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若干战略问题研究
——基于2016年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战略研讨会的述评

王卓　朱晶进

（四川大学成都四川610064）

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若干战略问题研究
——基于2016年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战略研讨会的述评

王卓朱晶进

（四川大学成都四川610064）

为推进中国西部边疆问题研究和边疆学学科建设，四川大学牵头组建的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在西藏拉萨举行了“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战略研讨会”。全国100余位专家代表和师生参加了此次学术研讨会，各位专家就边疆学学科建设与协同创新、喜马拉雅区域合作与西部边疆发展机遇、边疆扶贫与西部开发、边疆地区社会治理、边疆史地文化等问题等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为我国的“一带一路”建设和西部边疆治理与发展献计献策。

西部边疆安全发展研讨会

从云南、西藏到新疆，从边界争议到“一带一路”建设，从民族团结到反分裂斗争，从资源开发到生态保护，从民生改善到周边关系处理，西部边疆的一系列问题都是涉及国家核心利益的重大问题，且生存安全问题和发展安全问题、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为了推进中国西部边疆问题研究和边疆学学科建设，2016年7月12日，四川大学牵头组建的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以下简称中国西部边疆中心）在西藏拉萨举行了“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战略研讨会”。来自国家民委民族理论政策研究室、四川大学、西藏大学、云南大学、新疆大学、新疆师范大学、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警官学院、西藏民族大学、西藏自治区教育厅等单位的100余位专家代表和师生参加了此次学术研讨会。各位专家就边疆学学科建设与协同创新、喜马拉雅区域合作与西部边疆发展机遇、边疆扶贫与西部开发、边疆地区社会治理、边疆史地文化等问题等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

一、边疆学学科建设与协同创新

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西藏大学党委书记尼玛次仁在发言中指出，希望参会的各位专家学者能充分利用中国西部边疆中心这一绝佳平台，聚焦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的关键性、前瞻性、战略性的问题，探索符合西部边疆实际的安全与发展新战略、新模式、新路子，真真切切地为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多出招、出实招，真正把中国西部边疆中心建设成为党和国家治藏治疆治边的高端，成为西部边疆人才的基地。四川大学校长谢和平院士认为，在国家战略层面，尤其是西部边疆的领域，必须加强系统性、预判性研究，增强战略性判断。中国西部边疆中心应成为能够向党和政府提供高水平决策咨询的国际化高端智库，而其中重要一环是成为一个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创新人才的基地，创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品牌；当前，成立中国西部边疆中心战略决策专家咨询委员会的宗旨也在于此。四川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中国西部边疆中心主任罗中枢教授从机制改革、合作交流、队伍建设、科学研究、咨政建言、人才培养、学术交流、公共外交和基础建设等方面总结了中国西部边疆中心自2015年以来的主要工作情况和骄人成绩，给在场各协同单位的专家学者以极大鼓舞。新疆师范大学副校长牛汝极教授强调，中国的边疆安全研究，一是在理念上应坚持中国立场、坚持亚洲视角和坚持全球眼光；二是在方法和路径上要超越民族、重塑公民和国家，要超越宗教、重塑精神，还要超越文化、重塑文明；三是在目标上要免于民众的恐惧，要免于物质、制度、精神和物质的匮乏，也要赢得他人的承认和尊重，免于耻辱。四川大学副校长晏世经教授指出，目前中国西部边疆中心研究还应加强研究的协同力度、学科的交叉性并聚焦国家重大需求的研究问题。教育部长江学者、云南大学周平教授认为，边疆研究既要有多元的研究切入点，也要有国家研究视角这一整体性的框架构建，一是应从国家疆域的角度来界定边疆，国家疆域演变的多样性决定了边疆形态的变化性；二是边疆的治理是国家治理的有机组成部分，国家主权形态日益增多，超主权的国家活动也在增多，因此超主权的边疆形态也已浮现。只有构建国家视角的研究框架后，才能更深、更透地建立一套与国外对话的边疆理论体系。

