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乡词史仗君传
——评《清代岭西词人群研究》

王卫星

(中山大学　中文系，广东　广州　510000)

吾乡词史仗君传

——评《清代岭西词人群研究》

王卫星

(中山大学中文系，广东广州510000)

[摘要]吾乡岭西词及词学在清代发展壮大，后来居上，被誉为千年传统词学的结穴之地，是词学地域研究中继往开来的重要环节。同乡李惠玲所著《清代岭西词人群研究》，通过对清代岭西四大词人群的界定及综合考察，全面系统地梳理了岭西词史，是对岭西词坛进行整体研究的首部专著。在研究中充分发挥岭西人研究岭西词的优势，以丰富资料与详实考证为依托，综核名实，明辨源流，故能高屋建瓴、后出转精，对岭西词史传承、词学传播颇有助益。

[关键词]岭西；词人群；词史；源流；名实

随着学界对地域文学研究重视程度的不断提升，地域文化考察在词学研究中的独特价值也日益彰显。即如刘扬忠先生所论：“词的发展初期，就是由特殊地域文化哺育而生，如生长于西蜀地带的花间词、萌生于扬州一带的南唐词，以地域命名的清代浙西词派、阳羡词派更是体现出词与地域文化的密切关系，隔山隔水的自然环境、歌舞娱乐的人文环境，都推动了词这一文体形式的产生与发展，因而词被一些学者称为‘南方文学’。”[1]纵观词史，词确实是一种与南方十分有缘的文体：词体初兴于西蜀、南唐，细美幽约的特色与南方人细腻柔和的性格相得益彰；“唐宋词人大多数都是‘南人’和在南方久逗过的人”[2]；词论初盛于南宋，成都、临安等地堪称培育《碧鸡漫志》《词源》等词论奠基之作的摇篮；而被誉为千年传统词学结穴的岭西(今广西)也在南方。清代的岭西，可谓词因地传，地因词传——岭西是对传统词学在清季收官贡献最大的地域，而词又是岭西在清代成就最大的文体，纪录了岭西的历史风物、世态人情，因此，是词学地域研究中继往开来的重要环节。

目前学界从地域文化视角审视词及词学，主要聚焦于唐宋时期促成词体兴起并发展成一代文学的西蜀、南唐、开封、临安诸地，以及清代促使传统词学兴盛并发展至巅峰的浙西、阳羡、常州诸地，而对岭西的研究则相对薄弱，尚缺乏整体研究的专著，与其在词史上的实际地位并不相称。广西李惠玲博士一直致力于岭西词学研究，最近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的《清代岭西词人群研究》一书，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对清代岭西词人群体的界定及考察，首次全面系统地梳理了岭西词史，正可补相关研究之不足。作者严谨的治学态度和精进的研究成效，从书名变迁中可见一斑。此书在8年间几经修订，凡历三变，由最初拟定的《晚清临桂词派研究》，到博士论题《晚清粵西词坛研究》，最终以《清代岭西词人群研究》之名面世。其中几经斟酌才决定的几个关键词，自有深意，实是该书在岭西词史建构上能后出转精的关键所在。

一是在指称研究对象时，用“岭西”取代“粵西”，用“词人群”取代“词派”，体现出揆实正名、循名责实的学术态度，有助于修正相关研究中名不副实、向声背实的误区。该书开篇即阐述定名“岭西”的缘由：“用‘岭西’指称广西，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岭西’作为‘广西’的别称渊源有自，历史悠久……二是以‘岭西’作为‘广西’之别称不容易引起歧义。该书之所以称‘岭西’而不称‘广西’或‘粤西’，前者是为了区别于广西当代词作，后者为了区别于当今社会对广东西部一带的称谓。”[3]1可见定名“岭西”，颇具匠心，比“广西”更能突显其主要研究对象为传统词及词学，又比“粤西”更符合现代人的阅读习惯。而用“词人群”取代“词派”则是建立在全局观照及具体考辨之上的。词人在同一地域中从事词学活动，词风、词学容易因共同处境、相互影响而趋同，但这只是形成词派的有利条件，而非必要或充分条件——流派应具备权威领袖、趋于一致且能引领时尚的词学主张、词风特色，若不加辨别的冠以“流派”之名，就会导致名实不符，相应地述评也会出现牵强附会的弊端，难以准确把握诸家词的特色及关系。鉴于在地域词学研究中滥用“流派”概念的现象严重，该书在指称各词人群时非常注重名实之辨，重点研究的四大词人群，前三个规模有限、词人间关系松散，显然不足以开宗立派。而晚清盛极一时的临桂词人群体能否成派一直是学界论争的热点，故该书在针对这一群体的专章研究中，首节即揆实正名，进行“临桂词派考辨”，得出的结论是其缺乏开宗立派的权威人物、创作风格与词学主张也存在差异，更适合称之为“词人群”，而非“词派”。因此，最终选用“词人群”取代“词派”，以使名实相符，并切实发挥群体研究容量大、视野广的优势，以“弥补以往宗派研究突出共性、湮灭个性的不足。”[3]141

