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政府时期的电影审查格局——从三个主要电影审查机构对《张欣生》的态度谈起

王瑞光（山东艺术学院　艺术管理学院，山东　济南　250300）



北洋政府时期的电影审查格局——从三个主要电影审查机构对《张欣生》的态度谈起

王瑞光
（山东艺术学院艺术管理学院，山东济南250300）

[摘要]北洋政府时期，江苏省教育会电影审阅委员会、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通俗教育研究会在审查影片《张欣生》时，有截然不同的意见。这恰恰体现了这三个主要电影审查机构的电影审查态度。在政治时局、电影产业发展情况以及电影审查机构审查态度的共同作用下，“中央”边缘化，“地方”占主导以及“外方”成为关键影响因素的北洋政府时期电影审查格局形成。

[关键词]《张欣生》；北洋政府；电影审查；态度；格局

电影《张欣生》（后改名《报应昭彰》）由明星影片公司（以下简称“明星公司”）拍摄，根据真实事件改编，主要内容是张欣生为谋财产而残忍毒杀父亲。影片自1923年2月16日在上海夏令配克影戏院首映后，除夏令配克“因地位及时间关系售座软弱”外，在其他影院“片到而客场满”。在恩派亚大戏院放映时，出现“立而观者若干人，人群中几无隙地的情况”。在卡德路影戏院放映时，因“连日售座异常拥挤，后至者俱纷纷退回”，因此决定增加演映次数。截止到当年3月5日，其票房已达到6 682.5元。①《张欣生影片映演之经过》，《申报》1923年3月8日第17版。除上海外，《张欣生》在南京、天津、北京也很受欢迎，在天津一地影片上映3天票房即达2 000余元。②见：《张欣生影戏明日在宁开映》，《申报》1923年3月16日；《天津放映张欣生片之沪闻》，《申报》1923年3月29日；《张欣生影片在京映之沪闻》，《申报》1923年4月7日。但对这部受到观众欢迎的影片，当时最为重要的三个电影审查机构的态度却不同。我们可由此窥视北洋政府时期主要电影审查机构的审查态度，以及当时的电影审查格局。

一、三个电影审查机构对《张欣生》的不同态度

江苏省教育会电影审阅委员会（以下简称“江苏电审会”）、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以下简称“工部局警务处”）与通俗教育研究会都曾对《张欣生》发表过意见，但观点截然不同。

（一）“江苏电审会”的“不加可否”

《张欣生》上映之前，地处上海的“江苏电审会”在1923年7月曾审查过该片。评语如下：“全片均系演明事实，且属果报之意，尚无不合。惟以烟赌造成罪恶之原因尚少说明。应于三犯执行死刑时，补入忏悔语以表明之。如照改后，适合本会所定标准第二条。”[1]“江苏电审会”制订的检查标准较为简单，主要包括：

第一条确合教育原理，能于社会发生良好之影响者，该影片得加入“曾经江苏电审会认可”字样，以寓表扬之意。

第二条通常影片，但为营业关系，可无流弊者，本会不加可否。

第三条如确系有害风化，曾经本会劝告，未经改良者，本会当请官厅干涉。

可见“江苏电审会”认为《张欣生》“无流弊”，而它做出这种评价是顶着很大压力的。当时社会上对《张欣生》有一些批评的声音，连“江苏电审会”的主管部门江苏省教育会也认为“此等影片皆取社会罕见之惨恶状况摄影流行，实不能收欣赏感化之效果”[2]，因此坚决反对。江苏省教育会的表态是在1923年3月底，其时“江苏电审会”还未成立。3个多月后“江苏电审会”成立，它对《张欣生》的评价几乎完全颠覆了其主管部门的观点，这是需要很大勇气的。

（二）“工部局警务处”的“无错处”

