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悲剧成因
——以《伤逝》和《寒夜》为例

刘培延

(中共济阳县委党校，山东　济南　251400)

现代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悲剧成因

——以《伤逝》和《寒夜》为例

刘培延

(中共济阳县委党校，山东济南251400)

[摘要]通过对《伤逝》和《寒夜》的分析，现代文学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成因有两条：一是社会的压迫即时代环境造成的,导致人物自身经济上不能独立，不得不依附曾经反抗过的社会而做出妥协，或者失去反抗的力量任由命运宰割；二是人物自身的性格局限，由于个人奋斗没有与社会解放相结合，人物在遇到挫折后性格容易变得退缩、懦弱甚至扭曲，从而导致自身的悲剧。其出路在于与新的时代的群众相结合，与社会先进力量相结合，把个人解放与社会解放联系起来。

[关键词]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伤逝》；《寒夜》；时代悲剧；性格悲剧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1)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在不同程度上均显示出由某种艰难的挣扎与努力所带来的灵肉创伤或病态特征，从而使得他们的人生命运笼罩着一层浓重的悲剧氛围。《伤逝》和《寒夜》分别作为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相关记录，为认识这种悲剧提供了生动的参照。其一，二者均属于家庭悲剧，家庭剧在表现人物内在冲突方面更本质、更纯粹，更带有普遍性；其二，二者所反映的人物分属于连续的两个年代，无论是人物的成长轨迹，还是性格逻辑，都体现出某种历史的延续性，可以让读者能够相对完整地认识人物的历史脉络，在表达较长历史时期的悲剧方面更具有代表性。同其他反映此类题材的作品一样，人物的悲剧命运包含着一系列的社会因素和个人因素。

一、时代悲剧

所谓时代悲剧，就是指在某个特定历史阶段由于社会性原因导致人物无法抗拒外在的异己力量，从而导致其妥协、失败或灭亡的结果，也可称为历史悲剧或社会悲剧。《伤逝》中的人物生活在如火如荼的“五四”年代，西方资产阶级思潮已源源涌入，特别是经过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使得涓生、子君以前所未有的战斗姿态反抗封建礼教和封建家庭，勇敢地追求个性解放与婚姻自主，“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毅然“同居”。如果说《红楼梦》中的宝、黛二人没有勇气追求爱情幸福，那么随着历史的进步，涓生和子君完成了他们没能完成的任务。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完美的爱情理想已经实现，从宝、黛到涓生、子君只是体现了历史的一种相对进步，随着叙事的深入，扼杀他们爱情追求的封建势力仍然十分强大。他们创立了“满怀希望的小小的家庭”以后，顽固的封建力量一刻也没停止对他们的迫害。在会馆时，照例是“鲇鱼须的老东西”和“搽雪花膏的小东西”那好奇的窥探；在路上也“时时遇到探索，讥笑，猥亵和轻蔑的眼光”；至于寻住所，“看了二十多处，这才得到可以暂且敷衍的处所”，并且还因为主人是个“明白人”。子君使她的叔子“气愤到不再认她做侄女”，涓生被迫也和“朋友绝了交”，双双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可见，作为社会的基本单位，他们的“家庭”一诞生便被推上了社会的对立面。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他们的新“家庭”是畸形的、不成熟的，已经被排斥在正常的社会秩序之外，这预示着其自身不会走得太远。果然，掌握着经济基础的封建力量对涓生下了免职令，断绝了他们的经济来源。“在青年叛逆者和封建礼教断绝了关系而在经济上有着强烈的依附性的情况下，这一断炊之举，无疑是致命一击”[1]469。此时二人才意识到爱情的力量是多么脆弱，“柴米油盐”存在的意义远比爱情的浪漫实在得多。涓生痛苦地否定了先前“盲目的爱”，并且为了“别的人生的要义”，他“开始访问久不相闻的熟人”。这意味着他开始返回老路——向庞大的占统治地位的封建势力和传统观念妥协，从而把为之付出沉重代价而组建的“家庭”抛弃，至此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完美的爱情理想破灭了。而子君则在“丈夫”失业和遭“遗弃”后，只能无奈地、绝望地、极端痛苦地接受现实的裁判，向旧势力低头屈服，跟随封建家长回到自己所憎恨所反抗过的封建家庭，并悒郁而殁。显然，在他们悲剧命运的背后，存在着一个深刻的社会根源，即封建势力的压迫。

