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产品类型营销合作社效率分析——以浙江省为例

黄赞春扶玉枝（浙江农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浙江杭州311300）

不同产品类型营销合作社效率分析——以浙江省为例

黄赞春扶玉枝
（浙江农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浙江杭州311300）

［摘要］文章运用DEA模型实证分析了浙江省水果、茶叶、蔬菜、粮油、水产、畜禽六类产品营销合作社的相对效率。结果表明，浙江省各产品类型合作社的平均效率水平均较低，主要原因是纯技术效率水平较低；不同产品类型的合作社效率存在显著差异；经过近几年的发展，同一产品类型合作社之间的效率差距在拉大。

［关键词］不同产品类型；营销合作社；效率

一、引言

农民合作社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世界各国农业领域的重要组织形式，也是我国重要的农业经营主体。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农民合作社是带动农户进入市场的基本主体，是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新型实体，是创新农村社会管理的有效载体。按照积极发展、逐步规范、强化扶持、提升素质的要求，加大力度、加快步伐发展农民合作社，切实提高引领带动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农民合作社在中国的产生与发展顺应了市场经济的发展趋势，也符合中国现代农业发展的需要。

然而，在市场经济大环境下，合作社面临着国际和国内同行业之间的竞争压力以及自身发展的阻力。为了增强市场竞争力，必须提高合作社效率。我国农民合作社经过近几年的发展，数量上大幅度增加，形式也由单一到多样，如粮食合作社、蔬菜合作社、水果合作社等，分类更细化了。但是，在同一类型的合作社的发展状况都一样吗？合作社的运行是否有效率？不同产品类型的合作社效率又是否存在差异？

本文运用DEA模型对浙江省水果、茶叶、蔬菜、粮油、水产、畜禽六类产品共1685家营销合作社进行相对效率的测算，比较分析同一类型合作社间的效率差异和不同产品类型合作社间的效率差异，并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分析各产品类型合作社相对效率的变化情况，在此基础上提出提高各类合作社效率、促进合作社持续稳定的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合作社的效率问题一直是国际农业经济领域关注的热点，国内外对农民专业合作社效率的研究主要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对合作社效率评价的理论研究。Sexton and Iskow将合作社的经济效率分解为技术效率、配置效率和规模或价格效率，并指出技术效率和配置效率是合作社必须追求的合理目标［1］。Boyle认为合作社实现经济效率的必要条件是技术和配置均处于有效率的状态［2］。Soboh et al认为合作社效率应由其所选择的目标函数决定［3］。张靖会在基于供给机制视角上，将合作社的需求表达、供给决策、缔约成本、筹资机制、产品提供、激励约束六个部分建立合作社的效率评价体系［4］。黄祖辉和扶玉枝构建了一个合作社效率评价的理论分析框架［5］。王文慧提出对合作社效率的评价需从整体效率和个体效率两个层面来进行［6］。二是对合作社效率的实证研究。Ariyaratne et al运用非参数法测量了美国中西部平原地区89家谷物营销、购买合作社1988－1992年的技术效率、配置效率、规模效率和综合效率［7］。Hailu et al采用随机前沿模型对加拿大果蔬营销合作社进行了研究［8］。Galdeano－Gómez运用Bootstrap－DEA方法测量了西班牙园艺营销合作社的技术效率［9］。Krasachat and Chimkul运用DEA方法测量了泰国农业合作社的技术效率，发现合作社技术效率的均值为0．72，较低技术效率的主要来源是较低的纯技术效率［10］。