“工部局警务处”也曾对《张欣生》发表过意见，起因是江苏省政府的交涉。针对《阎瑞生》《张欣生》两片，1923年5月28日，江苏省政府通过驻苏交涉员许沅与外国领事机构交涉，要求查处并销毁两部电影，以防危害社会。①《许沅的信》，1923年5月28日，载《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总办处关于影片检查事》卷1，上海：上海市档案馆，档案号：U1-3-2401。7月9日，意大利总领事向工部局转达了江苏省省长的意见。②《领袖董事意大利总领事给总董的信》，1923年7月9日，载《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总办处关于影片检查事》卷1，上海：上海市档案馆，档案号：U1-3-2401。接到意大利总领事的信件后，“工部局警务处”对两部影片进行了调查，最终警务处处长认为，“从警务处的观点看，两片均无错处”③《警务处长给代理总办的调查报告》，1923年7月30日，载《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总办处关于影片检查事》卷1，上海：上海市档案馆，档案号：U1-3-2401。。根据警务处的报告，工部局副总董出面回复领袖领事，解释了“工部局警务处”的处理过程，声明“从警务处的观点看，两片均无错处”④《副总董给领袖领事的回复》，1923年8月14日，载《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总办处关于影片检查事》卷1，上海：上海市档案馆，档案号：U1-3-2401。。

（三）通俗教育研究会的“严禁”

《张欣生》在上海等地上映10个月左右，通俗教育研究会也对其进行了审查，并表明了态度。1924年4月，通俗教育研究会向教育部呈文，认为当时所演影片中，有“为害最甚者”两种，一为“阎瑞生谋害莲英案”，一为“张欣生谋产案”。因其“贻害于社会教育实非浅鲜”，为“防止流弊”起见，“拟恳咨行内务部通令所属一律严禁”。又查两部影片系上海租界制造，“并请转咨江苏省长转饬驻沪交涉员请领事团查取此项影片，即行销毁，以禁邪恶，而维风教”。教育部批令：“咨行内务部查照办理可也。”[3]省教育部虽有此批令，但此后未见内务部、江苏省省长及驻苏交涉员对其有何反应，此事不了了之。

二、三个机构电影审查的不同态度

对《张欣生》一片，“江苏电审会”、“工部局警务处”、通俗教育研究会的不同态度，正是三个机构电影审查的一般态度。

（一）宽容：“江苏电审会”的电影审查态度

“江苏电审会”对《张欣生》的审查表现出了足够的宽容，对其他影片也是如此。“江苏电审会”对电影审查似乎没有太多野心，它坚持用宽容的态度对待电影公司及其拍摄的影片。“江苏电审会”成立于1923 年6月，是江苏省教育会实施电影管理的具体机构。要了解“江苏电审会”，首先需要了解江苏省教育会。江苏省教育会是近代中国最重要的教育社团之一，1905年成立于上海，1927年解散。其主要职能是教育推广、研究和调查等。该会十分重视社会教育，而电影对社会教育有重要影响，因此专门设立“江苏电审会”。“江苏电审会”共审阅各公司影片83部。[4]其中，合于第一标准者25部（其中1926年审定23部，经函请江苏教育厅呈请省长，各给褒奖状一纸）；合于第二标准者45部，应改良或废弃者13部。[5]189“应改良或废弃者13部”中还包含了修改之后可以放映的影片，这样最终遭到禁映的影片所占比重并不大，显示出其较为宽容的审查态度。

