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锜与岳飞：顺昌府最后的守臣

李兴武



刘锜与岳飞：顺昌府最后的守臣

李兴武*

（阜阳市历史文化研究会，安徽 阜阳 236000）

顺昌府由颍州演变而来，在北宋历史上建制时间不长，却因刘锜在此击溃金兀术十万大军而一战成名。南宋初年，刘锜与岳飞同为抗金名帅，先后大破金兀术的长胜军，创造了在平原地区以少胜多、重创金军优势兵力的顺昌和郾城大捷。因择利班师和十二道金字牌，圣命难违，俩人也成为顺昌府最后的守臣。

刘锜；岳飞；抗击金兵；顺昌府；守臣

顺昌府（今安徽阜阳）在北宋历史上建制时间不长，却因刘锜在此阻击金兀术而一战成名。南宋初年，刘锜与岳飞共同抗击金兵，先后大破金兀术的长胜军拐子马和铁浮屠，创造了在平原地区以少胜多、重创金军优势兵力的辉煌战例。因择利班师和十二道金字牌圣命难违，俩人也成为顺昌府最后的守臣。

一、顺昌府建制始末

宋代的地方政权机构和职官，基本沿袭唐制，宋太宗以后把全国分为若干路，路相当于唐代的道、元代的省。路以下设府、州、军、监，凡政治、经济、军事三者兼重的地方设府，有驻重兵的军事地区设军，工业区如煮盐、冶铁等等重要地区设监。府的地位比州略高，因此，稍大的州，则多升为府，升府的州，一部分沿袭唐五代旧名，一部分是因为皇帝未即位时所封或是任官之地。派往知府者一般都是较为重要的官员。州相当于秦汉时期的郡，隋唐以后改称为州。军和监：宋代的军沿唐制而来，已成为与府州平级的地方行政机构。监为物务而设，不仅管理矿务等事，还兼管附近的民政，所以监与州、军同样，为直隶朝廷的地方行政机构。

1．顺昌府的设置

顺昌府源于隋唐五代时期的颍州，前后有一个逐步演变的过程。北魏孝昌四年，即武泰元年（528），历史上首设颍州。隋设颍州，治汝阴。唐初高祖武德四年（621）颍州改称信州，六年复改称颍州。五代不变，宋置颍州。宋英宗治平元年六月（1064），英宗赵署封其子赵顼为颍王，颍州为其封地。神宗元丰二年八月甲寅（1079），以颍州为顺昌军节度，为日后升迁奠定基础。九月癸未，降顺昌军囚罪一等，徒以下释之，以示皇恩及民。徽宗政和六年（1116）闰正月壬寅，升颍州为顺昌府，成为北宋集政治、经济、军事三者并重的38府之一。

回顾历史，从西周初年建胡子国，到西汉初年刘邦封功臣夏侯婴为汝阴侯，阜阳已成为一方封侯封王的风水宝地，政治地位越来越高。据不完全统计，自汉高祖6年（前201）12月至北宋太祖乾德年间（约964），1100多年间，在阜阳封王、侯、公的就达15位之多。但这么多阜阳侯、汝阴王公之人，大多无所作为，享受荣华富贵而已，历史上并没留下可以称道的事迹。但到了北宋，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宋英宗于治平元年将其子赵顼封为颍王，四年后赵顼即皇帝位，是为宋神宗。15年后颍州升为顺昌军节度，52年后“旧颍州、政和6年改为府。县四：汝阴、泰和、颍上、沈丘”，治汝阴县（1）。颍州，因赵顼称帝而贵为“龙飞之地”，升为顺昌府，反映了宋代帝王“顺天从众者昌”的民本思想。

然而好景不长，从徽宗政和六年（1116）到钦宗靖康元年（1126），仅仅10年之后，北宋因遭遇靖康之难，徽、钦二帝被金兵北掳而灭亡。4年后，也就是南宋高宗（赵构）建炎4年（1130），金兵大举南下，“正月己未，阿鲁补、斜里也下太平、顺昌及濠州”（2）。顺昌府首次落入金人之手。同年9月9日，由金人扶持的伪齐国刘豫政权建立，定都大名府（今北京），整个中原及大部分黄淮海地区沦陷，归其管辖。随即，“豫降南京为归德府，改东京为汴京，升东平府为东京，去淮宁、颍昌、顺昌、兴仁、寿春府名，复旧州名”（3）。从此，顺昌府被金人控制下的伪齐刘豫政权降为州，仍称颍州。

绍兴7年（1137）10月，金人废弃伪齐刘豫政权。绍兴8年（即金天眷元年）8月，宋金首次达成议和，史称“天眷议和”。12月丁丑，朝廷颁诏：“金国使来，尽割河南、陕西故地，通好于我，许还梓宫及兄弟亲族，余无需索。命尚书省榜谕。”由于河南、陕西故地尽还于宋，朝廷又于次年3月丁未“正伪齐所改州县名”。秋7月甲申，“以文臣为新复诸县令”（4）。至此，颍州又改为顺昌府，才有了后来任命文臣陈规、汪若海为顺昌府知府、通判之事。

