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的能动本质及其教育
—学习的生态性价值

傅松涛 李松丽

（河北大学 教育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0）



人性的能动本质及其教育
—学习的生态性价值

傅松涛 李松丽

（河北大学 教育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0）

摘 要：能动性是现实生态人自主生存的本质所在，是人类生命律动性实质存在过程中自我意识与行动不断生发生成和展示创造的生态趋向、主导性能和元生动力，是人类元个体生态及其复合社会生态简单性有效生产和复杂性公平生活有机统一的简明性质量生存的人性主导要素。能动性本质与律动性实质有机结合构成完整的人性全质，合力演化出人类更好生存、享有和发展的丰富文明形态。能动性具有进取性和退行性生存取向的二重性。既定的文化—道德—制度体系的低成本惯性和保守倾向往往会诱发、激活和强化能动性的退行性向，成为文化肥大—贫瘠、教育过度—短缺、学习狭隘—泛化乃至教育—社会被动退化的始佣与元凶。人类必然且必须自觉激发和利用能动性的进取品性与张力，尊重和依托律动性的基本限度与定力，把人类生存引向择良施教、竟优为学、自主互动、进取博弈和实值创新的健全形态。

关键词：人性；能动性；实质本质全质性；趋教向学性；进取退行二重性

从最根本的意义上来说，除了宇宙自然演化生成或衰亡崩溃的作用力之外，包括人类自身在内的、构成人类文明大厦的一切财富和奇迹，都是人类性质即人性一手导演、开发和创造的人化结果；与此同时，创造人类文明的一切代价，可能最终导致人类文明异化、坍塌和溃败的因素，同样也出自人性之手。人性真可谓是人类文明生成与创造和破损与毁灭的最终源泉。面对日益雄峻辉煌的人类文明大厦与成果和加速蜕变衍生的人类文化垃圾与毒品，我们不能不执着地追问，在复杂多变的各种人类存在形态之中，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性决定了并在变本加厉地决定着这种创造和毁灭呢？这种人性对教育在其中必然、可能和必须具有和守望的价值、扮演的角色和行动的方式又意味着什么呢？

一、人性的能动本质及其终极主导价值

人性是人类真实而完整存在的全质属性，是人类作为特定生命生存形态的客观性律动实质与主观性能动本质有机统一的全质性存在，根本地决定着人类社会生产生活的基本性质、完整形态、丰富内容和基本走向。人性的客观性律动实质根本地决定着人性自身乃至人类所有生产生活过程和产品的同一性、必然性和确定性；人性的主观性能动本质则根本地决定着人性自身乃至人类所有生产生活过程和产品的多样性、随机性和不确定性。当人们从确定性角度和层面来认识和把握人性及其生存过程和产品时，无疑会更容易得到相同或相近的人性理念；而当人们站在不同的立场上从各自不同的角度能动地审视和把握人性时，形成的必然是多种多样的人性形态与类型理念。但也正是这些各不相同甚至矛盾的人性形态与类型理念，恰恰能从更高、更完整、更具普遍性的层面和角度反映出人性的另一种确定性，即普遍的能动性。正是这种貌似不确定的能动确定性，为人们从更高、更完整、更具普遍性的人类立场、视力、视角、视野和视域上寻求人类能动性本质主导下的全质属性的普遍共识与认同提供了必然、必要与可能的终极性价值与依据。

面对人类“吃喝住行性”普遍存在的肌体确定性实质，不同人类个体从自身能动本质的机会遭遇、偏好取向和社会道德标准上，对“为什么”和“怎样”形成和具有这种确定性实质属性做出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反映、认定、解读、把握与建构。有关人性理念中延续最久的说法是，用简单的主观立场、利趣和价值二分法把人性与兽性对比着加以文化化、道德化甚至制度化的划线、标定、界说和阐释，形成所谓的方位人、肤色人、种族人甚至职业人等文化宗教化人性；“人之初，性本善”的“性善论”［1］69、“偷吃禁果”“身负原罪”或“兽性不改”的“性恶论”［2］160、“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神性兽性同体”“社会性与生物性交织”的“善恶二元论”，抑或出于对“不可捉摸”的不确定性人性的关注、敬畏、无奈或投机性把握而闪烁其辞的“可善可恶论”或“善恶不定论”等道德化人性［3］172；一些所谓马克思主义者们，依据一句有关“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的形式性的经典性片语，比照老祖宗的“力不若牛，走不如马，而牛马为用，群也”的类比启示，极言人性即“社会制度性”或“劳动创造人类”的“劳动实践性”或“会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工具手段性”，以及“会说话的”“语言性”，更有好事乐斗者耻于、安于或得益于社会差别等级压迫的存在，干脆把人性简单窄化为“阶级性”“身份性”等制度化人性。［4］827

上述概念界定都从某个层面反映了人之为人的某种文化、道德和制度性的外显属性或标志，可谓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这些文化宗教本位、道德价值本位或样式样态制度本位的思维方式和标定结果，往往在从特定人群立场出发加以阐释和判断时，形成孤立、单面、机械、教条、标签、狭隘甚至相互脱节矛盾的结论，表现出各执一端己见的局限。且不说对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族群的不同的人是善是恶并非确定，即使对不同生境状态下的同一个人的善恶价值也不一而定，这岂不是说同一个人性片断、状态或事件，既恶又善，既是人性又是兽性，或更干脆明确地说，既是人性又不是人性，既是人也不是人，或有的人是人，有的人不是人！这种自相矛盾、自我否定的判断命定方式显然是从根本上违反逻辑的周延性和矛盾律的，其理念错误和实践危害更是致命的。而“社会制度性”“工具手段性”“语言符号性”等判断，且不说其对丰富人性关照把握的狭隘单面，仅仅相对于现代科学有关动物的“社会性”“工具性”和“语言性”的丰富深刻的认识成果而言，已显得十分强词夺理、人兽不分而苍白乏力了。至于高调极言“阶级性”“身份性”“制度性”的话语，除了表明这种思维已经走向以偏概全的极端外，其立场视域的狭隘、对族群集团甚至个人极端私利合理性辩护的滥用，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对人性的偏见与自身人性的扭曲，在重复循环的历史悲剧面前，早已大白天下、昭然若揭了。

实际上，透过、抛开或扬弃上述各种人性论背后利趣偏好、文化手段和人为立场的钳制、忽悠、扭曲和魅化，它们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和揭示了人性的能动性本质与底色。如果没有能动性的各种有意利用和参与，人类行为既不会因为“人类”自在“行动”者自然自发的所谓“善意”或“恶意”为之而制造“善行善举”，也不会因为受动者被动者自然自发的所谓“善意”或“恶意”地评价而背负“美誉或骂名”，就像真正的老虎随机地遭遇和吃掉真正的小羊一样，不过是自然自动自发的随机行为而已；相反却同理的是，虚拟的“老狼”有意地以污染水源的名义惩罚性地吃掉虚拟的“小羊”的行为就显得恶气十足了。赋予这种拟人化的类比事件以人性的意义和价值的客观依据，与其说是“恶狼吃掉善羊”这一客观确定性事实本身，不如说是对凶狠“老狼”能动地恶意吃掉“善良”“小羊”行为进行批判和否定的能动人性的张扬和傅彩：是一类“能动性”“能动地”自我肯定、美化和张扬与对自己想象和臆断的另一类“能动性”的随意标示、贬抑和否定。

这就是说，所谓的善恶命定和身份制度性、文化手段性和道德符号性等人性判断，实际上都不过是人类某些某类个体或族群能动地积极行为行动的直观表象、特殊理由、人为借口和取向标签而已，是潜藏在人类各种行为行动背后的更为普遍的人性能动本质、力量和本色使然。没有这种能动力量的根本支撑、维护、展示、创造和定向，人类就不会有发明、创造和评价善恶社会性工具性的文化动力和契机，就无以对各种人类行为行动作出是否为人性的质性判断，甚至根本就没有必要去如此转弯抹角、劳心费神地进行这样的行动和评价：自然中“恶”狼就从来不想、不会也不顾世人的评说，也不去编造任何理由和借口，生来就在日复一日、坦然自得地吃着“善”羊。当然，这样假设的后果更令人沮丧和难以接受：且不说各种标定善恶行动及其创造的社会性文化成果会不曾出现，因而必定是人猿无别，甚至连人类能否抵御和战胜其他凶猛的野兽而延存下来都值得怀疑。

值得庆幸的是，这种假设除了反证人性的能动性本质之外，本身并没有任何科学实证的价值和意义。实际上更为不幸的却是，恰恰正是这种能动性，却决定了人类个体更愿意“能动地”关注、肯定、放大和张扬自己的能动性而忽视、贬低、压缩乃至否定别人的能动性，甚至为此不惜逐本求末，对人类各种族群的能动性加以能动地虚拟、掩饰和加魅，用极端化的善恶身份制度性、文化手段性和道德象征性来拔高、肯定、美化和颂扬自己及我群体的能动性行为和取向，贬损、否定、丑化和诋毁他人及他群体的能动性行为和取向，致使人类的各种能动性行为和取向被人为“能动地”贴上各种善恶标签，扭曲魅化为不同人类个体及其族群相互猜疑、隔膜、离间和分裂的靶的、契机、工具、托辞或接口；那些本来表征人性能动表现的各种话语越来越远离对人性能动本质的科学表征与共识，变成只有自己及其我群体才能识别、共享和专用的象征符号。人类对人性的理解和把握因这种“能动”扭曲和魅化而歧义丛生，人类的相互甚至自我认同由此变得不可理喻和思议起来。