（二）无为：“工部局警务处”的电影审查态度

“工部局警务处”并没有主动审查《张欣生》，其审查工作是在中国政府提出交涉后才进行的，这是一种“无为”的态度。事实上，整个北洋时期，“工部局警务处”基本上都采用这种态度对待电影审查。1899年，公共租界警务机构正式定名为工部局警务处。[6]警务处主要负责租界的平静、秩序、清洁，有时还兼职作收税员。[7]在电影管理方面，警务处具有较大的权力，负有影片检阅之责。但这种检阅并非主动而为，而是在有人对影片的内容提出疑问后才进行的。除《张欣生》之外，警务处对其他影片的审查，如《贞洁》（Purity）、《大闹舞台》（Her Painted Hero）、《残花泪》（Broken Blossom）、《党人魂》（TheVolgaBoatman）等，也是在有人对影片提出疑问后才展开。如《贞洁》一片，董事会曾在6次会议中专门讨论过。最终的结论是:“在将表演芝森小姐全裸体和半裸体的镜头，即描述撒旦唆使男人诱奸女人片段删去之前，不应放映该片。”[8]对于《大闹舞台》，警务处处长任命的检查委员会认为“该片粗俗不堪，但尚不能称作淫亵”，建议不对影院做任何处罚措施。⑤见《警务处处长致代理总办函》，1918年7月23日；《审查委员会报告》，1918年7月22日。以上载《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总办总巡等关于检查淫秽电影、租界巡捕踢死小贩等事项及其他市政工作的往来书信》，上海：上海市档案馆，馆藏号：U1-2-548。《党人魂》则因为法国人的抗议，遭到暂时禁映。除此之外，“工部局警务处”很少对影片进行审查。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多，其中之一便是很多国外影片已经过其所在国家的审查，如果工部局再行审查，可能带来外交上的麻烦。

（三）雄心：通俗教育研究会的电影审查态度

《张欣生》在上海等地上映10月有余，通俗教育研究会还对其进行审查，并专门呈文要求“严禁”，这是其掌控全国范围内电影审查的“雄心”的体现。事实上，通俗教育研究会自成立后便对电影审查充满了信心。虽然早期未真正从事相关工作，但已将其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内容。通俗教育研究会成立于1915年9月6日，[9]附设于教育部内，是一个官方机构。官方机构的性质使通俗教育研究会具有较大权威和影响力，它也是北洋政府时期成立时间最早的中央级别的电影审查机构。通俗教育研究会以“研究通俗教育事项，改良社会，普及教育”为宗旨，《通俗教育研究会章程》指调查和审核的内容包括小说、戏曲和讲演等三项。[10]178-182通俗教育研究会成立时，电影的社会影响还不大，其工作重心也未放在电影审查上。[10]178但随着电影放映的逐渐普及，因影院放映“将华人丑陋状态种种诞妄绘声绘影、推波助澜”等有辱国格的国外影片，讲述“侦探大盗之事”“最足以开启一般匪类之盗窃智识”的影片，导致观者“斫丧心术、败坏道德、玩事警章”“诲淫诲盗之影片”，①见：《红灯照电影亟宜取缔》，《益世报》1921年4月23日；《电影恶教育亟宜取缔》，《益世报》1921年5月9日；《警察厅取缔不良影片》，《益世报》1921年11月1日。引致电影审查呼声渐起。因此，回应舆论的诉求，是通俗教育研究会审查电影的一个重要动因。1924年4月其向教育部呈文，要求查禁《张欣生》《阎瑞生》两片，正是这种“雄心”的具体表现。

三、畸形的电影审查格局

三个电影审查机构的审查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电影审查机构的地位，对电影审查格局的形成也有一定的影响。电影审查格局的形成又与当时的政治形势、电影产业的发展状况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民国时期，中央机构在各项事务，包括电影审查中理应发挥主要作用，同时地方机构要配合中央的工作，而外方除建议外不能直接发挥作用。但北洋政府时期则出现了完全相反的状况，电影审查呈现出畸形的格局。

（一）“中央”边缘化，“地方”占主导

北洋政府时期，作为全国性管理机构的通俗教育研究会发挥的作用有限，而地处上海一隅的“江苏电审会”的地位则十分显要，这使得我国当时的电影审查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现象：“中央”边缘化，“地方”却占据了主导地位。