该书在词人群研究中，囊括了其与词相关的交游、创作、评论、文献整理等各类活动，故能更为精准地把握各类活动间的关系及影响，即如词籍校勘与创作关系，历来少受关注，而该书通过对临桂词人群校勘与创作活动的详细考察，揭示出二者相辅相成的关系：“丰富的创作实践……对词籍校勘之风的兴起和词籍校勘之学的精进做出了杰出贡献；而一定时期的校勘对同期的创作会产生促进作用，在校勘词籍中对校勘对象的深入研究也对词人词风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3]168见解独到，妙合学理。

二是研究时段由“晚清”拓展到“清代”，研究地域由“临桂”(今桂林)拓展到“岭西”，从而将整个岭西词史都纳入研究视野中，体现出对明辨源流的重视，也因此弥补了当前研究中的薄弱环节。岭西词在传统词史上具有后来居上、曲终奏雅的特点，故此前研究多集中在最鼎盛也最晚出的晚清临桂词上，而该书作者在综合考察研究现状及岭西词史后，认识到“岭西词如果没有清代前中期的酝酿和兴起，就不会有中后期的迅速发展和巨大影响，正所谓没有星星之火必不能形成燎原之势”[3]19，因此，将研究范围由“晚清临桂词”拓展到“清代岭西词”，全书共分为五章，第一章“清词的中兴与岭西词的崛起”，为了论证岭西词在清代的崛起，进一步溯源到其萌芽的宋代——只因无前代的酝酿，清代的崛起无法实现；而无前代的沉寂，清代的崛起也无法彰显。此后四章依次为“雍乾年间桂北词人群”“嘉道年间桂东南词人群”“道咸年间中兴词人群”“同光年间临桂词人群”，按时间次序，研究清代各时期在“岭西这一片土地上活跃过的词人群体，分析各群体内部的相互交往、群体特点、词学思想与创作等，以及群体之间的承继关系。”[3]17群体特色即代表了这一时期岭西词的主流特色，而群体间的承继关系则反映出各时期岭西词的源流关系。综览全书，实际上囊括了整个岭西词史，即广西传统词史，勾勒出岭西词在北宋萌芽后，历经元明的式微，清代前中期的复苏，终于在清季崛起的历史轨迹。

该书不仅注重从纵向上理清各时段词人群间的特色及渊源，而且注重从横向上辨析词人群内部的特色及关系。在各词人群的专章研究，详细论述其成员生平交谊、创作、词学文献整理情况、词学思想及影响。对创作兼论题材与风格的趋同性和差异性，探讨趋同的原因；对词学思想也注重在明辨源流的基础上界定创新。此种纵横并重的研究方式，在纵向上，有助于理清各群体间的渊源关系，从中总结出岭西词及词学的特色及渊源。如揭示出岭西词擅长咏物词的传统可上溯自雍乾年间桂北词人群，尊体、尚雅、重音律的传统可上溯自嘉道年间桂东南词人群，而况周颐引领时尚的“即性灵，即寄托”说源于中兴词人群中王拯的“真意”说等。

