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籍所记曹魏正元二年正月纪日干支之歧异

凌文超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学术丛札

史籍所记曹魏正元二年正月纪日干支之歧异

凌文超

曹魏正元二年正月，毌丘俭、文钦起兵反，司马师出兵征之。对于起兵和出征的具体日期，史籍有不同的记载。《三国志·魏书·高贵乡公纪》载：

(正元)二年春正月乙丑，镇东将军毌丘俭、扬州刺史文钦反。戊戌，大将军司马景王征之。癸未，车骑将军郭淮薨。*《三国志》卷四《魏书·高贵乡公纪》，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版，第132-133页。

“乙丑”日起兵，仅见于魏志；而“戊戌”日出征，《宋书·五行志五》《晋书·五行志下》皆从之。*《宋书》卷三四《五行志五》，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986页。中华本宋志在“正月”前补“闰”字(参校勘记一四，第1021-1022页)，误，详后。《晋书》卷二九《五行志下》，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888页。

关于此事的发生时间，其他史籍中却有不同的记载。《宋书·天文志一》《晋书·天文志下》将此事系于“正元元年”。*《宋书》卷二三《天文志一》，第689页；《晋书》卷一三《天文志下》，第365页。丁国钧《晋书校文》云：“按俭、钦反在正元二年，非元年。”*丁国钧：《晋书校文》，《二十四史订补》第6册，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529页。按《三国志·魏书·高贵乡公纪》，是年十月方改元“正元”，*《三国志》卷四《魏书·高贵乡公纪》，第132页。无“正元元年正月”之说，纪年误，丁说可从。

而《晋书·景帝纪》将此事系于“二月”，*《晋书》卷二《景帝纪》，第30页。丁国钧《晋书校文》、中华本《晋书·景帝纪》校勘记指出其记事与魏志日月都不合，恐误。*丁国钧：《晋书校文》，《二十四史订补》第6册，第510页；《晋书》卷二《景帝纪》校勘记〔三〕，第30页。按晋纪是年“二月”前后重出，*《晋书》卷二《景帝纪》下文有“二月，帝之丧至子许昌”云云，第30页。前“二月”显系衍文，当删。依此，《通鉴》卷七六《魏纪八》高贵乡公正元二年的记载就与晋纪相同，皆不记起兵日，出征日皆不从“戊戌”，而记作“戊午”：

从上述不同记载来看，魏志云“乙丑”起兵、“戊戌”出征，宋志、晋志亦云“戊戌”出征；而晋纪、《通鉴》不记起兵日，而云“戊午”出征。

对于这两种不同的记载，学者皆从魏志起兵日“乙丑”，而认为误在出征日“戊戌”，又以一月之中“乙丑”在“戊午”后为由，认为晋纪作“戊午”亦误，据此对出征日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一种看法是将“戊戌”置于他月。中华本《宋书·五行志五》校勘记〔一四〕云：“魏高贵乡公正元二年闰正月戊戌，各本并脱‘闰’字，‘戊戌’《晋书·景帝纪》作‘正月戊午’。按是年正月甲寅朔，初五日戊午，是月无戊戌。闰正月甲申朔，十五日戊戌。毌丘俭举兵在正月十二日乙丑，司马师决无先在正月初五日出兵讨俭之理，疑当是闰正月十五开始出兵，今补‘闰’字。”*《宋书》卷三四《五行志五》，第1021-1022页。魏志、宋志、晋志、《通鉴》皆将该事系于正月，又据《三国志·魏书·毌丘俭传》注引文钦致郭淮书“小人以闰月十六日别进兵，就于乐嘉城讨师”，司马师闰正月十六日已与文钦战于乐嘉，不可能于闰正月十五才出兵，此说误。

另一种看法是将“戊戌”改作他日。一说认为“戊戌”当是“戊辰”之讹(下称“戊辰”说)。何焯云：“按乙丑、癸未之中，不应有戊戌，当是‘戊辰’之讹。”*徐绍桢：《三国志质疑》，《二十四史订补》第5册，第58页。《三国志辨误》赞同此说，并申论“如甘露二年五月乙亥，诸葛诞反，越二日丁丑即下诏亲征，是也”。*《三国志辩误》，《二十四史订补》第5册，第2页。殿本考证从此说。*[清]孙嘉淦等：《武英殿本二十三史考证》第19册《魏志卷四考证》，同治八年岭南葄古堂刻本。然而，“戊辰”说未注意到晋纪、《通鉴》出征日作“戊午”，失之。

然而，“戊寅”说值得商榷。首先，沈家本将乙丑视作俭、钦寿春起兵时间，进而认为曹魏不可能在四日内闻讯并部署出师。此理解显然有问题，如《辨误》所举事例，从诸葛诞反至高贵乡公下诏亲征前后同样为四日，据此，乙丑应为朝廷闻讯之日，正如《三国志·魏书·齐王芳纪》所云“丙午，闻太尉王凌谋废帝”。*《三国志》卷四《魏书·齐王芳纪》，第124页。因而此理由并不能驳屈“戊辰”说。

其次，“戊寅”说认定魏志“乙丑”日为正，一月内乙丑后无戊午，从而认为晋纪“戊午”日误。然而，晋纪和《通鉴》在记载此事时，皆不记起兵日，魏志所记之“乙丑”为孤例，因而亦有待考证。

