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其义例 破卷立篇
——戴震自刻《分篇水经注》整理刍议

彭君华

(作者单位：安徽省古籍整理出版办公室)

审其义例 破卷立篇
——戴震自刻《分篇水经注》整理刍议

彭君华

一

说到《水经注》，清代以来，其影响最著者，无疑当首推武英殿聚珍版本。两百多年中，殿本的翻刻、重印已达数十次之多，诚如张元济先生所言：“自聚珍版印行，举世奉为圭臬。”*张元济：《永乐大典本水经注跋》，见永乐大典本《水经注》，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8年缩印本，第715页。

殿本《水经注》的校订者为戴震。他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奉召入京，以举人身份与修《四库全书》。次年，接到校订《水经注》的差事，并于当年十月完成，恭校呈上，由武英殿刊刻。

戴震奉召入京前一年，即乾隆三十七年(1772)，主讲于浙东金华书院，即已着手刊刻自定《水经注》。至明年，所刻未及四分之一，因入四库馆而中辍。在殿本《水经注》的校订工作交差之后，他继续未竟之业，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完成刊刻，这就是《分篇水经注》。次年(1777)的五月，戴震便去世了。

如此算来，在仅仅两年的时间里，戴震便先后出版了两种《水经注》：一种官本，一种私刻，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奇事。

何以官本之外，又要私刻呢？相互对照之下，不难发现，原来这是彼此关联却面目迥异的两种《水经注》，它值得郦学和戴学研究者的深刻回味和反思。

戴震之研治《水经注》，至迟可以追溯到乾隆十四年(1749)二十五岁时。这从程瑶田的《五友记》、孔继涵的《水地记序》等文中不难得到证明。自此直到乾隆四十一年(1776)自定《水经注》刊刻完成，其前后时间跨度竟达二十七个年头。《水经注》的研究恰恰花费了戴震半辈子的心血。

《水经注》“经注错互”“字句讹脱”，学者恒苦其难读。戴震在刊刻定本之前，他研究《水经注》的著述，其较著者依照时序可数出两部：其一为《水地记》，其中的定稿《河水》篇曾经四易。其二是乾隆三十年(1765)完成的《水经考次》，它从混淆不清的《水经注》中析出一百二十三条河流的全部经文，先是将各水按原书顺序编次，后又将各水独立成篇，重加编次。并作《附考》，对《河水》、《淇水》、《穀水》、《渭水》、《沔水》、《江水》诸篇错乱而不可读的经文、注文加以考正；作《水经书后》，简述《水经注》流传及致误的过程，总结出分辨其经文与注文的“四例”：

《水经》立文，首云某水所出，已下不复重举水名；而注内详及所纳小水，加以采摭故实，彼此相杂，则一水之名不得不循文重举。

《水经》叙次所经郡县，如云“又东过某县南”之类，一语实赅一县；而注内则自县西至东，详记水历委曲。

《水经》所列即当时县治；至善长作注时，已县邑流移，注既附经，是以云“迳某县故城”，经无有称“故城”者也。

凡经例云“过”；注例云“迳”。*戴震：《水经书后》，杨应芹、诸伟奇主编《戴震全书》(修订本)第4册，合肥：黄山书社，2010年，第502页。

其后，戴震确立了《分篇水经注》校订整理的基本纲领，即“审其义例，按之地望，兼以各本参差”*见杨应芹整理《分篇水经注》，合肥：黄山书社，2015年版，序目。。所谓的“义例”自然涵盖了分辨经注的“四例”。而“按之地望”，即考察山川的自然形势，用戴震的话说，“因川源之派别，知山势之逶迤，高高下下，不失地阞”*见《分篇水经注》序目。,“令众山如一山，群川如一川”*戴震：《汾州府志例言》，《戴震全书》(修订本)第6册，第578页。。戴震研究历史地理有着与众不同的独特方法，段玉裁曾经指出：“盖从来以郡国为主而求其山川，先生则以山川为主而求其郡县。”*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见《戴震全书》(修订本)第7册，第178页。段玉裁评戴震《水地记》曰：“固将合天下之山为一山，合天下之川为一川，而自《尚书》、《周官》、《春秋》之地名，以及战国至今历代史志建置沿革之纷错，无不依山川之左右曲折安置妥帖，至赜而不乱。”*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见《戴震全书》(修订本)第7册，第179页。