通俗教育研究会虽然在电影审查上雄心勃勃，但在审查过程中却处处表现出无力感。以《张欣生》为例，通俗教育研究会向教育部呈文的时间是1924年4月，而该片在1923年已收获大量票房，呈文对其票房产生不了多大影响。通俗教育研究会此举充其量只是表明一种态度，即作为一个审查机构有权对电影进行审查并借此确立一种舆论导向。除审查影片内容外，通俗教育研究会后期也注重对影片拍摄前的审查，但后者遭到很多电影公司抵制。以致于在1927年3月教育部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曾规定影片在拍摄之前，要经过通俗教育研究会审核，但各影片公司多视此规定为“具文”，无视其存在。②《教部审查电影剧情》，《益世报》1927年3月19日第17版。整个北洋时期，通俗教育研究会的电影审查都呈现出这种无力的状态。虽然它在1927年12月27日至1928年3月28日期间还进行了一系列影片审查活动，[11]但审查所涉的电影院仅有中天、青年会、中央、真光、游园、明星、大观楼、平安等8家影院，均为北京影响较大的影院，其他影院不在审查范围之内。③当时北京共有14家影院，据《影戏院总表》，载程树仁《民国十六年中华影业年鉴》，上海：中华影业年鉴社，1927年，第7-11页。需要说明的是，1928年1月日通俗教育研究会的初步审查安排中，曾将道德电影院纳入审查范围，但在实施过程中，未涉及该影院，见《审核电影员已派定》，《晨报》1928年1月11日第7版。对于北京其他影院以及北京外的影院而言，电影审查不是影片上映的必要环节。很多于1925年、1926年所拍摄的影片如《上海一妇人》（明星公司1925年出品）、《可怜天下父母心》（神州影片公司1926年出品）等，在其他地区已放映一到两年，都是在未获审定证的情况下上映的。

与之相反，北洋政府时期的电影审查机构中，“江苏电审会”占据重要的位置。“江苏电审会”存在时间虽不长，但其审查实践却对电影制片有重要的导向作用，引导着制片者沿着“有益社会”“教化人民”的方向前进，宽松的审查措施对电影业的持续发展有着积极意义。因为上海是当时全国最大的制片和放映基地，所以“江苏电审会”的审查标准及其审查实践实际上具有全国范围内的影响力，成为全国电影审查的标杆。

“江苏电审会”的电影审查对制片公司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以《张欣生》为例，该片由明星公司拍摄，明星公司地处租界，按照工部局的管理体制，江苏省教育会对其没有多少强制力。但明星公司在影片上映之前会将影片交给江苏省教育会及其下属的“江苏电审会”审查，足以说明“江苏电审会”的影响。事实上在“江苏电审会”存在期间，审查的影片中很大一部分都是明星公司摄制的。这在明星公司经理对“工部局警务处”的陈述中可见一斑。明星公司经理透露，《张欣生》开始上映的时候，江苏省教育委员会（即江苏省教育会）就曾致函明星公司，指出影片中的某些情节不适合向公众放映。遵照该委员会的意见，公司删减了影片中的一小部分情节。出于礼貌起见，在影片向公众放映之前，他们也会为江苏省教育会提供私下放映。虽然，明星公司的陈述中有“出于礼貌起见”“私下放映”等语句，看似并不看重江苏省教育会，但在实际过程中却很重视它的作用，至少在处理《张欣生》一片时，“遵照该委员会的意见，删除了影片中的一小部分情节”。①《警务处长给代理总办的调查报告》，1923年7月30日，载《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总办处关于影片检查事》卷1，上海：上海市档案馆，档案号：U1-3-2401。“江苏电审会”成立后，明星公司继续这一做法。除此之外，在影片上映之前，天一影片公司、大中华百合影片公司、神州影片公司等一大批在租界范围内的制片公司也将部分影片送“江苏电审会”审查。[5]10-11可见“江苏电审会”对当时上海的电影制片公司有一定的影响力，是中国电影审查机构中的中坚力量。

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一方面跟北洋政府时期复杂的政治形势，尤其是北京与上海的关系密切相关。要理清1927年及之前北京与上海的关系，需要追溯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政府的变迁。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政府迅速分裂为皖、直、奉三大派系。皖系军阀的首领段祺瑞出任北洋政府的国务总理，成为其中的实权派。为抢占地盘，军阀之间不时发生混战，政权频繁更替时常发生。[12]367