绍兴9年（1139），金国以挞懒主和割地，疑其二心，杀之。绍兴10年（1140）5月己卯，金人叛盟，兀术分四道来攻，复取河南、陕西之地，顺昌保卫战由此打响，兀术惨败北遁，成就顺昌大捷，并一举奠定宋金第二次议和基础。绍兴12年（1142）春，宋金再次议和，史称“皇统议和”,宋“割唐、邓等州入于金，划（淮河）中流为界”（5）。宋金隔淮河而分治，位于淮河以北的顺昌府再次陷于金国统治之下，仍称颍州。然而，在南宋官方文书和将领们的往来奏折中，仍称颍州为顺昌府。嗣后，在民间书信往来和文人墨客的诗词文章中，宋金双方各称府、州，这种情况延续了很多年。

2．顺昌府社会经济状况

顺昌府由颍州盛极发展演变而来，政治、经济、军事地位及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均达到宋代历史最高点。只是由于靖康之难、国是突变，顺昌府因宋金划淮而治沦为金国版图，降府为州，自然也经历了一个由盛而衰的演变过程。

北宋时期的颍州，政治上属京畿之地，军事上属战略要地，经济上是国家粮仓。据崇宁（1102—1106）年间统计，颍州当时下辖汝阴、泰和、颍上、沈丘四县，有78 147户，160 628人（1）。宋代县分八等：赤、幾、望、紧、上、中、中下、下；赤和幾是京县的等级，其余则按户口多寡而分等差。据此，汝阴、泰和为三等望县，颍上、沈丘为四等紧县。与同时期周边淮宁府（陈州）、蔡州、亳州、宿州相比，人户相当，发展水平略高。

颍州自古良田沃野，阡陌相连，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盛产鱼蟹，多有瓜果。主要贡品是紬（绸缎）、絁（一种粗绸子）和绵。当时颍州农户家家种植桑棉，户户布席养蚕，机杼之声相闻，男耕女织，能生产出质量上乘的丝绸锦绣，民间的桑蚕养殖和纺织业十分发达。与此同时，由于颍州“水甘土厚”，盛产五谷，酿造业发展处鼎盛时期。主要分为民间“自酿”和“官酿”两种方式，宜有“小酒”和“大酒”之分，小酒即今天流行于农村的“小药子酒”，主要行销于民间，用于婚丧嫁娶。大酒即“官酿”的正品，如“银条”“凤尾”就是颍州的贡酒，专供朝廷享用[1]。除此之外，颍州的社会治安和民风民俗也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欧阳修称颂为“民淳讼简而物产美，水甘土厚而风气和”。社会治理和人文景观远胜周边地区，甚至被苏东坡誉为“大千起灭一尘里，未觉杭颍谁雌雄”。上述欧、苏的两句名言，成为北宋中期唱响颍州的两张名片，直到顺昌府全盘继承颍州基业，达到该地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最高水平。

从顺昌军（1079）到顺昌府（1116），再到靖康之难（1126）、皇统议和（1141），62年间，顺昌府由承平发展到急骤衰落，其节奏伴随着宋金15年残酷战争的结束，宋金划淮而治，顺昌降府为（颍）州而回到历史原点。其中，变化最大的是人口的锐减，据《金史·地理志》记载：金正隆四年（1159），颍州有户16 714，比北宋崇宁年间（1102—1106）的78 147户减少了61 433户，人口几尽丧失。而且，颍州也由府降为金朝的21处防御，政治地位大大下降，与陕州、肇州、河州、秦州、陈州、陇州并称“下等七处”（6）。不仅如此，颍州还于当年正月被罢除榷场。《金史·食货志》记载：“榷场，与敌国互市之所也。皆设场官，严厉禁、广屋宇，以通二国之货，岁之所获亦大有助于经用焉。”据此可知，榷场是两个政权在边境一带所设立的互市贸易场所，双方可以通过榷场开展双边贸易，以互通有无，增加国家的经济收入。颍州榷场的罢废，标志着颍州失去了区域经济中心的地位，颍州经济社会衰落的步伐由此加快。

3．顺昌府（颍州）历任守臣（限于篇幅，从略）

二、刘锜与岳飞的战场互援

绍兴9年（1139）金军毁约南侵，宋军抗击金军共分3个战场。西部战场有行营右护军等部队，统辖行营右护军都统制吴璘，川陕宣抚司都统制杨政和枢密院都统制郭浩三军。东部战场的宋军主帅是京东、淮东路宣抚处置使韩世忠。东西两个战场均与金军相持，互有胜负，关键是在中部战场，一方是都元帅完颜兀术（宗弼）指挥的金军主力，另一方则是刘锜、岳飞和张俊三军。

刘锜新任东京副留守，带领近2万人马，连同大批将士眷属，奉旨前去开封府当接收大员。绍兴10年（1140）5月，刘锜大军途经京西路的顺昌府时，得到金军败盟南犯的急报。接着，金军又源源不断地拥向顺昌府。5月底至6月初，因进攻屡遭挫败，金兀术亲率10多万大军前来，双方众寡悬殊。当此危急时刻，宋高宗赵构深知，中部战场一旦失守，就像黄河缺口被打开一样，滔滔顺流而下，金兵南犯将势不可挡。情急之下，连发如下9道诏书，命令岳飞派遣部队前去应援在顺昌抗金的刘锜:

