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道德经》重译：“误读”还是“进化”

温军超



华人《道德经》重译：“误读”还是“进化”

温军超*

(许昌学院 外国语学院, 河南 许昌 461000)

重译事关“误读”与“进化”，《道德经》也不例外。国内外针对《道德经》翻译展开的研究很多，但针对华人重译群体研究的比较少见。基于华人《道德经》重译阐释学研究现状的梳理，借鉴赫施的含义、意义二分法，对华人群体的《道德经》重译进行“误读”与“进化”这一提纲契领式的分类分析，既有助于拓展典籍翻译研究的视野，又有助于深化、细化《道德经》的翻译研究。

华人；《道德经》；重译；误读；进化

国内近三十年来从阐释角度对翻译展开研究的不少，从阐释学角度对翻译展开的研究也不少，但是针对华人这个群体展开的并不多，对《道德经》华人重译（此处指的是第一个跨语言译本之后的所有翻译行为）群体研究的更是少见。有鉴于此，本文在对华人《道德经》相关研究现状进行简单梳理的基础上，借助于阐释学理论，来对华人的《道德经》重译进行倾向性的分类，并以个别案例来解读华人《道德经》重译的贡献。

一、华人《道德经》重译的阐释学研究现状

阐释学（Hermeneutik）通常也被译为诠释学、解释学和释义学等，它是一门学科，而与它紧密相关的两个概念涉翻译与阐释则通常被解释为技巧。翻译与阐释更多强调的是一种实践性的分析，而阐释学作为一个理论体系更具权威性与稳定性。再则阐释角度进行的研究太过宽泛，大多使用各个学科的理论比如历史学、哲学等进行融合，而阐释学则比较具体。有鉴于此，本研究主要采取阐释学的视角进行分析。考虑到阐释学可以被译为诠释学、解释学或者释义学，阐释也可以被译为诠释、解释和翻译等，本文在进行文献梳理时综合了所有译名。

（一）阐释学与翻译结合进行的研究

以“阐释学”+“翻译”、“阐释”+“翻译”、“诠释学”+“翻译”、“诠释”+“翻译”、“解释”+“翻译”、“阐释学”+“英译”和“解释学”+“英译”为题目检索词检索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1985-2016）（截止到2016年11月1日）并进行系统梳理分别获得文章230篇、 699篇、85篇、260篇、335篇、96篇和2篇。通过对上述文章的整体分析，我们发现这些研究基本上分两类：第一类即为阐释学与翻译之间关系的理论探讨，第二类即为利用某个阐释学理论对某个（类）译本、译者进行案例分析。考虑到相关文章过多，本书只以北京大学图书馆认定的中文核心期刊书目（2011版）收录的相关文章进行举例说明。第一类研究可以详细分为以下类型：其一、阐释学理论应用于翻译的介绍与评论、相关书评、阐释学与文学翻译的结合分析和译者视角的研究；其二、个别阐释理论与翻译研究的结合研究比如伽达默尔阐释理论、安贝托·艾柯阐释理论、利科阐释理论和姚斯的接受理论。第二类研究可以详细分为以下类型：其一、某类译本的翻译阐释学研究比如儒家典籍翻译研究、诗歌翻译研究和中医典籍英译等；其二、某个或几个译本的阐释学研究比如《齐物论》翻译研究、庄子译本研究、《论语》翻译研究和《三国演义》翻译研究等；其三、某个译者翻译风格的阐释学研究比如庞德诗歌研究、冰心翻译研究、理雅各英译研究和葛浩文翻译研究等。

（二）阐释学与《道德经》重译结合的研究

以“阐（诠）释学”和“道德经”为关键词对中国期刊网全文数据库（1979-2016）（截至2016年11月1日）进行文献检索共发现优秀硕士论文19篇，期刊论文6篇，这些以阐释学角度对《道德经》重译进行的研究分类如下：1.导论性的阐述；2.译本多样性的研究；3.译者主体性的研究；4.关键词研究；5.译本对比研究；6.单个译本的阐释比如罗慕士译本、安乐哲译本、林语堂译本、米歇尔译本和理雅各译本等；7.某个阐释理论的应用分析比如伽达默尔理论、斯坦纳理论的应用。

