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观对西方传统发展观的超越

2016-04-19 20:56赵多辉李明宇
辽宁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6年1期
关键词:整体理念科学

赵多辉+李明宇

[内容提要]科学发展观是新形势下的理论创新成果。它坚持“以人为本”,实现了对西方传统发展观“物本”思想和“人本”思想的超越;它主张“全面协调发展”实现了对“经济增长论”和“整体、综合的发展观”的超越和创新;它倡导“可持续发展”,强调和谐发展的理念,在发展的道路方面实现了对西方可持续发展观的超越。

[关 键 词]科学发展观;传统发展观;可持续发展;和谐发展

科学发展观是具有自己鲜明特点的独创性理论,其核心原则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以人为本”是唯物史观关于人的发展理论的坚持和新发展,最终要实现的是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也就是唯物史观所追求的目标。“全面发展”是“要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调发展,就是要做到五个统筹,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1]科学发展观坚持可持续发展,是在重视人的主体地位同时,关注人的最本质的力量,并通过人的自觉性的活动,达到的人与自然的新的和谐与统一。

一、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是对西方传统发展观“物本”思想和“人本”思想的超越

西方传统发展观的“人本”思想的本质是确立人权的主体地位,进而反对神权主义、天定神受,旨在推翻宗教的统治地位。这一期间的“人本”思想是作为社会新的意识形态组成部分。在20世纪下半叶,“人本”思想逐渐渗透到经济领域,成为新的发展观的核心理念。作为发展观的“人本”思想,有别于历史上的“人本”思想,针对的是传统发展观的单纯追求物质财富,为物质主义论的“物本”思想。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的《新发展观》和著名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在《以自由看待发展》等著作中都提出“人本”思想。佩鲁的“人本”思想紧密地与发展问题相联系,主要观点包括:发展的“中心是人的发展”[2],发展是“为一切人的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3]。佩鲁认为人是发展的中心、发展的目的、发展的动力等。在佩鲁之后,西方研究发展问题的理论家也从不同视角阐述了“以人为本”的思想,例如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中,把发展与人的自由相联系,认为“发展可以看作是扩展人们享有真实自由的一个过程”。[4]

科学发展观的理念继承了以人为本的思想,并将其作为核心,统领整个科学发展观的科学体系。以人为本的理念在继承的基础上实现创新,借鉴和扬弃西方传统发展观的“物本”思想和“人本”思想。

首先,科学发展观对于传统发展观的 “物本”思想的批判更加合理和缜密。反思“物本”理念的背景是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自然破坏、生态危机的出现。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同时肯定物质文明、经济建设的重要性,坚持可持续发展。同时贯彻对“人本”理念的继承和发展,在理论和实践中加强自觉性和理性的解读。“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不断满足人们的多方面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5]紧接着强调发展不能以牺牲精神文明、牺牲生态环境、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

其次,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本思想,把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和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融入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当中。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科学发展观明确指出:“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6]。这样就将“人”具体化,不是个人、是整体,不是抽象的整体,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可以说,科学发展观坚持的是全体人民为本,反对物质利益为中心,反对“GDP本位”等,这是科学发展观超越传统发展观的最核心的理念体现,也是对传统发展观的“物本”思想和“人本”思想的超越。

二、科学发展观的“全面协调发展”思想对“经济增长论”和“整体、综合的发展观”的超越和创新

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刘易斯在1956年出版的《经济增长理论》一书中将经济的“增长”与“发展”(或“进展”)同等使用,将GDP视为衡量国家进步和发展的评价指标,认为只要经济发展,任何关于民生、民主、自由等问题将迎刃而解。这种发展观是使得各国将重心放在经济发展上,从而忽视社会不公、分配不均、失业增加、贫富差距加大等问题,社会的发展处于单向度发展轨道,即无效增长或无发展增长。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超越“经济增长论”的“综合发展观”被学者提出。美国经济学家迈克尔·托达罗指出:“应该把发展看作包括整个经济和社会体制的重组和重整在内的综合过程。除了收入和产量的提高外,发展显然还包括制度、社会和管理结构的基本变化以及人们的态度,在许多情况下还有人们习惯和信仰的基本变化。” [7]可以看出,迈克尔·托达罗将发展的内涵大大拓展了。弗朗索瓦·佩鲁的《新发展观》一书提出的新发展观不仅是“综合的”,而且是“整体的”。佩鲁指出:“我们所讲的发展是整体性的,这种发展使技术受到各个人类共同体知识的、社会的和道德的约束。世界正在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8]佩鲁的论述将“综合发展观”提升到了“整体发展观”的高度。

