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供给侧改革”的阶段与着力点

李 锦



国有企业“供给侧改革”的阶段与着力点

李 锦

要使中国国有经济重新恢复增长动力，必须从供给侧发力:新供给的主体是谁？是提供产品与服务的经济组织——企业。新供给的形态是什么？是生产，是实体经济。

“供需不匹配”是“供给侧改革”最基本的背景，“供需匹配”是“供给侧改革”最基本的目的。解决“供需不匹配”的落脚点是“去产能”。去产能的主要对象是重工业，包括钢铁、煤炭、水泥、玻璃、石油、石化、铁矿石、有色金属这首当其冲的8大行业。而这些行业的企业多为国有企业。

“供给侧改革”的外部动力是政府，内部动力是企业。通过改革来构建“新动力”，通过调整来设计新结构，通过创新来提供新“供给”，这是中国企业对“供给侧改革”的回答。

“供给侧”不应是一个生涩的热词，而是认知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常识性视角。积极拥抱“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该成为一种时代共识，应该成为国有企业的一种共识，也是让中国重新获得国企改革红利的必由路径。

新供给经济周期与国企“三个一批”的高度吻合

研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具体措施，可以发现，新供给经济周期与国企改革《指导意见》中的“三个一批”改革（实际上是“四个一批”，因为“创新发展一批”，包含了创新与发展两个层次），非常吻合。

第一阶段，新供给形成阶段：当新供给随着技术进步孕育产生，社会旧有供给和需求结构仍在延续，经济处在新周期的导入期，经济潜在增长率开始回升；这正是企业创新阶段，与国企改革《指导意见》中的“创新一批”相对应。

第二阶段，供给扩张阶段：当新供给内容被社会普遍接受，新的需求被新供给开发创造出来，新供给与新需求形成良性促进，经济进入快速增长阶段，经济增速不断提高；这正是企业发展阶段，与国企改革《指导意见》中的“发展一批”相对应。

第三阶段，供给成熟阶段：该阶段的生产技术进一步普及，供给仍然维持惯性增长，社会资源配置效率开始降低，经济增速回落；这正是企业兼并阶段，与国企改革《指导意见》中的“重组一批”相对应。

第四阶段，供给老化阶段：老化供给不能创造新的需求，新的供给力量尚未产生，经济整体将陷入萧条期。这正是企业清理退出阶段，与国企改革《指导意见》中的“清理退出一批”相对应。

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关键是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重要的是清理退出一批。钢铁、水泥、煤炭、油气、有色金属、玻璃等上游产业的利润下降幅度最大，利润下降也最明显。如果扣除这六项，其他行业的利润变化并不是很大。所以，结构调整很重要的是上游板块要进行较大力度的结构性调整。

显然，中国在供给侧的改革应该着眼于放松政府管制与干预，鼓励企业创新、重组与清退。但是，这并非仅仅靠改变某些经济政策就能实现，而是全面地改革，改变政府部门抓住权力不放的行为习惯，改变国企本身安于现状、不思改革、总是等着上面催逼的状态，改变国人的思维方式，讲究诚信、遵守法治、公平竞争、勇于创新。

国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从消化过剩产能开始

首先是要清退，分类后确定清退的目标，一年初见成效，三到五年完成，即2018年基本完成，要有路线图、实施图与时间表。第二要刺激，供给是个手段，消费是目的，不是用投资刺激，而是用供给刺激。第三要兼并重组。第四，将产品销售到东南亚、亚非拉，加大出口消费的供给。第五是企业自身提高管理水平，转型升级，增加供给的品种。

把历史的时针拨回17年前，那一次以纺织业为突破口大规模兼并重组，“去产能”效果立竿见影，但也带来了就业率下降、内需不足等问题。所以，这一次去产能不能像以前一样只“破”不“立”，应该由国家来制定标准，定性、定量、定标准、定时完成。应该避免刮“破产风”，多用“腾笼换鸟”的方式消化产能。处置的政策要明确，坚持企业主体、政府推动、市场引导、依法处置，多兼并重组，少破产清算，同时做好职工安置工作。

政府支持国企供给侧改革，从减低成本开始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多是作用于微观，而不是作用于宏观。企业负担过重，很大程度上是政府行为造成的，这也是企业减负多年来成效并不显著的原因。 一手要去产能，一手是要降成本。微观主体有活力了，经济才能有持久的发展动力。对企业即生产者，政府要做好为企业服务的工作，关键是帮企业降低成本，包括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企业税费负担、社会保险费、财务成本、电力价格、物流成本等，打出一套“组合拳”。

减轻企业负担，本质是政府自我改革。因为企业成本中一个重要成分是制度性交易成本。目前，行政性垄断的堡垒还很坚实，特别是一些地方不是真放权，放下的权又要收回去，或是表面放权背地里收权。

企业另一项重要成本是税费。行业研究显示，当前中小企业需要缴纳所得税、增值税、营业税、流转税等20多种税费，面向中小企业的行政收费项目更多达五六十类。万博经济研究院有关测算表明，中国企业的综合税费负担平均约40%。应根据既定税负水平对应的公共服务指标，减轻企业税费负担存。但企业税费对应的是财政收入，税费负担重来自政府，减税费需要政府对自己“动刀”，减少各种行政开支。

员工社会保险也是企业的重要负担。根据目前的社保缴纳政策，绝大部分省市的缴纳比例都在工资总额的40%以上。在全球181个国家中，我国社保缴费率排名第一。可是，养老基金大量缺口却是近年来广受关注的一个严重社会问题。基数定得高，势必形成一个非常大的基金窟窿。要想填补养老金缺口的同时降低企业社保缴费负担，政府需要拿出良策。

物流成本是让企业头痛的另一个问题。数据显示，企业物流成本占销售额的比例，中国为20%-40%，发达国家在9.5%-10%。中国的过路过桥费占运输成本的34%。路桥业已成为一大暴利行业，利润水平已超房地产、石油、证券等行业。而路桥收费的背后是政府，在于政府的自利性。降低企业物流成本，政府仍要和自己过不去。

大政府的社会管理模式、不完善的法治状态、不正确的政企关系，都是造成企业成本高的重要原因。政府要为企业发展创造条件，就得切实转变执政理念，加快转型，建设服务型政府。这需要的是决心，决心多大，决定政府能走多远，企业的负担能减轻多少。

供给侧是一个新处方，这个药方是否有效，是否管用，关键在于政府部门。如果政府部门不放权，制度供给不到位，国有企业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就难以有效进行，政府动力就难以转化为企业动力，药效就出不来，供给侧改革便是空话。

（作者系中国国资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责任编辑：康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