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尔·贝娄小说中女性形象的构建及变迁*

刘洁



学术交流与探讨

索尔·贝娄小说中女性形象的构建及变迁*

刘洁

摘要：长期以来，评论界对索尔·贝娄小说中女性形象的构建褒贬不一。结合社会文化、政治背景，并从女性主义研究视角出发会发现，贝娄笔下的女性形象并不以固有模式呈现，而是以一种动态发展的状态变迁着，反映出作者本人在其社会生活中的心理历程。

关键词：索尔·贝娄；女性形象；构建

刘洁/西藏大学旅游与外语学院助教，硕士（西藏拉萨850012）。

作为美国当代最著名的犹太作家之一，索尔·贝娄于1976年凭借作品“对当代文化富于人性的理解和精妙的分析”[1]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于索尔·贝娄小说中女性形象的构建有褒贬不一的评价，特别在女权主义者看来，贝娄作品中的女性要么利用自己的年轻貌美从有名望的男性身上获取金钱、地位和性欲的满足，要么就通过各种手段毁灭男性。高曼归纳了贝娄作品中的女性形象“都是通过男主人翁的视角呈现出来。所以，我们只能从男性那里得到对女性的认知，而非女性本人”[2]。著名的文学评论家莱斯利·菲德勒指出“确实，贝娄所有的作品中没有一个生动的女性角色。即便他的作品有些女性形象，她们也只是些幻觉式的人物，不足为信”[3]。对于贝娄而言，女性是一个陌生且复杂的群体。在解说其创作的女性时，他说：“我并不是以一个男权作家的身份站在这儿，我只是错过了了解另一半的机会。”[4]因此，贝娄在其小说中对于女性形象的刻画是一个对女性不断了解的过程。麦金塔解释道：“在贝娄早期作品中，的确有些女性是受到限制的，但是，这些女性形象是不断发展的，逐渐变得完整和独立。”[5]

随着国际社会女权运动的发展和妇女地位的提高，国内文学评论界开始关注男性作家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并出现了不少的争议。从陆凡开始，诸如刘洪一、唐碧莲、张群、周南翼、刘文松、郑丽等开始研究贝娄作品中女性形象，出现了大量的著作、论文以及评论性文章。

文学作品往往反映出社会文化发展动向以及政治历史形态，贝娄的作品也不例外。其作品中所构建的女性形象是呈动态发展的，这不难看出贝娄对女性人物的创作历程受到了不断发展的女权主义思想的影响。笔者以女性主义的视角分析索尔·贝娄小说中女性形象的构建及变迁，以进一步了解女性形象在贝娄小说中的发展，并引起读者对其小说中女性形象创作的思考。

一、创作前期：“风格化”的女性形象

贝娄笔下的男主人公大多如同他自身一样，是在美国大城市生活的犹太移民的后代，受到美国文化的强烈冲击，是在物质主义与实用主义泛滥的社会中寻求精神生活的知识分子。身为一位男性作家，贝娄深受男权思想的影响，固守对于女性的歧视和偏见，在其文学创作初期这种大男子主义自然渗透其中。陆凡指出：“尽管贝娄小说中的妇女形象就其本身来说或许艺术价值不大，但从对揭露主要人物的作用来说确实不可缺少的……那么妇女则时常只是一些为了表达作品的主题思想的‘风格化’的形象。”[6]在体现固有的思想时，作者并不是单一地刻画男主人公的人物形象，而是通过这种“风格化”的方法来夸张和突出要点，甚至可以收到更忠实地再现的效果。