可见，只有真正地回归和立足到人性的普遍能动本质上，我们才能够自觉撕掉、撤除和洗去自己及其我群体“能动”加魅附丽在人性行为行动上的虚假标签、光环、铅华和迷彩，坦诚地表露和昭示自己及其族群的能动行为行动的真实动机和指向，积极地体验和理解他人及他群体行为行动的能动指向和价值，有效地拂去人们人为扭曲和魅化人性的尘土灰烬，透过各种人性行为行动的表象形态和衍生类型，真实而完整地认识和把握人性的全质，在最普遍的意义上找到和形成相互沟通和理解的人性科学共识内容和标准，真正实现人类所有个体的自我认同即全人类认同。

人类能动本质及其认识的加魅与扭曲，直接导致人性共识和认同的弱化甚至丧失；更可怕的是，这种人为有意“能动地”文化、道德和制度性标定、扭曲和加魅的行为和结果，不仅直接诱导和挑起人类个体与族群间的攻击、争斗甚至残害，而且像催化剂一样在日益强劲地诱导、加速和强化人类能动性的真实嬗变、扭曲和异化，创造出足以挤压、侵占和腐蚀人类健康生存与发展智慧、资源和空间的异化衍生品，使人性的能动本质、存在形态和生存环境越来越呈现出去人性、伪人性直至反人性等非人性的性质和形态，从根本上威胁甚至毁灭人类自身的生存。

因此，只有也只要真正地回归和立足到人性的普遍能动本质上，我们才能够也就能够真正能动地在广泛取得科学的人性共识和认同的基础上，坦诚自然地正视、辨别和革除各种能动性理念、价值和制度的衍生赝生品，真诚勇敢地摈弃个体和群体行为行动的能动成见、偏见、私见和谬见，忠诚积极地展示与表达和自觉有力地限定与规范自己的能动行为行动，最大限度地包容、理解和兼顾各种人类个体或族群的能动行为行动的具体取向、样态和尝试，从根本上保证和维系人类共和共荣的人性全质底线。

二、人类生态性能动生存的主导性向和元动力

能动性是人类特有的本质属性，渗透、体现和反映在人类社会生态性生存的所有层面和环节，是人类在不断启动和保持自身生命冲动的生发、凝聚、生成、释放、展示、积淀、整合、创新和升华等肌体行为过程的同时和基础上，自我生命存在意识与行动逐步萌生、激活、丰化、强盛和超越，努力谋求自身更好生存与发展的过程中逐步形成、表现并不断得以强化的主体选择意向、行为动力机制和社会生态原质原力。能动性是生命人性化存在的特定方式与主导性向和内容，是人类生命诞生、存续和升华的主导性动力，决定、推动和保障着人类的生态性存在。能动性从根本上使人类摆脱、告别和超越客观物质世界存在的自然律动本性与轨迹，不断把人类的依附性生存提升到更为自觉、自主和自由的境界和水平。正是在能动性对人类特定生命存在的渍染、关照、引导和推动下，原始“人类”才得以把自身生命存续的律动性代谢积淀过程转换提升为人类生命性生存、展示和升级，享有性生活需要不断产生、激活与满足，发展性生产能力不断形成、释放与做功，以及生命性质量生存的享有性公平生活与发展性有效生产不断自新、相互转换并保持动态均衡的生态性过程。

能动性是人类生命性存在自我意识的过程和结果，具有自我意识性特征。能动性是人类生命性存在演化到一定阶段，人类大脑中逐渐积累的生命遗传信息、肌体生长信息和环境获得信息达到一定丰化的程度，开始体系性的相互链接、关照、印证和赋值的过程中和节点上孕育、萌芽和诞生的。［5］95-98原始人类诞生之前，“人类”的生命存在与动物，包括原生生物的生命在内的所有生命存在，并没有什么质的不同，不过也是茹毛饮血，穴居树栖，随遭遇而饮食，逐水草而迁徙，跟其他动物一样为生命物质的简单律动和原始自动所支配，自发被动地适应生存环境以“活着”而已。只是随着火的偶然出现与利用，人的大脑才在其特殊物质质量和结构的不断改良优化的基础上，逐渐存储和积淀有关生命需要、肌体能力和环境条件的信息，形成原生记忆力。直到有一天，动物个体的记忆力足以使其把自我当下的冷暖饥饱及其更为有效的满足行为能力与方式，与记忆中的个人或他人的及其解决方式印象加以比较，形成获得饱暖舒适与躲避饥冷苦痛的差异性感受和体验，把自我与周围环境、他人及其他图腾存在相互映照并逐渐区分开来，原生性自我生命存在意识便由此诞生，并逐渐积淀定型为日益清晰稳定的为趋乐避苦、求舒拒痛而不断尝试、全面创新的能动生命存在模式。至此，人的“意识代替了本能，或者说他的本能是被意识到了的本能”，人与绵羊之间开始有了质的不同［6］36，“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7］96，纯律动性的本能生命最终跃升转型为人类的能动性生命。

能动性是人类对享有性生活自愿选择与体验的过程和结果，具有享有性生活的自愿选择创新性与体验性特征。原始人类在自我意识与创新的察识和引领下，在把自我与周围环境逐渐区分开来的过程中和基础上，开始把周围环境作为身外和异己的对象性存在来加以把握、对待和利用。人们不再是一味地消极跟从和附庸周围环境的变化并无奈地接受其“惠赐”或“惩罚”，而是开始用是否有利于自身的安全存在和舒适感受的主体性标准来期待、判断和评价周围环境的存在与变化，自愿地选择和决定采取何种应对态度和行为方式。人类开始第一次有意识地积极尝试摆脱或改变周围环境的束缚和奴役，利用周围环境自然存在的变化提供的条件和机会，把人类生命对周围环境的消极依存依附和无奈无助的被动决定过程，变成对其资源的选择、占有、支配、改造、利用、创新和享受的积极生活过程。能动性把人类生命的自然依附性存在转变和提升为自愿选择与体验的自主权利和享有性生活过程。

能动性是人类对发展性生产的自觉组织与创造的过程和结果，具有发展性生产的自觉组织性与创造性特征。人类生命存在的能动生活性，并没有也不可能仅仅表现和停留在对周围环境有利因素的直接生活性选择、触及、利用、消费与体验上，他们必须安排、发动和优化更为坚强能动的自觉意志行动，寻找和抓住可能的有利时机和因素，防范和排除可能的不利遭遇和事件，拓展和占领新的生存空间和平台，对周围环境和资源施加更人为性的积极影响，改变、改良以至改造它们不利于人类受用的原初自然形态、结构、属性和运行方式，创造出更适宜于人类生命生存和实现自主权利与享有性生活的新机会、新空间和新物品，人类生命的生活性存在由此被赋予突出的生产性特征和内容。生产过程中创造和积累的行为方式和成功经验不断沉淀和内化为人类的新生活感受和体验，在丰富、改进和提升着人类的生活状态的同时，进一步优化和提升生产方式和水平，促使人类更为自觉的安排和创新生产，不断把人类生命的生活性存在转化、融合和提升为发展性生产的自觉组织与创造的过程。

能动性是人类生存性行动自由互动与博弈的过程和结果，具有生存性行动的自由互动性与博弈性特征。人类生命存在的能动生活过程与生产过程全面渗透有机融合，与他人和自然生态环境一起，共同构成人类的复合社会生态存在，搭建起人类生态性行动的现实平台。面对凶险的环境和自身能力的有限，特别是每一个人类个体的自我意识、自愿选择与自觉安排，积极从事生产生活活动的人类个体能动地借助或利用各种自然生态信息、条件、机遇和内外部社会生态生境力量，与他人展开日益广泛的自由互动和博弈。他们通过各种形式的多重表白展示和反复沟通交流取得共识认同，以取长补短、互惠互利、联合协作、共存共荣；抑或沆瀣一气、忽悠加魅，合谋策划、巧取豪夺；或对抗竞争、形成差异认可，敬强扶弱、互礼互让、鼎立并存、共生共赢；抑或猜疑诋毁、互不信服、巧取豪夺、两败俱伤。人性由此不断积淀拓展，日新月异，人类生存性行动由此跌宕起伏，迂回曲折；人类社会生态则由此兴衰更替，丰富多彩。