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最终皖军全线崩溃，皖系北京政府垮台，其势力范围仅剩下浙江一地，北京政权成为直、奉两系囊中之物。其后，直奉两系先后爆发了两次混战。1922年5月，第一次直奉战争以直胜奉败而告终，直到1924年11月之前的一段时间内，直系完全把持了北京政府。[12]372-374江苏本就在直系的控制之下，直皖战争以及第一次直奉战争的胜利，使直系又控制了江苏周边的安徽等地，对江苏有了更大的影响力。而当时的上海属于江苏省辖制，因此直系北京政府对上海理应有较大的控制力。但事实并非如此，其原因在于上海特殊的政治环境。辛亥革命后，上海设立沪军都督府，与江苏都督府并存。袁世凯上台后撤去沪军都督府，设上海镇守使和淞江镇守使。之后两者合并为松沪护军使，由杨善德、卢永祥先后任松沪护军使。杨、卢都亲近皖系。1919年卢永祥升任浙江督军，皖系控制了浙江。江苏则为直系的势力范围，该系的冯国璋、李纯、齐燮元先后担任过江苏督军，牢牢地控制着江苏。介于浙江与江苏之间的上海，虽受江苏辖制，但由于卢永祥的部属何丰林接替其担任松沪护军使一职，因此实际上上海为皖系控制。上海也就出现了较为奇特的景象：民政长官名义上由直系控制的江苏任命，但事实上皖系的何丰林对于上海的一切无不加以干预。因此直系北京政府的很多命令实际上无法有效地影响到皖系势力控制下的上海。1924年11月至1927年的情况与此类似。1924年11月，直系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落败，北京政府落入奉系手中。但此后直到1927年，松沪护军使由直系的宫邦铎和孙传芳先后担任。[13]因此，奉系北京政府的命令也很难影响到直系控制下的上海。电影审查机构也是如此。通俗教育研究会虽为全国性的管理机构，但“江苏电审会”在军阀势力的影响下不遵从通俗教育研究会指令的事情时有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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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跟上海地区电影业的高度发达有关。程树仁主编《民国十六年中华影业年鉴》中收录了1927年前上海曾出现的国人开办的电影公司共134家，外国人经营的电影制片公司10家。[14]118-122同时上海还有大量的影院，为“江苏电审会”的电影审查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二）“外方”成为关键影响因素

北洋政府时期，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直接从事的电影审查工作虽然不多，但“工部局警务处”对中国电影及其电影审查起到了关键作用。因为当时公共租界内汇集了大批中外人士所开设的电影制片公司。中国当时最为有名的三家制片公司是明星公司、天一公司、大中华百合影片公司，都在公共租界内。国人在上海开办的134家电影公司中，有50余家开设在公共租界内。而外国人所经营的10家电影制片公司，至少7家开设在公共租界。[14]118-122除此之外，大批中小型制片公司也纷纷在公共租界内开办。它们的电影制作在中国早期电影生产中占有很大比重，并且在中国电影生产中形成了一种导向，影响到全国范围内的电影制作。而它们的成立和制片行为大都要受到“工部局警务处”的管理和控制，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工部局警务处”影响了当时中国大多数的电影制片业务，成为影响中国早期电影审查最为关键的因素。

其根源首先在于上海公共租界的特殊性质。按照《南京条约》和《虎门条约》的规定，清政府要划定一块区域给英美等国人居住，这些区域名义上属中国政府管辖，实际上却是不受中国政府管辖的“独立王国”，中国政府的政策无法在其中发挥作用。这种状况也影响到租界的电影审查。北洋政府时期，政府几次试图对租界内的电影进行审查都受阻，原因即在于租界的性质。租界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一种特殊存在，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拥有其特殊性、独立性。依靠强大的武力优势，公共租界当局在各个方面排斥中国政府的干预，在电影审查方面体现得也很明显。北洋政府时期，中国政府同公共租界当局进行过几次交涉，但公共租界当局最后都拒绝了中方的要求。如1923年，江苏省曾就电影问题照会公共租界。而工部局则认为公共租界内的电影业不需要中方干涉。

