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足“一带一路”的智库短板

赵磊

2013年9月，“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智库建设率先发力，一大批聚焦“一带一路”倡议的智库出现在大众视野之中，这其中既有政府的智库群体、企业或高校联合组建的智库，也有民间独立智库，还有独具特色的“网络型智库”，如“一带一路百人论坛”等。但是，“多而不强、有库无智”的问题在“一带一路”领域依然突显，甚至有加重的趋势，大家普遍感觉“‘一带一路的同路人太少”，而且是“越走越少”。

目前，“一带一路”建设有四大短板：1.缺乏服务于丝路建设的现代思路，不能总是在考古、历史遗迹以及地理区位上做文章。要站在世界地图面前规划“一带一路”的发展，要有国际化视野和品牌意识。2.缺乏“全球化”的世界一流企业，也缺少一大批具有“狼性”且专注于在全球市场寻求竞争优势和品牌价值的企业。因为在“得”之前要学会“舍”，所以要补齐弱项。在一定程度上，软实力是中国企业最大的软肋。3.缺乏标志性项目，有些项目没有“一带一路”也会做，我们要思考哪些项目是真正由“一带一路”孵化出来的标志性项目。4.缺乏真正的丝路专家与智库，“一带一路”研究的门槛低，甚至谁都能讲，但真正能抓住痛点、常在“路”上的专家太少。专家要服务于“一带一路”，而不是与之相反。其中，第四大短板是前三方面问题产生的重要原因，即“一带一路”的智力支持严重不足。

“一带一路”智库建设的三大定位

笔者的感受是，“一带一路”的智库建设存在“虚热”的问题，就如同一场春雨后，草原上一夜之间长出的一群蘑菇，个头虽大，都戴着“一带一路”的帽子，但不挺拔，长不成参天大树。就此，“一带一路”的智库建设应有三个基本定位：有利于凝聚学术共识、有利于社会民众认知、有利于完善相关政策。

第一，有利于凝聚学术共识，是指扎实铺垫“一带一路”的学理基础和话语体系。学术共识需要充分的学术争鸣，需要通过酣畅痛快的头脑风暴，不断提高学术自觉与学术公信力，打造“一带一路”的学术共同体，可持续地培养“一带一路”的专家学者。“一带一路”不是“玄学”，要有基本的学术常识和知识话语体系。在国内外学术会议上，有很多专家一上来就“劈头盖脸”地痛批“一带一路”，但问他们什么是“一带一路”，大家各执一词，分歧极大，甚至根本不屑、不关心、不在乎“一带一路”的具体内涵。没有学术共识，如何聚焦发力。

第二，有利于社会民众认知，是指着眼于壮大“一带一路”的国内外社会主流舆论，发挥智库解读公共政策、研判社会舆情、引导社会热点、疏导公众情绪的积极作用。鼓励“一带一路”智库运用学术交流、大众传媒等多种手段，增强社会民众对“一带一路”的认知度、接受度和好感度。在调研中发现，民众甚至企业对“一带一路”十分陌生，有很多企业会直截了当地问：国家提“一带一路”究竟要做什么。当我们把情况讲清楚后，企业会追问：找谁对接，国外有什么赚钱的机会，有没有风险。这种认知，笔者认为就不是“一带一路”思路，这些企业，就不是“一带一路”企业。一句话“有思路才有丝路”，不要等着“天上掉馅饼”，“一带一路”机遇都是在准确认知之后，在实践的“摸爬滚打”中干出来的。

第三，有利于完善相关政策，是指对“一带一路”建设提出具体咨询建议，开展动态性的科学评估，进行风险以及成效的预测预判。以科学咨询支撑科学决策，以科学决策引领科学发展。逐步建立长期跟踪研究的长效机制，重视理论建设和跨学科研究，推进研究方法、政策分析工具和技术手段创新，搭建互联互通的信息与政策的共享平台，为“一带一路”的决策咨询提供扎实的学理支撑和方法论支持。目前，国内智库大多是论证“一带一路”重要性的，发挥的是“宣讲”的功能，大多数是自说自话、自我陶醉。智库建设要确保决策科学，智库研究绝对不能关注一些不痛不痒的问题。改革的难点、发展的痛点、事关全局的要点，均是“一带一路”智库的发力重点。

总之，如果不能充分发挥上述三大基本功能，“一带一路”智库的作用就会大打折扣。从长远发展而言，“一带一路”智库建设应该有准入“门槛”：一是要真正专注于“一带一路”的学理研究与服务落地实践的智力支持；二是对“一带一路”政策完善产生重要影响，有代表性研究成果；三是培育出有较强社会影响力的“一带一路”专家学者。