能动性是人类均衡性生态自主调适与掌控的过程和结果，具有均衡性生态的自主调适性与掌控性特征。生活过程的消费性和愉悦性在不断激励人类尝试创新、积极进取的同时，更易于诱导人类贪图享受，超常消费，消蚀和融化人类生命的能动努力，助长人类的慵懒惰性，在腐蚀扭曲人类生活的同时更为严重地腐蚀和退化人类生产；生产过程的付出性和探索性能磨炼和强化人类的意志力，但更易于诱发和迫使人类畏惧、逃避甚至放弃生产。人类互动博弈由此嬗变扭曲，人类社会生态由此震荡失衡、恶化衰败。面对生态失衡的危局和威胁，人类将能动地面对严峻的现实，反思和追究原因，抑制或剔除超前透支放荡的生活方式和内容，强化和扩展改进生活生产的消费结构与比例，重新配置生产生活资源的结构与布局，强化和提升社会生产的主导地位和作用，实现和恢复社会生态的生活生产平衡。

三、人类自我生成与超越的能动性教育—学习特质与专程

能动性是人猿揖别的最后契机和分道扬镳的临界点，是人类能够、敢于和善于跨进人化生态文明、不断自我超越的分水岭。正是能动性这种普遍属性，才根本地促使或决定最初萌发“人性”的每一个“人”，敏锐而有意地品味和把握自身在变换肌体状态和接触新鲜生境刺激时生发的异样感受和体验，尝试性关注和利用自身在偶发行为和事件中表现出来的新质潜能和环境机缘，艰难而能动地勇敢冲破和告别自然律动和兽性所决定的动物爬行、顺应的本能而直立起来，捡起和打磨现有的石块或木棍作为“工具”，用简单的符号“言语”表达、传递和接受一定的行动信号，请求、召集和维持大家组成“社会”以相互“配合协作”，以便采摘高处的野果或吓跑进攻的猛兽来求得更好更安全的“自我生存”。正是这种有意识地克服来自自身和外部生境的艰难困阻以便自身更好生存的积极行动性向，才是人类个体和群体有效发动、支配和维持各种人类行为的本质属性，即能动性。所有紧紧抓住或及时利用这一生命契机，积极努力突破这一人猿差别临界的个体，无论男女老少、高矮胖瘦或强健羸弱，都能够最终真正告别自己的动物本性，跨进高明人类的行列。相反，就只能坐失机遇，囿于临界，困于山坳，止于水岸，不仅自己而且世代混迹动物行列，与兽为伍。

能动性是所有不安现状、不断进取的人类个体和群体共有共享的不竭主体资源和动力。正是这种积极行动的能动性，才使告别了动物界的人类个体了解和依托自己的优势和环境需求，积极探索和开拓新的生存空间和途径，取长补短，细化分工，创造、分化或转换出形形色色的个体生命形态和职业岗位，类聚或联合成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态系统和“三教九流”，从而更有效地谋求生存发展；凝情励志、诚心正义、格物致知、积淀提炼、敬业爱岗，开拓创新，在三百六十行里“出状元”，“当尖兵”，成就自我。每一个身在其中、觉知珍视、激活运用这一共有共享的不竭主体资源的人，无论身处何种社会场域，扮演何种社会角色，从事何种社会职业，都能够根深叶茂，精唱巧打，励精有治、奋发而强、型塑自我饱满形象，分享人类似锦前程；反之，无论有多么优越的天赋材质和既定生境，都难逃自败根基、自行拆台、自我萎缩、自残人性直至自毁人生的宿命。

能动性是所有新人超人的最宝贵最有价值的主体资本。正是这种积极行动的能动性，才使加速进化的人类个体与群体，真实地反观、省视、意识和锁定人类自身优化的巨大潜能资本和环境改良的巨大可能性，积极地开掘、激活和展示自身蕴含潜存的每一个承载优秀品性的健康基因和肌体构件与组织，规避、限制、压抑、转化和升华自身的不良潜质与品性，充分地依托、开发和利用生境重组再现的每一个提供可能条件的积极事态和情境，化解、转变直至排除可能妨碍和破坏自身发展的不利因素，设计、建构和不断优化自身的知能结构、人格结构和角色结构，不断更新、重组和超越既定自我，成为“日新其性”的新人类形态和超人形象。否则，能动性的羸弱、瓦解、泯灭或消散，就会使人类个体或群体无视、怀疑甚至惧怕自身不断躁动和呈现的潜在资质和资源，躲避、远离甚至拒绝和打压人类潜需潜能，就会保守现状、固步自封、拒斥变革，甚至自艾自怨，自消沉沦。

能动性是人类教育—学习化生存的元动力与创新力。在告别动物界的过程中，能动性一开始就是在人类有意识地自觉依托、借助和融合传递与获取经验的行为行动过程中发挥实际作用的。正是这种紧密的融合及其作用，使人类的能动性逐渐沉淀、倾向、转化、升级和表现为人类自觉趋向接受教育和主动学习的内在品性，人类由此开始迈进崭新的教育—学习生存发展路程。能动性加速度地积淀和升华人类生命的特定生存经验和情趣，孕育和点燃了人类特有的教育—学习生命关照和体验；能动性开辟和创设教育—学习职业和岗位，促成和定型专门专业的教育—学习生产活动内容领域；能动性开启和强化人类对教育—学习行动方式和过程的专注与收获，拓展和提升人类特定的教育—学习生活价值和效益。正是人类的能动性，激励、引领和推动着人类生存的教育—学习化升华、创新与超越；也正是教育—学习行为行动，为人类能动性无限潜能的不断生发、生成和持续发挥作用提供了最直接的行动载体、最广阔的应用空间和最适宜的展示平台。

能动性孕育和诞生人类的教育—学习性生命。随着环境条件的丰富与恶化和记忆思维力的能动生成和强化，人类生命第一次摆脱了对物质生产生活过程和方式的完全直接的全程参与和依赖，人类生命开始有机会跳出和脱离直接物质生产过程，直接对生产生活经验及其知识形态进行非物质性的加工和体验。人类日益明晰、完整和强烈地形成持续稳定的必须接受教育、能够接受教育和愿意接受教育的趋教性与依学、知学、用学、能学、乐学、敢学和善学的向学性；教育—学习行为作为人类特有的一种专门的、非直接物质性的生产生活过程，深刻而有机地嵌入和融进人类的生命过程，赋予人类生命存在一种新质和存在形态。人类特有的教育—学习生命由此诞生。

能动性滥疡与专化人类的教育—学习性生产。人类教育—学习生命的躁动和诞生，为人类生存过程和行为活动开辟了新的领域和内容，最终促成了人类的专业化教育—学习生产方式和行动。人类的物质生产生活日益需要前人生产生活经验的直接参与，人类自身的生产不能也不再囿于和成于人的肌体生理生产，生产生活经验的直接传递日益成为人类自身生产更为必要和有效的内容和方式；随着生产的能动发展，人类社会的物质财富也日益丰盈有余起来，人类的部分行动时间和成员也就有必要和可能开始游离和跳出直接物质生产过程，专门从事生产劳动经验知识的收集、整理、加工、提炼、再造、教授传递与学习获取的教育—学习生产活动。人类自身的教育—学习化生产过程从物质生产过程中最终分化出来，成为人类专事自身生产的必然必要的扩展与延续，一种崭新的社会生产领域与形态也由此诞生。

能动性开创与拓展人类的教育—学习性生活。教育—学习生命的能动律动，在孕育和促成人类教育—学习生产活动诞生的同时和基础上，也孕育和促成了人类教育—学习生活的诞生。教育—学习活动占用消耗了人类生命存在形态和过程的物质能量与时空资源，丰富更新了人类生命体验的内容和形式，开创扩展了人类生命参与社会实践活动的领域和平台，提升了人类生存的价值和效率。人们从教育—学习行动过程中，日益丰富强烈地遭遇和体会到教育—学习行动的生命活力蕴含、生存发展价值和生产快乐情趣，教育—学习的人本生活内涵和价值日益凸显和明了，越来越大、越强地充盈和占据人类生活的空间和机会。教育—学习生活终于登上人类生活的历史舞台，成为人类乐于徜徉其中、不断享有的社会生活的一个日益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能动性升华和超越人类的教育—学习性生存。教育—学习生命、生存、生活和生产方式与过程的能动诞生、有机整合与加速发展，不断丰富和更新着人类生命生存的内容和形式，提升和改善着人类生命生存的质量和效率，改进和优化着人类生命生存的基本机制和形态，日益强化和凸显着人类生命生存的趋教性和向学性等主导社会性向，把人类个体塑造成为真正的施受教育者和学人。至此，人类最终跳出对物质及其生产过程的依赖依附，更加知于、乐于、敢于和善于参与、创造和享有教育—学习行动，以更为便捷有效地改善和优化自身生命存在的人格、人力和角色结构、机制和形态，不断实现人类生命的自我升华和超越。正是在教育—学习生命生存模式中，人类正在加速度地实现着自我的超越与完善。