其次在于上海公共租界电影产业的发达。1927年以前，公共租界基础设施完善，经济发达，娱乐需求旺盛，因此公共租界的娱乐消费以及娱乐生产都呈现出繁荣的局面，电影制片和放映同样如此。当时公共租界内集中了许多电影放映场所，豪华的电影院大都集中在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内，国外的新片首先在这些影院中放映，随后才扩展到上海华界以及中国其他区域。国外大片制作精良，吸引了大批观众的注意力。与此同时，这些影院多为国外人士所控制，国人拍摄的影片很难进入这些影院，对于国内制片公司而言又是一个重大打击。后期，一批中国人在租界内相继建立了影院，但他们同样将国外大片作为卖点，以此来吸引租界内的观众。虽然“工部局警务处”审查的影片并不多，主要有《贞洁》《大闹舞台》《残花泪》《党人魂》等，且大多数为映后审查，对影院经营的直接影响看似不大，但关涉的影片内容却较为广泛。《贞洁》《大闹舞台》主要涉及淫秽问题，《残花泪》主要涉及英国形象问题，而《党人魂》涉及到了“意识形态”问题。这客观上对影院选取影片形成了一种基本导向。这种导向也影响了在公共租界内成立的中国制片公司。当时公共租界内汇集了大批中国人开设的电影制片公司，在拍摄过程中，为了经营上的成功，它们有意识地避开了“工部局警务处”不允许拍摄的内容。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工部局警务处”的电影审查成为中国电影审查的关键影响因素，对当时的电影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江苏电审会”、“工部局警务处”、通俗教育研究会是北洋政府时期最为重要的三个电影审查机构，它们在当时的电影审查中持有不同的态度。在政治形势、电影产业发展情况以及审查机构的审查态度三者共同作用下，北洋政府时期“中央”边缘化，“地方”占据主导，“外方”成为关键影响因素的畸形电影审查格局最终形成。

参考文献：

[1]省教育会审阅明星片之评语[N].申报，1923-07-05（18）.

[2]省教育会干事常会纪事[N].申报，1923-04-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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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上海市档案馆.上海租界志[A].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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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北洋政府档案：第93卷[A].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10.

[11]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北洋政府档案：第92卷[A].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10：567-578.

[12]章开沅，朱英.中国近现代史[M].北京：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

[13]任念文，李国林.江浙军阀战争与上海特别市的发端[J].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1）.

[14]上海电影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电影志[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

（责任编辑、校对：关绮薇）

An Overview of Film Censorship System During Beiyang Government Period

Wang Ruiguang

[Abstract]The filmThe Tragedy of Chang Hein- Shorgs Property was a great hit upon release. The three major film censorship agencies of Jiangsu Provincial Education Film Censorship Committee, Shanghai Municipal Bureau of the Public Concession Section, Popular Education Research Society during the period of Beiyang government came up with contrasting comment, which shed light on their respective attitudes towards film censorship. Different film censorship attitudes, political backdrop and the film industry development combined to bring about the film censorship pattern featuring the "national"watchdog marginalized while the provincialauthority holding the sway and the "international"parties as weighing factors.

[Key Words]The Tragedy of Chang Hein- Shorgs Property; Beiyang government; Film censorship; Attitude; Pattern

[作者简介]王瑞光（1982～），男，山东潍坊人，博士，山东艺术学院艺术管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艺术学、艺术管理。

[收稿时间]2015- 12- 02

[文章编号]1003- 3653（2016）01- 0112- 05

DOI:10.13574/j.cnki.artsexp.2016.01.017

[中图分类号]J909

[文献标识码]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