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象山

钱静

1

那里有三个空座位，一眼看上去，像自己失落三颗门牙的口腔，给我不适之感;它们又像三颗毒药，被眼睛吞服，在我身上催生了一种无力感，四处蔓延，使我患上不治之症。我看到自己像河流上的一具浮尸，任水逐流。我听到自己的讲课声，它低缓、糯软，成为一只沉沉欲睡的猫。一种空虚的气息浸透全身，并抓紧我，无力脱身。我不想再继续讲下去，以免听到连自己也厌烦的声音，我让他们看一遍刚才讲的内容。走下讲台，在走道里踱着，三个学生抬起低着的头，把刚才划拉的手机放进抽屉。学校是不许学生带手机进教室的，他们却带在身上。我真想把他们揪出门外站成一排，接受我暴雨般的狂啸。但我不能，只能平静地叫他们把手机放到窗台上。

上衣内包的手机突然快速地敲打我的胸口，它像一把小锤子，敲醒了我昏昏欲睡的神经。我边往教室外走边掏出手机。一个陌生的号码。

杨老师，我是胡军的爸爸，他让我转交一封信给杨老师。粗厚的嗓音震动我的耳膜，精神也为之一振。胡军的爸爸，一个肥头大耳的中年男人，半年前，我见过几次。胡军曾是我的一名学生，我不知道一周前进了监狱的他为什么写信给我。

我说下午三点一刻休息，他说在校门口见我。

我挂了电话，走进教室，一阵窸窣声，学生们立刻恢复到看书的样子。

已经是三月，教学楼前的方形小花园里，四边上高大的垂柳，长长的嫩黄柳枝垂落下来，在微风里轻轻晃着，既漫不经心，又安然自在;它们以从容悠闲的姿态消减着这个小城带来的躁动和喧嚣，不动声色地给学校营造宁静。几只鸟雀在柳枝间，花丛里跳跃、鸣叫;快乐暂时属于它们，再过二十分钟，它们的身影将被学生的喧闹驱逐。太阳藏在一块灰云里，旁边两块围上来。校园被云影覆盖，空气凉一些，鸟声渐渐稀薄。

西边是小城周围最高的山峰，山顶平直横贯如一兀立的宽厚象身，左边陡峻，下凹，然后上扬成一座山峰;下凹与上扬，形成象鼻状，故此被人们称为“绿象山”。从城里修了一条石条路直通山顶，每天清晨都有人前去攀爬，周末，我也是其中之一。千万年来，它都以平静的健硕身姿岿然屹立。几片透亮的白云它从脊背上悠然荡过，几秒之后，它们被风轻轻撕碎，在天际鬼魅般飘散流逝。

两个男生到门后的饮水机上用纸杯接水，第三个是女生。他们回到座位上喝一口水，接着看书。后面还会有学生去接水。语文课少一些，历史课需要喝水的人多，好像历史是一条漫长幽深的隧道，没有希望的尽头不断消耗他们的体力。

我来这个学校之前，听说就是这样。第一天上课，我叫住一个握着纸杯前来接水的男生。他瞪视着我，理直气壮地说，其他班也这样，为什么我们班就不行。那是他们的事，我的班上不允许这样，我说。狗屁。他一甩下巴，硬邦邦地说。我能感受到一股叛逆肆意冲撞着他的脑门。他径直走到饮水机前接水。我走过去夺他手里的杯子，他推了我一下，我心里火了，也推搡他，他毫不示弱。几秒钟后，他处于下风，收起书包走了。我打电话给他父亲，他说，他喝点水，老师不要太认真。

那男生毕业后，一天傍晚，和几个社会青年在离校门口二十米远的商店门口包围了我，有两个嘴上还没长毛，头上的毛却染了两缕黄，像要区别于这个与他们如胶似漆的世界，其中一个眯着一双漠然的眼，与他宽展的脸完全不匹配。我拿出防盗门钥匙，紧紧握着钥匙柄，指缝间露出电钻般的钥匙头。看我一副豁出去的样子，他们骂骂咧咧地散了，像一群挓挲着毛的溃败鬣狗。

我来这个学校前，一个男教师因为阻止一个男生课堂上喝水，和男生演上了。还没过一个月，男生的父亲在超市门口把那教师打了。教师摔倒在地时，手肘撞在地面上，碎了一块指甲大的骨头。伤好后，他离开学校，进了一家工厂。他说，面对一群机器，只要自己注意好，就不会被它咬到。那件事之前，他也有离开学校的念头，曾摇摆了好长时间，那件事，使他做出最后的决定。

一个微胖的男生走进来，坐到自己的座位上，我问他刚才去干什么，他说政教主任让他在办公室里收理几个纸箱。在这一节课里，他拖的时间最长。我不知道他说的是真是假。上课铃声响后十分钟内，学生三三两两进教室已经很寻常，历史课更是这样。他们对历史已经漫不经心。中考不需要它。他们也觉得，历史是天上的灰云，既与自己无干，也不可爱。