《晃来晃去的人》是贝娄出版的第一篇小说，故事中的约瑟夫再现了当代人的“垂悬”状态，即“对自我的难以把握，对外界的无能为力、对世界的不理解、相隔膜的状态”。[7]约瑟夫的妻子艾娃年轻，充满活力，毫无怨言地供养着百无聊赖、不切实际的丈夫。从艾娃开始，此类女性在贝娄的作品屡见不鲜，《受害者》中侧面展示了利文萨尔的妻子对其生活的照顾；《奥吉·马奇历险记》中奥吉的情人和妻子对他情感上和生活上的慰藉；《雨王汉德森》中妻子莉莉对丈夫的温柔体贴；《洪堡的礼物》中洪堡的妻子凯瑟琳对其倾其所有，既能在工作中帮助洪堡，又能在精神上给予支持。这类女性在贝娄的小说中被定性为“天使”。贝娄自以为是的男主人公们能很容易地控制这些“天使”般的女性，却往往被一些“妖妇”般的女性所左右。约瑟夫并不感激妻子艾娃的付出，相反他会为了借给情人凯蒂一本杂志而和妻子大吵一架，但最终凯蒂另寻新欢；奥吉深深地迷恋他的情人西奥，然而西奥却是个冷漠无情的人，她可以抛下坠马受伤的奥吉，和旧情人约会直至最后抛弃奥吉；《赫索格》中的玛德琳，赫索格为了她同发妻离婚，离开了温柔体贴的日本情人，但她不仅欺骗了赫索格的感情，最后还同赫索格的朋友私通并设计将赫索格赶出了他刚装修好的房子。在传统的父权制话语中，女性形象通常被描绘成单一的“天使”与“恶魔”两种，然而在女性主义批评家看来都是以不同方式对女性形象的歪曲。贝娄笔下的这两类女性都无法解决男主人公们思想上的困境，只能带给他们更多的束缚和折磨。贝娄的主人公们一出场就是以异化开始，他们厌倦生活，挣扎于自己的思想困境中，“天使”代表的是安定，但他们在安定中找不到归宿，不安分的心理迫使他们摆脱这类顺从的女性，试图追求改变；“妖妇”则象征着行动，行动带来的结果往往事与愿违，贝娄的男主人公们上了这些女人的当，吃了现实的亏。经历种种之后，这些一开始自以为是、不切实际的知识分子们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约瑟夫和奥吉从军；利文萨尔找到工作；汉德森重返美国；赫索格收拾故居；西特林不再逃避问题……无论最后他们有没有寻求到解决精神危机的答案，但暂时同这个世界妥协，达到了外部世界与内心世界的一个基本平衡。

二、创作中期：“矛盾化”的女性形象

大多数评论家认为，贝娄笔下的女性形象基本为扁平人物，缺乏人物自身应有的独特性格。但是贝娄的创作中期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正是西方第二次女性主义运动高涨时期。蓬勃发展的女性主义运动以及不断高涨的女性意识刺激着贝娄敏感的男权主义神经，影响了贝娄文学作品中女性形象的刻画。在此期间，贝娄出版了两本震惊美国文坛的巨著---《赫索格》和《洪堡的礼物》。这两本小说在给贝娄带来名誉与声望的同时，也让评论界重新审视贝娄笔下的女性形象。在小说中，父权制标准开始遭到颠覆，深受男权思想影响的贝娄既无法逃避，又不愿接受，这让他无所适从，对女性的态度由消极转为矛盾，陷入深深的思考中。玛德琳和丹妮丝就是这段期间贝娄刻画的两个典型的“矛盾性”的女性形象。

《赫索格》中，玛德琳年轻美丽，才华横溢，有强烈的求知欲，崇拜着在学术上颇有造诣的赫索格并与之结婚，希望能从丈夫那里得到从小就失去的男性的呵护和关爱，并渴望能与赫索格在学术上进行自由的交流。然而，独立自主，追求男女平等的玛德琳并没有从丈夫这里得到应有的尊重和理解，赫索格将其禁锢于家庭的琐事当中并对玛德琳的学术追求不屑一顾。玛德琳无法容忍这种男尊女卑的传统婚姻观念，于是追求自我并敢于打破婚姻桎梏，离开了专横并自大的赫索格，转而投入能够真正尊重并关心她的赫索格的好友瓦伦丁的怀中。而对于赫索格而言，他的确在与玛德琳的交谈中感受到她的知识渊博，与之交流也的确是一件让人心旷神怡的乐事，但他惧怕这种女性的力量，这让一直遵循男女尊卑有别的赫索格感受到了威胁，这无疑是对父权制发出的挑战。于是，本应是积极生动的新型女性知识分子形象在贝娄笔下转变成了与好友私通、工于心计、谋权夺利的荡妇。另一个典型的女性就是《洪堡的礼物》中的丹妮丝，她有教养，受过高等教育，深受西特林母亲的喜爱，几乎把所有的心思和精力都放在丈夫的生活和事业上。她善于抓住一切机会来推动西特林的成功，是个标准的“贤内助”。然而这让不切实际又自大的西特林极为反感，他在生活中故意与丹妮丝唱反调，把丹妮丝塑造成一个爱慕虚荣、精明世俗、用孩子为借口来剥削压榨赡养费的无情女人，最后西特林不得不用离婚的方式来维护自己那摇摇欲坠的男权世界。贝娄塑造这两个典型的女性形象“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文学作品中‘天使’和‘妖妇’之间的二元对立，使得‘天使’和‘妖妇’两个矛盾对立面统一起来，提高了作品的艺术成就。女性人物所表现出来的矛盾性特质，犹如一面镜子反照出作品中的男性在成功、风光的外表下，所掩藏的自私、冷酷、丑恶等种种人性的弱点”[8]，同时也反映出作者本人在根深蒂固的男权主义与逐渐觉醒的女性意识之间的摇摆，这对于一直深受“男权作家”头衔困扰，受到女权主义者抨击的贝娄来说，也是一次勇敢的尝试，对于其日后成为真正的人文学者是历史性的转变。