戴震研治校订《水经注》的成果，于殿本集中体现在其中的案语；于自刻本则直接呈现在经注文中。

殿本《水经注》，据《永乐大典》贿韵水字自卷一万一千一百二十七至卷一万一千一百四十一所引，一仍前人割裂宋人三十五卷残本为四十卷的做法。其中的案语或为校记，或为考证和注释，说明其致误之由及改正的理据，少则数字，多则数百字，主要是分剖混淆的经文和注文、考正文字的讹脱衍倒，以及其他相关问题。

而自刻本则沿用《水经考次》的做法，将宋残本的一百二十三水，自河水至斤员水以某水各自为篇，“以河江为纲，按地望先后，分属于河江左右”*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见《戴震全书》(修订本)第7册，第164页。，重新加以编次。全书除却经注，不留校勘考证文字。

殿本成书在前，自刻本的稿本自然成了其重要的校本。朱筠谓：“此吾友休宁戴震东原初征入四库馆，以其生平所校《水经注》本，更据《永乐大典》所引互校，损益至二三千言之多，而郦氏原序亦出焉，乃并录以成书，官刻编之聚珍版中者也。”*朱筠：《戴氏校订本水经注书后》，《笥河文集》卷六，嘉庆乙亥椒华唫舫刻本。孔继涵亦谓，戴震在四库馆中编纂《水经注》，“以其平日所得详加订正”*见《分篇水经注》孔序。。故二本时有同为他本所不见的文字。

殿本牵于体例，受制官府，稳重有余，颇多因袭；自刻本旨在求其通达顺畅，实事求是，旁征博采，一片神行。故二本虽同出一手，相关相应，然体例既别，歧异多见。以下试从增、删、改、乙四个方面通过举例予以具体说明。

1. 增。少则一二字，多则百字，或理顺文气，或补足文义，或辑得佚文。

(1) 自刻本《淯水》篇，经文“又东，过宛县南”之下，P796注文“余按，淯水左右旧有二澨，所谓南澨、北澨。澨者，水侧之濆”*以下引用自刻本标注页码均出自杨应芹整理《分篇水经注》。，“澨者”之“澨”，为殿本及他本所无。不难感受，增此一字，“水侧之濆”四字便顺畅灵活了。

(2) 自刻本《江水》篇，经文“鄂县北”之下，P696注文“江水又东，左则巴水注之”，“又东”二字为殿本所无。此句注文之前及之后的注文，均以“江水又东”一句领起，顺叙江水沿途所经，故戴震当是考其行文，据例补之。

(3) 自刻本《渐江水》篇，经文“渐江水出三天子都”之下，P889注文“以全琮领太守，平讨山越”十字，殿本作“以讨士宗”四字，案语谓“此有脱误”。自刻本显然再经考量，坐实了殿本案语。

(4) 自刻本《沁水》篇，经文“又东，过州县北”之下，P211注文“《春秋左传》：‘隐公十有一年，周以赐郑。昭公三年，晋以州田赐郑公孙段。’其后，韩宣子徙居之”，其中“昭公三年晋以州田赐郑”十字为殿本所无。若据殿本，则昭公三年之事便提前发生于隐公十一年了。非如戴震细加考查，潜心深究，此类太过隐蔽的讹误实在难以被发现。

(5) 自刻本《浊漳水》篇，经文“又东出山，过邺县西”之下，P356注文“水出邺西北”至“谓之合口”计九十六字，殿本及他本均无，乃戴震据《太平御览》卷六十四《河北诸水·滏水》引《水经注》所补，殿本于相应位置加有案语。

2. 删。根据语势、文义，综覈相关经文、注文，对衍文等加以剔除。

(1) 自刻本《淯水》篇，经文“又南，过新野县西”之下，P799注文“《地理志》曰县有‘堵水，王莽曰阳城’也。建武二年”，殿本于此后有“汉哀帝改为顺阳”一句七字。此后，二本同接“更封安阳侯朱祐为堵阳侯”。按，建武为东汉光武帝刘秀的第一个年号，其间若横亘“汉哀帝”等七字，显然横空突兀。《水经注疏》杨守敬有按，即判此七字为衍文。