1．金人过河，侵犯东京，复来占据已割旧疆。卿素蕴忠义，想深愤激。凡对境事宜，可以乘机取胜；结约、招纳等事，可悉从便措置。若事体稍重，合禀议者，即具奏来。付卿亲札，想宜知悉。付岳飞。

2．览卿来奏，欲赴行在奏事，深所嘉叹。况以戎事之重，极欲与卿相见。但虏酋在近，事机可乘，已委卿发骑兵至陈、许、光、蔡，出奇制变，因以应援刘锜，及遣舟师至江州屯泊。候卿出军在近，轻骑一来，庶不废事。卿忧国康时，谋深慮远，必有投机不可淹缓之策，可亲书密封，急置上来，朕所虚伫也。遣此亲札，想宜体悉。付岳飞。

3．金贼背约，兀术见据东京。刘锜在顺昌，虽屡有捷奏，然孤军不易支吾。已委卿发骑兵策应，计以遣行。续报撒离喝犯同州，郭浩汇合诸路，志慕古人，若出锐师邀击其中，左可图复京师，右可谋援关陕，外与河北相应。此乃中兴大计，卿必已有所处。唯是机会不可不乘。付此亲札，想宜体悉。付岳飞。

4．已降指挥，委卿遣发军马，往光、蔡以来，策应刘锜，以分贼势。缘锜首与虏人相角，稍有挫衄，即于国体士气所系非轻。卿当体国，悉力措置，无致少失机会。付卿亲札，想宜体悉。付岳飞。

5．刘锜在顺昌府捍御金贼，虽屡杀获，其贼势源源未已。卿依已降诏旨，多差精锐人马，火急前去救援，无致贼势猖狂，少落奸便，不得顷刻住滞。六月六日巳时，付岳飞。

6．览卿亲书奏，深用叹嘉。非忱诚忠谠，则言不及此。卿识虑精深，为一时智谋之将，非他人比。兹者河南复陷，日夕怆然。比遣兵渡淮，正欲密备变故，果致俶扰。刘锜战退三路都统、龙虎等等，以捷来上，顾（彼）小敌之坚，深轸北顾之念。卿可附近乘此机会，见可而进，或犄角捣虚，或断后取援，攻守之策，不可稽留。兵难遥度，卿可宜措置，务在取胜，用称所望。已进卿秩，并有处分，想已达矣。建不世之勋，垂名竹帛，得志之秋，宜决策于此。他处未曾谕旨，今首以召卿，蔽自朕意，想宜体悉。六月十一日，付岳飞。

7．累降诏旨，令发精锐人马应援刘锜。今顺昌与贼相对日久，虽屡杀获，恐人力疲困不便，卿可促其已发军马，或更益其数，星夜前去，协助刘锜，不可少援，有失机会。卿体朕此意，仍具起发，到彼月日奏来。六月十二日，付岳飞。

8．览卿奏，已差发张宪、姚政军马至顺昌、光、蔡，深中机会。卿乞赴行在所奏事，甚所与卿相见，缘张俊亲率大兵在淮上，已降指挥，委卿统兵并力破贼。卿可疾速起发，乘此盛夏，我兵得利之时，择利进取。俟到光、蔡，措置有绪，轻骑前来奏事，副朕虚伫也。付卿亲札，想宜体悉。付岳飞。

9．刘锜在顺昌屡捷。兀术亲统精骑到城下，民军鏖击，狼狈遁去。今张俊提大军在淮西，韩世忠轻骑取宿。卿可依累降处分，驰骑兵至光、蔡、陈、许间，须七月以前乘机决胜，冀有大功，为国家长利。若稍后时，弓劲马肥，非我军之便。卿天资忠智，志慕古人，不在多训。十九日三更，付岳飞。（7）

从上述《御札》中可以看出，高宗对顺昌之战十分重视，“即于国体士气所系非轻”，已超出一般战争胜负的范畴了。因而要求岳飞“出奇制变，应援刘锜”“策应刘锜，以分贼势”。随着“贼势源源未已”，顺昌战事愈加紧迫，高宗的口气越发严厉，要求岳飞“多差精锐人马，火急前去救援，无致贼势猖狂，少落奸便，不得顷刻住滞”；甚至于“星夜前去，协助刘锜，不可少缓，有失机会”。

面对朝廷的严厉催促，岳飞不敢怠慢，发兵东援刘锜。《宋史·岳飞传》记载：绍兴10年，金人攻拱、亳，刘锜告急，命飞驰援，飞遣张宪、姚政赴之。帝赐札曰：“设施之方，一以委卿，朕不遥度。”飞乃遣王贵、牛皋、董宪、杨再兴、孟邦杰、李宝等，分布经略西京、汝、郑、颍昌、光、蔡诸郡。又命梁兴渡河，纠合忠义社，取河东、北州县。又遣兵东援刘锜，西援郭浩，自以其军长驱，以瞰中原。6月初，张宪和姚政率前军和游奕军直抵光州（今河南光山县）往东北方向的顺昌府疾进。由于顺昌府于12日解围，张宪便挥兵折向西北，击破敌军，袭取蔡州。此次东援，岳家军没到顺昌府。