《伤逝》之后，社会形势几度变化，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现了新的分化组合，或落伍，或变节，或投敌，但大部分只是像普通人那样在生活。这样到了40年代，《寒夜》中的人物就不自觉地取代了涓生、子君的位置，汪文宣、曾树生就历史性地出现了，不过后者并不具备“英雄”的色彩，他们已变成了令人漠视、不起眼的小人物。如果说前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现实的一种异己力量的姿态出现，更多地具备“另类”的或先驱者的性质，那么后者则更多地带有被社会接纳的肯定，从而表现出一种与现实融合的普遍性。后者的生活环境、文化环境已与“五四”时代有很大不同，西方文化思潮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思想启蒙的任务不再迫切，形而上的思想的“异端”行为在当时特别是人心惶惶的抗战年代已无暇受到关注。汪文宣、曾树生追求思想自由、婚姻自主的空间扩大了，可以“抬花轿”明媒正娶也可以不顾世俗压力毅然“同居”，实现了涓生、子君未曾完成的历史任务，从这层意义上说是一种进步。但是，他们的悲剧同样具有深刻的社会性。他们大学时立志走“教育救国”的路子，然而现实并未赋予他们选择职业的“自由”，结果一个做了“一个半官半商的图书文具公司”的校对，一个做了大川银行的“花瓶”。在现实的逼迫下，他们并非情愿地过上了生儿育女、养家糊口的世俗生活。可是到了抗战胜利前夕，社会环境出现了“人们躲警报，喝酒，吵架，生病……，物价飞涨，生活困难，战场失利，人心惶惶”[2]283的混乱景象，“甚至坐在小木屋内，也听得见一般‘小人物’的诉苦和呼吁”[2]283时，那么，他们的真正悲剧就开始了。其一，是社会的无情摧残与现实压迫使汪文宣在工作了那么多年以后，竟然“地位越来越低，生活越来越苦，意志越来越消沉”[2]283，以至于为了保住那点可怜的收入，面对公司趋炎附势的庸俗空气和上司的刻薄对待，忍气吞声。这不但给妻子对他表示失望、不满提供了一个理由，也给他在母亲与妻子之间的争吵中左右为难备受精神的煎熬以及对妻子与陈主任之间的暧昧关系感到无奈提供了一个依据。其二，作为妻子的曾树生身上“明显地反映出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西方文化思想对青年一代，特别是知识女性的影响”[3]，这对她个性意识的释放起到了激发作用。当时，西方的生活方式和习俗在中国很少受到抵抗，一旦传入国内很快就被接受和效仿，都市女性(差不多都是知识女性)表现尤为明显，她们不但注重内在的精神特质，而且还要追求外在的身体形象。她们注重着装打扮，追求新时尚，在一些沿海城市，甚至出现了一些“新式女性”“摩登女郎”与裸体模特，甚或登上了电影的海报、杂志的封面等等，女性身体形象被纳入了消费主义的话语范畴，营造出一幅灯红酒绿的奢靡场景(2)。西方的价值体系因充分尊重个体而带有鲜明的个人本位主义色彩，无论是夫妻，还是父母儿女，都无权干涉彼此的任何选择[4]。曾树生作为年轻貌美的城市知识女性，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此类风气的影响。其三，汪文宣患肺病后，被公司辞退，更加焦虑抑郁，并迫于经济的压力不舍得花钱治病，成为他必然死亡的直接原因。面对懦弱患病的丈夫和死气沉沉的家，妻子在生理和心理方面都得不到满足，为她逃避家庭并跟随其上司陈主任出走提供了直接动力。“他们都是不由自主的，他们的一举一动都不是出于本心，快要崩溃的旧社会、旧制度、旧势力在后面指挥他们”[2]288。他们的悲剧归根结底是一个时代的问题，是任何个人都阻挡不了的。“在悲剧和史诗的‘高级模仿’方式里，英雄的地位高于其他人但不高于他的环境”[5]136，何况是汪、曾这样的小人物，他们只能拘囿于环绕着他们的“环境”，无奈地、被迫地一步步走向迷失，走向死亡。

二、性格悲剧

的确，人物的悲剧固然是罪恶的社会压迫的结果，“而在悲剧主人公身上也具有将悲剧变成现实的深刻原因”[1]471。涓生、子君作为当时个性解放的先知先觉者，一方面扮演着新青年的角色，直接面向未来；但另一方面脱胎于掺杂着“血和痰”的旧社会，不可避免地沾有旧思想的痕迹。这就预示着他们在反抗封建礼教之后必然会做出妥协以及妥协之后必然产生纠结与痛苦。可惜，他们对此并无自觉的认识。“大半年来，只为了爱，盲目的爱，而将别人的人生的要义全盘疏忽了”，这就是他们悲剧的思想根源，即单纯地追求个性解放和婚姻自主。

