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坚克难谋发展，携手金融绘新篇——2016年中国外经贸新春形势分析会发言摘要



攻坚克难谋发展，携手金融绘新篇——2016年中国外经贸新春形势分析会发言摘要

刘宝荣（中国国际贸易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中国国际贸易学会各位理事、常务理事，大家上午好！中国国际贸易学会主办的2016新春形势分析会现在开始！我们一年当中最传统最隆重的新春佳节农历的新年猴年就要到了。猴年在民间传说是最吉祥富贵的年份，一是因为猴子是人类喜爱的动物，它活泼好动、足智多谋；二是因为猴王孙悟空家喻户晓，代表了智慧与正能量，所以我在这儿代表中国国际贸易学会给各位拜个早年，祝大家在猴年里富贵吉祥、合家欢乐、幸福安康！

2015年已经过去，2015年是我们“十二五”收官之年，回顾这一年国际风云变换，全球经济复苏乏力，世界市场持续低迷，我们的外经贸经历了最严寒的冬天，面对着国内外经济下行压力，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我们的人民以满拼的干劲胜利完成了“十二五”规划各项指标。我们的经济发展虽然放缓，但是我们在主要经济体当中表现不凡。我们的外贸虽然有着种种困难，但是我们也创造了很多新的亮点；我们作为全球第一货物贸易大国的地位更趋稳固，人民币国际化也迈出了里程碑的一步。

2016年是“十三五”的开局之年，也是金融、税收等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这一年纵观国内外形势，我们的外贸国内外经营的环境并不容乐观。因此，我们的外贸还必须是攻坚克难，与金融联手，砥砺前行。因为国际贸易、国际金融互为条件，互相影响，密不可分。所以今天的形势分析会主题就是要分析国际贸易、国际金融的国内外形势，我们将面临哪些机遇？又将迎对哪些挑战？因为今年伊始，我们国家的股市动荡或者说层层暴跌，人民币汇率也连续贬值，引起了世界的关注，所以今天形势分析会上我们特别请了两位金融方面的专家，来为我们解读国内外金融的形势。

王俊文（中国国际贸易学会会长）：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新春外经贸形势分析会是中国国际贸易学会多年来全力打造和培育的重要的学术活动之一，每年开年之际，我们学会都要邀请商务部领导、国内外知名学者汇聚一堂，共同分析判断当年外经贸形势，为我国外经贸发展应对国内外出现的新情况、新难点建言献策。今天我们很荣幸地请到了商务部钱部长出席我们2016年新春形势分析会，这也体现部领导对这次活动的关心和重视；此外大家也看到了熟悉的石广生部长等一批老领导，他们年事已高，多年来一直支持国际贸易学会的工作，并不断给学会提出指导意见。在此我代表学会及学会理事、会员和各单位同仁向钱部长以及退休的老领导出席这次新春形势分析会表示衷心的感谢！

2015年我国外经贸发展尽管困难重重，但取得的成绩也不容忽视。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在去年12月17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国2015年交了五个方面的漂亮的成绩单，我们认为五项成绩单当中有三项应该是我们评价和判断2015年我国外经贸表现的基本依据。

第一，是我国在全球出口市场份额仍有明显上升，由2014年底的12.4%提升到去年11月底的13.2%。对比出口大幅度下降的美国、欧盟、日本、韩国、印度等国，我国的出口有所上升的事实说明，我国在应对低迷外需方面采取的措施是适当的和有成效的。也表明我国第一外贸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

第二，2015年前11个月一般贸易民营企业、机电产品、资本品和高科技产品出口都是正增长，成为拉动出口的主要力量。值得一提的是跨境电子商务出口增速超过30%，市场采购贸易增幅超过70%，成为新的外贸增长点；服务贸易占全球比重和占我国对外贸易比重实现双升，这表明我国转方式、调结构、促升级的战略方向是正在向前有序推进。