三、创作后期：“理想化”的女性形象

到了贝娄写作的后期，女权运动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成熟的时期，这时候的贝娄也步入人生暮年，开始以一种平和理性的态度来面对身边的女性以及自己笔下压抑许久的女性人物。美国女权主义文学先驱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其作品《一间自己的屋子》中指出，一个人无论男女，想要与对方达到和谐和融洽，就得淡化自己的性别意识：“在我们每个人的心灵中，有两种主要力量，一种是男性因素，另一种是女性因素，在男人的头脑中，是男性因素压倒了女性因素；在女人的头脑里，是女性因素压倒了男性因素。正常而舒适的生存状态，是这两种因素和谐相处，精神融洽。”[9]贝娄后期作品中的男主人公们不再逃避生活和精神上的困境，不再执着于在异化中寻求自我归宿，不再用缺乏性格特性的女性人物来反衬自己，也不会单一地用自己的主观意愿来对身边的女性进行不可靠的叙述。相比具有激进女性意识的玛德琳和丹妮丝，同样才华横溢的雷蒙娜、罗沙曼、米娜等则既有女性的温和，又兼具了男性的理性。雷蒙娜积极乐观，在生活上照顾赫索格，在精神上给予他慰藉，在学术上与之并驾齐驱；罗沙曼独立能干，与丈夫各自追求着自己的事业，在婚姻中又能兼顾对方的感受；米娜不仅事业有成，在婚姻的稳定和家庭的和谐上也做得非常成功。她们相较于贝娄所刻画的其他女性形象，是更为作者以及他笔下的男主人公们欣赏的新女性形象，是可以修补、拯救男性世界的“理想化”的女性。纵观贝娄后期作品中的女性，她们独立、自主，具有真正意义上与男性平等的主人翁姿态。她们与男性之间的相处不再是此消彼长、权力争夺的场面，而是伍尔夫理想中的状态。

从贝娄对其小说中女性形象的构建来看，其创作是逐渐从消极的、风格化的再到矛盾的、模糊的，最后是理想化的、有益的和独立的，这既体现了作者本人的创作手法和写作水准，同时又可以看出女性在追求自身主体地位、构建自我身份的过程中社会地位上的提高以及精神层面上的进步，这无疑是人类历史上以及人类文学史上的一大跨越。

参考文献：

[1]Gottesman,Ronald.The Norton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New York:Norton,1979.

[2]Goldman,L.H.Saul Bellow’sMoral Version:A Critical Study of the Jew ish Experience.New York:Irvington Publishers,1983.

[3]Fiedler,Leslie.Love and Death in the American Novel.New York:Doubleday,1992.

[4]Grobel,Law rence.“Playboy Interview:SaulBell ow.”Playboy.May 1997.

[5]Mackintosh,Esther Marie.“TheW omen Characters in the Novels of Saul Bellow.”Diss.Kansas State U,1979.Ann Arbor:UM I,1979.

[6]陆凡.索尔·贝娄小说中的妇女形象[J].文史哲，1980.

[7]李会学.索尔·贝娄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在时间轴上的展开[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8]司文会.《洪堡的礼物》中的女性形象的矛盾性特质及其成因探析[J].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14.

[9]W oolf,Virginia.A Room of One’sOwn.Harmondsworth:Penguin Books,1929.

责任编辑：郭一鹤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531（2016）06-0027-03

*项目名称：2014年西藏大学青年科研培育基金项目（ZDPJSK2014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