涓生早在恋爱之初，开放程度就十分有限，甚至和子君在路上同行，他也觉得时时遇到“猥亵和轻蔑的眼光，不得不依靠提起的骄傲和反抗来支持”内心的紧张，表现出了这位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位反封斗士在意识到自己的叛逆之后所产生的虚弱心理。等到两人建构的“家庭”生活稳定以后，涓生过上了自以为“最为幸福”的生活，并简单地认定“路也铸定了”。于是，安然地过着“由家到局，又由局到家”的纯粹生活。在“豫期的打击”到来之前，他并未采取策略予以补救，而是“呆坐着”消极等待。“五四”新青年那种大胆叛逆的反抗姿态很快被平庸化，出现了严重的思想退步。失业后，涓生一味地抱怨，于是开始逃避“家庭”和自己应尽的责任，并在百般精神痛苦之后，觉得新的希望就只在与子君的分离，表现出了严重的心理脆弱性和“思想的轻率和浅薄”[1]471。这样他心虚地、犹豫地然而又是十分果断地把“真实的重担”卸给了子君，直接把另一半推向死亡，留给自己的只是“悔恨和悲哀”。

作为兼有双重身份的即从封建营垒艰难走出的小知识分子和深受封建礼教戕害最为深重的中国女性，显然子君对专制势力的认识和感受更深刻更直接，因而在“黑幕层张”的旧时代发出了“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的呐喊。其叛逆性不可谓不彻底、不大胆与不痛快，其行为不能不说是很前卫，很先锋，很酷。并在组建小“家庭”时“卖掉了她唯一的金戒指和耳环”，“加入一点股份去”，表现出了一种与旧势力彻底决裂的决绝姿态。但在初步的爱情理想实现之后，又怎样呢？一开始是与涓生“相对温习”那给自己下跪求爱的一闪，随后是“自修旧课”，陶醉于涓生向自己求爱的浪漫镜头，再后是饲油鸡，养阿随(一只叭儿狗)，做家务，侍奉“丈夫”，心甘情愿地扮演着一个家庭主妇的角色。随着凝固的“安宁和幸福”，子君逐渐无聊到“和那小官太太暗斗”。很快，她从封建家庭的囚笼跌入个人家庭的囚笼[1]471。由于经济上不独立，封建的“妇为夫纲”的传统思想在子君身上有所抬头，从而惯性地把自己当成了“丈夫”的附属物。面对涓生失业，“那么一个无畏的子君”竟“变了色”。脆弱和缺乏韧性的小知识女性在度过一段“新家庭”生活之后已经疲惫了，“怯弱了”，不再反抗了，唯一的所能便是把希望寄托在一个男人身上，盼望涓生找到“一条新的路”。然而，无望的希望彻底地摧毁了她的精神家园。她的功业，“仿佛就完全建立在吃饭中，吃了筹钱，筹来吃饭，还要喂阿随，饲油鸡；她似乎将先前所知道的全都忘掉了”，“早已什么书也不看”等等，理想的光环消隐殆尽。面对现实的只是冷漠，可悲的是，当她觉察到涓生“近来的超过她的冷漠”时，便即可担心起来，“从此又开始了往事的温习和新的考验”，试图利用浪漫的旧梦唤回涓生对自己的热度，表现出了小知识分子的思想幼稚病和性格依附性。所以，一旦涓生说“我已经不爱你了”时，子君的精神大厦轰然坍塌，认命地听任现实对自己的蹂躏，与恋爱之初的“大无畏”相比，这实在是对她整个反抗行为的反讽和嘲弄。“她当时的勇敢和无畏是因为爱”——单纯而盲目的爱把她一步步推进了坟墓。

对于汪文宣和曾树生来说，他们的性格悲剧则主要表现在对现实社会的不反抗。过去恋爱时，在本来能够结婚的情况下拒不“结婚”而坚持选择“同居”的形式组建家庭，他们体现出了反抗，但同时也在反抗胜利后表现出了张狂和天真。他们对未来从事教育事业的理想充满乐观与自信，却对社会现实的复杂与黑暗缺乏清醒与自觉的认识。如果说二人大学时对未来充满憧憬从而具有一种超越现实的性质，而此时却不自觉地拘泥于现实受限于狭隘的视野从而不肯从精神上再前进一步，这样便使他们的性格悲剧存在着一种隐性的必然。