与此同时，朝廷还命刘光世兵援刘锜。据《宋史·刘光世传》记载：绍兴10年，金人围顺昌，（光世）拜太原，为三路招讨处置使，以援刘锜。光世请李显忠为前军都统，又请王德自隶，德不愿受其节制。显忠行至宿、泗，军多溃，进至和州，秦桧主罢兵，召还。

朝廷还命张俊兵援刘锜。据《宋史·张俊传》记载：绍兴10年，金复渝盟，再破河南，图顺昌府，命俊策应刘锜。关于张俊兵援刘锜一事，还有一段公案：据《宋南渡十将传·刘锜传》记载：诏淮西宣抚使张浚（俊）遣行营护军统制王德，将所部兵赴顺昌，德窥浚（俊）意，迁延不行。虏兵退，而德始至，乃以解围闻。又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6记载：“初，上命淮西宣抚司张俊遣（王）德以所部援刘锜，俊既不乐锜，而德复惧拨离刘光世军，迁延未行。”直至听了建康留守叶梦得关于借此机会立功建业的一番劝说之后，王德才于顺昌大捷、金兵退走后数日，“以数千骑入城，与锜相见，俄复还庐州”。郭乔军《顺昌破敌录》亦云：“十二日，金人既退之后，（王）德方移文来问敌势动息。二十三日卯时，以数骑到城下，锜邀入共饮食以憩。又数日出门，遣人致意曰：‘不果奉别，今且复回’。”

以上史料说明，在顺昌之战前半个多月的时间内，朝廷连续调兵遣将，命岳飞、张俊、刘光世兵援刘锜。其中，给岳飞的御札最多，连发9道，但由于各种原因，三大援军均未及时赶到。即使如此，朝廷命三路大军“应援刘锜”的消息还是在顺昌府城既刘锜军中传播开来。有粮草、有军需、有城防，再加上有援军，这就极大地鼓舞了城中宋军的士气，精神力量转化为物质力量，成为决定这场战争胜负的一大关键因素[2]。

刘锜兵援岳飞的事，发生在顺昌保卫战之后的7月中旬。当时，岳飞刚取得郾城大捷，金兀术不甘心失败，不久又统兵12万，在颍昌和郾城之间的临颍布阵，要与岳飞再作决战。7月13日，岳飞派遣张宪统率背嵬、游奕诸军人马，奔赴小商桥北至临颍一带迎击敌人。骁将杨再兴领300轻骑作先锋，探听虚实。刚到小商桥，骤遇金军大股部队。杨再兴及300骑兵陷于金兵重重包围之中。杨再兴毫不畏惧，率领将士浴血奋战，斩敌3 000余人，杨再兴和他的300壮士也全部战死。在此危急时刻，岳飞向刘锜救援，刘锜力排众议，发兵前往救援。

据《武穆公刘锜神道碑》记载：“7月，虏复犯许，匝驻沙河。武愍（穆）岳公飞在许，别将王郭来求救，僚佐诵言必请之于朝然后可。公曰：‘皆国事也，彼已窘迫，援将不及！’公提师星驰至陈，分命雷仲、柳倪二队阴折太康。二将曰：‘贼据沙河而顾之太康，得乎？’曰：‘汝第往，彼必退。’仲、倪至，虏即还。”

《宋南渡十将传》本传：“自闰6月至7月，世忠取海州；俊取亳州、宿州；飞取蔡州、陈州，京东西响应。岳飞军屯颍昌，别军屯郾城，兵断不得合。遣骁将杨再兴击贼不利，再兴战殁，飞以急告锜。或言：‘当言于朝，而后发兵’。锜曰：‘皆王事也，待报则无及矣’。遂往助之，即遣别将雷仲、柳倪，直趋太康县。诸将曰：‘贼在沙河，而诣太康，非路也’。锜曰：‘第如言，我军至太康，彼必退矣’。其夜，军至太康，虏果解去。”

《三朝北盟汇编》卷205《淮西从军记》：“飞方至陈州，而俊已定宿、亳，遂还寿春，引兵南渡而归。金人探知，于是并力而御，飞兵不能支，几败，告急于锜。锜为出兵牵制，抵太康，金人乃退，飞军得还。”

以上刘锜应援岳飞的史实，被后人誉为运用围魏救赵战术，解除岳飞所部不利态势，应该加以肯定。但宋史及岳飞研究专家王曾瑜在其《岳飞和南宋前期政治与军事研究》一书中，在没有充分证据否定刘锜应援岳飞的前提下，硬说后面“这两条记载都有明显错误”“因夸张刘锜战绩而失实”。显然，这种说法过于简单武断，其结论亦显得苍白无力，令人难以接受。刘锜与岳飞，都是南宋抗金名将，在研究这一段历史时，既不能扬岳而贬刘，更不能扬刘而贬岳。须知，在对金兀术的战争中，尤其是在平原地区战胜其精锐骑兵拐子马、铁浮屠，是顺昌之战首先创造的经典战例，在拓皋之战中又重演。刘锜在两年之中两胜金兀术“长胜军”，虽未全歼，却给予重创，就这一点上来说，确实超过了同时期南宋的其他各个将领。