第三，根据商务部外贸室的统计，去年1-11月，我国货物贸易顺差5391亿美元，同比增长62%，预计全年货物贸易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达到13%左右，并直接和间接带动就业人数达1.8亿左右，创造了18%的全国税收，这说明外贸对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贡献作用并没有减弱，而是在扩大就业、增加财政收入、缓解资源瓶颈、推动产业升级等方面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2016年是我国“十三五”计划的开局之年，我们认为国际经济形势仍将复杂多变，世界经济增长格局变化趋势仍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我国外经贸面临的形势恐怕依然严峻。我们应在准确把握国内外环境变化的前提下，做好攻坚克难的各种准备，寻找新的支撑点和增长点，谋求新的发展。这是我们今天分析会上要集中讨论的主题。

钱克明（商务部副部长）：

当前我国外贸发展面临着新的形势，刚才王俊文会长已经给大家详细介绍了，可以说是机遇和挑战并存。机遇主要来源于我们国家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而挑战主要是来源于增长动力的转换所带来的空档期，甚至断档期。在大的环境下，对于我们找准2016年工作的着力点，为“十三五”时期的商务发展开好局、起好步，奠定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今年的新春形势分析会以攻坚克难谋发展、携手金融绘新篇为主题，这个主题抓得非常好。大家知道金融和贸易，甚至和投资的联系越来越紧密，特别是我们加入SDR以后，人民币浮动汇率幅度会更大，现在世界普遍预期是看跌，这对我们进口、出口、对外投资，甚至引进外资及外汇储备影响非常大。不仅仅影响到一个企业，也影响到整个外贸行业，影响到国内外方方面面，影响将非常深刻。

今天，我在这里想结合我们学会的工作特点提一些建议：

一是“十三五”时期，我国商务发展面临的形势错综复杂，结构调整和动力转换的任务将非常艰巨。

国际贸易学会作为国际经济和贸易理论与实际问题研究的学术团体，要组织经贸领域的专家学者，深入分析国内外环境新的变化，加强对未来五年影响商务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研究，特别是要抓紧研究商务领域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路径，研究实施优进优出战略、建设贸易强国、推进供给侧改革的新举措和着力点。当然，包括围绕“十三五”规划，三大战略的实施和经贸强国建设路径等等方面，希望能提出一系列真知灼见。

二是要加强中国国际贸易学会的内部建设，建立健全会员服务体系，确保日常运营和各项活动依法依规开展。一方面努力改善服务质量，在职责范围内，更加主动为会员解决实际关切；另一方面也要不断提高服务的法制化和规范化水平，做好建章立制，抓好制度执行，严格按照有关规定使用会费。此外要稳妥发展新的会员单位和会员，既要扩大学会的覆盖面，也要控制好节奏和质量。

三是深化交流合作，积极拓展与院校、地方企业和其他学会、协会的业务联系，增强社会影响力。国际贸易学会通过和院校合作，开展专业培训工作，为外经贸企业和学校之间架起了相互了解的桥梁，提高了学生的实用技能，是利国利民的善事，这件事要坚持下去，要在更多的地区，更广的层次上推广。同时也可以通过多举办一些联谊会、报告会、座谈会，邀请政府官员、专家学者、外国使节，甚至国外知名智库的专家，为企业、为社会多做一些公益性、服务性的事业，也有利于进一步扩大中国国际贸易学会的知名度。

刘古昌（外交部原副部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理事长）：

关于当前国际形势，有几个大的动向，或者叫明显的特点，我想归纳几点来说：

第一点，就是世界经济深度调整被显著分化。世界经济在深度转型中保持中低速增长，处于偏冷状态。主要原因是处在冷战结束以来，由信息化带来的长波增长周期，处在这个周期的末端，新的增长动力还没有形成。去年全球经济增速是3.1%，为金融危机以来最低。发达国家回暖，增长2%，新兴经济体增长下滑到4%。同时全球范围内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深入推进，引发各国加快经济转型升级，抢占发展制高点的新一轮博弈。