四、人性主导能动本质的被动缺场、偏离、扭曲与异化

从物质和精神的现实社会生态性存在的普遍同一性上来看，人性的主导能动本质不过是现实世界物质精神存在的偶然性和任意性演化到一定历史阶段的意识化表现、产物和存在形态。这种偶然性、任意性的原生基础和特质决定了人性的主导能动本质对价值取向表达和选择的随机性、不确定性和相向或相悖的可能性。当生态环境因子或格局发生偶然性巨变的时候，人性的主导能动本质会因偶然遭遇境况的顺达昌明或凶险恶劣而形成相应的积极进取或消极退行性的搭车性机遇定向，并由此与生命的律动性结合，形成能动地进取性或退行性文化、制度和行动的惯性化生态模式。

因此，人性的主导能动本质并非总是自然而然地具备和表现为进取性的向优利善，当偶然遭遇或人为陷落到凶险、恶劣或扭曲的生态境况和机遇时，人性的主导能动本质往往会被引向和逼进对积极进取场域和价值行动的被动放弃、偏离和缺场，直至跌坠和堕落到被误用、滥用和恶用的境况与格局。人类演进的历史表明，作为人类全员全向性选择的主导本质属性，能动性在代表和体现人类竟优向善的进取性方向，启动和推进人类更好地生存发展的进程中积极发挥决定性主导作用的同时，从来也没有彻底摆脱、挣断和战胜恶境险况或媚春色秋对人类畏惧萎缩或纵欲怠惰、揽权投机等能动退行性向的屈从和顺应或诱惑和腐蚀，也从来没有远离和拒绝伪文劣制或浮思缪想助力人类谋权生恶、搬弄是非而导致人类畸形变态、堕落腐化直至压抑、延缓和中断人类进步提升的退行性向的干扰和作弄。甚至在很多情况下，常常是后者占据人性上风和主导位置，致使人类的能动性严重迷失和偏离进取性主导方向，被有意地误用、闲用、弃用和滥用，由能动性主导的人类本质属性出现严重的紊乱、错位、异化甚至退化，不断给人类招致、带来和制造麻烦、歧途甚至灾难，人类本性也因此而被严重嬗变、扭曲和畸形化，人类不得不为此付出日益高昂的惨重代价。

能动性的文化—道德—制度性偏离和异化，实质上源自对生命律动惰性的眷顾与庇护，导致和助长能动性乃至整个人性的僵化、停滞、退化和衰弱。生命律动的本然自足性、单调机械性和节律惯习性，决定了个体生命生态性存在的肌体怠惰、生理享乐、心理安逸和精神保守等生命生态惰性倾向。特别是在恶境险况、陋习鄙惯和缪文劣制的挤压与迫使，或媚春色秋、浮文玄思和虚礼假义的纵容诱惑下，能动性乃至整个人性的畸变退化将变得更加严重。这些惰性倾向往往是生命生态自在自足的更本原、更直接和更强有力的惯性要求与体现，更经常更持久地俘获、影响、干扰和侵蚀着人类生命生态的能动性。生命能动性是在不断利用、征服、战胜和支配这种生命惰性倾向的过程中显示出人类特性的；而对生命惰性的眷顾、偏爱、守望、依赖与庇护，往往会成为人类能动性更为自然、直接和便利的意指、关照与选择。生命惰性不仅经常性地羁绊、束缚、阻隔、减缓和降解生命的能动过程，而且往往还会把人类能动性僵化固定于极端自我本位和狭隘自足自利的域限、方向和歧途，导致人类生命生态律动的弱化或僵硬，人类生命能动的扭曲和嬗变，人类生活的单调和贫乏，人类生产的停滞和落后，人类生态的蜕化和衰败。

能动性的文化—道德—制度性偏离、扭曲和异化，本质上是对生命权利的眷恋和偏好，导致和助长能动性乃至整个人性的萎缩或贪婪。生命能动本质的自我根基依托性、意识起始性和关照优先性，决定了个体生命生态性存在的肌体取用、生理极欲、心理占有和精神扩张等生命生态权力与权利展示、诉求和索取倾向的可能眷恋、贪婪、膨胀与强取。这些权重性诉求往往是个体生命生态自在自足的更本能、更直接和更强有力的能动要求与体现，是人类生命能动存在的直接依托、舞台、内容和动力，往往会成为人类能动性更为乐意、直接和便利关照、选择、猎获和拓展的对象与内容。特别是在环境条件和机遇的权力、权利和权重文化性、道德性和制度性地归属不明、边界不清、责利错位、便于挪移和重组时，生命权重冲动不仅经常性地光顾、干扰、侵蚀和瓦解生命律动性，而且往往还会把人类律动性诱向极端自我中心的自足自利方向和歧途，引诱、驱使和强化人类能动地捞取、挤占、侵吞与掠夺权力、权利和权重，淡化、转移和弃置责任与义务，导致人类生命生态生存律动的失齐和紊乱，人类生命能动的浮躁与癫狂，人类生活的贪婪与堕落，人类生产的衍赝与失衡，直至人类生态体系的畸形、瓦解、崩坍与毁灭。

能动性的文化—道德—制度性偏离、扭曲和异化，集中表现为对个体自我生存行为的首肯和自重，导致和助长能动性乃至整个人性的扭曲与滥用。相对于一定时间内人类生命生存的既定资源条件和能力，生命惰性和权利膨胀给个体生存行为造成无限欲望目标与短缺现实条件的强烈反差。加速膨胀的能动权利诉求和延续不变的律动生命惰性同时寻求满足的性向，构成人类全性即人性的深刻自我矛盾，常常使人类产生强烈的冲突感和无力感。面对这种强烈的反差和矛盾，人类的能动性有可能也应该积极地自组织选择更为进取性的博弈规范行动战略，构建和享有法治化生态和谐社会。在个体层面上，自觉进行自博弈自规则反思性协和行动，自主激活限定自我生命潜能惰性与整理调适权利欲望诉求，努力奋斗改善养护生存环境条件现实和提升自我进取人格能力形态，在最大程度上达成目标与现实之间距离和矛盾的缩小乃至动态均衡；在人类层面上，全员参与明博弈明规则协进行动，坦率展示规范自我本然状态，积极了解尊重他人的利益欲望诉求，认真寻找维护相互认同接纳、共处分享的客观机会空间和主体间性与行动；在社会层面上，充分开放共博弈共规则协调行动，自动协商设计最具包容性的共同目标与战略，有机组合设定整体实践共进格局、规则与行动，合理利用分享共有机会、空间和资源条件。

然而，遗憾的是，在遭遇到偶发险境的逼迫和既定扭曲文化—道德—制度的刺激、引诱、怂恿、驱使、包庇和强化下，个体生命意识能动的自我价值理性和手段理性，总是最经常地决定着人类能动性对个体自我存在和自利行为行动的偏爱与自重，常常诱使、促使甚至迫使人类个体能动惰性地选择退取性行动模式与策略。日益复杂多样的社会利益竞争手段与方式、纷繁多变的人造社会环境条件与机遇以及由此决定的行为行动组合选择与效益关联的日益多样化，人类个体律动能动性的多样差异性所决定和造成的静态层次类型和动态沟通交流的隔离性、不对称性和歧义性，使人类个体在能动地关注、评价、判断、选择和实现自我生存利益的策略上，变得日益具有自利、过敏、防范、算计、庸琐、狡猾、虚假、投机、忽悠、盗取、偷袭直至欺骗、强权、暴力和恐怖等卑劣的退行取向性。随着自我生命和利益意识的日益清晰和强化，面对人类生存环境的拥挤险恶和资源的相对匮乏、个体能力提升的缓慢艰辛和实力的相对薄弱、他人权利诉求的直白刚硬和意图策略的变幻不定，人类个体的这种自我中心式的偏爱、自重和退取还在不断地膨胀和强化。

为了用最少或较少或既定的个人投入或成本支出，赚取最多或较多或更多的权利收益，实现个人自以为的生态生存的最大优化值，人们在日常社会互动的过程中，常常有意地淡化、回避、疏远直至停止个体层面上的自觉进行自博弈自规则反思协和行动、人类层面上的全员参与明博弈明规则协进行动和社会层面上的充分开放共博弈共规则协调行动，热衷于强化、选择、看重和滥用个体层面上的他博弈他规则强制行动、人类层面上的暗博弈潜规则模糊行动和社会层面上的私博弈去规则混乱行动。［8］55人们不仅继续采取简单粗陋的“鸽式或鹰式”［9］3-5或“鸵鸟式”博弈规则策略与行动，而且开始更多地采取投机性、魅化性、忽悠性和欺骗性更强的“变色龙”形态、“狐狸模式”、“狼狈行动”［10］23-28或“慕尼黑政策”等消极退取性巧取豪夺的博弈行动手段和策略。