值得一提的是，刘锜不仅支援了岳飞，而且在7月24日（乙丑）遣部将韩直率部支援淮宁府。《续资治通鉴》高宗绍兴10年“秋7月……乙丑，金人围赵秉渊于淮宁府，李山、史贵及刘锜统制官韩直共击退之”。赵秉渊是岳飞的另一员部将，驻守淮宁府，在岳飞主力班师过程中遭金兵围困，刘锜派主力选锋军统制韩直出兵解围，正是其顾全大局的一贯表现，是值得给予充分肯定的。

三、“择利班师”与12道金字牌

宋金战争初期，金兵摧枯拉朽，势不可挡，一举攻破东京，掳走二帝。康王即位后，金兵数度南下，跨淮渡江，目的就是追杀赵构，消灭南宋朝廷。尤其是在完颜宗弼率领下，金兵“搜山检海”，短时间内纵横千里、占领杭州、明州（宁波），把高宗逼到温州亡命海上。因此，惧怕兀术，几乎成了赵构的一块心病。投降议和，也自然成为南宋朝廷在与金人相持搏奕中的一项无奈选择。

顺昌之战，本来就是完颜宗弼撕毁“天眷议和”，从中路进攻南宋而引发的。而保卫顺昌，就是保卫“天眷议和”成果的一部分，其矛头直指金兀术，这当然不是高宗希望看到的全部结局，而高宗也根本预测不到顺昌之战竟成胜局。所以，尽管高宗给岳飞连发数道御札，要他火速支援刘锜，但“择利班师”，在秦桧的操弄下，依然成为顺昌之战的最高指导原则。

关于“择利班师”御诏颁布的时机，《宋南渡十将传·刘锜传》记载：是兀术在汴连续接到前方战败，亲率10万大军马不停蹄7天赶到顺昌，大兵压境的紧急情况下，“锜亦遣使告急在所，诏锜‘择利班师’，锜以方御敌，不敢奉诏”，而置之未从。杨汝翼《顺昌战胜破贼录》记载：“方金贼在城下，得递到御笔：‘刘某择利班师’。太尉以方御敌，未敢轻为进止。既而贼退，10日后又被旨：‘先发老小往镇江府驻扎’。遂津遣老小、辎重，并被伤将士，船载而行，以左军统制杜杞、右军统治焦文通两军护防东下。”《宋南渡十将传·刘锜传》亦载：“贼退之十日，诏锜先发军中家口之镇江，遂以辎重既老幼并被伤士卒舟载而东。”

秦桧借高宗之笔，要刘锜在大兵压境之下“择利班师”，其险恶用心昭然所揭。难能可贵的是，“太尉以方御敌，未敢轻易进止”“不敢奉诏”。刘锜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巧妙地抵制了高宗与秦桧“择利班师”的命令，从而避免了有可能被兀术大军掩杀、全军覆没的惨剧。这的确是刘锜作为一名出色的军事家的非凡之举。

但是，为了防止刘锜乘胜北上，追歼兀术，朝廷在金兵败退10日之后，仍诏令刘锜“先发军中家口之镇江”，刘锜无奈，随即，尽遣随军老幼、辎重并受伤将士，在杜杞、焦文通两军护送之下“载舟而东”，从顺昌府撤退。这种釜底抽薪的做法，断了刘锜北上的念想，“择利班师”成为早晚之事。

同样的命运，继而落在岳飞头上。

南宋大将岳飞在获悉金人毁约南侵并得到高宗命诸路大帅合力抗金的诏书后，就积极组织军队，准备反击。在刘锜率众保卫顺昌之时，他一面派遣张宪、姚政东援顺昌，一面亲率主力自鄂州（今湖北武昌）北上，六月抵达德安府（今湖北安陆）时，就接到了李若虚携来的宋高宗《御札》及口传“班师”的命令。岳飞伏兵鄂州三年，好不容易出兵北伐，未尝胜果，就要退兵，如何对得起日夜盼望王师北来的中原父老。在说服了李若虚之后，岳飞继续北上，挺进中原，途中闻听顺昌大捷，全军倍受鼓舞，一路顺利，很快收复了颍昌、陈州、郑州、洛阳，并在郾城建立了岳家军指挥中心。