通过文献对比分析，笔者发现通过阐释学角度对《道德经》重译的研究不算太少，但是仍存在以下问题：其一、研究缺乏系统性，存在着过多重复现象，比如导论性的阐述、译者主体性的研究理论分析阐释基本一致；其二、一些通过阐释学角度进行的《道德经》重译研究大多仅限于技巧性的分析与解读，缺乏系统的理论架构；其三、一些文章解构了译本意图致使《道德经》翻译进入翻译无定论的漩涡里，与《道德经》作为中华文化典籍的事实与地位不符；其四、文献中关于华人译者的研究很有限，主要集中在林语堂译本等译本上，而华人译者群体及其译本的研究更是缺乏。有鉴于此，本书以整个华人译者群体为梳理对象，利用赫施的“含义”和“意义”二分法对华人《道德经》重译本进行分析与归类，结合相关案例，对翻译行为背后的原因及其操控因素进行深入分析，以有资于未来的华人《道德经》重译及中国道家典籍文化的“西送”。

二、华人《道德经》重译：“误读”还是“进化”

华人对《道德经》进行重译本身就是进行阐释。但是阐释也有不同的面向，正确的阐释即为进化，错误的阐释即为误读。至于正确与错误的区分，进化与误读的区分，本文主要参考了赫施的含义、意义二分法。

（一）赫施的阐释观

赫施针对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一书中对作者原意的拆解，于1967年出版了《解释的有效性》一书，极力捍卫本文作者的原意，张扬被伽达默尔所摒弃的传统解释学中的客观主义精神。为了给自己的观点奠定基础，他截取并改造了著名的语文学家和哲学家阿斯特（GeorgAntonFriedrich Ast）的解释三要素理论。在阿斯特看来，“文字、意义和精神是解释的三要素。文字的诠释就是对个别语词和内容的解释；意义的诠释就是对它与所在段落关系里的意味性的解释；精神的诠释就是对它与整体观念的更高关系的解释”（阿斯特,12-13）。三个要素形成三种解释的类型即文字的解释、意义的解释和精神的解释。赫施将解释的要素缩减为两个即含义（Sinn）的解释与意义（Beteutung）的解释。含义和意义不同。“含义存在于作者用一系列符号所要表述的事物中……，而意义则是指含义与某个人某个系统某个情境或某个完全任意的事物之间的关系。发生变化的实际并不是本文的含义，而是对作者来说本文的意义。”（赫施，23）对于含义的确定性一般会有两种误解：其一是人们误把对含义体验的不可复制性视为含义本身的不可复制性，其二是把确切理解的不可能性当成理解的不可能性。含义本身总是可确定的，可复制的。因此确定本文含义的唯一标准还在作者的意指含义上，这些含义呈现为意欲类型。

赫施把本文含义的确定性限制在本文作者的意欲类型上，也就是限制在作为整体含义的范型上，同时他又把含义界定为解释的对象，这样一来，解释就具有了广泛的性质，因为，它的对象本身是广泛的。之后他又规定了解释和批评的各自的特点。本文含义和意义分别是解释（interpretation）和批评（criticism）的各自对象，解释是为了揭示含义，批评是为了阐发含义，这些规定显然揭示了解释和批评的各自特点。解释的对象是本文含义，这就决定了解释必须以对象文本为准，批评的对象是本文意义，从而也决定了批评必须把文本放到本文之外的某个世界中看待。

（二）华人《道德经》重译中的“误读”

赫施并未在他的书中提及翻译的问题，因为他的重心在于文学作品的阅读与赏评，而且他也未对解释进行明细的分类，比如什么是正确、什么是错误，但是他的理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视角。照此视角华人的《道德经》重译也可以进行归类，基于本文含义的解读，不符合原文字面意义的翻译，即为误读，而基于本文意义的翻译，根植于本文含义的阐发，则为“进化”。但是误译也分为两种即有意误译与无意误译，有意误译在“进化”的层面上更显复杂。

1.基于含义的“误读”