能动性的文化—道德—制度性偏离、扭曲和异化，在互动博弈中变得日益投机与魅化，更加严重加速地扭曲和恶化人类行为和关系直至人性。为了高效提升、放大和强化社会谋利行动的竞争优势和斩获力，圈占、套取和虚设更多谋权寻租的机会和空间，人类个体常常极端地误用、闲用、弃用和滥用能动性和他规则、潜规则与无规则博弈行动手段与策略。人们不惜软硬兼施、明暗兼用、黑白兼行，美化贬损、丑化奉迎直至抬举打压，把一切可能的消极因素和手段都转换成自己的生存资本，挖空心思地故意模糊、歪曲和谬解客观事物事件原本自然的实是状态与成因、能是品性与空间和应是形象与前景，给自己的谋利行为行动涂上各种修饰和伪装的迷彩，藏匿、讳言、哄瞒、遮掩、伪饰、美化和魅化自己谋权逐利行为的真实动机、意图、指向乃至社会形象，暗示、忽悠、欺骗和恐吓竞争对手、相关他人乃至整个社会，转移、扰乱、误导和摧创竞争对手的视线和判断力，弱化、分散和摆脱社会规制与压力，设置、挖掘和恶用各种阴谋与陷阱，强制、打压、削弱和瓦解竞争对手的竞争实力、发力与行动；或无原则无底线地迎合、妥协或迁就他人的额外利益要求和立场，回避、淡化和转移真实矛盾，与其他利益共同体成员沆瀣一气，合谋垄断寻租榨取或设局抽头瓜分他人或社会公共资源与财产。［11］9-11

能动性的文化—道德—制度性偏离、扭曲和异化，导致和助长社会创新的虚值与泡沫急剧增生与膨胀，促使社会生态体系加速向冒—伪—仿—去—反生态的非生态境况退变。消极博弈策略的最集中、最尖端也是“最有效”的领域、地带和机制，就是博弈各方的虚值性衍品赝品的“创新”实则标新。在上述“斗智斗勇”斗俗斗狠的畸形博弈过程中，能够最有效地迷惑博弈对手的手段和方式就是虚值性衍品赝品标新——虚荣虚假虚伪虚饰等过度包装性的非生产性泡沫标新。在大家耳熟能详的本色原样和使用价值上涂抹迷彩难傅易掉，欺骗度很难达到高值；在常见常用的老道旧式中兜售私货则很容易被识破，忽悠力无疑将大打折扣；在开诚布公中狼狈为奸沆瀣一气几乎是火中取栗自取灭亡，合谋效率必然为零甚至负。而新颖的辞藻样式、傅粉、情状或“新瓶”的衍品乃至赝品，才能够更隐蔽因而也更轻易地掩盖和包藏尽人皆知的别有用心，忽悠和蒙骗无知、单纯、无防或善良的人们，坑陷和诱骗疏忽、大意、失手或失策的对手。这些无人接触使用和感受体验过的非生产性“创新虚值衍品赝品”，都是些形影无定、可有可无、权谋赋值、说行就行的“画鬼”梦境和海市蜃楼，既没有实质性的功能界定和价值，因而大都是仅有画蛇添足、隔靴搔痒之功，充其量不过是锦上添花之举；也没有真实载体和结构的承担与确定，不过是徒有其形的代用品、装饰品甚至是皇帝的新衣。［12］25-31这种虚假标新借助纸质货币、股票期权、话语文本甚至政令策划等虚拟象征符号、材料、手段和载体，虚设和利用替代成本投资、虚拟机会和寻租机制，“生产”无用甚至有害的社会赝品虚值，吹出越来越大的更具欺骗性的社会泡沫，徒增社会的复杂性［13］55-64，加重人类交往—互动—合作的不确定性、难度、内耗和成本。［14］120

能动性的文化—道德—制度性的偏离、扭曲和异化，最终将把社会生态体系推向自戕、瓦解、衰败和崩塌。能动性在生命眷顾、权利自重、魅化博弈、虚值标新等他规则、潜规则与无规则策略行动方面的偏向滥用，最终将把自己嬗变成社会生态竞技场自残自戕、自毁自灭的赌棍暴徒、凶器杀手、赌场屠场和驱力魔术，把社会生态引向和推至腐朽、衰败和死寂。在嬗变的能动性的参与下，互动博弈行动已不再是个体有效沟通交流、寻找最佳合作方式、谋求高效联合行动的公开协商过程，维系社会共识共和共存的必要社会投资，以及澄清、减弱和消除误会猜疑的最小成本预支；相反，互动博弈行动被嬗变扭曲成制造、加重和利用隔膜、分裂与猜疑，相互欺骗、掣肘和牵制的投机加魅、搭乘便车的过程。［15］5，37-41非生产性虚值泡沫创新的迷惑性、快捷性和低成本性［16］2-6，使其成为人类个体短期当下——时间一长就会自动爆裂或被识破——最具竞争力的手段和方式。获胜者屡试不爽，自然是爱不释手，连连“创新”；受害者痛定思痛，吃堑长智，忍痛转轨；旁观者清浊易辨难分，大多数人也不得不自觉加入虚值赝品创造者的博弈行列。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最终被退取性博弈创新行为策略能动地诱骗诓入虚值赝品创造者的队伍之中，蜕变成侵蚀、戕害和毁灭社会生态体系的共谋、帮办和杀手。

实际上，退取性博弈创新行动策略并不能保证所有的退取性博弈创新行动者的平等退取性博弈创新行动机会、权利和收益；相反，它本质上是权势垄断独裁者套取、挤压和剥夺弱势边缘人群正常正当博弈创新行动的魔咒、旗幡和利器，是社会生态极度不公的元凶。虚值赝品本身毫无客观标准和技术含量所言，实属说行就行的胡编乱造之品，此也正是那些退行性地滥用能动性和不得不借用、巧用能动性的人们乐此不疲的根本原因。殊不知，越是这种产品，其博弈竞争越缺乏客观公平性，越是与权势黑道直接相连。其结果必然是，权势者会依托自己的特殊权力优势，很快撰取把握住虚值赝品竞争的主导权，垄断创新空间、机会和资源，把自定自认自选的标准强行定为公共标准，进而用这种伸缩自如的标准去随意抬升优待同党，压制打击异己。虚值赝品创新博弈最终沦落为权势者随意限制、指责、打压直至取缔别人创新，自己垄断生态、设租寻租、谋取私利、榨取社会的圈套和陷阱或棍棒和枷锁。

当这种虚值赝品创新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大多数社会成员自觉积极或身不由己地卷入其中的时候，能动性也就嬗变成侵蚀、戕害和宰割社会生态体系的利器。［17］86人们肆无忌惮地粗制滥造、抛售散布各种廉价虚值的创新衍品赝品，恣肆恶意地打乱、污损和歪曲社会生态肌体结构与形象；臆造、推奉、膜拜和散布各种似是而非、逻辑混乱、黑白颠倒、真假混淆、模糊不清的退取博弈话语符号和理念设想，伪装、强化和滥用各种声东击西、鱼目混珠、指桑骂槐、偷梁换柱、指鹿为马的退取博弈行为方式，严重地污染、损伤和破坏社会生态自然氛围和规则；贪婪无度地加速吮吸、损耗和瓜分社会生态系统的物质能量，侵蚀和损害社会生态体系的生机与活力。致使整个社会生态系统弥漫充斥着日益浓重的能动性扭曲、腐化、堕落和霉烂的变质气味与毒素，变成虚值赝品标新者投机者的天堂、圣地和赌场，廉价虚值标新衍生品的制售场、集散地和消费体，滋生、菌集出不算少数的忽悠单位、造假村落和注水机构和单位，呈现出衍品泛滥、赝品成灾、虚值窜升，泡沫连通，活力锐减、生气衰弱的畸形浮肿虚胀状态。

退取性博弈的盛行和泛滥，虚值性赝品的制售和消费，日益加速度地浪费和损耗着社会生态体系的物质能量，严重地腐蚀、扭曲和毒化社会成员的人格人性、人际关系和社会生活生产，最终将毁灭性地吸干殆尽社会生态肌体的能量活力，分解和破坏社会生态肌体。［18］30-35虚值衍品虽然实效低下，但同样需要损耗社会物质能量；特别是对于虚值赝品的能动制造者来说，谋求一本万利的巧取豪夺正是他们的本意，他们将通过虚值赝品的制售来榨取数倍的他人或社会的财富并供其虚妄性挥霍；虚值赝品创造成本相对于创造兜售者而言较为低下，但对于整个社会生态而言实为高昂，因为其虚拟设计、虚假制造、虚伪包装、过度宣传、强力推销的成本远远高于正常产品；虚值赝品大多数是非循环性或一次性消费品，也不具有实值性，从根本上说难以转化成实体实值性再生产要素，其能量消耗不具有再生性，是纯粹的肌体消耗；相对于实体产品及其实际功效来说，虚值赝品的能效比更为低下，其消耗的社会生态资源能量相对而言更为过度和庞大。