这时，在淮南东路迎击金军的张俊已遵照宋高宗的指示，从亳州撤回庐州。宗弼见岳飞的兵力分散，且孤军深入，没有后援，便决定集中优势兵力，一举歼灭进驻郾城的岳飞军队。绍兴十年（1140）7月8日，兀术精锐骑兵15 000人直取郾城，仍然出动重甲骑兵“铁浮屠”作正面进攻，另以“拐子马”为两翼配合正面进攻。岳飞吸取了顺昌战役的经验，命令他的将士，每人各持麻扎刀、提刀和大斧等兵器，迅速冲入敌阵，与金军展开肉搏。岳家军手持大刀，上砍敌兵，下砍马足，兀术的重甲骑兵陷入被动，很快就被打挎。双方从下午一直激战到天黑，金军大溃，向临颍方向败去。兀术不甘心失败，又于7月10日再犯郾城，岳飞在城北之五里店再败金兵，杀死金将李朵孛堇，取得了郾城之战的胜利。兀术再次发动颍昌之战，企图歼灭岳飞副将王贵所部。岂知岳飞早有预料，岳云进军神速，先于兀术到达颍昌。王贵、岳飞合兵一处，一同出城迎击金兵。22岁的岳云率800名背嵬军骑士首先驰击金军，步兵也保持队列随继跟进，掩护骑兵与敌搏战，双方激战几十个回合，人成血人，马成血马。正在此时，负责守城的董先和胡清率部出援，金兵大败。随后，岳飞为扩大战果，乘胜追击，一直打到距离东京开封府仅有20多公里的朱仙镇，岳家军声威大振，而金军则闻之丧胆。

高宗、秦桧为达班师撤军之目的，7月20日壬戌，从都城临安又接连发出12道金字牌， 这12道金字牌，皆由高宗皇帝亲自签发，从都城临安到朱仙镇长达2 100多里路，以日行500里的最快速度，由“急脚递”过如飞电般驰送岳飞帐下。金字牌的内容是：“飞孤军不可久留，令班师赴阙奏事。”此时的岳飞，跪接金牌，东向再拜，愤惋泣下曰：“十年之功，废于一旦。”但这一次，岳飞再也无力抗拒朝廷要他“班师”的命令了。他决定把愿意南下的老百姓安置在襄汉6郡，为了保护群众往襄汉搬迁，岳飞在蔡州停留5天。与此同时，又派李山、史贵分别接应在河北的梁兴、守淮宁府的赵秉渊归来。此后，岳飞派遣王贵、张宪率大军屯驻襄鄂，自己率领二千亲兵直奔顺昌府。

四、会师顺昌府

顺昌保卫战开战以来，为了给刘锜压担子，朝廷不断加官晋爵，刘锜职务一路提升。6月初5日戊申，刘锜第二次召集军事会议，激励士气，其遣间迷惑兀术，致其判断失误。同一天，刘锜晋秩鼎州观察使，授枢密副都承旨，沿淮制置使。观察使，宋武臣寄禄官，较防御使从五品高，秩正五品。鼎州之地名无实际意义，乃称呼之名。枢密副都承旨，枢密院承旨司长官，掌宣承皇帝旨意，通领枢密院内部事务，于此以为刘锜加官荣衔。沿淮制置使，南宋时掌本路诸州军马边防捍御官员，有实权。顺昌解围后，6月27日庚午，刘锜进授武泰军节度使，侍卫马军都虞候。晋节封候，达到宋代武臣最高荣衔。闰6月27日已亥，刘锜奉诏安排全军功赏。同时，兼知顺昌府。《续资治通鉴》高宗绍兴十年“闰六月……已亥，枢密直学士、知顺昌府陈规知庐州。武泰军节度使、沿淮制置使刘锜兼权知顺昌府。时秦桧将班师，故命（陈）规易镇淮右”。

7月12日癸丑，又以杨沂中为淮北宣抚副使，刘锜为淮北宣抚判官。不久，朝廷又把杨沂中调离，把刘锜调往镇江。调刘锜的诏命是这样写的：“顺昌府旧属京西，合拨属本路，并要岳飞分拨兵将，严为守备。刘锜候岳飞差到兵马，将所部起发前去镇江府听候指挥使唤。”（8）与刘锜调往镇江的诏命一齐传到岳飞军中的，还有另一件诏命岳飞为顺昌府守臣的枢密院札子：“勘会已降指挥，顺昌府分拨兵将，严为守备。今来顺昌府见阙守臣，右三省枢密院同奉圣旨：令岳飞已降指挥、辟差顺昌府守臣。”（8）朝廷在一个月之内三移顺昌府守臣，陈规移知庐州，刘锜兼权知顺昌府；刘锜去镇江，岳飞辟差顺昌府守臣。目的只有一个：移镇换位，便于班师。

接到朝廷的换防命令以后，岳飞在蔡州安排好主力南下，于7月27日率部到达顺昌府。刘锜与岳飞，两位神交已久的抗金大帅终于在顺昌府会师了。在《乞赴行在劄子》中，岳飞奏曰：“臣于七月二十七日取顺昌府，由淮南路，恭依累降御笔处分，前赴行在奏事。伏乞睿照，取进止。”（9）字面上看，岳飞是赴行在奏事取道顺昌，其实是作为顺昌府守臣前来与刘锜换防，以填补顺昌防务之缺。