第二点，大国博弈加剧，主要大国在欧洲、亚太、中东三大地缘板块激烈博弈。欧洲成为国际危机的承压桶，亚太成为国际秩序调整的风向标，中东成为大国较量的角斗场。在欧洲乌克兰危机陷入冷冬，在亚太美国全面推进再平衡战略，各方围绕地区合作主导权、海洋秩序等激烈较量。在中东，俄罗斯在叙利亚军事打击伊斯兰国，开辟了同美国博弈的第二战场。

第三点，国际安全形势更加复杂。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核、阿富汗等原有的热点久拖难解，叙利亚问题、难民问题、恐怖主义三大热点更加突出。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问题相互交织，内部问题和外部挑战相互作用，国际安全问题的叠加效应和外溢效应增大，对国际社会提出严重的挑战。

第四点，国际体系变革加快推进。G20取代G7成为全球治理的主要平台，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结构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上升。发展中国家在世行中投票权提高到47.19%，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份额提高了6%，这个改革成果不久前美国国会通过，也得到了落实。亚投行成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安排、人民币进入SDR篮子，这些既是对现行体系的补充和完善，也打破了美国西方的长期垄断。

第五点，中国主动有利地位进一步巩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作为中高速，经济结构迈向中高端，外交积极进取，开拓创新，主动塑造外部环境的能力增强，国际社会普遍看好我国的发展势头，更加重视我大国地位，更加重视中国作用和中国方案。

在新的一年里，2016年国际政治经济安全形势不确定因素很多，各种突发事件，预想不到的突发事件发生的可能性明显增加，一些重要的不确定因素比如经济下行的压力，国内国外经济下行的压力对我们的影响，对我们外交运筹的影响，会产生掣肘。美国大选年必然拿中国说事，中美关系能不能稳得住。台湾民进党上台没有悬念，蔡英文上台没有悬念，这样一种结果对两岸关系、对台海局势，以及对我们的对外关系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中东地区恐怖势力扩散、恐怖活动向全球蔓延带来的安全威胁。朝鲜氢弹试射后还会搞出什么名堂来等等，我们都要予以高度关注，要做好随时可能发生意想不到事情的准备。这是关于形势说这么几点抽象性的看法。

谭雅玲（中国外汇投资研究院院长）：

我1985年进入中国银行研究国际金融，什么叫国际金融？五个板块，外汇、资本、黄金、利率、银行，这叫国际金融。我今天依然在研究国际金融，这五个板块扩张到石油、资源、商品、农产品，通过美元定价、报价已经统领了全世界金融，已经统领了全世界的商品。你觉得美国是受害者吗？美国是获利者，他赢了全世界最大范围的市场，拥有实力。谁受损啊？需要想清楚。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看，美联储货币定性在哪儿，就是要保持他的特权。现在讨论去美元化，不要盯住美元，还不到时机，很多国家做了这样的决策，很多国家走到今天是成功还是失败？看得非常清楚。美元的特权、霸权在短期、中期是很难消除的。1997年我们跟商务部很多人都在讨论关于货币霸权的问题，讨论到今天，美元的霸权能消除吗？是消除不了的。所以我们要面对现实去考虑很多基础的问题。