二、喜马拉雅区域合作与西部边疆发展机遇

在喜马拉雅区域合作宏观战略研究方面，四川大学中国西部边疆中心孙勇教授认为，我国建设南亚陆路大通道的设想近期在“一带一路”战略规划中得到最高决策层肯定，但在打通这一通道方面仍存在问题和障碍。一是新疆、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等与西藏接壤的省区决策层并不十分关注南亚陆路大通道，也未将该通道纳入各省的“一带一路”实施方案；二是西藏各决策部门面临此类重大战略问题时，与周边省区相比，动作仍较为迟疑；三是中印两国智库在双方对外开放战略方面的对接不够，两国政府层面也未能加强智库间的沟通合作，且中印两国媒体在这一问题上显示出冷热不均的尴尬局面。上述难题是需要学界、智库深入探讨并提供决策咨询的重要切入点。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戴永红教授指出，“一带一路”战略是实现国际国内两个区域联动发展的关键，因此应用联系的眼光将西部边疆地区的安全与发展置于“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之下，头顶国际视野的“蓝天”，脚踏国内发展的“大地”，以更为开放的姿态实现西部边疆的“安全”发展。为此，宜以喜马拉雅合作为核心，深入实施国内发展的国际化，充分利用两洋三亚的新疆—巴基斯坦通道、西藏—尼泊尔通道及云南—缅甸通道，谋求国内国际两个平台安全合作的无缝对接。戴永红教授的跨区域合作研究，将视角定位于几个载体之上，为同领域学者打开了思路，其以四川为支点的战略布局具有前瞻性。云南大学卢光盛教授在提交的会议论文中认为，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已远落后于中巴经济走廊的推进，有必要在前者建设中借鉴东盟合作经验，亦即在孟中印缅次区域四个成员国范围内，只要有两个或三个成员国同意，而另外的成员国不反对，就可以率先开展双边或三边合作，并纳入某些单边项目，还可吸纳域外国家或机构的参与，以求尽快取得实质性合作成果。武警警官学院赵野春教授认为，在地理、文化、经济、历史等多种因素综合影响下，加之现实与历史问题的纠葛，喜马拉雅区域安全领域的维稳需求较为突出，因此本区域合作的重要议题是将维稳合作纳入安全合作框架，这对于我国安全具有积极意义。赵野春教授的研究是其深度思考的结果，准确把握到喜马拉雅地区合作的首要视点。西藏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赵君副教授在提交的会议论文中认为，中国与南亚的文化交流需要继续深化，我们既要深入发掘历史上西藏与南亚诸国文化上的联系，为打通南亚大通道提供文化历史依据；也要进一步促进西藏传统文化向现代化转型，为南亚大通道的构建提供文化现实依据。

在中国、印度、尼泊尔、不丹等国际关系的研究方面，四川大学中国西部边疆中心樊高月教授指出，加强中国与尼泊尔关系，在维护西藏地区安全稳定、拓宽“一带一路”战略布局、稳固周边态势、提升我国对印制衡能力等方面有重大意义，为此，应加强中尼间政治互信，提升我国对尼的战略影响力；将经济作为突破口，增强尼对我国的依赖；妥善处理中、印、尼三角关系，减少印在中尼关系中的阻力；加强我国在尼军事存在，增强对印威慑力；扩大尼在华留学生和访问学者规模，培养尼知华、亲华派。西藏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张京品博士认为，西藏在中尼关系发展中的地缘政治价值极其重要，然而尼的复杂政局、印美因素、经贸问题、达赖集团干扰等仍是中尼关系发展的不利因素，为此，应进一步构建相互依存的中尼关系，加大中对尼的投资，推动中尼外贸发展，并推动中尼一体化的西藏-尼泊尔旅游环线，从而构筑中尼“利益边疆”。西藏大学理学院索朗仁青教授提出，藏南边境领土问题由来已久且至今悬而未决，其根源在于英印政府向北扩张抛出的“麦克马洪线”。尽管中印间存在不利因素，但印以经济发展为首要的方针与我国“一带一路”战略可以对接，完全可以为两国间“发展的伙伴关系”注入新内容。印政府应正视历史，与我国积极携手互动解决边境争议；我国应冷静客观面对印正在崛起的大国地位，以双赢理念谋发展，在大国博弈中推进多极化的和平与稳定。西藏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崔海亮副教授则提出，西藏地区和不丹有相同的宗教背景，不丹政权的建立也与当时的西藏地方政府有密切关系，不丹风俗、艺术受西藏影响非常大，西藏地区也一直是不丹的重要贸易伙伴。两地有民心相通的先天优势，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加强两地经济文化交流十分有必要，可继续扩大中不双边贸易，将亚东建设为南亚陆路大通道的重要口岸，构建中、尼、印、不经济走廊，实现中不基础设施互通，积极开展旅游合作，大力开展双方学术和宗教交流。崔海亮副教授的发言，对于我国如何发展中国西藏和不丹的关系以及如何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三、边疆扶贫与西部开发