误译是基于作者与原文本的。它有两个层面，一个是单纯的语言层面即词汇术语的误译和句子逻辑语义的误译，一个是文化层面即语言中所隐含的文化因素的误译。偶尔的误译人人都难免，初学翻译者如此，博学通儒者亦然。一般说来，误译往往是由于译者一时疏忽所致，也就是说，是在无意之间造成。在一部篇幅较长的译作里，我们总能发现有那么几处误译的地方,若不对照原文仔细琢磨，这种误译通常很难被人察觉，这正是它们能躲过编者眼睛的原因（曹明伦，35）。但文化误译不是疏忽所致，一般是由于译者对译出语文化信息的缺乏所致。这两种误译都可归类为误读。

华人《道德经》重译中的“误读”首先是关键词的“误读”，比如“道”“德”“天下”“玄”“素朴”等。每个词和词组的含义是复杂的,它为读者呈现的都是意欲类型，这些类型可以指向直接的、表面的、字典上的意义,还可以指向内涵的、情感的、联想的意义。意欲类型的界限就在于上下文语境,不结合上下文来观照,就难免产生误译的情况。比如陈丽生在自己的译本中将“玄”译为“dark”，这明显未契合“玄”在整节文本中的意欲类型。此外早期的华人译者经常用“Virtue”来翻译“德”也是没考虑到该词的具体语境，西方的“Virtue”和中国的“德”指向不一致。另外《道德经》原文中数词“千”在众多华人译文中被译为“thousand”也有该方面的嫌疑，毕竟在古语中“千”只是概数。“以兵强则灭，木强则兵”中初大告将第二个“兵”译为“break”，并未见中文相关的文献考究。其次个别语句的误读也经常在华人《道德经》重译本中出现。这种 “误读”是指由于没有弄清句子或句子之间的结构成份而引起的误译，比如“执大象,天下往”中省略的主语实际上是一个人，但是在华人译本中有的是指向一个人，有的是指向两个人。再则文化的“误读”指的是由于不懂得译入语文化或者基于自己的考虑以自己的文化视角对译出语文化进行误读，比如吴经熊出于这种考虑使得自己的译本呈现了更多基督教的倾向。

总的来说，华人《道德经》重译本相较于西方人译本基于含义的“误读”出现的较少。相较于文化的误读，词汇和句子层次上出现的误读较多。相较于句子层次上的误读，词汇层次上的误读就较多。

2. 华人《道德经》译本“误读”的原因

华人《道德经》译本“误读”有很多的原因。其一在于原文中通假字和一词多义的存在。作为中国古书的用字手法之一通假字的内涵丰富多样，外延交叉复杂，是汉语言文字的一大难点，同时也是造成中国古书难读难译的重要原因。《道德经》中通假字出现的频率非常高，比如“得”（德）、倾（盈）等，所以给译者造成很大困难。一词多义作为各种语言共有的现象，既涉及到词性的转换，也涉及到意义的选择，译者需要根据整体语境对一些词义的限制选择不同的意欲类型。脱离整个语境的翻译势必造成大量的误读。比如“道”一词在全文中会有不同的语意。需要译者根据《道德经》全文选择合适的理解。“误读”的原因之二在于古书点读的存在。比如首章“道可道，非常道”一句也可以读为“道/可道/非常道”“道可/道非/常道”，“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也可以读作“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这样一来判断译文的正误就需要参考上下文进行全盘考虑。点读的方式虽然多样，但根据整个章节势必有一个更合理的。否则就是误读。“误读”的原因之三在于文化之间的差异。《道德经》 蕴涵了道家思想的精华，它是中国所特有的, 体现了中国先人的世界观和哲学理念。所谓的“无为”“素朴”“道”“德”等理念虽然与西方的基督教思想有某种相似之处，但它的具体言说方式都是独特的，任何比附于西方基督教的翻译都是不可取的，否则它们就是文化“误读”。这种文化误读在《道德经》西译初期呈现明显，在之后的华人《道德经》重译中存在较少，但是并非不存在。比如吴经熊译本就有一定的宗教特色，幸运的是他的译本中附了大量的注加以说明。相对于西人所做的《道德经》重译本涉及更多的意识形态、出版机构的操纵色彩，华人的《道德经》重译本很少有这种因素的侵入。

（三）华人《道德经》重译中的“进化”

一般来说华人《道德经》重译本以“进化”模式呈现的居多。这里的“进化”，并非指后来的译本优于先前的译本，也不是后来的译本在装帧上优于先前译本，而是指后来的译本在保持本文含义的基础上，加大了意义阐释的力度，将原文放到本文之外的某个世界中看待。