虚值赝品的大规模消费和制售无异于吸食和贩卖鸦片与谋夺和榨取社会生态体系肌体的血酬。［19］40-57饮食平衡肌体健壮者偶尔吸食尚可提神壮胆自慰自悦，食不果腹肌体羸弱者长期食用，则只能使其营养不良、生理紊乱、心理空虚、精神颓废，直至人格分裂、人性萎缩和人类退化；鸦片的专品适量生产可入药医病，改善民生，超量扩张生产必将诱导和刺激社会成员滋生投机取巧、庸懒怠惰、猜疑误解、怨恨愤懑、孤独隔膜和违法铤险心理和行为，冲击和扰乱社会优质合格产品的消费和生产，导致社会生活生产的萎缩、单调、紊乱、低效和社会分配不公。广大奉行退取性博弈创新行动策略的虚值赝品制售消费者，尤似冬眠困兽和寄生于社会生态肌体上的血吸虫，在自我损耗的同时吮吸和榨取社会生态肌体的能量营养，换取自己卖命的血酬，社会生态系统由此完全堕落滑入自损自耗的恶性衰亡轨道。

形象的畸变污损，能量的耗干殆尽，规则的紊乱废弛，最终带来的是整个社会生态有机体系的癌变、溃烂和瓦解。魅化、扭曲、滥用过度的能动博弈理念和行动，使整个社会生态空间充斥塞满杂乱无章的“能动性”个体与族群和“能动性”壁垒、隔障、圈套、机关和陷阱。每个能动博弈主体最终将被这种“能动性”壁垒、间隔和沙化成一切能动性被他人能动性剥夺、侵占或固化的完全“被动化”、冒—伪—仿—去—反生态的非能动性社会个体单元，跌进自己为别人到头来更为自己创新性制售挖掘的陷阱、设置的圈套、引诱的“黄昏”和牵制的格局，最终成为偏离、扭曲和异化能动性的俘虏和奴隶；每个能动博弈者的社会行动因霉变能动性的缠绕、束缚和阻隔而至社会生态极度复杂化，高能耗高损耗总成本热熵遍布倍增，社会总收益锐减直至成为负值。社会实体存在不再是一个个健康活力的社会成员及其有机联系在一起的生态体系，而是退化还原、掣肘缠绕、阻碍封闭成一个个隔离孤独、雷同僵化、堆积散放的畸形能动性实体沙化单元聚合而成的“被动社会”沙堆和荒漠。［18］57在这里，能动困死、生命枯萎，生活停滞，生产解体，生态死寂，聊无生机而又充满不确定性，一有风吹草动就会流沙四散或尘暴骤起，最终灰飞湮灭归于溃亡。

偏离、扭曲和异化的能动性“聪明反被聪明误”，能动主体退取性博弈标新，制售衍品虚值，自掘坟墓最终把自己推向瓦解消亡的深渊。著名政治经济学家熊彼特曾把这种现象直观地概括为“创新性毁灭”［20］。其实，创新不过是人类能动性误入歧途自作自受的扭曲方式而已。据此称之为“人类能动性的自我毁灭”现象也许更人本、更深刻、更贴切和更富有启示意义：人们完全应该而且能够能动地斩断“能动”束缚、解开“能动”圈套、跳出“能动”陷阱、清除“能动”机关、打破“能动”格局，真正能动地走出人类“能动”性的“黄昏”［21］108-115，奔向人类健全能动性的黎明和阳光！

五、扭曲堕落的能动性是教育—社会生态退化的始佣与元凶

在文化—道德—制度性偏离、扭曲和异化的作用下，教育社会生态体系的能动性正在向退取式博弈与创新加速堕落和退化。在虚值赝品“创”新促使和导致社会生态泡沫性自戕和衰败的过程中，教育社会生态子系统既是直接受害者，更是有意无意地充当了始作俑者与元凶。教育社会生态领域是人类超越甚至放弃当前乃至明天而为人类明天甚至将来培养合格生态人的生态区域，因而是人类能动性生效和表现最为典型、最为集中和最为强劲的生态地域，也是人类能动性嬗变和扭曲最易发生和感染的区划。人类以最积极能动的超前和超越的情意、理念和行动，把对今天享有性生存改善的可能性条件、机会、资源和空间，有意地转换成通过今日自身发展而追求明天更好生存的过程。但是，由于同样的原因，教育社会生态体系的能动性在社会生态能动性偏离主导性向的赋值、兑现、濡染、冲击、挟制、刺激和诱惑下，未能持久地坚持住自己的高能动性本质和战略高地，同样甚至更快更深地发生着嬗变和扭曲，“能动地”滑进教育退取博弈和虚值赝品创新的陷阱和泥沼，迎合、粉饰、哄骗和推动社会加速退取性博弈创新的过程。

在全球社会生态的自戕和衰败过程中，教育社会生态体系中的人们，同样甚至更激进地采取了“能动地”退取性的互动博弈策略和虚值赝品性创新的发展模式。面对社会差别的日益扩大和社会腐败的不断加剧，教育生态系统却在日益淡化、回避和削弱着自身的能动质疑、反思和批判性，利刃砍削鲁迅作品，滋生、助长和强化着对日益严重扭曲的社会非生态化系统的默认、依附和顺从；我们的教育正在日益有意地用“存在即合理”的消极现实教育引导学生把腐败现象当作既定的事实来看待，甚至不惜本末倒置地暗示乃至公然自贬“国人民族性的低劣”，以“能动地”“饮鸩止渴”式地反证和强调政治制度和势力的“伟光正”和优越，扩展和提升学生对邦国社会腐败衰弱现象的容忍、理解、绥靖、接受甚至认可和仿效度，维持所谓的社会教育稳定；我们的教育设计制定出“全面发展”和“素质教育”的高大全虚拟培养目标和“三个为了”完美宗旨，推动、掩盖甚至美化“应试教育”“精英本位”的教育运行之实；我们打着“实验校”“实验班”“特长班”“直管式”“选优制”等冠冕堂皇的名义，实际举办“重点校”“重点班”“精英班”“身份班”“升学班”“高收费班”“教育优先支持特区”等贵族化、权贵特权化班校制，直接人为“能动地”拉大教育机会的差别，制造教育不平等；我们打着弘扬传统民族文化、爱国主义精神旗号，对儒家等级君臣观念、近代农民起义的狭隘民族爱国行为给以不适当的抬升和肯定，掩盖、扭曲和消极对抗、滥用和恶用教育全球化趋势。

我们的教育行政管理“能动地”用所谓的毛入学率、大众化、民主化掩盖和粉饰高等教育机会平等质量日益拉大的反差；打着“资源共享”“规模效益”“满足社会需求”“发展高等教育”的旗号，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强化行政不当干预，强制合校并校而人造巨型大学以推动教育垄断，“圈地”扩招以争占社会资源；以“产业化”的名义收取高额学费，编造数据用偏狭的“入学率”等平均数来掩饰和代替完整真实反映社会—教育生态状况的所有量数，特别是真实反映教育公平状况的地区阶层资源机会分配占有的差异量数；我们在用更隐晦精致的“国家化、垄断化”“创建国际一流学校”“区划招生名额配置”的话语符号强化、掩饰和开脱“高校行政化、衙门化、官僚化、特权化、基地化”等官本位倾向，人为地进行国家教育财政资源甚至政策的差别配置和使用，甚至以此作为提升高校等级层次和社会知名度的策略手段，形成特有的教育区域发展失衡和人为不公；我们的教育不是从教育公共产品生产和个人产品生产交换的角度用法律博弈的方式争取国家教育财政支出的提升和社会的公平交换，而是还在用模糊的理念话语和传统的人情博弈来讨要或赐赏教育经费的增拨；我们甚至以提高公务员政治素养的名义，强行规定只有党员才有资格报考公务员，直接把非党员社会成员排斥在国家公务员队伍之外，诱导甚至迫使学生“能动地”不择手段地进行入党竞争和政治投机。

我们“能动地”粜籴组合出边界越来越模糊而远离社会现实的教育理论话语，单面肯定性地解说现实和诱导教育实践，甚至自话自语地寻求社会责任的推卸与解脱；我们“能动地”淡化、回避和转移教育改革中的目标规格和内容课程的主阵地和主攻方向，用太多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争论和虚构捉摸不定、模糊玄妙的“精神”、“生命”教育模式、手段和“策略”；我们“能动地”高调创设出所谓“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奥赛冠军”“创新标兵”“航模天才”“道德楷模”“民族身份”加分优待和推免条件等虚值赝品名号，诱导或胁迫乃至绑架社会公众和莘莘学子进行畸形无谓的升学就业竞争，同时又为身份权位资本化、招生腐败、权学交易大开方便之门和通道；我们“能动地”肆意制造“被就业”数据假象，掩盖高等教育结构失调、扩招无度、推脱责任、就业腐败等社会生态退化现象和不作为真相；我们“能动地”设置名目繁多的所谓“创新高地”“特色专业”“精品课程”等极少数顶端形象称号，等级分明的“211”“985”“国家重点”“省部共建”等学校位分，“某某名师”“某某学者”“国家津贴”“省管专家”等名分称号，利诱教师、学校舍本求末、争名趋利，追逐社会虚值资本而淡化疏远本职本业日常工作；我们甚至“能动地”用突击粉刷校园、补齐作业、再造教案、演练教学等方法，短时应急型塑出完美的教学形象，以掩盖和粉饰日益下滑的教育教学质量，应付声势浩大、成本高昂、笼统混沌的官方综合“教学评估”，诱使和驱动高校专注争取优秀评价结果，以维持和强化人为既定的教育等级体系序列格局。