首先我想说一说，人民币和美元对等吗？如果从货币资质的角度去看，美元是一个权利性的货币，它拥有一个特权，使之成为定价和报价的货币，这就是货币的权利。人民币并没有取得货币的权利，自由兑换货币，可储备货币，这两个资质我们都没有完全拿到。所以从这个角度去讨论，你的货币基础在哪儿？一定是实体经济。中国货币怎么走到今天的？一定要记住，是中国的外贸打造了中国的货币。2001年的入世，从那时候起，是外贸带动了中国的货币流动，走到今天的时候，我们已经不讨论外贸了，我们现在就讨论货币，把货币跟金融连接，把货币跟投资连接，这样一种风险在哪儿？没根，没有基础。日本是教训，德国是经验。德国在面对美元，美国压力的时候是抓住实体，不放弃实体，而且货币是为了保护实体，德国成功了，走到今天德国能够在整个欧元区经济一枝独秀，跟它的制造业有非常重要的关系。日本是非常惨痛的教训，他放弃了实体，跟我们现在的局面是一样的，股市、房地产投机，所有这些角度给我们带来的风险压力应该是极其严峻的。所以我们要去比较，要去回应历史，把我们的市场分析清楚。

人民币从去年年底到现在这轮贬值是跟技术惯性有特别大的关系。人民币贬值成风，中央银行想让它贬那么多吗？并没有想到，是市场的一个行为结果，导致了汇率的贬值过度。究竟人民币需要什么样的汇率？从外贸的角度，它的汇率水平的基点应该是多少？从制造业角度，它的汇率基点水平应该是多少？人民币一国两制这个特色它的基点是多少？我们从来没有认真分析过、权衡过，所以我们是特别茫然地在推人民币的双边走势。美元的定力在哪儿？美元指数标准在哪儿？如果你长期观察，一定会发现100点绝对不是美元的诉求，80点、90点是基本点。日元的基本点在哪儿？115是基本点吗？不是，120现在是基本点。所以每一个货币根据经济周期的变化，会不断调整它的汇率水平，人民币应该调整到如何的水平，过去外贸在高胀的时候，大型出口6 块5，中小企业7块2，走到今天了，恐怕不行了，还应该继续贬值。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我们面临的形势是极其特殊的时代，而加上外围的环境，美元对我们的贬值是推波助澜，整个国际环境给我们带来的是推波助澜，新兴市场货币都在贬值，人民币贬值理所当然。但是从新兴市场的角度，从国际市场的角度，我们会发现一种异常的现象，过去的货币贬值对实体是有利的，现在的货币贬值对实体是不利的，为什么？流动性过剩，已经使所有国家的结构出现了错位，汇率脱离了实体，这就是一个全新的课题。

所以，如果从中国外贸的角度去讲，我们的外贸因为汇率带来的教训是什么？汇率杀伤了外贸。八年的直线升值，八年的单边升值，代价是多少？36%的升值，直线的升值对我们的外贸是一个严重的打击。外贸人干外贸吗？我走了六个浙江的地区，外贸人已经不干外贸了，拿着外贸的牌照在干金融。在这种情况下，你的货币贬值有意义吗？没意义，你的货币贬值只会加剧外贸的流失。这个贬值只会产生恐慌性的影响。我们应该反思的是“十二五”我们做的事有哪些是对的、有哪些是错的?我是学者，我一定要讲真话：第一，对大格局的评估错了，“十二五”期间大家在喊什么？世界经济格局巨变了，美国不行了，只有中国经济独秀。世界格局变了吗？格局一点都没变。第二，怎么看市场，我们往往拿着传统的东西去评估，流动性怎么怎么样管理，CPI怎么怎么样管理，这叫套路，这叫老式，为什么？流动性不足，教科书告诉我们了，现在叫流动性过剩，有教科书的指引吗？CPI低，我们在防止通缩，看看物价是不是在涨？我们不能简单拿着书本上的话去做套路，去做理论的论证。第三，我们处在一个非常的时代，但我们完全是按照正常的时代思路在去把脉我们的经济，所以我们会提出我们的货币要降息；美联储在紧缩，他们不正常会出现在哪儿？利率抄底。这是一个及其不正常的时代，回报率超高。这两个错配期给我们带来投机性很强，投资冲动很强，但是整个市场过程究竟是先创业还是先发财？我们大家都会明白，先创业才能发财，但是我们现在所有人讨论的都是如何发财？这个市场就是没有根的市场。