其一，汪文宣不自觉地奉行“作揖主义”。汪文宣始终认为一切不幸的根源在于抗战，是日本的侵略给自己带来了贫困和痛苦，只要抗战一胜利，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因此消极地等待。患肺病被辞退后的无奈，不能养家糊口的自卑，对前途捉摸不定的幻灭，在处理人际关系和家庭关系时表现出的懦弱、忍让与无能，都说明他对现实采取的完全是逆来顺受的态度。内心的苦闷达到极点时，偶尔的解脱便是去冷酒馆醉酒而已。面对母亲和妻子之间永无休止的吵架，遭受重创的小知识者经常连话也说不全，只会用眼神的哀求来劝解；面对同学的悲惨遭遇和同事的病故，敏感的小人物总是不由自主地把这些噩耗联系到自己身上；为表达对妻子的爱，总是在感受到对方给予的“伤害”时才和盘托出；在不能扼住命运的咽喉时，这位软弱的丈夫总是自暴自弃、自虐自残、自欺自慰。别说立足社会，就是在自己的家庭中连反抗的勇气和力量都没有，甚至连反抗的条件也被剥夺了。对现实不满，强烈要求公平，但对现实的诅咒总是自言自语；妻子出走，他同意，妻子要求“离婚”，他同意，可他又是那样执着地爱着妻子，临死也念念不忘，但他又实在没有金钱和欢乐让妻子享受；他经常生活在心灵的自我搏斗中，可又总是以妥协告终。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当他在经济上、道德上束缚不住曾树生时，他也像他母亲一样，竟怀恋起旧式婚姻来，懊悔自己当初轻易丢掉了这个唯一用来对付妻子的武器[6]258——结婚。根深蒂固的传统旧道德只在鲜亮的“五四”时代被撞了一下腰，多年后旧规范的暂时破碎重新整合却变成了他人生命运的一个异己力量，并成为他不幸命运的一个小小的借口。他的思想早已退回到他原先的对立面，甚至不如涓生、子君(他们不过是退回到原点而已)。虽然对自身的悲剧有着清醒的预见，但他至死没有觉悟到自己的问题乃是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或时代问题。这样，汪文宣的悲剧就必然地降临了。

其二，是曾树生身体力行的个人主义。作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女性，曾树生的起点显然比子君要高得多。同丈夫的性格相反，她不屈服于现实的重压，始终以一种追求自我的个人姿态出现。为反抗婆母的顽固和中伤，愤然离家不归；同样因为婆母的顽固和中伤，她敢于反抗“夫权”；为养家糊口，她能够超越女性意识，巧妙地同陈主任周旋从而“得到一个薪金较高的位置”；为了“自由与痛快”，她敢与情夫出走并果断地“休夫”。表面上看她对现实采取了毫不妥协的反抗，但从她反抗的对象(始终是婆母和丈夫)与所选择的反抗手段(逃避家庭和接纳富有的陈主任)来看，她的反抗并未上升到社会性的高度，而更多的只是一种个人主义对现实趋利避害的适应。为追求自由幸福，在经济上她不得不依附在一个男人——她的顶头上司兼情夫——陈主任的身上；在精神上她不得不半推半就接纳和满足陈主任的殷勤和要求。但她的个人主义并不彻底，她的良心始终在正反两个方向挣扎着。她很想做贤妻良母，相夫教子，忠实地恪守传统妇女的道德规范，可又不得不做“花瓶”；她在丈夫祈求的眼神和痴爱的行动中常常动摇、妥协，但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观使她一次次否定了自己，从而与丈夫一次次决断；她疼爱丈夫，却一次次地伤害丈夫，促使丈夫一步步走向死亡；她开放、活泼，却又为自己的处境感到苦闷和空虚；她宣布同丈夫“离婚”，却继续给丈夫寄钱，一直不肯答应陈经理(以前的陈主任)的求婚，并在出走一年后又“兴奋”地敲丈夫的门。这样，她的悲剧就呈现出了复杂的性格缺陷。曾树生从未跳出过自己的圈子理性地观察周围的世界和审视自己的命运，她一直以为是婆母的“刻毒”和家庭的“死气”影响了自己的幸福，从而有意地逃避；她同样没有觉悟到自己的个人主义道路是没有出路的，因而“从来就不曾为改变生活进行过斗争”[2]290。所以，她追求幸福，命运给她的却是一个需要温暖的、冷冰冰的寒夜。

