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论视角下小说语言风格的翻译
——以《十一种孤独》英译本为例

倪 玥

( 泰州学院，江苏 泰州 225300 )



语言与文学

目的论视角下小说语言风格的翻译
——以《十一种孤独》英译本为例

倪 玥

( 泰州学院，江苏 泰州 225300 )

语言风格是小说翻译是否成功的重要因素。目的论认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充分发挥能动性，在忠实原文的基础上，采用不同的翻译方法，实现译文与原作的动态对等。以短篇小说集《十一种孤独》为例，结合刘宓庆先生提出的语言风格的形式标记来分析小说语言风格的翻译。

目的论；语言风格；形式标记；《十一种孤独》

前言

美国自然主义小说家理查德·耶茨是“焦虑时代的伟大作家”，批评家们将他与契诃夫、菲茨杰拉德、约翰·契弗相提并论。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十一种孤独》被誉为“纽约的《都伯林人》”。在小说集中，他以其特有的文笔及语言风格刻画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中下层人民。通过描写十一种孤独的人生，他向读者展示了那个年代人们的孤独、无助和迷茫。整部小说集语言质朴、简约，译者陈新宇在译文中也没有使用大量华丽的辞藻，最大限度地还原出原作的语言风格。因此，本文拟从目的论的忠实性原则来讨论该小说语言风格的翻译及其实现方法。

一、目的论简介

目的论是功能翻译理论的核心。首先，凯瑟琳娜·赖斯(Katharina Reiss)提出了功能派理论思想。她认为翻译应该从概念性的内容、语言形式和交际功能上与原文对等。但在实践上，要优先考虑译文的功能特征。在此基础上，德国翻译理论家汉斯·弗米尔 (Hans J. Vermeer)创立了功能派的理论基础：翻译目的论。该理论认为“译文取决于翻译目的”。也就是说，为了达到翻译目的，译者不必受原文的束缚，可以采取相应的翻译策略对原文加工处理，决定保留、删减或者调整哪些内容。因此，在目的论中，原文不再处于核心地位，译者可以对原文信息进行多元化处理，只要能够达到翻译目的。除此之外，弗米尔还提出了不同文化背景对译文的影响，在翻译过程中不必一一对应，需灵活处理。

目的论在具体使用时，有三个原则：目的原则(skopos rule)、连贯性原则(coherence rule)和忠实性原则(fidelity rule)。在这三个原则中，“目的原则”是要遵守的首要原则。通常情况下，“目的原则”中的“目的”是指译文的交际目的。译者在翻译时要首先考虑译语读者对译文的接受度，从而实现译文在目的语环境中的功能。连贯性就是指译文达到语内连贯的标准，即译文需具有可读性和可接受性。忠实性原则就是指译者根据译文的目的来决定与原文忠实的程度和形式。

目的论不仅对翻译实践起到指导作用，也提高了译者的主体地位。译者不必忠实的拘泥于原文的内容，可以使用多种翻译方法和策略进行翻译活动，以达到预期效果。

二、小说的语言风格及其可译性

语言风格是一位小说家得以区别于其他小说家的重要标志，也是小说创作的重要特征。一直以来，人们有关文学的语言风格问题争论不休。有人认为风格是虚无缥缈的，只有靠读者自己揣摩。也有人认为风格就是通过文字的描述而显示出来。因此，语言风格是否具有可译性在文学翻译界也存在不同的观点。

20世纪50年代时，学者们普遍认为风格不可译。因此，译者在进行翻译活动时，无需考虑译文的语言风格。与此同时，矛盾在《为发展文学翻译事业和提高翻译质量而奋斗》一文中指出：文学的翻译是用一种语言，把原作的艺术境界传达出来，使读者在读译文的时候能够像读原作一样得到启发、感动和美的感受。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矛盾认为风格是可译的。现代学者刘宓庆认为翻译风格“研究的不仅仅是原语的风格表现手段，而且还包括如何使译文在与原语的对应中力求在风格表现上做到“恰如其分”。由此可以得知，风格这个抽象的事物是确实存在的，并且在翻译时是完全可以将其体现出来。刘宓庆在《翻译的风格论》中指出风格不是什么“虚无缥缈”的，是应当可以见诸于形，表现为风格的符号体系。风格的符号体系就是在原文的语言形式上可被我们认识的风格标记(stylistic markers)。风格标记又分为形式标记和非形式标记。形式标记由以下六个标记组成：音系标记、语域标记、句法标记、词语标记、章法标记和修辞标记。非形式标记包括：表现法、作品的内在素质、作家的精神气质等。翻译时，形式标记和非形式标记都是可以进行理想的转换。