在横向上，既能把握特定群体词及词学的共性，从中总结出群体特色；又能明辨群体内部的个性差异，把握诸家词及词学中能成就其词史地位的特色，展现出岭西词绚烂多姿的风貌。即如对临桂词人翘楚王鹏运、况周颐词及词学观异同的阐释，就能在热点问题上推陈出新。“重拙大”的词学观由端木採首倡，经王鹏运发扬光大，因况周颐《蕙风词话》而闻名遐迩，最受学界瞩目，公认是临桂词人群词学思想的核心，还被不少学者视为临桂词派的词学纲领。而该书通过详细考察王鹏运与况周颐对“重拙大”的阐释，结合二家的词风特色，指出其名虽沿用，其实却有异：况周颐初填词好为“性灵语”，词也以轻倩幽艳为主，后虽在王鹏运影响下推崇“重拙大”的词学观，并尝试转变词风，但终是本性难移，“后期词又回归艳情”，相应的词论也“对‘重拙大’进行了修正，认为词不一定要寄寓家国文物之感，不一定要境界阔大，只要是真性情的流露，以沉著之笔表达出来，就是重拙大”[3]201，真正钟爱及推崇的词境是“哀感顽艳”。相应的，其词也以“花若再开非故树，云能暂驻亦哀丝。不成消遣只成悲”一类哀感顽艳、体贴私心的特色为主流；不同于以“宠辱自关天下计，荣枯休论人间世”一类沉雄悲壮、胸怀天下的特色为主流的王鹏运词。笔者在撰写毕业论文《况周颐词论中“纤”的内涵》时，也曾注意到况周颐性情偏于轻倩侧艳一路，在词学观转向“重拙大”后，对“少作”及“轻倩”词的态度仍是十分微妙——用其后来接受的雅正标准来衡量，不得不理智地将其摒弃；但在潜意识中对这种不受约束，纯任自然的性灵语仍是心向往之。试看其词话云：“信是慧业词人，其少作未能入格，却有不可思议，不可方物之性灵语，流露于不自知。斯语也，即使其人中年深造，晚岁成就以后，刻意为之，不复克办。盖纯乎天事也。”[4]结合其学词经历，颇有现身说法的意味，读后深感其对少作轻倩词，自悔中未尝不暗含自傲之意。然而，当时只知其然，却未知其所以然，而该书正好能通过溯源辨流、循名责实的深入研究，究其所以然，读来只觉于我心有戚戚焉，而多年的疑惑也因此得解。

该书对源流、名实之辨的重视，不仅体现在谋篇布局的大节上，还体现在概念阐释的细节中，对研究中涉及的重要概念，如咏物词、悼亡诗词、书籍校勘、哀感顽艳、性灵说等，在首次出现时都会对其进行概念界定及渊源梳理，即使是缺乏专业知识的普通读者，也能一目了然。因此，能正本清源，令源的影响因辨流而显——彰显此前被学界忽视的清代前中期各词人群的草创之功，流的创获因溯源而明——辨明最受瞩目的晚清临桂词人群的渊源及创意；而纵览岭西各时期各地区词及词学发展的全貌后，其在清代的重要词史地位及成因也昭然若揭。若进一步将对词人群创作趋同性的考察，与对当时全国词坛风尚的考察相结合，将能更好地判断此种共性与词坛时尚的关系，突显地域特色。

试举书中能高屋建瓴的精辟论断：北宋“秦观对岭西词坛风气的开启之功。”“在宋词大兴的时代背景下，僻处岭右的广西，却几乎是歌词遗忘的角落”，有记载的岭西词人仅有三位，“都属于桂林府……这说明岭西词学之兴，起于桂林。”“元代，翻检《全金元词》，未见岭西词人作品传世。”“明代，岭西词史上终于出现了一位有大量词作传世的词人蒋冕。”[3]24-26“岭西本土文学的生成，实由唐宋以来流放此地的贬官迁客导引。与此相一致，岭西地域文学意识的生成，亦由外籍官员触发。岭西地域文献的搜集、整理，是由康熙年间桂林府通判汪森首开先河。”[3]34“作为岭西词史上出现的第一个词人群体，桂北词人群的形成对岭西词学的振兴具有先导之功。”[3]39“桂东南词人群的兴起标志着岭西词学逐渐南移，并呈现向全区辐射的态势。”[3]83“中兴词人群体……第一次突破地域限制，在全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3]84“临桂词人群的出现，标志着岭西词首次获得了全国瞩目的地位，开创了岭西词的新纪元。闻名遐迩的“晚清四大家”中，竟有两家是广西临桂人，即王鹏运和况周颐，这是岭西词史上前所未有的现象。”[3]245“晚清词坛有深远影响的词学大家……王鹏运的贡献最大，况周颐次之，王拯又次之。”[3]249“纵观岭西词的地理分布，起源于桂北，流播于桂东南，大盛于临桂，其区域分布始终处于不均衡的状态，主要以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桂林为核心，向周边扩展。”[3]38“纵观岭西词史，清代是岭西词的兴盛和繁荣期，而晚清是继清初、中叶之后，整个岭西词史的第二个创作高峰期，也是岭西词学理论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期。岭西词和词学在晚清不但不逊色于其他地区，而且呈现出后来居上的趋势。”[3]247综观以上论断，便如同纵览岭西词史，该书的研究范围及意义也昭昭可见。