“一带一路”智库与外宣工作

针对“一带一路”的外宣工作，目前我国有很多高校、媒体纷纷成立“一带一路”智库，但在成立之后没有标志性产品内容的输出。主要表现为两点：第一是产品不够，特别是原创性的产品不够。第二是产品的输出不足，没有转化成国际语言。

有些新闻媒体在做尝试，甚至对“一带一路”的外宣工作进行专题研究，这是可喜的现象。但问题在于这些机构成立了智库之后，大家在起步阶段基本都是研究沿线国家的地理、历史、宗教等基本情况，或是围绕区域、国别、投资风险做基础性研究。这个过程中，大家都做同样的事情就是在浪费资源。如果国内研究机构能够共享资源，大家就不需要做低水平重复性工作，而是要做往巨人肩膀上踏一步的事情。

现在成立了一些“一带一路”的联盟。这是一个趋势，但目前效力依然有限。我们急需做的是孵化出研究“一带一路”的真正的大家和高端智库。笔者个人感觉这两三年来，真正研究“一带一路”的专家学者不超过二十个，这是不行的。

这里所谓的“真正研究”有两个限定标准：第一，你是不是“上路”了，是不是在中国的相关省份以及“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进行了长时间段的充分调研。“一带一路”智库的首要标准是真正能够打通“己学”和“彼学”。有些专家知道“己”，有些专家知道“彼”，但真正都打通、了解“己学”和“彼学”的少之又少。第二，所做的研究能真正影响和完善政策，对“一带一路”的发展有实质性帮助。

所以笔者认为完善“一带一路”的外宣工作，需要从两点上发力：第一，避免重复建设，共享资源和知识；第二，针对研究人员多但真正意义上的“一带一路”专家太少的现象，应该发挥高校、研究院特别是企业、媒体的力量。有导向性地聚焦“一带一路”研究，在共享知识的基础上共享观点，通过聚智、聚焦，我们的制度性话语权才有可能产生。

此外，媒体和学者也要互动。曾经一段时间，学者说“一带一路”不等同于马歇尔计划，但媒体又兴奋地把亚投行比作美国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这就属于思维纠结，没有把问题搞清楚。“一带一路”究竟是什么，中国人内心得先想清楚。笔者认为“一带一路”不是政治经济学，甚至不是地缘政治学，而是文化经济学。一说到地缘政治学就有人会担心，担心会撬动地缘板块，会让人觉得这背后有大国动机、战略企图，而这是不利于“一带一路”建设的。

因此，笔者非常强烈地希望媒体和学者就“一带一路”的基本内涵达成共识：它是文化经济学。对内我们可以讲文化自信，对外我们要定义为文明互鉴，合在一起强调“一带一路”是实现中国文明型崛起的路径。基于这样的观点，我们要从两个角度解释“一带一路”，它不仅仅是一个经济事件，更是一个文化事件。中国人在经济上要共享、共建、共赢，在文化上要引起共鸣，要提供解决全球治理所遇难题的中国思路和中国智慧。

需要严格定位“一带一路”的基本内涵

经济层次上，强调合作共赢属性。经济内涵应是“一带一路”的优先属性，应始终强调“一带一路”建设是我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推行互利共赢的重要平台；“一带一路”建设是我国经济正在实行从“引进来”到“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的重大转变的历史性时刻，秉持开放发展理念，对外打造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对内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新举措。“一带一路”首先要“在商言商”，即让中国企业与人民切实享受对外开放、国际合作的红利，也要使沿线各国人民感受到“一带一路”给他们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

文化层次上，强调文明互鉴属性。文化内涵应是“一带一路”的核心属性。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人文基础。要坚持经济合作和人文交流共同推进，要意识到文明多样性和文化差异性是沿线各国和谐共存的一种文化价值观。注重在人文领域精耕细作，尊重各国人民的文化历史、风俗习惯，加强同沿线国家人民的友好往来，为“一带一路”建设夯实广泛的民意和社会基础，构建有利于中国和平发展，有利于沿线各国相互欣赏、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的人文格局。

全球治理层次上，强调公共产品属性。公共产品内涵应是“一带一路”的价值属性，体现了中国的全球视野和人类情怀。一个大国的国际互动如果只“搭便车”，而不提供公共产品，便容易被国际社会认为是“不负责的”。公共产品至少包含三个层次：物质性公共产品、理念性公共产品、制度性公共产品。具体来说，物质性公共产品的供给方最好是企业、媒体，理念性公共产品的供给方最好是专家、学者，制度性公共产品的供给方最好是政府、智库。当然，每个层次都需要多主体的共同合力。“一带一路”对全球治理的理念贡献在于，这一公共产品强调“去中心化”“非极化”，这是对西方传统理念的超越。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推进，互联互通开始成为一种时尚，“痛则不通，通则不痛”的中国式哲学思想与价值定位开始备受瞩目。