既然晋纪、《通鉴》出征日作“戊午”最为合理，而乙丑、戊午不容于一月，那么，魏志起兵日作“乙丑”就值得怀疑。起兵日“乙丑”仅见于魏志，晋纪、《通鉴》皆不记，且与起兵日诸说皆抵牾，由此看来，似不必因魏志记载最早而强以之为正。按征讨诸葛诞，朝廷闻讯越二日即出师，此次“戊午”出师，二日之前则为“乙卯”。正元二年正月甲寅朔，闰正月甲申朔，乙卯、戊午、癸未俱在正月之内，并无扞格。我们有理由认为魏志“乙丑”当是“乙卯”之讹。

然而，“戊午”“乙卯”说看似又有问题。《三国志·魏书·毌丘俭传》云：“正元二年正月，有彗星数十丈，西北竟天，起于吴楚之分。俭、钦喜，以为己详，”遂举兵反。*《三国志》卷二八《魏书·毌丘俭传》，第753页。毌丘俭、文钦于是年正月见到星象后才举兵反，而“乙卯”日乃初二，其时起兵未免太快！其实不然。据《三国志·魏书·王肃传》载：

是岁(正元元年)，白气经天，大将军司马景王问肃其故，肃答曰：“此蚩尤之旗也，东南其有乱乎？”……明年春，镇东将军毌丘俭、扬州刺史文钦反。”*《三国志》卷一三《魏书·王肃传》，第418-419页。

《宋书·天文志一》载：

魏高贵乡公正元元年十一月，有白气出斗侧，广数丈，长竟天。王肃曰：“蚩尤之旗也。东南其有乱乎！”二年正月，毌丘俭等据淮南以叛，大将军司马师讨平之。……是岁，吴主孙亮五凤元年，斗牛，吴、越分。……故国志又书于吴。由是淮南、江东同扬州地，故于时变见吴、楚之分。则魏之淮南，多与吴同灾，是以毌丘俭以孛为己应，遂起兵而败，又其应也。后三年，即魏甘露二年，诸葛诞又反淮南，吴遣朱异救之。及城陷，诞众吴兵死没各数万人，犹前长星之应也。*《宋书》卷二三《天文志一》，第690页。

《三国志·吴书·孙亮传》载：

(五凤元年)冬十一月，星茀于斗、牛。*《三国志》卷四八《吴书·孙亮传》，第1152页。

“白气”“蚩尤之旗”，宋志又称之为“孛”“长星”，吴志称之为“茀”。“孛”，《春秋·文公十四年》：“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杜预注：“孛，彗也。”*[西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491-492页。“长星”，《汉书·文帝纪》“有长星出于东方”，注引文颖曰：“孛、彗、长三星，其占略同，然其形象小异。孛星光芒短，其光四出蓬蓬孛孛也。彗星光芒长，参参如埽彗。长星光芒有一直指，或竟天，或十丈，或三丈，或二丈，无常也。”*《汉书》卷四《文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22页。“茀”，《穀梁传·文公十四年》：“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孛之为言犹茀也。”*《春秋穀梁传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79页。“孛”“长星”“茀”为彗星的别称。由于彗星见于夜空通常持续多日，若其彗尾张大，也就会被说成“白气”。“蚩尤之旗”古书常见，是指称彗星的某种形态。《毌丘俭传》所谓“有彗星数十丈，西北竟天，起于吴楚之分”，宋志对应记为“有白气出斗侧”，*丁福林认为宋志佚“南”字。《宋书校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79页。《晋书·天文志下》于“斗侧”前增“南”字(第389页)，当据下文“东南其有乱乎”文意补。“故于时变见吴、楚之分”。可见，这些记载显然是指同一星象，只是时间歧出。《王肃传》的记载得到吴志、宋志的印证，此彗星出现于正元元年十一月是确信无疑的，而《毌丘俭传》的记载当理解为在俭、钦起兵前插叙该星象。值得一提的是，《晋书·景帝纪》《天文志下》既云正元元年十一月有白气经天、白气出南斗侧，又云二年正月有彗星见于吴、楚之分，西北竟天，*《晋书》卷二《景帝纪》，第29-30页；卷一三《天文志下》，第389页。两者重出，盖是杂糅魏志、宋志的不同记载所致。依天象出现在正元元年十一月，毌丘俭、文钦于二年正月乙丑起兵当然是合乎情理的。

综上所述，曹魏洛阳朝廷当于正元二年正月“乙卯”闻毌丘俭、文钦起兵反，“戊午”司马师出兵征之。魏志《高贵乡公纪》此事纪日显误。又此事涉及星象，魏志《毌丘俭传》与《王肃传》所记时间歧互，《宋书·天文志一》对此失察，一处从《王肃传》所记，一处误将该事系于正元元年正月，《晋书·天文志下》又沿袭宋志此误。而《晋书·景帝纪》虽然不从魏志《高贵乡公纪》的误记，不记起兵日，出征日作“戊午”，当有所据，其说可从，但是，晋纪是年“二月”前后重出，又将魏志、宋志关于同一星象的不同记载分别系于前后两年(《天文志下》同)，《五行志下》出征日不从晋纪而从魏志，种种抵牾记载，盖《晋书》编纂取材不审所致。《通鉴》仅取晋纪合理的记载，不记起兵日，出征日作“戊午”，乃是对上述各种记载进行了甄别去取。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