而该书的论断又是以丰富资料与详实考证为依托的。以对觅句堂的考证为例[3]153-154，觅句堂作为临桂词人群京师雅集的发源地，在学界较受关注，也多有争议。对岭西籍士人在其中活动的时间，历来有“1843-1886”“1870-1886”诸说，对中兴词人群中成就最高的王拯是否参与活动也无定论。而该书在详考龙继栋《韦业祥小传》及《槐庐诗学》中相关资料后，推断出龙继栋：“同治乙丑(1865)报罢在京时……还没有组建觅句堂”，“1866-1870年均在桂林，1871年才到达北京”，故觅句堂活动应始于此年。又结合《清实录》、唐景崧《请缨日记》、王鹏运《忆旧游》的相关记载，推断出“觅句堂的活动最多持续到1882年底。”故得出觅句堂活动时间为1871-1882年的结论，参看王拯生平，其“已于同治四年(1865)夏末南归，并直到1874年去世，终老桂林，没有再入京，故王拯是否主持和参与觅句堂活动不辨自明。”这样就通过环环相扣，论据详实的考证，解决了岭西词史上的一桩公案。

该书运用词学界新兴的定量分析法，创制了大量的统计表，如《宋元明清岭西籍有词作传世词人地理分布表》《〈三管英灵集〉诗人出身统计表》《中兴词人群四大词人诗、词、文酬赠基本情况量化分析系列表》《临桂词人群酬赠词作量化分析系列表》《临桂词人群使用“空”“惊”“醉”“迷”字数量统计表》，此外，还有对临桂词人群酬唱情况的统计分析、对觅句堂词学活动唱和题材的分类列举等，堪称岭西词学数据库，其中统计分析内容的选定，需要全局眼光与创新视角；而其完成，又需要谨慎态度与扎实功夫。因此，既能据此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又为后来研究者提供了便利。

该书在资料收集、整理上的贡献还体现在两则附录中。其一是“王鹏运、钟德样《词学丛书》批注”，这是作者在研究过程中发现的新材料，作者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图书馆寻访到王鹏运、钟德祥手批的《词学丛书》批注本，从中辑录到按语174条，从而令此长期湮没的珍贵材料得以面世，也为该书阐释“重拙大”等重要词学思想提供了新依据。其二是“清代岭西词人活动年表”，资料丰富，考证详尽，对岭西词史研究颇具借鉴价值。笔者通读此表后，感慨最深的是王鹏运病卒于苏州两广会馆时，况周颐撰挽联云：“穷途落拓中，哭平生第一知己；时局艰危日，问宇内有几斯人。”足见这晚清二大词家交谊之深挚，更能道出当时岭西词人共同的心声。如今时势虽换，而广西词及词学重乡情、播乡风的地域特色未变，重知己、盼知己的愿望未改，而宇内少知音的遗憾也仍存。秉承乡贤遗志、完成乡人夙愿的重任，自然落在了继岭西传统词学之后兴起的广西现代词学肩上。

现代人研究岭西词，本来已占天时。岭西词史乃至整个传统词史的发展全貌及影响业已呈现，且能用新视域、新方法进行述评；而研究地域文学，当地人更占地利，易得人和，既独具“谁不说俺家乡好”的研究热情，又特有“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的研究优势，在收集乡邦文献、领悟乡音乡情等方面得天独厚。即如该书“后记”所述，作者怀着对乡贤的敬重，八年多来将关注的目光投向广西本土词人，期间利用在广西工作生活的便利，勉力在南宁、桂林等地收集到大量珍贵资料，并得到同具乡邦情结的导师彭玉平先生的精心指导，及众多同乡同道的大力支持，终在2014年顺利成书，在岭西词学重镇桂林出版，可谓兼得天时、地利、人和，其能后出转精，自在情理之中。笔者作为研究词学的广西人，深以未能在故乡词学研究上尽心尽力为憾，今见此书问世，既自愧不如，又不胜欣喜，希望能通过推介这部岭西人研究岭西词的力作，将故乡词学传播开来，传承下来，为广西词史增色。

参考文献：

[1]刘扬忠，王兆鹏.宋代文学研究年鉴2010-2011[M].武汉:武汉出版社,2013：60.

[2]杨海明.唐宋词史[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8：14.

[3]李惠玲.清代岭西词人群研究[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2014.

[4]况周颐.蕙风词话·广蕙风词话[M].孙克强，辑考.河南：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99.

(责任编辑：高坚)

收稿日期：2016-01-10

[中图分类号]I207.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535(2016)01-0104-05

[作者简介]王卫星，女，广西南宁人，中山大学中文系副研究员，文学博士，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词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