1.华人《道德经》重译本的“进化”倾向

《道德经》作为历史典籍它在创作出来时有其自己的考虑与视角，但是作为两千年后的解读者与翻译者势必也会有自己的视角与考虑。同时社会情况政府情况又各有不同所以在对其进行翻译时必要进行开放性的批评式的解读。阐释是试图用新的概念去暗示含义，而翻译则是试图用新的概念表达含义。解释者面临的任务就是去寻找对应于其他概念的手段，去传达与原始文本等值的那些设想和含义，但是不同的解释方法都能溯源于对文本完全相同的揭示。各不相同的解释能够彼此协调说明了文本含义是确定的这一事实。在文本确定性的基础上后来的译者结合社会的、经济的需求，参考国家的翻译政策，以自己的视域重新赋予《道德经》新的含义，这就是华人《道德经》重译者所做的努力。

国外出版的华人重译本中，2000年之前基本上都有极强的学术倾向比如吴经熊译本、陈荣捷译本、刘殿爵译本、张其昀译本、唐子章译本、张钟元译本、林振述译本、杨有维译本、倪清和译本、陈张婉莘译本、陈金梁译本和魏亨利译本等。之后的译本只有个别译本呈现为学术性比如史福旺译本、陈丽生译本、李祥甫译本和黄继忠译本。大多的译本变为普及类型比如杨晓林译本、陈超秀译本、托马斯·张译本、徐古木译本和林德利译本。学术类倾向译本在进行文字转换的同时，考虑到了众多的文化因素，附加了很多标注以及学术性资源。普及类倾向译本重心在于文字的转换以及内容意义的本土化与普及化。在国内出版的19个译本中，学术类倾向占比例极少，大多是普及类的译本或者是英汉对照类的译本，比如顾丹柯译本、马德五译本、姜成安编译本、汉佳译本、《大道流行》编委会译本、王国振译本、王善江译本、陈路林译本和陈乃扬译本等。

国内外出版的华人《道德经》译本中含有宗教色彩的重译本有吴经熊译本、欧阳辛农译本和远牧师译本。在这些译本中宗教因素有些只是在前言或后序中提及，有些隐含到译文中，色彩都不十分鲜明，很难提取。但是从最早一个译本算起华人《道德经》重译的倾向性是从宗教性到世俗性转变、从哲学性到日常性转变、从理论性到实用性转变、从专业性到普及性转变。

2. 冯家福重译本例析

冯家福《道德经》重译本是“进化”的典范。该译本Lao Tzu:由冯家福和Jane English合译，并于1972年由纽约Vintage Books 出版社出版。冯家福幼时家境优渥，受私塾教育，后来在杭州的一个寺庙里受到冥想的教育，成了道家文化的忠实信徒。之后受教于北京大学、“西南联大”和宾夕法尼亚大学，最终取获宗教学硕士学位。他将自己对道家思想的理解融进了美国文化，并成立了几个道家中心，四处讲学。他重要的译著是《道德经》和《庄子内七篇》，去世时留下不少手稿如英文《黄帝内经》等。他的夫人简·英格里希是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物理博士，酷爱东方文化，曾开设过“东方思想与现代物理”课程。两位不同文化背景的译者走到一起，扬长避短，使《道德经》译本自出版以来一直颇受欢迎。

之所以将冯家福重译本列为“进化”的典范，其中原因之一在于该译本以直译策略传递了文本的含义，通过含义的保持让读者不质疑原文本的可靠性与权威性，及其意欲类型的确定性。直译一般强调逐词逐句的翻译，冯家福重译本也不例外。比如数词直译，“以万物为刍狗”和“水利万物而不争”中“万物”虽是概数但都被译为“ten thousand”，直译不失原文之意,意图十分明确。再则关键词直译也很多以直译的模式进行。比如“不如守中”被译为“Hold fast to the center”，其中“中”直接译为“center”不是“middle”，也不是“balance”。再则《道德经》部分章节内容意译方式的解读也使得译本获得了更广的解读空间。比如 “玄牝”变成了“woman”“mother”，引申为女性的生殖特性。“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中“恶”被译为“ugliness”，为了和“beauty”相应，让译文更流畅，更容易让译入语读者接受。