在扶贫与开发理论研究方面，四川大学中国西部反贫困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王卓教授指出，我国现阶段贫困特征主要是：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共存，以相对贫困为主；农村贫困与城市贫困共存，以农村贫困为主；区域贫困与个体贫困共存，两者互构；阶层性贫困业已形成，并出现代际传递。通过长期研究和大量实地调查，王卓教授指出我国现阶段扶贫工作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如社会上存在大量享受扶贫好处却回避为此支付的搭便车者；扶贫资金的政府管理机制难以避免“公地悲剧”；扶贫专业性低、扶贫队伍职业化制度安排缺乏；专业扶贫工作人员数量与贫困对象比例严重失调等导致了扶贫效率低下。为此，可以借鉴汶川地震灾后社区扶贫经验，从健全扶贫体系、拓宽扶贫资金来源、调动贫困主体积极性、建立社区扶贫办法等方面入手，通过精准扶贫、提高扶贫效率，避免“扶贫陷阱”。王卓教授的研究准确抓住了贫困的特征和扶贫工作的共性问题，是对扶贫认识的高度升华，其社区扶贫经验仍可继续向其他边疆地区试点和推广。

在扶贫与开发路径研究方面，新疆师范大学副校长牛汝极教授认为，农村电商日益成为西部贫困地区发展现代农业的重要引擎，电商扶贫是“十三五”脱贫攻坚的重要支撑，为此，一是要发挥政府主导作用，把电商扶贫作为“一把手”工程来抓；二是要发挥示范引导作用，让农民看到实实在在的效果；三是要发挥产业升值作用，将农业转型升级作为推进农村电商的前提；四是要通过政府和市场力量“两条腿走路”，发挥人才支撑作用；五是要根据西部省区各地资源禀赋、发展阶段和产业基础，建立符合实际且有所侧重的帮扶体系。

在扶贫与开发个案研究方面，新疆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副主任吴琼教授对新疆和田县“和谐新村”工程进行了调研，认为该工程正在从多个方面建立嵌入式社会结构和社会环境，促进民族团结，通过政策引导，探索“一民一汉”嵌入式居住；组织民汉一帮一结对子，在大棚种植和林果种植方面实现民汉互帮互助，主动组织民汉进行集体劳动；在村委会实施“三民三汉”干部构成模式，并要求汉族干部懂双语；在学前及小学教育阶段促成民汉合班、合校，并为村民举办双语培训班；此外还在村内建立了一套冲突协调机制。目前该村收入是当地其他地区收入的将近1倍。这一试点工程是否具有可持续性、能否推广仍值得进一步思考和研究。吴琼教授的研究与西藏的“新农村建设”有相通之处，对西藏本地有很好的启发作用和借鉴价值。

四、西部边疆地区社会治理

在边疆社会治理理论研究方面，西藏自治区教育厅党组书记、西藏大学校长普布次仁教授强调，边疆社会治理的理论探索必须基于中国共产党治藏方略的成功经验，中国的边疆问题与民族问题相互交织，情况十分复杂。从历时性角度看，民族问题是普遍存在于从民族产生到民族消亡的整个历史过程中；从共时性角度看，民族问题涉及社会生活方方面面，与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相互交叠，具体的民族问题经常以社会矛盾表现出来。须以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为出发点，重新认识社会治理与边疆的关系，创新边疆社会治理的分析框架。

在依法治理边疆民族宗教事务方面，西藏大学政法学院院长高大洪教授指出，依法治藏是基本治藏方略之一；而民族宗教领域立法的界定问题，内涵上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其主要是从调解处理民族间关系、管理民族内部事务、规范政府管理宗教事务、法律调解涉及宗教的各种社会关系等狭义的范畴进行立法研究。其认为民族宗教领域立法应坚持国家法制统一的根本原则、民族地方人大双重立法原则以及宗教法规在西藏地方法规中特殊性原则；目前，西藏自治区人大正在积极推进该区民族宗教领域的立法工作。高大洪教授的研究和参与的立法工作令人振奋，如果其立法设想能够顺利实现，各个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治理将有法可依，其发展也会更加稳妥。