(2) 自刻本《潕水》篇，经文“东过其县南”之下，P609注文“潕水东北迳于东山西。潕水之左，即黄城山也”，殿本于“山西”之后有“西流入潕”四字，其案语谓：“此四字，上有脱文。”可见，自刻本的删削正是与殿本案语相呼应的一种特殊的处理方式。

(3) 自刻本《泗水》篇，经文“又南过高平县西”之下，P541注文“泗水又南，迳高平县故城西。汉高帝七年，封将军陈锴为槖侯”，殿本于“城西”之后有“汉宣帝地节三年，封丞相魏相为侯国”两句十五字，由汉宣帝到汉高帝，时序是逆向的。杨守敬、熊会贞的《水经注疏》转引姜宸英的话说：“此二句是后人所妄加。”

(4) 自刻本《决水》篇，经文“过安丰县东”之下，P645注文“决水又西北，灌水注之。其水导源庐江金兰县西北东陵乡大苏山”，此后殿本及他本均有“即淮水也”一句。按，下文介绍了“决水北至蓼入淮”，及“灌水亦于蓼入决”。又按，《淮水》篇P572注文也明确“决水自舒蓼北注(淮水)”，正可与《决水》篇遥相呼应，然《淮水》篇则终篇无一语涉及灌水及庐江金兰县西北东陵乡大苏山。或许这是戴震删削的理据。

3. 改。其间，有根据文义、文例者，更有经过严格考证者。

(2) 自刻本《淇水》篇，经文“淇水出河内隆虑县大号山”之下，P332注文“白沟又北屈而西转”，及其下的注文“白沟东北迳枉人山东”(P333)、“白沟又东北迳石柱冈”(P333)，三处“白沟”，殿本及他本均作“淇水”。按，“白沟又北屈而西转”之前的注文，有“淇水又东北流，谓之白沟”(P332)云云，同水异名，戴震当据此而改。

(3) 自刻本《汶水》篇，P499经文“又西南，过鲁国汶阳县北”十字，殿本及他本均作注文，作“汶水又西南，迳鲁国汶阳县北”。关于此处改动，戴震手校《水经注》批语*见《戴震全书》(修订本)第6册，第571页。有论，属于分辨经注一例。此前的经文为“过博县西北”(P498)，此后的经文为“又西南，过蛇丘县南”(P500)，准其所谓“《水经》立文，首云某水所出，已下不复重举水名”，以及“《水经》叙次所过郡县……一语实赅一县”二例，戴震删去“汶水”二字，改“迳”为“过”，升注为经。

(4) 自刻本《漾水》篇，经文“又东南，至葭萌县，东北与羌水合”之下，P727注文“水出夷祝城西南穷溪，即水源也”，“即水源也”四字，殿本及他本均作“北注夷水”。《水经注疏》熊会贞按谓，“北注夷水”当是衍文。戴震的更改，亦当经过一番考证功夫。

4. 乙。主要应是审其文气，以类相从。

(1) 自刻本《河水二》篇，经文“又从葱岭出而东北流”之下，P19注文“《汉书·西域传》曰：‘葱岭以东，南北有山相距千余里，东西六千里，河出其中。’”二十八字，大典本、殿本均在其后经文“又东注蒲昌海”之下的注文“北河自疏勒迳流南河之北”一句之后。两者分属不同经文，且相距近千字之遥。我们忖度，戴震当经审其文势而挪移至此，以顺承其上注文“山即葱岭也”一句之后，从而可以一气灌注。

(2) 自刻本《汶水》篇，经文“过博县西北”之下，P498注文自“汶水西南迳龟阴之田”至“龟阴之田是也”计六十四字，殿本及他本均在其前经文“屈从县西南流”之下的注文“浚陂注壑东南流”(P497)之后。按，据自刻本所校，该六十四字中述及“龟山在博县北十五里”(P498)，与其上的经文“博县西北”(P498)及其后的注文“汶水又南，迳博县故城东”(P498)恰成一气。

