，使社会人生陷入不和平、不和谐？然后立于天道之至正，以乾元之道最高价值法则，或刚克或柔克，补偏救弊，不失仁政，才能使社会变革与经济创新不邪妄，不出现偏颇。此几千年来，历代圣贤明哲以礼教最高价值法则拯救天下衰败危亡者也。

礼教文明赖以建立的天道义理，不仅是最高本体论、价值论存在，亦是最高知识论存在，是知天知人的最高知识，因此，它不仅能够为社会变革、经济创新提供最高原理、价值法则与标准，更能为其提供变革创新最高知识。社会变革、经济创新，不能只靠一点经验知识，靠感官材料获得的那些支离破碎的知识。那是非常靠不住的。中国礼教文明关于世界存在的知识，乃是“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①《周易·彖上传》。的广大悉备的知识，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浑然一体、毫不割裂的知识，而不是孤零零的知识片段。它穷尽了一切阴阳、动静、晦明、进退、阖辟、盈虚、消长之理，囊括了所有阴阳化育的现象。它提供了一切为治之道、创新之理，其至精至纯，乃是纯法则、纯知识、纯理念的存在，是真知、至知、盛知的存在。惟其如此，持之将有行也，将有为也，才能知道事物远近幽深变化，才能“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②《周易·系辞上传》。，以成天下之务；而若于至变流行处看，一切阴阳动静，一切往来阖辟，一切盈虚消长，一切生生化化，无非此理。获得此理，获得这种最高知识，按照阴阳之道变化，不断地参伍其变，错综其数，配制其量，就像中医师不断变化处方，或物理学家不断配制变化量子之数目以结构原子那样，就可以表现出最大创造力！而用来在开物成务，经国治世中，则作出纵横开阖的天下大文章！

最后我要说的是，礼教文明赖以建立的天道义理，不是价值设定，不是虚妄之理，不是荒诞不羁的东西，而是真实无妄之理，是实有是理的最高存在。西方人可以杀死上帝，但杀不死中国礼教文明的“道”，杀不死这个无妄之理的存在。它的存在，乃是兼覆兼载之道，是小德川流、大德敦化之道，是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之道，是经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之道，是魏巍乎其有成功，焕焕乎其有文章之道，是人间之大道，万物本原之道！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廓然、昭然、坦然、广居、正位、安宅、正路之道。中华民族能够在自己土地上生存绵延几千年，靠的就是这个道，这个安身立命的大哲学、大学问、大道理。中国现代复兴，讲这个自信，那个自信，最为根本的，是文化自信！没有文化自信，没有文化无妄之理的自信，其它自信就会变得没根没底。社会变革、经济创新也是这样。

现在西方已经抛弃新教伦理，放弃原有资本主义精神，走向了帝国战争、杀戮、掠夺之路，造成了整个价值体系崩溃。虽然仍有一些哲学、神学家不断革新宗教，提出各种神学本体论，但已不能从根本上为人类、为社会经济发展制定新的完备伦理道德精神体系。实证科学虽然异军突起，统治、霸占了整个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然它的两个坎陷，则造成了人类精神大厦的坍塌，及伦理道德难以挽回的颓势。挽此颓势，必须回到天道本原，回到宇宙原理，回到生化人类万物的大法则，以“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③《礼记·中庸》。为最高教理，从重新教化人心人性做起。宗教虽然在西方世界仍有很大作用，但就整个人类而言，特别是对已超越宗教、发展出礼教文明的中华民族来说，已不可能依靠基督教文明奠基重建精神大厦，挽回伦理道德颓势；更不可能以实证科学粹片化的知识，创新社会经济体系，重建现代社会秩序。要想挽此颓势，走出困境，创新经济，建立现代社会秩序，就要回复重建礼教文明，从其最高源头处，提出社会经济法则，创新社会经济体系，建立法则秩序，开出新的文化历史局面。

【责任编辑：王 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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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3－7725（2016）08－0162－04

2016－08－03

司马云杰（1939－），河南清丰人，研究员，主要从事文化社会学及文化哲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