接下来的一道御札说明了这一点。就在岳飞到达顺昌府的同时，高宗赐御札令岳飞驻京西牵制贼势。札曰：“比闻卿已趣装入觐，甚慰朕虚伫欲见之意。但以卿昨在京西与虏接战，遂遣诸军掎角并进，今韩世忠在淮阳城下，杨沂中已往徐州，卿当且留京西，伺贼意向，为牵制之势，俟诸处同为进止，大计无虑，然后相见未晚也。遣此亲札，谅深体悉。付岳飞。”[3]在当时语境之下，京西，即顺昌也。“卿当且留京西”，就是你到顺昌府之后，要驻下来一段时间，“伺贼意向，为牵制之势”。这样，朝廷才能放心地让刘锜南下镇江，待形势最终稳定了，岳飞才能最终班师回朝。

刘锜与岳飞，同为顺昌府最后的守臣，在顺昌城驻扎了一个月左右时间，于9月初一日壬寅，先后离开顺昌府。《续资治通鉴》绍兴10年“9月壬寅朔，秦桧主罢兵，召湖北、京西宣抚使岳飞赴行在，遂命易见世忠谕旨。时淮西宣抚副使杨沂中还师镇江府，三京招抚处置使刘光世还池州，淮北宣抚判官刘锜还太平州（今当涂县），自是不复出师矣”。

刘锜、岳飞相继班师南下后，顺昌府很快落入金人手中。《岳武穆年谱》绍兴10年11月，“虏聚粮顺昌，将寇唐、邓、入比阳、舞阳、尹阳诸县，命捍御提备”。因为根据朝廷的旨意，刘锜班师后，顺昌府的防务移交岳飞负责。所以接下来在绍兴10年9月至绍兴11年正月这一段时间内顺昌府的任何情况动静，均在岳飞掌控之中。据岳飞《令差人体探顺昌府番贼聚粮诣实省劄》：权发遣寿春府孙晖奏：“十月十六日，据本府差出干事人丁洪、张立回府供责‘先于今月初七日蒙差离府，前去已北干事。至十一日早，假装近城打柴人，入顺昌府城西门，于城西张客店内安下。至十二日早，探见梓城里女真番人乌也万户将带女真马军一千人骑，出北门，望亳州路上，称前去宿州。其知府刘督辖用酒食送到白沙村。及当时亦有马军二百余人骑出南门，即不知去向。并探得当日却有顺昌府城西北二十余里一寨，番人二千余人骑，却拽入城内，绕梓城外下寨。及于城内诸寺院内亦有汉儿并女真千户四个，共有马军约三百人骑，步军一千七、八百人。兼于城北颍河搭盖土桥一座，阔约一丈七、八尺来。兼越河里见堆垛马杆草四、五十积。并见陈州用船五十余只，般载粮草到顺昌府城内下卸了当，其空船见在桥西系泊。并亳州用人夫推般粮五百余辆车子到城下卸，复回空车前去亳州。洪等至十三日买茶、盐，出城前来，至十六日晚到府，所供是的’。臣所据干事人丁洪等探到顺昌府番贼聚积粮草事宜，臣除已过作提备，及不住再差人前去体探番贼动息作为，意向次第，候到，别具奏闻。”右奉圣旨：令淮西、淮北，湖北、京西宣抚司差人体探，诣实申奏。今札送湖北、京西路宣抚司疾速施行，准此。绍兴十年十月二十五日（10）。

又据岳飞《今紧切措置番贼作过省札》：光州奏：“据探事人张德等回供责，称十一月十九日早到汝河北，住入范六家，见赵小大从顺昌府来，说到顺昌府番人连知府已尽数出城前来，于十七日至黄坵市下寨。及梁三说差八旗马军前去梁安滩踏浅，及问去焦陂路。已作提备外，奏闻事。”右三省、枢密院同奉圣旨，札下岳飞紧切措置，无令透露过淮，侵扰作过。日下具已措置事状闻奏。今札送湖北、京西路宣抚使、兼河南、北诸路招讨使岳少保疾速施行。绍兴十年十二月二日（10）。

又据岳飞《令措置四太子（兀术）人马分路作过省札》：“十二月二十九日，据北来人李稳到州供析，十二月初六日到东京，探得四太子十二月初一日自燕起发到东京，安下处不定。……及于十二月初十日，稳见四太子犒设在京番人银、绢，及散干粮并箭鑿，不住点检，及每人要附带三豆斗。及见东京人及番军说，待于正月初五日结合诸路兵马，连老小一发起奔，向南前来。……稳为知得番人准备起发，遂于十五日早，出东京宋门前来。沿路见山东、河北人民不绝般运粮斛，往拱州、亳州、顺昌府前去，称积聚准备般向南来，与军吃。……并十二月二十七日晚，又问得番贼船数十只，在惠公渡住泊。及番贼四太子人马起离陈州，前来顺昌府。……正月九日奉圣旨，札下韩世忠、张俊、刘锜照会，紧切措置提备，乃行下所隶州县，保聚人民，以防抄掠。及札下岳飞照应措置，如探得贼马果来渡淮，即遣发精锐马军，腹背掩杀牵制。绍兴十一年正月十日（10）。