(3) 自刻本《穀水》、《涧水》两篇相先后，其《涧水》篇经文“涧水出新安县南白石山”之下，P315注文“挚仲治《三辅决录注》云”至“涧水东者是也”计七十九字，在殿本则位于“穀水”经文“穀水出弘农黾池县南墦冢林穀阳谷”之下注文“自下通谓涧水”之上。按,此七十九字虽语涉穀水，然引据材料最终则归结为“斯则涧水也，即《周书》所谓‘我卜涧水东’者是也”(P315)，或许这就是戴震挪移的理据。

(4) 自刻本《渐江水》篇，经文“北过余杭，东入于海”之下，P893注文自“浙江又迳永兴县北”始，至“自外无水以应之”，计一千七百六十一字，殿本及他本则均在同一条经文之下接近篇末的注文“浙江又东，注于海”(P902)之上。按，寻绎自刻本，此一千余字的叙述顺序，上承“浙江又迳固陵城北”(P893)，下接以“浙江又迳会稽山阴县”(897)；据殿本等，则上承“浙江又东，迳柴辟南”，下“注于海”。戴震作出如此大跨度的调整，是否根据浙江的实际流经而顺叙？其理据值得探讨。

二

《分篇水经注》整理者杨应芹先生，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实际承担起《戴震全书》的主编工作，至1997年10月全套出齐。勤耕不辍，至2010年5月又完成增订再版。其《水经注》的研究，起步亦与《戴震全书》的编纂相后先。

《分篇水经注》的整理工作，以武英殿本为主校本，参校了杨守敬、熊会贞的《水经注疏》、赵一清的《水经注释》等多种版本，以及与《水经注》整理、研究相关的多种著作，特别是段熙仲先生点校的《水经注疏》的校记。

全书的整理工作，大要可归为两个方面：其一为经注文的细加比照；其二为详核注文的出处。尤以第二个方面为工作重心所在，查核构成了其整理工作的基础。

1． 于殿本的案语，整理者时加采录。如

(1) 《河水一》篇P16校一六：“殿本案：‘罗卫’、‘罗越’，互相通称。”类似于注释。

(2) 《河水三》篇P114校八四，根据殿本案语，经核实，将自刻本“史记”改为“地理风俗记”。

(3) 《江水》篇P702校三五，整体移录殿本案语，说明《水经》中江、沔二水之关联，提示在《水经注》业已残损的情况下，可以参考《禹贡山水泽地》以明江水之大略。案语颇具导读作用。

(4) 《湘水》篇P856校一，自刻本“节侯狩燕”，殿本作“节侯拘”。殿本案曰：“‘节侯拘’有脱误，《史记》作‘靖侯狗彘’，《汉书》作‘靖侯狩燕’。”可据以比照戴校殿本与校自刻本之去取情况。

2. 于戴震的校勘理据或作追索。如

(1) 《淇水》篇P341校七“白沟之北”谓：“此处及其下文‘白沟东北迳枉人山东’、‘白沟又东北迳石柱’”之‘白沟’，他本均作‘淇水’。估计是戴震据上文‘淇水又东北流，谓之白沟’而改。”

(2) 《沽河》篇P434校一“斗耸”谓：“他本均作‘升(或昇)耸’。《谷水》有‘二壁争高，斗耸相乱’云，戴氏或据之改。”

3. 于诸本歧异文字审其是者而从之。如

(1) 《河水三》篇P110校一七：“史记音义”，原本作“汉书注”，据杨、熊注疏本改。

(2) 《河水三》篇P113校八三：“田肸”，原本作“田朌”，杨、熊注疏本作“田汾”，据殿本改。

(3) 《河水三》篇P114校九二：“宋元嘉七年，到彦之北入。后失。至二十七年，以王玄谟为宁朔将军”，“七年”到“至”十字，据赵本补。

(4) 《沔水》篇P781校二：“鲁建城治因即峭岭”，原本作“用远城治因即崤岭”。引据杨、熊注疏本按语，改“用”为“鲁”，改“远”为“建”，改“崤”为“峭”。

4. 于疑难遽释处存以备考。如

(1) 《河水三》篇P112校五六“周固记开山”，录杨守敬按语：疑为“开山图曰关”。

(2) 《河水三》篇P112校六六“瑕父吕甥”，经查核，疑即《春秋左氏传·僖公十五年》之“瑕吕饴甥”。

(3) 《渭水》篇P267校二五“春秋”，经查核，《春秋》经无晋献公获骊姬之记文，对照《国语·晋语》和《史记·晋世家》相关文字，疑“春秋”当为“国语”或“史记”之讹。