刘日红（商务部政研室副主任）：

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大家知道有一个关键词，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觉得中央非常英明，大家可以看中央这三年对经济形势的判断，2013年是叫三期叠加，突出了中国宏观经济当时所处的状况；2014年叫新常态，讲述了宏观经济的逻辑；2015年又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指出了克服经济新常态下的药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大文章，里面的内容非常丰富，其实最重要一条就是怎么改善中国要素配置机制，提高要素配备效率，尽快提高产业要素生产率，走出中低端增长的陷阱，最根本目的在这里。

当前宏观经济有个什么突出矛盾？就是产能过剩。现在我们有个问题要问，谁在过剩？我查了一下，大家知道过剩主要是工业，工业具体来说就是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船舶等等。我查了一下2014年的数据，在这些产能过剩的领域，大家看一下，钢铁领域国有控股企业的资产比重为52%，在有色金属领域40%，汽车船舶在56%，这还是国有控股企业的国有资产比重，如果算上不控股的，恐怕比重比这还要高。

我还曾经对刚刚过去的“十二五”规划做过梳理，当时16个省重点发展钢铁，23个省重点发展汽车，30个省市重点发展新能源，所以后来有了光伏产业的过剩。实际上这就是过去“十二五”很多方面在走了一种行政配置资源驱动产业发展的路子。这样一个路，是以政府理性代替了市场理性，以财税为目标，以国有资本为杠杆，以地方政府为老板，参与的一个竞争，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竞争。

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说，这样一种困境怎么来化解？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对外开放。大家知道这几年中国对外开放有一个特别重大的进展，就是负面清单在深入人心。我们现在实施负面清单从哪里来？不就是当时和美国谈中美投资协定谈判时候引入这个概念。大家知道，我们现在在推进负面清单，美国人、欧洲人则跟我们要准入前国民待遇，现在就面临一个难题，我给你哪一种待遇？改革开放30多年，实际我们形成了三种市场待遇，第一种就是国有企业，或者说国有资本、国有经济的待遇，对国有经济能投向哪个领域我们没有专门的立法，因为国有经济可以投向任何领域，所以不需要立法；第二是外资企业，外资就是长期以来我们用正面清单和行政许可的模式，对它是有限制的，但是它的制度和规则是比较透明的；第三就是民营企业的待遇，大家知道有新36条和旧36条，规定了政策的意向，但实际操作当中，国家有很多手段可以调控经济和企业运行。三类待遇，国有企业最高，外资企业次之，民营企业最低，美国人要准入前国民待遇，我给他哪一种待遇？我们可以想见美国跟中国要的绝不是民营企业的待遇，他要的是中国国有企业的特殊待遇。但是依照我们的体制，我们这种制度，我们不可能给他这样的待遇。所以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如果国内企业市场主体地位，市场准入标准不统一，我们对外谈判很难进入，这就是开放和改革的关系。

为什么说这次结构性改革就是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作用？我们可不可以这么说，产能过剩的根源还是国有经济布局不是很合理，而国有经济布局不合理的根源就是行政配置资源太多，行政资源配置太多的根子是市场化不够，市场化不够怎么办？很好的办法就是推动对外开放，中国的改革完全靠自己改是改不动的，要有一些外部的推力。当年鲁迅先生说过一句话，在中国这个环境，搬动一张椅子都要流血，更不要说改革这么难的问题。