国内学者中，黄祖辉等对浙江营销合作社的研究发现，营销合作社平均技术效率水平较低的根源是纯技术效率低，而纯技术效率水平低的主要原因是合作社经营不力和管理不善［11］。吴晨采用比较分析法综合分析六种模式的农民合作社效率问题，结果表明农产品加工营销企业型合作社效率最高，其次是供销社型合作社，最低是说不清楚的合作社［12］。扶玉枝和黄祖辉对2009年浙江粮食和一般经济作物类、蔬菜水果类、畜禽水产养殖类三类合作社效率水平进行测算和比较，结果表明无论是总体还是分类型，技术效率水平均较低，其主要原因是纯技术效率水平低［13］。黄祖辉和扶玉枝运用Bootstrap－DEA两阶段模型重点考察了产品技术创新、盈余分配制度创新和兼有这两种创新三种模式对以上同样三类合作社技术效率的影响［14］。胡魁基于Bootstrap－DEA两阶段模型对浙江果蔬营销合作社效率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规模的扩大有利于规模效率的提高，但降低了技术和纯技术效率［15］。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对合作社的效率问题进行了广泛探讨与深入研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但从国内研究来看，现阶段对合作社效率的研究大多是从合作社总体或某一类型合作社展开，少有对细分产品类型合作社进行效率差异的研究。因此，本文将从产品分类型的角度对浙江省水果、茶叶、蔬菜、粮油、水产、畜禽六类产品营销合作社进行效率测量，并深入研究每一产品类型合作社的效率差异及各产品类型合作社之间的效率差异。

三、效率测量方法和数据处理

（一）DEA模型

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采用DEA模型来估计浙江省水果、茶叶、蔬菜、粮油、水产和畜禽六类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可变规模报酬下的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该方法的基本原理是，通过保持相同类型决策单元（decision making units，DMU）的投入或产出不变，借助数学规划法确定相对有效的生产前沿面，将这些决策单元投影到生产前沿面上，通过比较决策单元偏离DEA前沿面的程度来评价其相对有效性。

基于DEA模型的理论，本文把每一个农民专业合作社看作是一个生产决策单位，设p为投入向量（记），q为产出向量（记），产出y由投入x决定。于是，实际可获得点（x，y）可由生产集得到描述。

根据Simar and Wilson的假设［16］，即是凸的，可以构造生产可行性集替代，有：

（1）式中，Xn为可观察的合作社样本，且有，（xi，yi），i＝1，………n；表示第i个样本合作社投入或产出的比重，有。对于给定的合作社投入—产出组合（xk，yk），容易得到使用DEA方法估计的效率值为（xk，yk）。

（二）指标选取与数据说明

效率测量中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投入和产出的界定。像其他行业一样，资本和劳动是农民专业合作社最主要的投入。根据Galdeano Gómez在测度园艺合作社的效率与生产率时对合作社投入产出指标的选取［17］，本文具体选取的投入指标为资本和劳动。其中，资本用固定资产净值（万元）来反映；劳动力数量用合作社成员数量（户）来表示。产出指标为当年合作社总收入（万元）。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浙江省农业厅，是从2012年全省农民专业合作社中随机抽样获得的样本数据，数据具有真实可靠性。并且通过初步处理，剔除数据不全等无效的合作社样本，得到六类共1685家样本合作社，其中水果类营销合作社429家，茶叶类营销合作社189家，蔬菜类营销合作社270家，粮油类营销合作社239家，水产类营销合作社277家，畜禽类营销合作社281家。各类样本合作社投入、产出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下表1。

表1　　各类营销合作社描述性统计

从表1中可以看出，蔬菜类营销合作社的平均社员数大于其他五类，且水产类是最少的；畜禽类营销合作社的固定资产均值和总收入均值在六类合作社中最大，其次是水产类，而粮油类相对来说是最小的。初步判断，浙江省各产品类型内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之间发展不均衡，且各产品类型合作社之间的发展也存在差异。

四、测算结果及分析

（一）综合测量结果比较

表2列出了全部合作社及水果、茶叶、蔬菜、粮油、水产和畜禽共六类营销合作社的技术效率及其分解指数的估计均值。整体来看，全部合作社的技术效率均值为0．036，这与扶玉枝和黄祖辉（2012）的研究结果0．439相差甚远。这不仅说明合作社的平均技术效率水平较低，更说明浙江省营销合作社之间发展很不均衡，经过这几年的发展，合作社之间的经营效率差距在拉大。