5. 查核引据，务求精确。如

(1) 《河水二》篇P26校九“史记”：“指《汉书》。又‘史记曰西有大河’同此。参见注疏本守敬按。”校实则为注。因遵原文“史记曰‘焉耆近海多鱼鸟’”，而查核《史记》，发现无“焉耆”之目，参杨守敬《水经注疏》按引徐松语，从而确定此“史记”指的是《汉书》。按，此前的标点本多加标书名号，无疑均未经推敲，望文生义，失之鲁莽。

(2) 《渠》篇P131校六“林乡亭”，“查《后汉书·郡国志》，林乡亭已失载”，并提供了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相关线索。

(3) 《伊水》篇P328校六，经查，原文“郭景纯注云”：“鲧化羽渊而复在此，然已变怪，亦无往而不化矣。”“十九字，为《山海经》郭注所无。”

6. 查核引据，证成戴校。如

(1) 《河水三》篇P111校四二“与龙门山相对”六字，殿本无。经查，系戴震辑得《元和郡县图志·河东道二》所引《水经注》佚文。

(3) 《渭水》篇P226校一二“成国渠”，殿本作“成林渠”。经查，《汉书·地理志》有“成国渠首受渭，东北至上林入蒙龙渠”，正与自刻本所述一致。

(4) 《济水》篇P492校六“须句”，殿本及他本均作“须朐”，下同。经查，《春秋》三传均作“须句”；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亦作“须句”。

(5) 《洣水》篇P866校一，“泉不常见”至“饮此多愈”三十二字，为戴震据《名胜志》所增补。

(6) 《渐江水》篇P903校五“末治”，殿本作“末理”。经查，《汉书·地理志》正作“末治”。

7. 查核引据，补苴罅漏。如

(1) 《河水一》篇P16校一四，“小夫人即以两手捋乳，乳各作五百道，俱坠千子口中”，“各”字原无，为整理者据《佛国记》所补。“各”字精确地上承“两手”，下接“千子”。

(2) 《河水一》篇P16校二一，昆仑山所出“五水”：整理者“据《山海经·西山经》，昆仑所出当为‘四水’，即河水、赤水、洋水、黑水”。

(4) 《渭水》篇P266校一三“汉书五行志史记曰”，原本作“史记秦本纪云”，殿本同。经查核，所引文字不见于《史记》，而出自《汉书·五行志》，故改正。

(6) 《耒水》篇P864校四“和帝”，原本作“顺帝”，整理者核《后汉书·宦者传》而改。

如果说，采用多种版本以相互比对是一项慢功夫、细功夫的话，追索注文的引据出处则更可称得上是一项苦功夫、硬功夫了。因为有相当多的注文，其出处并没有明标，需要尝试查阅两种以上的文献方可解决问题，如前举《济水》篇校“须句”例，即至少涉及了《春秋》三传和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四种书。且不说据郑德坤《水经注引书考》所列，其合计引书达四百三十六种，更可谓沉沉夥矣！然而正是因为把这种苦功夫、硬功夫做下来了，所以，《分篇水经注》的整理出版，其有裨于郦学、戴学的研究殊非浅鲜。

限于体例，《分篇水经注》的整理本于殿本中近十万字的案语未能悉数移录。又，整理本据殿本以改自刻本，或许难免有埋没戴校良苦用心之憾于万一。如《瓠子河》篇P171校六采殿本“迆泽之东北”，改自刻本“泽之东迆北”；《同过水》篇P192校三“出晋水下口者也”，在自刻本为注，现据殿本改为经。诸如此类，均非简单的字词讹误可比。戴震当年先校完殿本，后刊成自刻本，按照一般逻辑，自刻本可在殿本基础之上再斟酌、再打磨，事实似乎也完全可以支撑这一点。故于此两本，校其异同，而略其是非，让研究者见仁见智，窃以为或许更为稳妥些。所谓校书之难无过于定其是非，诚然！

(作者单位：安徽省古籍整理出版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