我们现在所进行的中美、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包括TPP谈判，某种意义上讲，已经打开这样一个口子。对我们来说，TPP加入不加入已经根本不重要，我查了一下，我们是TPP的12个成员国当中三个国家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八个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只有文莱是第四大进口来源国，所以我们是不在场的TPP成员。我国虽然没在TPP里头，但是我国跟TPP所有成员贸易联系，比TPP自己联系还紧密，所以在这样的局势下，应该有这样的自信。但是TPP给了我们一定的思考，大家可以看TPP条款，其“中立竞争”条款就是强调市场竞争，减少国家行政的配置，最主要强调了私有制竞争的观念。跟我们国有经济布局一对照起来，我们现在有国有独资19万家，如果按照TPP的标准，达到50%的股权就属于国有企业要约束的范围之内，除这19万家国企外，还有更多企业都将进入TPP条款约束范围之内，这是影响非常巨大的事情。但这个事还不是特别难的事，其实如果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从管企业到管资本转变，到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这个难题是可以克服的。现在的争议点在什么地方？我们知道我们国有企业改革已分为公益类和商业类，我们可以把公益类排除，现在最大的争议点，是在商业领域的国有企业要不要保持绝对的控股地位？如果在这些领域我们必须得保持绝对性的控股，那将和TPP，或者说将来和中美投资协定谈判等会有非常大的体制上的冲突。

总体来讲，中国现在的条件和环境还是比以前好多了，当年加入WTO的时候，我们都有勇气挑战这样艰巨的国际高标准目标，今天更应该有。最后，我用狄更斯的《双城记》一句话结尾，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最好是充满机遇，最坏是充满挑战，但是道路曲折，前途光明，谢谢大家。

曹红辉（国家开发银行研究院副院长）：

怎么看当前人民币汇率？为什么当前市场以及国内外各界都在看贬人民币呢？是不是有其他的政府因素呢？或者政治因素在起作用呢？我们首先回归经济的基本面来看，有哪些因素在影响着人们对于汇率的预期？我想从四个方面做些分析：

首先，中国经济发展长期以来要素成本在发生根本转变。我们认为，如果生产要素成本过高过快增长，必然会极大削弱中国经济的总体竞争能力，导致中国增长基本面发生变化。进入新世纪以来，经过10多年高速发展，我国的土地和房产开发成本、劳动力成本、社会养老成本以及资源环境成本都在迅速上升，压力日益突出。要素成本的上升，必然会加重企业的成本负担，削弱企业的赢利水平。现在，传统的三驾马车，三个增长极都发生着变化，比如说投资2007年当时增速是25.8%，到2015年10月份下降到10.2%；进出口07年17.8%，到去年负8.15%，顺差达到5386亿美元；消费从2007年的16.75%降到去年10.64%。三驾马车的增速都在下降，这是非常突出的现象。非金融类企业杠杆率急剧上升，从08年98%上升到2015年的140%到150%。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下滑，人民币汇率面临着贬值的压力就不足为奇。

其次，受国际金融环境剧烈变化的影响。当前，国际金融环境中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全球性的流动性拐点出现。这个拐点怎么出来的？07年之后，美联储不断在通过所谓QE的政策，量化宽松增加流动性供应，直到2015年12月份调息，进入加息周期，收缩流动性，这么一种动作必然会导致全球流动性紧缩，出现拐点。从基本面来看，美国为什么能够加息？原因很简单，因为他有足够的资本，这个资本就是到2015年三季度的时候，增长环比是2.1%以上，这么大一个经济体，是中国的四倍多，他能保持2.1%以上的增长率，它是有资本的。大家知道美国消费占全球18.1%，而中国、日本和德国加起来消费只占全球的18.2%，第二大、第三大、第四大经济体加起来的消费只相当于美国一个国家的消费，而美国的个人消费还能保持3%以上的增长率，可以想象它对全球增长边际的影响。

第三，全球经济当前处于深刻的复杂的变动过程中。所谓复杂就是新兴市场经济体面临完全不同的境遇，以巴西、智利、阿根廷、委内瑞拉、拉美国家，加上亚洲的马来西亚、印尼等东南亚国家，这些经济体的外债和外汇储备的比例超过了100%，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如果他的政府处置不当，大规模出现资本外流，再次出现1998年或者2008年那样的系统性区域性的金融风险的概率是极大的。当然最大一个变量还不是这些市场经济体，而是中国。所以美联储第一次在他的加息里头，提出对中国的关注，美联储以前从来不考虑外部因素，这是第一次。这么一个情况说明美国今后加息的动作幅度不会太大，频次也不会像市场预期那么高，过快、过紧去收缩货币供应，会出现拉抽屉的尴尬的局面，他事实上在这方面保持了高度的警惕。

