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丝绸之路的奇花：天威径古道

摘 要：学术界对历史上的南方丝绸之路的研究，一直以来缺乏系统性，与北方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相比较，显得尤为薄弱。对南方丝绸之路的博南古道之重要路段天威径古道的实地调查和浅述，从一个点或一个片段来反证南方丝绸之路对我国西南地区乃至欧亚古文明产生了深远影响，为中外学术界就南方丝绸之路的研究提供一小段实物参考资料。

关键词：南方丝绸之路；博南古道；天威径古道；题刻；经贸文化；民族融合

1 南方丝绸之路简述

南方丝绸之路泛指历史上不同时期四川、云南、西藏等中国南方地区对外连接的通道，包括历史上有名的蜀身毒道和茶马古道等。南方丝绸之路的早期通道如何打开，目前难以考证。据英国人哈维的《缅甸史》、霍尔的《东南亚史》等著作记载，公元前2世纪以来，中国的丝绸从缅甸经印度到达阿富汗，远及欧洲。南方丝绸之路总长有大约2000公里，是中国最古老的国际通道之一。它以四川宜宾为起点，经雅安、芦山、西昌、攀枝花到云南的昭通、曲靖、大理、保山、腾冲，从德宏出境；进入缅甸、泰国，最后到达印度和中东。

南方丝绸之路是中国古代西南地区一条纵贯川滇两省，连接缅、印，通往东南亚、西亚以及欧洲各国的古老国际通道，它和北方丝绸之路（从西安经河西走廊至西亚、地中海）、草原丝绸之路（从黄河流域经长城以北草原地区至北亚、中亚、西亚）海上丝绸之路（从东南地区出航南海至太平洋、印度洋各地）合为中国古代通往西方和海外的四条丝绸之路。四条丝绸之路各自包含众多支线，构成了历史上中外交通线路的总体系，同为中国古代对外交通贸易和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

2 天威径古道及题刻

天威径古道，是历史上中印古道的一段。中印古道原名蜀身毒道，蜀身毒道是汉代通往印度、缅甸重要的商业通道。从四川成都经云南至缅甸、印度并进一步通往中亚、西亚和欧洲地中海地区的“蜀身毒道”，是历史文献所记载的最早的中西交通线路，也是富于盛名的“南方丝绸之路”的西线。 据考证，从四川到达大理的道路有两条：一条经今昭通进大理称朱提道（汉时称昭通为朱提）；一条经今四川西昌进入大理称灵光道（四川灵光山）。两条道路在祥云（古称云南）汇合后经大理、永平（博南）、保山（永昌）、德宏到达缅甸、印度，因经过永平博南山，史称博南古道。天威径古道即是历史上的博南古道中的重要一段。

南方丝绸之路早在商代已開通，古代中国在西南方向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和交流是经由南方丝绸之路进行的，它是古代中国西南地区同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以至欧洲地中海地区文明交流互动的重要载体。

中国是丝绸的原产地，早在商周时期丝绸织造工艺就已达到较高的水平，古蜀地（今四川）是中国丝绸的主要原产地，丝绸织锦自古称奇，有“蜀锦”之美誉。西汉扬雄《蜀都赋》曾称颂，蜀锦鲜艳华丽，品种繁多，发文扬采，转代无穷。史前时期“蚕神”嫘祖的后代、古蜀王蚕丛在成都平原“教民养蚕”，引发了巴蜀丝绸的兴起。到商周时代，成都的丝绸制作已发展到比较成熟的阶段。《蜀都赋》称，蜀地“黄润细布，一筒数金”，意思是蜀地的丝绸以黄色的品质尤佳。印度考古学家乔希指出，古梵文文献中印度教大神都喜欢穿中国丝绸，湿婆神尤其喜欢黄色蚕茧的丝织品。这种黄色的丝织品，应该就是扬雄所说的“黄润细布”。从印度古文献来看，湿婆神的出现时间至少相当于中国的商代。这说明，可能在商代，中国已经同印度发生了丝绸贸易关系。

据《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孝武帝时通博南山”。《后汉书》中便载有“汉德广，开宜宾，渡博南，越兰津，渡澜沧，为他人”的民谣。据此可以说明，最晚到东汉，博南古道便已开通。天威径古道路段位于哀牢山与点苍山之间，西洱河南岸，地势险要，森林茂密。据传因三国时诸葛亮在此第七次擒获孟获。孟获曰：“丞相天威，南人不复反也”，“天威径”由此得名。《南诏野史》记载：“天威径，大理府西南龙尾关之西，为达永昌大道。”东汉时永昌郡是最边远的一个郡。永昌大道是当时中原通往云南的重要交通线，当时叶榆（今大理）属永昌（今保山）管辖，天威径古道是大理到永昌的必经之路。该古道历经汉、唐、宋、元、明、清，直至民国滇缅公路修通前一直是我国对外交往的重要通道。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李根源途经天威径古道时，在古道南侧的崖壁上刻下“天威径”三个大字，说明当时“天威径”仍是大理通往保山的重要通道。