这种文化—道德—制度性偏离、扭曲和异化的教育能动性，日益招致和带来教育社会生态体系的自戕与公害。教育社会生态系统“能动地”退行性互动博弈策略和虚值赝品性创新模式，严重地背离了自身的社会生态定形、定位、定性和定能，在自身跌进虚浮衰败的同时，也沦为社会生态系统扭曲死寂的帮凶和胁从，姑息、纵容、助长着社会生态系统的自戕和衰败。急功近利、迎合世俗、游走边缘和索取社会的社会角色领认、专业形象设计、政治本位取向和教化责任担当，行政化、官本位化、反专业化、过度规模化、片面市场化和片面产业化的队伍建设、机构设置、组织模式和运行规则与机制，诱导、逼使或骄纵教育社会生态菌集畸增，盲目扩张；寄生攀附，干弱枝蔓；亦步亦趋，跟风追云；分立名目，下索上讨；远离现实，妄解学道；回避问题，淡化矛盾；隔靴搔痒，不求正解。教育社会生态正在日益严重地模糊、破裂和扭曲自身的专业轮廓与形态，“能动地”降解和消蚀自身的公共职能、声望、权威、尊严和形象，加速滑进政客官场、俗市庸场的区划和行列，成为世人指责唾弃的几大腐败领域之一，呈现出明显的衰退破败的迹象和趋势。

在形形色色的权利交易退取博弈和赝品创新中，“能动地”退行权学交易可以说是最具危害性的教育生态腐败根源。其他各种权利交易都是当期有限的实利交易，其腐蚀侵害的是交易者自身的直接有限利益，而且随着教育过程的实现和完结，其危害也就基本中止了，还可以进行某种方式和程度的补救或补偿；但权学交易损害的却是组成社会肌体的人类本身和深层教育社会生态肌体和机制，而且是刚刚开始。对权学交易主体个人而言，学位衍品赝品的加码粗放生产几乎可以把其代表值和成本降至最低的零限度，权力（自然人或法人）的扩容设租生产也几乎是无本生意，而交易双方由此换得的外部收益却可以数倍且长期增长。当然，交易双方谁也不会真正看重权力—学位衍品赝品本身的虚值获取，刻意追逐的是其背后的实体利益。权力交易者（自然人或法人）借此形成长效甚至永久的社会身份资本，持续获得更多的寻租机会、空间和租金；学位交易者（自然人或法人）则据此获得直接报酬和隐形收益。［22］7-12一方面，这些权力—学位衍品赝品本身及其虚值几乎不增加多少社会实值财富，而其交易换取的却是实实在在的社会的真金白银和物质财富。这无异于寄生体在吮吸和榨取社会生态肌体的能量，直接造成了对社会生态肌体的恶性损耗和戕害；更严重的是，这种交易直接压缩甚至剥夺了其他合格甚至优秀人员获得学位并据此进入社会生态肌体主干机构和组织的机会，直接阻碍甚至隔断了社会生态有机体进取性新陈代谢的通道和过程，人为地摒弃或丧失了社会优秀分子进入社会生态系统或上向流动的机会。这就从根本上置换劣化了社会生态系统肌体的健康组织和运行机制，导致社会生态肌体顽劣甚至毒性因子的菌集和沆瀣与优秀分子的闲置、浪费直至逆向淘汰，加速了社会生态系统既定人才格局和利益格局的固化、僵化、毒化、劣化、破败和衰亡。［23］10

六、教育健全超越的能动性元动力回归机制与使命价值

能动性是教育自觉超越的动力本性与主旨所在。人类的能动性本质在社会生态—教育社会生态自戕、退化和衰败过程中的严重负向退取性博弈标新方式与作用，无疑在严厉地警告和提醒我们该对文化—道德—制度胁迫能动性蜕变和扭曲的现象和恶果进行深刻的反思、批判与重构了。人类的能动性本质在社会生态—教育社会生态的孕育、创生、进化和超越的主导性进取博弈创新方式、作用与成果，也鞭策和启迪我们要重申人性的能动性主导本质及其赋予给教育社会生态的超越使命和动力，激励和引领我们有信心重振和提升人类教育能动性的进化性能和价值。［24］

尽管人性的主导品质不断发生偏离和扭曲，给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造成威胁甚至灾难，但我们还是有充分的理由和事实根据相信：历史地决定着人之为人的根本所在是人类能动本性的主导品质，她不仅创造了人类的主体智慧与文明，而且，“解铃还需系铃人”，它完全能够能动地澄清和修正自身被动的迷失、偏离与扭曲，回归和增强其主导品质，摆脱和治愈积弊和创伤，推动和引领人类重回健康进化的形态和途径。我们要做且能做和必做的是，通过最具能动性的教育—学习行动的回归、超越和强化，重申、重振、顺应和听从人类能动性主导品质的启示、召唤和引领，能动地检视、省思、承认和修正人类行为迷失偏离的动因、时机、机制和歧途等形态因素，再现、回归和重构能动性主导品质的超越形态。［25］

回归和重振人类能动性的历史价值与使命，再造和提升教育自觉超越的时代境界，是我们能动地反思、深化和重构人性能动本质的根本意义所在。能动性主导品质的重申重振及其超越形态的重构，可以是人类能动性所及的所有领域，其中最具主体主导地位的是教育—学习行动。这不仅因为教育—学习领域是能动性主导品质迷失偏离的重灾区甚至元凶，而且根本上说教育—学习行为行动是人类能动性的发源地、展示高台和功能高地。在这里，能动性能够最为充分、彻底和全面地梳理和清算能动性迷失偏离的形态、成因和危害，揭示、普及和提升社会生态全员健全健康的主导能动性意识、理念和行动。

首先，必须坦率地承认教育—学习领域是人类能动性主导品质迷失偏离的重灾区甚至元凶这一基本事实，彻底揭露和清算能动性主导品质迷失偏离对教育根本性能、目标和途径的加魅、扭曲及其对社会生态的毒化、误导和危害作用，深刻辨析能动性主导品质迷失偏离在教育领域的基本机制和表现形式及其忽悠欺骗的作用机制和模式，清醒地认定教育—学习领域反思批判人类能动性主导品质迷失偏离的历史必要性和必然性，下决心从教育领域开始清算和矫正迷失偏离的人类能动性的主导品质与形态。

自“君子教育”兴起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肇始，中国社会生态运行和教育文化创造就严重地背离了人类能动性的主导品质，陷入退取性博弈标新的歧途和冒—仿—伪—去—反生态等非生态化社会运行之中。“君子教育”的“邦国本位”“精英本位”“身份本位”和“道德本位”教育立场与取向，彻底否定和断送了教育社会生态健康进化所必须的社会成员平民生态性平等的社会生态主体和格局，道德化的等级差序造成平民阶层的衰退和原殇［26］41-61；依傍国家机器的政治权力而推行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彻底扭曲和葬送了能动性充分平等进取博弈和创新的必要前提、社会平台与基本保障，诱使和逼迫中国社会跌进伪饰、讳言、愚化、投机、忽悠和欺骗性退取性博弈标新的怪圈和深渊。任何非儒家正统观念自我表达和传播的时候，都不可避免地遭遇强势儒家文化的不对称审视、限制甚至封杀，处于政治弱势非嫡系的被“罢黜百家”，要么如墨家“能动地”自选缄口自灭，要么如道家“能动地”迎合、依附儒家主流理念，自觉选择能为主流儒学容忍接纳的投机性博弈和衍品性标新，其理念因此而扭曲也就必在其中了；而处于人为封禅定尊地位的儒家文化，面对和经过皇权淫威和政治强势的役使和驯化，也不得不“能动”策略地讳言忌性、真假三七；被操控奴役的束缚和屈辱又使儒家文化一旦面对弱势他家，自然会“得宠自骄”，“损益自补”，脱缰由马，恣肆无忌。能动性由此背离主导品质，滑向严重嬗变扭曲的退取性博弈标新立异歧途。

其次，科学认识和活化人性的能动性本质及其教育—学习价值，自觉把人类能动性的活力激发机制和定向载体直接附着与融合在人类的教育—学习行动和事业上。这不仅是因为教育—学习是人类能动性最易、最充分和最典型的展示领域，能动性主导品性可以在这里得到最充分的发挥和实现；同时，教育—学习领域也是人类能动性嬗变扭曲的重灾区，也只有在这个领域，能动性才能够最大限度地自我反思、检讨和修正，最直接有效地实现人类能动性的自我纠错与修复；而且，教育—学习行动是人类其他行动得以孕育、接续、优化和扩展的最为便捷高效的通道途径和中介机制。人类不仅可以能动地通过教育—学习行为，以最为经济安全的方式和途径把人类创造积累的各种经验教训加以集中、提炼和萃取，然后传递扩散开来；而且，人类还可以通过教育—学习来“能动地”模拟和尝试各种行为理念和方式，避免简单重复、失误、冲突而带来或造成的损失甚至灾难。