虽然“经济增长论”和“整体综合发展观”有着一定的历史进步性,但还是没有真正把握发展的本质,没有处理好人的地位和价值意义。科学发展观中提出的“全面协调发展”,是对“经济增长论”的扬弃,以及对“整体综合发展观”的借鉴和吸收和超越。

首先,比较“综合发展观”和“整体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的提出的“全面协调”理念更能体现和把握发展的系统性。所谓“全面协调”,指的是涵盖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等各个领域、各个环节、各个方面协调的发展。这就将发展的内涵扩至整个人类社会,并且将社会最为一个紧密联系的有机整体,体现了发展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全面协调发展涵盖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等,即具有明显的感性色彩,又更富逻辑性和整体性及结构性。

其次,全面协调发展更具有辩证性。“整体综合发展观”也对在对经济增长论的单向度发展的理念进行否定和批判,但相比较而言,缺少辩证发展思维。“整体综合发展观”认识到“经济增长论”的负面效应,并努力实践对经济增长唯一论进行消解,但却忽略了经济增长的积极性,以及经济增长与社会其他领域的关系。

科学发展观强调的“全面发展”,经济增长只是其中一方面,还包括社会其他各领域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并指出通过经济发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社会和人的进步打下坚实的基础。科学发展观在表述中提出,经济、政治、文化、人的而全面发展的内涵,并指出经济发展决定政治、文化的发展,反之,政治和文化的发展也会极大促进经济的发展。因此,科学发展观的全面协调发展的思想体现了辩证的逻辑性,是对“综合发展观”和“整体发展观”的片面性和局限性的克服。

最后,科学发展观强调全面协调的方法,更具实践性。党的十八大中指出“全面协调”发展观提出要构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的“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而且还提出了“统筹兼顾”作为实现发展的“根本方法”,为此科学发展观提出“五个统筹”的思想,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这种阐述,体现辩证方法论的本质、又更具有实践性,是对“综合发展观”和“整体发展观”的扬弃和超越。

三、科学发展观的坚持“可持续发展”、强调和谐发展的理念在发展的道路实现对西方可持续发展观的超越

1987年,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研究报告中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由此 “可持续发展” 的理念被大多数国家所公认。

科学发展观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继承了“可持续发展”最初的本意,重点是否定和批判粗放型发展模式。强调经济发展不能以自然资源的过度损耗为代价,关注当代人的发展与后代人发展的等同权利,实现了在发展观理论上的创新,完成对西方可持续发展观的超越。

首先就是明确“可持续发展”概念和含义,创新性地把“可持续发展”界定为:“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9]这种对“可持续发展”的解读的创新之处在于:人类发展的代际公平;人口、资源、环境的空间指向明确。

其次,在对“可持续发展”的理论生态学意义阐发上,科学发展观克服西方发展观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的忽视,创新性地把“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设定为“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这表明,科学发展观的关键是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口压力、生态危机在本质上都是人和自然的关系问题。要克服人类对自然的肆意征服和改造过程,同时又回避那种自然至上的极端化做法,提出要建立和维护人与自然相对平衡的关系,坚持在开发利用自然中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这是科学发展观提出“可持续发展”理念的价值目标的真谛之所在。

最后,在践行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党的十七大提出要“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同时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战略任务”和“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这都是对“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目标的具体化和制度化的表现,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具体化为行动纲领,实现了由理论到实践的对西方可持续发展观的双重超越。

总之,科学发展观坚持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立场、观点和方法,在对西方发展观的反思和批判基础上,从理论领域实现对其的扬弃和超越,为人类的发展理念做出重大贡献,是符合全球发展趋势的发展观。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科学发展观学习读本[M].北京:学习出版社,2006.

[2]弗朗索瓦·佩鲁.新发展观[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151.

[3]弗朗索瓦·佩鲁.新发展观[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11.

[4]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13.

[5]《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850.

[6]《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12.

[7][美]迈克尔·托达罗.经济发展与第三世界中国[M].经济出版社,1992:50—51.

[8][法]弗朗索瓦·佩鲁.新发展观[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194.

[9]《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G].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850.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马克思恩格斯城乡融合理论与我国城乡发展一体化研究”(13CKS001)、(14BSH059),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专项)(14JDSZK076)。

责任编辑/李 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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