因此，小说的风格在翻译时是可以体现出来的。译者通过选用恰当的词语或者接近原文的句法等方式将小说的语言风格表达出来。《十一种孤独》语言简洁、描写细腻，将二战后美国普通人民的生活状态以冷峻的笔触形象的刻画出来。随着对作者理查德·耶茨研究的深入，该短篇小说集也成为近几年的畅销读物。下文将主要以目的论为理论依据，从形式标记方面来分析该小说集的语言风格翻译。

三、《十一种孤独》译例分析

(一)词语标记

词语标记主要指作者的用词习惯。本篇小说集用词朴实，没有大量华丽的词藻或者生僻词，容易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并且让读者对作品产生亲切感。译者在对词语的处理上，大多采用直接对应的译法。如下例：

例1： “I still don’t feel right about you driving me all the way out here,” Myra called to Marty, who was driving, to be polite.

“ ’S all right,” Marty grumbled. Then he sounded his horn and added, to the back of a slow truck, “Get that son of a bitch outa the way.”

译文：“让你们一路开车送我来，真不好意思，”麦拉大声对正在开车的马蒂说。她想礼貌点。

“这没什么，”马蒂嘟囔着。接着他按响汽车喇叭， 冲着前面一辆开得很慢的卡车喊道：“你这狗娘养的，让路啊。”

显然，译者在对这段对话处理的时候，并没有用使用其他翻译技巧，而是尽量真实的还原出原文的内容。麦拉很礼貌的向马蒂表达歉意。但是，麦蒂却粗俗的回应麦拉。从这一段对话中读者一目了然就能知道人物的特点。译者在翻译时，把原文中的语气以及反应人物特点的词汇一一体现出来，其目的就是像读者传达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中下层人民的生活状态及精神风貌。如果译者为了避免将原文中一些粗俗的词汇，如bitch表达出来，而是用其他词语代替，那么读者也就无法体会出原文的语言特色及意境了。

为了将原文中的词语准确的表达出来，译者也并非一直采用直接对应的方法。在有些词语的处理上，他根据原文的内涵意思采用其他的翻译方法。如下例：

例2：At one point he made a slip—he said “botormoat” instead of “motorboat” — and everyone laughed with the particular edge of scorn they reserved for Authur Cross.

译文：有一下他说走了嘴——把“摩托艇”说成了“托摩艇”——全班哄堂大笑，这种尖刻是他们专门留给亚瑟·克罗斯的。

在小说中，亚瑟·克罗斯是班级里一个不太聪明的学生，经常说错话而招致其他同学的嘲笑。在这句话里，他把 “motorboat”这个词误说为 “botormoat”。“botormoat”这是一个根本不存在的英语词汇，那么对于这类的词在翻译时该如何处理？很显然，此处仍然采用直接对应的翻译方法就无法将原文的深层含义表达出来。译者在对这个词语翻译时，充分利用汉语的语言特点，将词语的语序调整，创造出了“托摩艇”这个词，从而保留了原文所要表达的效果及语言形式。因此，读者在读到此处的时候，一下子就能看出亚瑟·克罗斯的口误。

(二)句法标记

句法标记就是指句子的结构特点。由于英汉语言的差异性，二者的句法必然存在差异性。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根据需要，恰当的改变句子的形式，从而达到与原文接近的表达效果，并且能让目的语读者接受。如下例：

例3：She had been calling him “darling” for only a short time — since it had become irrevocably clear that she was, after all, going to marry him — and the world still had an alien sound.

译文：她叫他“亲爱的”没有多久，在义无反顾地决定要嫁给他后才开始的，这个词听上还那么陌生。

原文的句子结构在英语中经常碰到，其作用是为了突出重点，进行强调。而如果按照原来的句型对应翻译，译文会显得拖沓、冗长，不符合中文的表达习惯。显然，这里采用直接对应的翻译方法不能将原文的效果突显出来。译者在译文中将原句改为常见的中文句型，并且将破折号中间的内容表达的更为简练、紧凑。将一个即将结婚嫁人的女孩内心那种坚定却又矛盾的想法展现在读者面前，读者很容易就能与书中的人物产生共鸣。因此，这种改变句法的翻译方法不但没有改变原文的内容，还更加符合目标语读者的语言习惯，达到与原文相等的艺术效果。

在这篇小说集里，很多地方都使用了带有破折号的句子，这也是理查德·耶茨的写作习惯。为了保持这种句法习惯，体现原作的特色，译者还是尽量保持与原文形式对等的翻译。如下例:

例4: The clothes themselves were no surprise— his family ran a prosperous restaurant in Queens, and he was appropriately well-turned-out in a rich black overcoat and silk scarf — but the dignity they gave him was remarkable.