表2　　合作社整体效率均值

合作社的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均值分别为0．065和0．601，纯技术效率远远低于规模效率。由此可以看出导致合作社平均技术效率水平较低的原因是过低的纯技术效率水平。这与黄祖辉等（2011）的研究结论一致，但相比黄祖辉等的结果［11］，其差距更大。这说明合作社在这几年的发展中，其整体经营管理水平并没有得到显著提高，而各合作社之间在经营管理上的差距却在不断扩大，这种结果与笔者在调研中观察到运营绩效好的合作社数量较少，大量的合作社运营不规范，甚至为空壳合作社的现象一致。

分产品类型来看，六种产品类型合作社中，粮油类合作社的技术效率和纯技术效率均值最低，分别为0．059和0．138。茶叶类合作社的技术效率均值和纯技术效率均值最高，分别为0．192 和0．263。水果类合作社的规模效率均值最高，为0．865，水产类的规模效率均值最低，为0．464。蔬菜类和畜禽类合作社的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均值都处于六类合作社各效率均值的中间水平。这说明各类合作社的效率水平较低，并且不同产品类型合作社之间的效率存在差异。具体而言，粮油类合作社之间的效率差距最大，发展最不均衡；茶叶类合作社之间的效率差距相对较小，换言之，合作社之间的发展较为均衡；水果类合作社之间的规模效率差距最小，而水产类合作社之间的规模效率差距最大。可能原因是产品特性和市场竞争的异质性，因为不同产品的生产技术特性和市场交易特性存在差异，比如粮食和果蔬的差异就非常明显。

（二）产品类型的具体测量结果比较

以下是2012年浙江省水果、茶叶、蔬菜、粮油、水产、畜禽六类产品营销合作社分类型的具体效率测量结果及分析。

表3是水果类营销合作社的具体效率测量结果。在规模报酬不变的情况下，水果类营销合作社的技术效率平均值为0．103，说明该类合作社的平均技术效率水平较低。在规模报酬可变的情况下，平均技术效率可以分解为平均纯技术效率和平均规模效率，分别为0．139和0．865，可以看出纯技术效率低于规模效率。这说明了浙江省水果类合作社平均技术效率水平低的主要原因是较低的纯技术效率而非规模效率。

429家水果类营销合作社中，有379家合作社的技术效率值低于0．2，占水果类营销合作社总数的88．34%，只有5家合作社的技术效率值大于0．9，仅占该类总数的1．17%。纯技术效率值也主要分布在0．2以下，占该类合作社总数的83．92%，有15家大于0．9，占总数的3．5%。规模效率值主要集中在0．8以上，其中有244家大于0．9，占总数的56．88%，只有1家小于0．2。结果说明浙江省大多数水果类营销合作社的技术效率与纯技术效率水平相对较低，只有少数合作社的技术效率与纯技术效率较高，而多数合作社有相对较高的规模效率。

表4是茶叶类营销合作社的具体效率测量结果。在规模报酬不变的情况下，茶叶类营销合作社的技术效率均值是0．192。这说明茶叶类合作社的平均技术效率较低。在规模报酬可变的情况下，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均值分别为0．263 和0．745，纯技术效率低于规模效率，纯技术效率是造成技术效率水平较低的主要原因。

表3　　水果类营销合作社效率值

表4　　茶叶类营销合作社效率值

189家茶叶类营销合作社中，138家合作社的技术效率低于0．2，占到该类合作社总数的73．2%，只有3家高于0．9，仅占总数的1．59%；纯技术效率值主要分布在0．3以下，有15家大于0．9，占总数的7．94%；规模效率值主要分布在0．6以上，有34家大于0．9，占总数的17．99%，另有2家小于0．2。