第四，以原油为代表的大宗商品价格出现剧烈波动。全球的石油价格现在单价要跌破30美元，这个走势除了经济层面的因素以外，跟其他的地缘政治和国际因素的影响密切挂钩。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事实上对中国在海外的贷款，或者在境内外汇贷款抵押物影响极大。我举例说明。中国外汇贷款最大是国开行，去年是3400多亿美元，占全国28%，其货款总的数量大体是1万多亿美元。1万多亿美元的贷款，抵押物有将近一半是大宗商品，是能源和资源，而能源和资源价格的波动，当然会对我们境外这些贷款，包括国内外汇贷款资产的质量会造成直接的冲击。所以我们要高度关注能源和资源价格波动所带来的对中国银行业贷款质量的冲击。

现在，通过一系列公开市场操作，SLF、MLF等等手段，央行加剧了对流动性的预调和微调，从目前市场来看，人民币汇率并没有过多影响国内的流动性水平。银行间市场利率大体上平稳，流动性也是比较充裕的。另外一个因素是利差问题，中美两国十年期长期国债的收益率的利差已经降到70个基点，这些因素都会导致中国境内资本出现外流的现象，投资人民币长期债券不如投资美元长期债券，资本出现外流，这个水一定是从高处往低处流的。这是从金融层面来看。我们要科学估算资本外流的规模，不能简单按照央行公布的储备资产的变动和经常账户的差额来计算资本的外流。目前我们公布的数据是包含汇率和价格变化的，如果说在贬值的情况下，就会出现高估。我们测算下来，2015年三季度外流规模大体是在1491亿到2208亿美元之间。

对于我国汇率的变化和未来的趋势，我们有一些基本的判断：

第一，我们认为人民币不存在持续大幅度贬值的基础。中长期来看，人民币还具有成为国际强势货币的可能性。当然首先我们要看到短期的压力是客观存在的，中长期来看是不可能的。一方面我们看到增速虽然下降，但是增速仍然保持6.5%左右，当然这个数字本身是有争议的，到底实际增速是多高呢？各方面判断是不一样的。

第二，人民币计价资产回报率虽然在下降，但仍然高于其他发达国家水平。这样横向比较，人民币计价资产还不是特别具有劣势，08年我跟美联储一个副主席讨论，为什么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而且这个危机源自美国，而美元汇率不跌反涨呢？他经典回答是，我虽然很烂，但你们比我还烂，所以我的汇率应该升值。其次，截止2015年，我们储备高达3.3万亿美元，总体是稳健的。虽然我们今年面临着财政风险与金融风险叠加交叉的可能性，我们高度关注，正在深入进行跟踪和研判，但总体来讲，系统性风险的概率并不是特别高，我们还有能力保持这种稳定性。

第三，大规模贸易顺差还是在为汇率提供坚定的持续的支撑。我同意前面发言人所说的，最终经常项目的盈余仍然是维护人民币汇率稳定的基石。经常项目大幅顺差决定了市场供求的基本面。

第四，人民币的国际需求仍然较大。2015年以来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在加快，境外主体在贸易合和资产配置方面对人民币有较大需求空间，长期来看，人民币还是具有成为强势货币的可能性。为什么强调强势货币？强势的人民币长期来看是符合中国经济增长需要的，虽然受到周期性和结构性因素的影响，短期内人民币存在一定贬值压力，但是长期内随着经济结构调整的深入，中国经济有能力保持中高速增长。这样的话，我们有能力保持人民币持续的稳定，是具有一定条件的。▲

doi:10.3969/j.issn.1003-5559.2016.03.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