在正确认识和应对边疆社会心态方面，西藏大学思政部主任扎西教授提出，门巴族、珞巴族、夏尔巴人、僜人等跨界民族，与南亚国家有血缘、族缘关系。根据其问卷调查和访谈工作，在林芝市米林县居住较为集中的珞巴族的民族认同感和国家认同感都较高，可见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并非此消彼长关系，二者能够良性共存；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地区认同三者也并不互相排斥。此外，扎西教授还指出，在对上述民族的人口进行报道和官方陈述时，应特别限定为“实际控制线内的人口数量”，以免授人以柄。扎西教授的研究体现出人文社科的实证研究精神，其研究还表明将国际法课程引入边疆学人才培养的必要性。四川大学中国西部边疆中心朱晶进博士认为，当前我国境内藏族题材影视作品的发展，呈现出制作水平大幅提高、国内外关注日益增多，民间制作力量崛起，高水平制作团队低龄化等趋势特点。但个别作品可能诱发年轻民众的民族—国家认同危机，而部分优秀作品的发行推广阻碍重重，影响有限。为此，应尊重跨文化传播的客观规律，培养能在国际上讲好中国故事的藏族影视家和表演家，通过藏族题材影视作品做好外宣工作。

五、西部边疆历史地理

在西部边疆近现代史研究方面，四川大学中国西部边疆中心王鹏辉副研究员对清季俄日对中国西北边疆的军事调查进行了梳理和研究。其中，马达汉接受俄国总参谋部的派遣，日野强接受日本参谋本部的使命，分别对中国北部内陆地区和新疆地区进行调查。两人有着在中国东北边疆参加日俄战争的共同背景，代表了日俄在欧亚内陆军事战略视野的对抗。马达汉的民族学调查虽然富有语言与人文学方面的意义，但马达汉关注人口较少人群的民族学考察成果同样也具有民族主义的性质；日野强的民族调查则预示着民族主义随着西方殖民主义的扩张而透入中国西北边疆。这些带有侵略性的军事调查实录，对现代中国西北边疆的国家安全和“一带一路”战略的安全保障不无现实意义。西藏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美郎宗贞副教授对藏东芒康地区富商家族“邦达昌”的历史进行了考察。该家族出生于平民，赵尔丰任川滇边务大臣期间，曾判定偿杀“邦达昌”三人。幸免遇难的邦达·尼江为了生存和家族复兴离开家乡，往返云南德庆与西藏芒康之间做生意，靠自己的劳动和汗水积攒大量财富。随着印度、西藏和云南跨国、跨地区商埠的开通，邦达·尼江开始在拉萨、噶伦堡和加尔各答建立了“邦达昌”商号，并使该家族在西藏的政治、经济社会中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成为西藏第一位以经商获得贵族地位的家族。但十三世达赖圆寂后，“邦达昌”及邦达·多吉开始走向反叛噶厦政府之路；抗战期间，该家族担任了战争物资运输的任务，构建了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和精神。美郎宗贞副教授的研究阐述了“邦达昌”对西藏近代经济史和政治史的重大影响，对当今我国加强民族团结和边疆建设有着相当借鉴意义。新疆师范大学王艳博士指出，近年土耳其插手新疆事务的态势不断升级，但这也是19世纪末至今100多年发展演变的结果。在杨增新执政期间，土耳其通过多种手段将“泛突厥”思想带入新疆；盛世才执政时期，“东突”伪政权的建立与土耳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得到了土耳其媒体的支持和渲染；民国后期，“东突”分裂分子登上新疆政治舞台，担任重要职位，利用政治身份鼓吹新疆独立；解放初期，“东突”阴谋家纷纷出逃至土耳其，使土耳其成为“东突”精神领袖的基地。可见，土耳其插手新疆事务的范围和影响远超我们的预期和想象，这注定了中土关系面临着众多挑战，应给予高度重视；土耳其与中国作为“一带一路”战略布局中的重要国家，“东突”问题将会成为中土关系发展的一大障碍继续存在，也注定成为“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一大风险。

在西部边疆宗教考古学研究方面，西藏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次旦顿珠副教授展示了他在西藏日喀则市桑珠孜地区考古发现的印度教达古神庙。其认为，该神庙的发现具有重要的社会学、历史学、民俗学、文化学和人类学价值，表明日喀则市是西藏文化的重要发源地和集聚区，同时也是历史上对外合作交流之枢纽。对该神庙进行研究，是传承历史文化、增强文化自信、促进国际友好交往的有效切入点，有助于丰富和拓展日喀则市的民俗文化旅游最远，丰富该使旅游产品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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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7-9106（2016）09-0005-04

王卓（1965—），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大学社科处副处长，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副秘书长；朱晶进（1983—），博士，四川大学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