上述三条岳飞札子，客观真实地记载了顺昌府复被金人占领以后，金兀术为再次南侵，在顺昌府聚积粮草，调动人马等军事部署情况。同时，还向我们透露了当时有个顺昌府知府刘督辖，为金兵调动之事忙前忙后，甚至设宴款待金军，“用酒食送到白沙村”，为女真马军一千人践行，这为研究顺昌府守臣以及他们的行径，也增添了一条珍贵史料。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绍兴十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晚，番贼四太子（兀术）人马起离陈州，前来顺昌府” 。此时，距离金兀术顺昌战败、落荒而逃仅仅过去七个月又十五天，金兀术卷土重来，终于圆了他“来日府治会食”的梦想。只不过，这一次金兀术是以入侵者的姿态，把顺昌府作为他再次南侵的跳板和前沿阵地，并最终迫使宋高宗签属“皇统议和”，同意与金朝划淮而治，而顺昌府从此被金人实际统治竟达百年之久。

五、余论

笔者作为一名关注刘锜、岳飞及顺昌之战这段历史多年的地方文史研究爱好者，在回顾并系统研究了《刘锜与岳飞：顺昌府最后的守臣》这一崭新命题之后，有一个最突出的感觉，就是萦绕压抑在阜阳人民胸中几百年的一个心结终于被解开了:当年顺昌之战前后，岳家军究竟来没来过顺昌？岳飞到没到过顺昌府？在阜阳历朝历代的官方记忆中，到明正德年间（1506-1521）出了一些偏差。查《明·正德颍州志》卷之四，有关顺昌之战人物记载了4位，依次是陈规、刘锜、汪若海、岳云。据该卷四：“岳云，飞子。绍兴十年，金兀术南侵，围顺昌，为刘锜所败。至秋攻郾城，又为武穆所败。先是，武穆遣裨将王贵将大军援锜，屯于顺昌。自将轻骑驻郾城，兀术技穷，与龙虎盖天二酋并力来攻，飞遣子云贯虏军，战数十合，大败之。兀术忿甚，夜遁。飞谓云曰：‘贼必还，攻颍昌，汝宜速援王贵。’既而兀术果至。贵将游奕，云将背嵬战于城西，杀兀术婿夏金吾，又大败之，兀术仅以身免，遁还汴。及贼桧沮忌飞功，屡诏班师，云、贵、锜等皆南还，顺昌从此陷于胡虏。”这段记载，不言岳飞来顺昌，亦不言岳云来顺昌，只说岳飞派遣“王贵将大军援锜，屯于顺昌”。而岳云、王贵事迹，全在郾城、颍昌之役中，与顺昌之战毫无关涉，但表面上，又给人一种岳云援兵驻顺昌的印象。这说明，当时负责重修《颍州志》的郡人储珊等人不熟悉顺昌之战这一段历史，不了解岳飞的孙子岳珂曾编撰了《鄂国金佗粹编》这部重要史书。此后数百年，这部历史名著甚至没流传至阜阳，就连岳家在阜阳的后人对此也知之甚少，这的确是一件令人十分遗憾的事情。

事实是，当年顺昌之战时，岳云、王贵没来过顺昌。岳飞派张宪、姚政东援刘锜，部队到达光州时因顺昌解围转而袭取蔡州。在顺昌战后的七月二十七日，岳飞奉命与刘锜换防，作为顺昌府最后的守臣在顺昌府驻扎了一段时光。岳云、王贵是否此时跟随岳飞来到顺昌，因缺乏史料证明，也未可知。

同时，阜阳民间传说的岳飞曾经来顺昌也得到了证实。阜阳民间同时祭祀刘锜和岳飞；阜阳城西北角有刘公祠，阜阳城老北关有岳王庙；武穆同列，双星并峙的祭祀和建筑格局也得到合理解释。

注释：

（1）《宋史》卷八十五•地理一

（2）《金史》卷二•太宗本纪第三

（3）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卷之六

（4）《宋史》卷二十九•高宗本纪六

（5）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卷之十一

（6）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卷之三十八

（7）岳珂．《鄂国金佗粹编》卷第二•高宗宸翰•卷中．绍兴十年，24-30．

（8）岳飞.《乞刘锜依旧屯顺昌奏》，岳珂编《鄂国金佗粹编》卷第十二•家集卷之二．

（9）岳飞.《乞赴行在札子》，岳珂编《鄂国金佗粹编》卷第十二•家集卷之三．

（10）岳珂．《鄂国金佗续编》卷第十一•丝纶传信录卷之十，绍兴十年，页1281-1282,1286,1209-1291.

[1]李兴武．欧阳修与颍州[Ｍ]．合肥：黄山书社，2003：13．

[2]李兴武．刘锜与顺昌保卫战[Ｍ]．合肥：2005：114，120．

[3]李汉魂．宋岳武穆公飞年谱[Ｍ]．台北:商务印书馆，1980:290．

10.14096/j.cnki.cn34-1044/c.2016.06.04

K92

A

1004-4310（2016）06-0019-07

2016-08-02

李兴武（1955- ），男，安徽利辛人，早年毕业于安徽大学，现任阜阳市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研究方向：宋史、近代史及乡土人物和历史文献整理，出版《欧阳修与颍州》《程文炳年谱》等5部，整理点校有《程文炳文集》《程恩培集》《李宗棠文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