译文：衣服本身并不令人奇怪——他家在皇后区经营着一间豪华餐馆，他恰当地穿上一件墨黑的长大衣，系上丝质围巾——可是它们给他带来不同寻常的尊严。

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译文完整的保留了原文的句法特点。虽然这种带有破折号的句法在中文中不常使用，但是中英文中的破折号后面内容都可以表示对前文的解释、说明。原作者在这部分借助衣服的描写来显示着装对人物外形的影响及其重要性。破折号后面的内容让读者了解主人公此刻的穿着。所以，此处不必将原文的句法进行调整来迎合目的语读者的语言习惯。直接对应翻译，也能表达出原文的意思，突出重点。同时也给读者带来一种全新的体验，激发其阅读兴趣。

(三)语域标记

语域标记就是指某个特定范围内的用语习惯，比如方言、口语、书面语、职业用语等。因此，译者要认真分析人物的身份和话语习惯，才能在译文中将语言风格准确的表现出来。如下例：

例5：“Ready on the right. Ready on the left. Ready on the firing line …The flag is up. The flag is waving. The flag is down. Commence —fire!”

译文：“右边准备。左边准备。射击地线准备……示风旗升起。示风旗飘动。示风旗降下。开始—射击！”

这是小说集中描写美国军人的故事《乔迪撞大运》中的一句话。原作中的语言有着强烈的职业特征。因此，文中的用词和语气都体现着军人的职业特点，让读者从话语中就可以得知主人公的身份。通过译文，我们可以发现译者对原文进行了适当的调整。“flag”用了为更为专业的词 “示风旗”来表示。在射击时一般都会使用示风旗，以显示场内空气流动的方向从而帮助射击者更加准确的射击。如果此处只是简单的翻译为“旗帜”，那么这种具有职业特征的语言风格就无法体现出来，同时读者对此句的意思也不能完全读懂。所以，这个词的调整恰到好处。整句话的译文也精炼、紧凑，节奏感强，达到了译文的交际目的。

结语

从上面的例句及译文分析可以看出，小说的语言风格是可译的。考虑到原文的时代特征、文化背景、语言环境等因素，译者在目的论的指导下，通过直接对应、适当调整等翻译方法，从词语标记、句法标记、语域标记等形式标记为切入点，将原作的语言风格及类似的情感表达出来，从而让目的语读者能够体会到原作的精神与魅力。本篇小说集质朴、精炼的语言风格在译文中得到很好的表达，让中国读者身临其境的体会到小说中所描写的时代特征及人物特点。很多时候，译者也不一定能完全抓住原作的语言风格，这就需要对原作多加研读、揣摩，在翻译的过程从目的语读者的语言习惯及阅读能力出发，综合考虑社会环境、时代背景、文化内涵等因素，运用恰当的翻译方法将原作的语言风格尽可能的还原出来。

[1]马会娟，苗菊. 当代西方翻译理论选读[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7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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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刘宓庆. 翻译的风格论(上)[J]. 外国语， 1990(1)：1-6.

[4]刘宓庆. 翻译的风格论(下)[J]. 外国语，1990(2)：51-62.

[5]Richard Yates. Eleven Kinds of Loneliness [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

[6]理查德·耶茨. 十一种孤独[M]. 陈新宇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

[7]周霞. 从目的论看小说语言的翻译[J]. 盐城工学院学报，2011(6): 51-53.

[8]周望月. 从关联翻译理论的直接翻译看小说风格翻译[J].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1(10):92-93.

(责任编辑：孙建华)

On Translation of Fiction Language Styl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kopos Theory

NI Yu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of Taizhou University, Taizhou, Jiangsu 225300, China )

Language styles are the important factor in the success of novel translation. According to skopos theory, the translator should play an active role in translation. Different translation methods are adopted on the basis of the original in order to achieve dynamic equivalence. This essay focuses on the version of Eleven Kinds of Loneliness and analyzes the translation of fiction language style from formal markers proposed by Liu Miqing.

skopos theory; language styles; formal markers; Eleven Kinds of Loneliness

2016-06-28

倪玥(1981- )，女，江苏泰州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与实践、翻译教学。

H315.9

A

1671-4385(2016)05-008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