今后，要继续加强“一带一路”的智库建设。要鼓励国内智库与沿线相关国家智库及国际顶级智库进行合作研究。要鼓励国内智库多“上路”，智库的研究成果要接地气，要在“路上”寻找答案，书斋式的研究是不适合“一带一路”建设的。要通过智库建设，实现国际人才的充分共享、国际知识的充分流动、国际理念的充分交流。总之，智库是“一带一路”建设的舵手，“一带一路”建设也要避免智库建设的“臃肿虚胖体弱”，要真正打通己学和彼学，要不断夯实中国进步成长的智力支持。同时，要以智库交流推动人文交流，推动沿线国家民众间相互了解和认知，促进民心相通。

智谷：要实现“一带一路”的智慧集聚

“一带一路”有四大主体资源：企业（国有企业、民营企业），政府（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两者如车之两轮，需要同步驱动；学者、专家、智库是第三大主体，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中枢和大脑，要为“一带一路”提供必要的智力支持和思想保障；而媒体是第四大主体。说是四大主体资源，但显然不只是它们，还包括非政府组织、民间群体、甚至中国的游客，这都属于主体资源。

但现状是四大主体基本上是分散的，相关资源整合严重不足。比如，有很多政府、企业和高校也成立了“一带一路”研究院，但大多数单位只不过是挂一块牌子而已，没有进行实地调研，甚至没有专业的研究人员，最终很难向社会提供有分量的研究成果，会议很多但大多是“老调重弹”、缺乏新意。而国内主体资源的碎片化必然无法形成合力，无法对接国际资源。

要实现联动效应，就要进一步激活主体资源，对接主体资源。进一步的完善建议是，建立“一带一路”的智慧园区，打造中国智谷，这是美国“硅谷模式”的升级版。拿美国来做类比，美国之所以强盛，它的创新是底蕴，基础在于有硅谷等诸多创新平台。研究美国可以发现，产业创新与教育资源、智力资源、人才资源实现了充分的互联互通。以硅谷为例，没有斯坦福大学可能就没有硅谷，反之亦然。

而“一带一路”建设也应如此，聚智才能聚焦。今天，我们的产业园区是相对过剩的。中国几乎每个县都有产业园区、工业园区，但是优质企业是有限的，诸多园区缺乏活力、人气。建议拿西安、乌鲁木齐、福州、南宁、呼和浩特、重庆、大连等杠杆性城市做试点，率先打造“一带一路”的智慧园区。一说园区，要打破传统的理解惯性，即“筑巢引凤”就是吸引好企业、优项目、大投资等，但今天的金凤凰更应该是研究中心、孵化基地和高端智库等。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国家不断强调高端智库建设问题，强调要切实推进舆论宣传，积极宣传“一带一路”建设的实实在在成果，加强“一带一路”建设学术研究、理论支撑、话语体系建设。这是趋势，但需要指出的是，“一带一路”的智库定位不仅是研究中国国情与自身对外开放的智库，更是精准研究沿线相关国家以及全球经济发展与人文交流趋势的智库。具体来说，例如在内蒙古的呼和浩特或二连浩特等城市，应鼓励引入或集聚研究蒙古国、俄罗斯远东以及东北亚的智库，这样智慧园区可以更好地服务于中蒙俄等相关国家的“一带一路”经贸合作。再比如，广西的发力焦点与合作重点应是东盟十国或海丝建设，致力于这一事业的企业、媒体、智库应在南宁等地集聚起来。因为，只有频繁的思维互动才能碰撞出“一带一路”的思想火花，才能孕育出“一带一路”的经济实惠，以及孵化出“一带一路”的人文果实。

所谓有思路才有丝路，“一带一路”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各方面提供源源不断的智力支持，需要这些智慧园区的支撑。其中四大主体资源的互联互通很重要，要让主体资源在智慧园区里充分交流互动，强化产、学、研的无缝对接。总之，要打造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制度性话语权，必须完善“一带一路”的智库建设，向全球治理提供“一带一路”的智谷模式。

（本文系2016年度中国外文局全国对外传播研究一般课题“善用智库渠道讲好‘一带一路故事的策略研究”阶段性成果，课题编号：15WWJB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