李根源（1879—1965），字印泉，又字养溪、雪生，号曲石，别署高黎贡山人，祖籍山东益都（今山东青州），生于云南省德宏州梁河县九保，云南腾越（今云南省腾冲县）人。近代名士、国民党元老、上将，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清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留学日本，学习陆军军事，先后毕业于振武学堂与士官学校。清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年加入同盟会。1908年回到昆明后，主办讲武堂，被委任为讲武堂监督，不久升为总办（校长），全面负责办学事宜。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大元帅中的朱德、叶剑英都出身于云南讲武堂，为革命培养了一批骨干人才。辛亥革命时，参加云南“重九”起义，任云南省军政部总长兼参议长；1917年任陕西省省长；1919年任驻粤滇军总司令兼滇军第四师师长。1922—1923年在北洋政府任农商总长，还兼过国务总理。1942年，日军侵占怒江以西地区，李根源在云贵监察史职上，力排众议，亲临保山，与宋希濂将军一起组织国民党军队在怒江东岸设防阻击，遏止了日军东进，为滇西抗战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李根源一生喜著书、作诗，著有《永昌文徵》、《景邃堂题跋》、《雪生年录》、《曲石文录》等书。新中国成立后，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第二、三届委员。1956年7月病逝于北京。

天威径古道宽大部分为五尺，局部地段宽达九尺，路基铺墁有青石板，石块上至今仍留有大量马蹄印，有的马蹄印深达几十公分。天威径古道现存约有8—10公里的路段保存较为完好，至今还不时有马帮经过。沿古道往西行约5公里，即可到达太邑铁索桥，然后转向西洱河北岸，与博南古道相接。

“天威径”题刻刻于古道旁边的陡峭的悬崖绝壁之上，“天威径”三字刻于宽195厘米、高90厘米凿成的岩面上，阴刻，右行，楷书，字径75厘米。“天威径”三字右刻“壬子年五月”五字，高76厘米、宽30厘米，直行，楷书，字径20厘米；左刻“李根源书”四字，高120厘米，宽32厘米，字径36×20厘米，直行，楷书。据查，原来“天威径”三字题刻旁还有一副对联，早年修筑大理到保山的公路时被当地百姓取石炸毁。

3 天威径古道的研究价值

天威径古道是博南古道保存相对完好的路段，又是叶榆（今大理）通往永昌（今保山）的必经路段。现在，天威径古道乃至博南古道随着云南现代公路建设的发展而失去了昔日的辉煌。但其历史研究价值并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消失，反而显得弥足珍贵：

天威径古道是蜀身毒道的重要一段，它是历史上中原与云南地区联系的纽带，又是云南与东南亚、南亚地区交往的交通枢纽。它内接中原，外联南亚、东南亚，是佛教南传、藏传及与本土宗教交融的交汇地，从而在大理地区形成独有的本体佛教阿吒力教和多神共敬的本主文化。天威径古道独特的地理位置处于亚洲文化十字路口，亦是现代滇西中心城市，杂居交错的民族聚落，构成了独特的地域文化，是中原文化、藏传文化、东南亚文化及当地民族文化融合的产物。对于促进中国与周边地区的商业交往、文化交流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也为促进中国各民族之间的发展与融合作出了重要贡献。

天威径古道不可能是大理当地白族或者是大理当地各民族的独特产物，而是多国、多地域、多民族文化的碰撞和融和、排斥和吸收，是混合体而不是单一民族的特产。它对外来文化既没有照搬、移植或简单的改头换面，而是本土文化与多种外来文化碰撞融合，和谐共生却不同的复合文化。转运于不同时空中的丝绸、茶马，一路适应、融合，最后移植生根，在不断地适应中变迁，不断的创造再生，将中原文化与西南边陲文化和东南亚文化乃至欧洲文化勾连融合，浑然一体。虽历经两千多年的风雨，依然得以保存，本身便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和文物价值。

天威径古道对于中国西南地区以及东南亚、南亚的民族融合起到了重要作用。考古材料显示，自夏、商时氐羌系民族便经青藏高原的东缘（四川西部）向西南地区迁移，此后这种民族大迁移络绎不绝，到战国时期“因畏秦之威”又一次达到高潮，当然还有明代政府行为的“军屯”和“民屯”。这些迁移的民族不仅仅只是到达中国的西南夷地区，一部分甚至进入了东南亚及南亚的东部地区。民族的迁移打通了沟通南北的交通通道，促进了文化交融和现代各民族形成。

天威径古道是博南古道中保存相对完好的一段，对于研究中国古代交通史和云南地方史具有重要价值。由于该路段地势险要，交通相对闭塞，反而得以很好保存，從李根源题“天威径”至今没有太多变化。

天威径古道的研究价值和意义是具有世界性的，它具备的文化个性和创造精神不可替代。这种创造性是南方丝绸之路开放精神的必然产物体现中之一部分，沿线文化是古道沿线族群的民族文化精粹的集中表现，是该线路民族文化的标志，是整体性的象征。天威径古道上的马帮终将会消失，但如同南方丝绸之路文化在人类漫长的发展史上，已渐渐转型为一种象征精神一样，并不意味着文化的彻底消逝，沿线旅游、博物馆，茶叶交易新市场等，无不是以这种交融的文化为内核的发展开拓，而这些也必将随着“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继续传承和发展。

作者简介

周武（1977-），男，白族，云南省大理市，大理市文物保护管理所，文博馆员，研究方向：文物保护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