再次，在直接体验、醒悟和洞察个人自我的能动性所真实代表和反映的自我品性和机制的基础上，客观地面对、解读和传播人类个体和社会的能动性生态存在实质的普遍共性与现实形态，努力型塑和达成人类的能动性主导品质共识和理念，科学认识和把握人性的能动本质及其能动向善竟优的主导品性及其教育价值，合理建构和推行真实健康的进取性博弈和实值性创新教育社会生态模式，即生态性教育。

第一，科学认识和把握健康的社会生态体系和教育社会生态体系对人类能动性主导品质性能发挥的必然要求和强烈呼唤，正确树立和坚持培养和造就具有能动性主导品质的社会生态体系成员的健全生态化教育目标。健全社会生态要求的健全社会成员既不是所谓精英身份性的“君子”“圣人”，也不是楷模式的“榜样”“标兵”，而是平凡自然、健全和谐、多姿多彩的社会生态公众平民，是公平社会生活主体生活者与有效社会生产主体生产者有机融为一体的有质量生存的社会生态人。

第二，科学认识和把握能动性主导品质在教育社会生态体系健全形成和健康运行中的主导作用，选拔、汇聚、组织、激活和依托具有能动性主导品质的教育社会生态主体。他们既不是一心贪图享乐的单纯教育生活者，更不是“身在曹营心在汉”的一般世俗生活者，也不是只知道“生命不息，劳作不止”的单纯生产劳动者，而是真正把尽情享有丰富多彩的公平社会生活与教育生活主体和努力参与创造实值的有效社会生产与教育生产主体有机结合起来的教育社会生态主体，是既能为“美德”感动，又能对“恶行”愤怒的健全情感主体，是“学会生存”的教育—学习生产生活生存者。

第三，精细分析和综合把握人类能动性主导品质的实质内容和丰富形态，优选、加工、提炼和萃取正确蕴含、体现和代表人类能动性主导品质的生态性教育内容。这样的教育内容既不是反映展览性“高大全”式人物的光辉形象和业绩的典型裁剪或美德教条，也不是圣人君子训示引导俗民世人的金科玉律，而是客观反映人类生命能动本质与律动实质全质统一的价值取向和应用职能，参与、创造和享有丰富多彩的公平有效的社会生活生产的理念情意和知识技能。

第四，科学探测和把握人类社会生态系统中蕴含的人类能动性主导品质的矿藏资源分布，开发、创造生态性教育环境与条件。真正的健全生态性教育，既不需要处心积虑地堆积、精选和打造富丽堂皇的“贵族”式教育环境和条件，也不能人为地把教育社会生态弃置于“穷山恶水”、“世风日下”的社区环境之中。生态化教育要求的是能动性主导品质已经、正在或能够得以充分发挥作用的生态环境。

第五，科学认识、理解和把握能动性主导品质在有效实施生态性教育中的主导作用和地位，科学选择和使用进取性博弈和实值创新的生态化教育途径和方式。生态化教育不是人为骄纵、得过且过的“享乐教育”或“愉快教育”，也不是故作艰辛、悬梁刺股的“苦学艰学”或“灾害教育”；不是花拳绣腿、标新立异的“作秀教育”“展览教育”，也不是高高在上、曲意迎奉的“恩赐教育”或“赏识教育”；更不是任由打造、师生对立的“雕琢教育”或“棍棒教育”，而是师生平等对话、充分交流、积极互动、规范博弈、公开协商、择良进取、实值创新的富有活力进取的“竟优教育”。

以人的能动性主导本质和价值为理念基础的生态人—社会观及生态化教育模式的建构与实践，必将因其对最为客观、真切、原生、现实和超越的人性原质全质的简明理解与把握而成为最具真实性、完整性、科学性和高效性的人—社会理论与教育—学习形态。它让我们最终理解、相信并为之努力：与人的律动性实质及其所决定的原在确定性更为生存性结合与全质辩证统一的主导性向和机制，必将促使、诱导和激励人们越来越积极坚定能动地认同、选择和运用进取性规范博弈、平等性公开协商和实值性创新的生态性社会—教育主体立场、目标、内容、条件和方式，越来越超前性地警惕、防备、遏制、转化直至消除人们消极虚张（虚伪、犹豫）能动地退行性权斗和虚值性标新的滋生、复燃和猖獗，不断地明确、实施和推进能动人性的科学化制度化奠基、涵养、展示、开发、激活、满足和提升与超越，修正、升级和完善社会递进性强调教育—学习的生态人性化形态，丰富、优化和实现每一个人类个体的积极、能动和创新性健全生存与发展。

参考文献

［1］孙培青.中国教育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2］梯利.西方哲学史［M］.葛力，译.北京：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3］任继愈.中国哲学史：第一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879.

［4］毛泽东.毛泽东选集：合订一卷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9.

［5］傅松涛.信息主体、学赋人权与终身学习［J］.学术研究，2003，（5）.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8］吴思.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

［9］阳河清.新的综合［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

［10］马基雅维利.君主论［M］.潘汉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11］欧文..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M］.冯钢，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12］E.D.威尔逊.论人的天性［M］.林和生，等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7.

［13］埃德加..莫兰.复杂性思想导论［M］.陈一壮，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1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5］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M］.陈郁，郭宇峰，李崇新，译.上海：格致出版社，2008.

［16］曼瑟..奥尔森.权力与繁荣［M］.苏长和，稽飞，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

［17］布坎南.自由.市场和国家［M］.吴良建，桑伍，曾获，译.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8.

［18］B.F.斯金纳.超越自由与尊严［M］.王映桥，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

［19］吴思.血酬定律［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

［20］兆维.创新，或曰创造性毁灭［EB/OL］.（2006-03-13）［2015-01-01］. http://info.finance.hc360.com/2006/03/ 13163143831.shtml.

［21］张国清.中心与边缘［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22］路德维希..冯..贝塔朗菲.生命问题［M］.吴小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23］弗朗西斯..福山.大分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重建［M］.刘榜离，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24］傅松涛.通约与整合：教育社会生态理念与话语［J］.教育研究与实验，2009，（1）.

［25］傅松涛，李经普.教育理论的综合化基础与历史超越——社会生物学及其基本教育理念述评［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4）.

［26］傅松涛.平民的原殇：腾大春先生逝世几年文集［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9.

［责任编辑:罗雯瑶］

编者按：金子元久，日本筑波大学大学研究中心教授、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东京大学教育学院院长、教授，东京大学大学综合研究中心主任，国立大学财务经营中心研究部部长，日本中央教育审议会委员，日本学术会议会员，日本高等教育学会会长等职。长期从事高等教育管理和政策研究，以及教育经济学研究，出版《大学的教育力》《大学教育的再构筑》等著作1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300余篇，被誉为“日本高等教育研究第一人”。金子元久教授对世界各国的高等教育制度和政策、高等学校的管理运营、高等教育机会均等问题、高等教育的全球化问题、高校学科评估体系等都进行过深入的研究。近年来，金子元久教授特别关注高等教育的质量保障问题，并利用大规模调查所获得的数据，对大学生的学习行为、学习意识，以及大学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进行了科学细致的分析。基于高校、政府、市场三者之间的密切关系，他从充实和提高大学所具有的知识传授、人才培养等主要社会功能出发，对日本的高等教育体制进行了非常深刻的思考，积极倡导与时俱进的高等教育改革。本刊就日本国立大学法人在发展中所遇到的问题和未来的展望对金子元久教授进行了专访。

作者简介：傅松涛（1957— ），男，河北威县人，博士，河北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教育社会学、比较教育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7068（2016）02-0079-16

收稿日期：2016-04-28

The Initiative Nature of Humanity and the Ecological Value of Education-learning

FU Song-tao LI Song-li
（ College of Education， 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Hebei 071000， China ）

Abstract：Initiative is the nature of real ecological human being's autonomous being. It is the eco-trend，the dominant performance and the primary drive in individual life. It is the leading element in humanity for the organic unity of the meta-individual and its society's simple effective production and complex just life. Human initiative and rhythm combined form integral humanity， leading to better， diversified， shared patterns of civilization. Human initiative contains both progressive and regressive orientation. The established culturemorality-ins titution， for its inertial of low cost and conservative tendency， tends to induce， activate and s trengthen the regressive initiative， thus becoming an initiator of the disproportionate development of culture， education and learning， and society. Humans must consciously inspire and use the progressive character and tension of initiative， respect the basic limits and stability of rhythm， and therefore live a healthy integral existence featuring selective education， competitive learning， interaction， healthy competition， and real innovation.

Key words：humanity； initiative； complete quality of substance and nature； teaching of those willing to learn；the duplicity of progression and regress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