原因之二在于采取了合译即“中译西辅”的翻译方式进行。所谓的“中译西辅”指的是中国人( 或者华人)负责英文翻译、西方人负责译文语言梳理，当然也包括配图装饰等。冯家福译本即属于此种次模式。冯家福对中国文化的浸淫及其受教育经历为基于含义的原文本转为英文提供了初步的可靠性，英格里希对自己母语的熟练掌控更为译文的权威性增加了砝码。这种模式部分消除了人们对单一外国译者对原文本解释可靠性的质疑。

冯家福重译本被列为“进化”典范的原因之三在于译本中副文本因素的设置为译本的呈现及其被阐释提供了更多可能性与契机。副文本具体包括序跋、封面、标题、献词、插图和注释等，它经常被阐释者作为一种途径或工具来解读正文中作者或者所未提及的观点。冯家福重译本的副文本具体呈现为：封皮封底以黑白古朴色为主要色彩，扉页即为老子与《道德经》简单介绍，后封页为译者注与出版注，正文为冯家福的《道德经》楷体中文书法、合作的译文以及英格里希的配图。正文配图内容大多为自然景物比如树林、树枝、树叶、垂柳、花朵、溪流、田螺、雪地、石洞、石头、小鸟、欧式小舍、门窗、蜡烛、脚印等。没有一张是人的图片，这和《道德经》文本内容是匹配的，因为《道德经》通篇未明确指涉任何具体个人。而且这种自然景色所创造的意境素朴、空无、静寂更容易抓住普通读者的视线。

总的来说，冯家福重译本既通过直译策略和合作翻译模式保持了本文含义，又借助于意义策略和副文本设置技巧加大了意义阐释的力度，使得原文能够放到本文之外的某个世界中看待。无怪乎该译本迄今在英文亚马逊网站上销售排名十分靠前。

结论

在对国内相关研究进行简单述评的基础上，本文以赫施的阐释观为理论基础对华人《道德经》重译中的“误读”与“进化”倾向进行归类，并以冯家福重译本进行了详细分析。“误读”主要是语言文字含义层面上的，“进化”主要是文化的批评维度上的，两者其实乃一枚硬币之两面，前者负责规范权威性的确信，是基础，后者负责开放性的批评，没有前者后者无根，没有后者前者无发展。随着社会的发展，华人的《道德经》重译主要以“进化”为主，所以更多的译文主要是传达道家“智慧”而不是僵化的学术、哲学或者宗教概念，语言以平实为主，要具有可读性，分散到各个学科比如心理学、教育学、管理学中，以生动的图像来展示，但是其中的误读势必存在。因此，华人《道德经》重译的批判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1]Feng Gia-fu＆Jane English.[M]NewYork: Vintage Books,1972.

[2]阿斯特.语法学、诠释学和批评学的基本原理[M]//洪汉鼎.理解与解释诠释学经典文献.北京：东方出版社, 2006.

[3]曹明伦.误译·无意·故意——有感于当今之中国译坛[J].中国翻译,1988(06):35-37+40.

[4]赫施.解释的有效性[Ｍ].王才勇,译.北京: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1991.

[5]洪汉鼎.诠释学——它的历史和当代发展[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Misreading” or “Evolution”: Ethnic Chinese’s Retranslation of

WEN Jun-chao

(Foreign Languages Department, Xuchang University, Xuchang 461000, Henan)

The study oftranslation is carried out at home and abroad, but the research related to the ethnic Chinese’stranslationonis rarely seen. Basing on the systematic analysis from the hermeneutic approach on ethnic Chinese’stranslationfrom Hirsch’s dichotomy namely meaning and sense, it analyzes ethnic Chinese’stranslationwithin the frame of “misreading” and “evolution”,which helps to expand the vision of translation research of Chinese classics, and also deepens the retranslation study of.

Ethnic Chinese;; retranslation; misreading; evolution

10.14096/j.cnki.cn34-1044/c.2016.06.05

H315.9

A

1004-4310（2016）06-0026-05

2016-11-03

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华人《道德经》英译”（2016BYY016）。

温军超(1979- )，男，河南西平人，讲师，硕士，主要从事道家典籍翻译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