表5是蔬菜类营销合作社的具体效率测量结果。在规模报酬不变的情况下，蔬菜类营销合作社的技术效率均值为0．097，这说明该类营销合作社的平均技术效率较低。在规模报酬可变的情况下，技术效率分解成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其值分别为0．178和0．618，它的纯技术效率低于规模效率，虽然规模效率不高，但造成技术效率水平低的主因是较低的纯技术效率。

表5　　蔬菜类营销合作社效率值

270家蔬菜类营销合作社中，有243家的技术效率低于0．2，占到该类合作社总数的90%，只有4家是大于0．9的；纯技术效率值主要集中在0．2以下，占到总数的78．15%，有14家大于0．9；而规模效率值的分布比较均匀，低于0．2的有12家，占总数的4．44%，高于0．9的有66家，占总数的24．44%。

表6是粮油类营销合作社的具体效率测量结果。在规模效率不变的条件下，粮油类营销合作社的技术效率均值为0．059。由此可看出，粮油类营销合作社的平均技术效率水平很低。在规模报酬可变的条件下，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均值分别为0．138和0．731，纯技术效率过低，是使技术效率水平低下的主要原因。

239家粮油类营销合作社中，有227家合作社的技术水平不到0．2，只有1家超过0．9，仅占总数的0．42%；196家合作社的纯技术效率低于0．2，另有9家超过0．9，占总数的3．77%；规模效率值分布比较均匀，但总体水平偏中上，大于0．9的占了总数的37．66%。

表7是水产类营销合作社的具体效率测量结果。合作社的技术效率平均值是0．064，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分别为0．148和0．464。纯技术效率过低影响了技术效率的水平。

表6　　粮油类营销合作社效率值

表7　　水产类营销合作社效率值

277家水产类营销合作社中有264家合作社的技术效率低于0．2，占去总合作社数的95．31%，仅有2家是高于0．9的；纯技术效率值也主要集中在0．2以下，有226家，另有8家超过了0．9。规模效率值分布比较均匀，但多数合作社的规模效率还是处于0．5以下。

表8是畜禽类营销合作社的具体效率测量结果。其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分别为0．103、0．142和0．749。纯技术效率水平过低直接影响了技术效率的水平。

表8　　畜禽类营销合作社效率值

281家畜禽类营销合作社中，技术效率值主要集中于0．2以下，有250家，占到总数的88．97%，另有5家大于0．9；233家合作社的纯技术效率也主要集中在0．2以下，占82．92%，有14家高于0．9；规模效率值主要分布在0．5以上，只有4家的规模效率值是低于0．2的，且有95家的规模效率超过0．9。这说明大多数畜禽类营销合作社的技术效率和纯技术效率均较低，而且多数合作社的规模效率较好。

五、结论及政策启示

本文运用DEA模型实证分析了浙江省水果、茶叶、蔬菜、粮油、水产、畜禽六类产品营销合作社的相对效率。结果表明，浙江省各产品类型合作社的平均效率水平均较低，且主要原因是纯技术效率水平较低；不同产品类型的合作社效率存在显著差异；同一产品类型合作社效率差距较扶玉枝和黄祖辉的研究结果更大［13］，说明经过近几年的发展，同一产品类型合作社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根据本文研究结论，得到如下政策启示：第一，根据不同产品类型合作社特点制定有针对性的扶持政策。第二，为同一产品类型的合作社提供比、学、赶、帮的平台，以缩短同类合作社之间的效率差距。第三，出台专门政策培养合作社经营管理者，以提升合作社的技术效率。此外，不应一味追求合作社数量，应科学引导合作社发展，在一定条件下，可以通过优胜劣汰机制淘汰部分效率低下的合作社，或者重组低效率的合作社，推进合作社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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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管仲）

［作者简介］黄赞春（1992－），女，浙江嘉兴人，在读本科生；通讯作者：扶玉枝（1981－），女，湖南娄底人，讲师，研究方向：合作组织与农户经济。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青年基金项目（14cjy042）；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LQ15G030009）；浙江农林大学科研启动基金项目（2013FR027）；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农民研究中心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