三、出路：同先进力量相结合

以上分析可见，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悲剧归根结底是一个双重悲剧：即由社会根源决定的时代悲剧和由思想根源决定的性格悲剧。正如前所述，《伤逝》与《寒夜》分属于上世纪前半叶两个连续的年代，人物的成长轨迹和性格逻辑具有动态的继承性，从这层意义上说，在分析人物悲剧成因方面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现代文学史上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群像林立，狂人、魏连殳、静女士、倪焕之、于质夫、韦护、莎菲、刘明、蒋纯祖、觉新等一系列人物形象，尽管其生存状态奋斗形式各异，但与《伤逝》与《寒夜》中的人物一样，悲剧命运的身后毫无例外地都有时代的影子和自身性格的局限。即使有的做了“候补”“师长顾问”等获得了表面上的成功，似乎皆大欢喜的结局，但这从根本上违背了他们内心的意志，“虽胜利了，却又真的失败了”(3)，恰恰反证了时代悲剧力量的强大以及在这种强大力量之下人物性格的扭曲。

时代悲剧与性格悲剧是辩证统一的，积极健康的时代氛围会滋养健全纯正的人格心理，黑暗、污浊、腐朽的社会空气会造就抑郁、苦闷、病态的畸形性格，反之亦然。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能否避免或者改变，他们的出路在哪里，作者没有提供答案。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答案，其实在那个年代已经有人做出了回答，就是“和新的时代的群众相结合”[7]，与当时先进的力量相结合，后来的实践也恰恰证明了这一点。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寻求个人出路的时候，只有将个人的前途、命运同国家、民族联系在一起，才是正确的，也是唯一的出路[8]。如果仅对现实抱有清醒的认识，但对前途认识不清，不能与更先进的力量相结合，终究又是糊涂的、不觉悟的，因而最终逃脱不了悲剧的命运。

注释：

(1)在脱离阶级斗争的文化语境的当下，学界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一称谓有所争议，对这一群体的社会属性即阶级性提出了质疑，但由于多年来的学术惯性，本文仍以此命名之。有关论点参见尹传兰、刘锋杰的《阶级对审美和文化的僭越——中国现代文论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概念的考察和认识》和《知识分子是如何被“小资产阶级化”的？》，两篇文章分别出自《探索与争鸣》2014年第4期和2015年第2期。

(2)赵凤玲对此有比较详细全面的论述，具体可参见她的《西方文化映照下的都市新式女性的身体形象》一文，出自《江汉论坛》2009年第8期。

(3)鲁迅：《孤独者》。

参考文献：

[1]吴功正.小说美学[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85.

[2]巴金.谈寒夜[M]∥巴金.寒夜.2版.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

[3]朱德发.中国现代文学史实用教程[M].济南：齐鲁书社，1999：294.

[4]郝丹.“家庭”：1920年代末至1930年代女性小说的书写基点[J].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4)：48.

[5]特里·伊格尔顿(英).当代西方文学理论[M].王逢振，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136.

[6]吴宏聪，范伯群.中国现代文学史[M].2版.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258.

[7]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M]∥毛泽东.毛泽东著作选读.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555.

[8]马琰，杨敏.从《伤逝》到《青春之歌》——浅议中国知识分子的出路[J].甘肃高师学报，2009(6)：33.

(责任编辑：孔文静)

Causes for Tragedy of Modern Petty-bourgeois Intellectuals——Take Mourn the Death and Cold Night as an Example

Liu Peiyan

(The Party School of CPC Jiyang County Committee, Jinan 251400, China)

Abstract:Through the analysis of Mourn the Death and Cold Night, two causes for the tragic fate of petty-bourgeois intellectuals in the modern literature are revealed. The first one is the oppression of the society or the social surroundings at that time, under which the figures, not being able to be independent economically, had to attach themselves to the society against which they had ever struggled or lost their power t to fight their fate. The second one is the limitations of their own personalities. Because of this, they could not integrate their personal strivings with the social liberation, which resulted in the fact that they tended to become flinched, cowardly or even mentally-distorted when facing with frustration. Thus, their own tragedies were created. The only way out for them is to put themselves into the new masses and advanced social force at that time so as to connect their personal liberation with the social liberation.

Key words:Modern petty-bourgeois intellectuals; Mourn the Death; Cold Night; Social tragedy; Personality tragedy

收稿日期：2015-11-18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535(2016)01-0056-06

[作者简介]刘培延(1971-)，男，山东济南人，中共济阳县委党校讲师，文学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