还有两个座位空着。清晨，一个男生的母亲打电话给我，说她儿子发烧了，在医院里打点滴，不能来上课。另一个是女生，十五岁，个子一米六五，小脸，长发，细腰长脖，细胳膊细腿;看上去，有形销骨立的意思，蓝底碎花的宽松休闲套装穿在身上，连唯一可见的骨架也暗淡得快要逃遁;偶尔一笑，两只嘴角外旋出一对酒窝，那是与同伴玩乐时，面对老师，永远是一副冷硬的面孔。她在请假条上说，肚子疼，得去看医生。请假条是在上课前两分钟一个小个子女生递给我的。也许是痛经吧，谁晓得呢。有过相似的事，那是一个阴晦的下午，已经放学，我在教室里批改作业，别的学生都走了，一个女生还坐着埋头看书，好像与我较劲，看谁先忍受不了教室的冷寂。我问她怎么还不走，她没说话，把头压得更深，似有折断之象。我走过去，她双手圈在桌面上，把脸埋在臂弯里，椅子下的地面上有几个红点呈现在我眼前，完全违背主人的意愿，倨傲地显出星状，大概是从她的两腿间渗漏下来的。我近在咫尺的身影，使她沉入到不可救药的羞耻感中，她呜呜哭起来。我说没事，你等着。我走出教室，向一个女生找来一条裤子，回到教室，把裤子放到她身边的椅子上，说，换上，没事的。我走出教室，拉上门。

后来，我跟刘亚萍商量，让她给女生们上了一节课，当然，不仅是例假的问题。

半年后，想不到刘亚萍出了事。

我上的是专科学校，学的是中文系，没有历史系。我喜欢地方史，地域上的原因，有贴身亲切的感觉，像一件内衣，我的肌肤能感受到它的质地。县里各地的土司历史，我还没发现比我更了解的。我知道万德镇历代土司的生卒年，他们各有几房姨太太，姨太太的性情癖好。这些年，思绪常常回到过去，把我到过的地方的历史进行有限度的虚构。

手肘摔碎了的男老师喜欢听我讲那些遥远的偏僻的历史。俩人抽烟喝酒，一聊就是大半夜。现在他走了，没人喜欢听我讲。前妻不喜欢听我说那些被时间丢掉的东西，我一说起，她总是用别的话来岔开，可我就是个贱人，总忍不住冒两句出来，她一插嘴，我的心情立刻就阴下来。有时她回一句，说那些有什么意思，离我们那么远。她这一说，我闭了嘴，连和她争辩的欲望都没有。现在，我想贱的机会都没有。

2

下课，我走进办公室。王云昆坐在沙发上看报纸，他抬起头，眯着一双细眼在我脸上掠过。这样的眼睛，像一扇虚掩的门，很难看出里面藏着什么东西。我向他说了两个学生请假的事。

“那女生你要确定一下。请假后，在外边出事以前有过。”

“那是男生。她应该是真的病了。”去年一个男生请病假，到下午，一个老师打电话给班主任，说那男生骑一辆踏板摩托车撞死在一辆停在路边的大货车屁股上。班主任跑到出事点，看到请假男生像个碰碎了的鸡蛋倒在货车后的血泊中。原来，男生离开学校后，去街上偷一辆踏板摩托车，被失主发现，他在慌乱的逃窜中撞上货车屁股，把小命给报销掉。男生父亲把失主和班主任告上法庭，说失主不应该追他的儿子;班主任的责任是，随便准了儿子的假。

小个子女生把假条递给我的时候，我问，汤莉在哪儿，她说她已经走了，我生气地说，这是霸王假。女孩低着头，替汤莉承受我的生气。

“难说，这年头的事。”王云昆站起身，把报纸放在桌上，出去了。太阳晃出灰云，阳光又回到校园里。我从抽屉里找出笔记本，翻到电话记录，给汤莉父亲打过去，对方铃声是“小苹果”。

“杨老师，汤莉没打电话给我，我问问她妈，有没有打电话给她。”我让他把汤莉的号码告诉我。打完汤莉父亲的电话，接着给她打过去，电话关机。我不知道是她有意关机，还是忘了开机。对于时时划拉手机的人来说，忘了开机是不太可能的。关机，意味着她要阻断一切打探她私密的嘴巴。

我心里有一丝隐隐的不安，但转念想，我已经电告她父亲。还好，王云昆提醒我。王云昆是五年前和我一起从遥远的田心镇中学来到这里的。

太阳又被灰云遮住，天气预报说，这个小城将有一场中雨。天空东一片西一片的云，绿象山顶上的灰云凝然不动;太阳在几片云间穿来穿去，看不出有中雨的样子。校门外右边是一排针对学生的摊点，有玩具、卡通画、小吃，没有文具，没有像样的书籍。胡军的父亲在路的左边蹲着抽烟，身边站着胡军母亲。她穿着蓝色长裙，跟他聊着什么，身边是一辆白色小车，车身弹射出的白光直刺眼睛。胡军母亲看到我，向我招招手，那手像风中舞动的树叶，又像一条欢快的狗尾巴。我不喜欢她这个手势，那动作极像招呼一只宠物狗。我走过去，微眯着眼，抵御着白光的刺入。

我走到他们身边，男人站起来，肥硕的身体喷薄而出。他递一支烟给我。女人说，这天气，太热了。她大概后悔穿了长裙出来，毫无节操地抖动裙子当扇子，与她身边的优雅轿车极不协调。胡军父亲是建筑老板，在乡镇做了十来年，六年前杀进城里，是个有经验的渔夫，每一网都能让他满载而归。他置下了两幢别墅，两辆小车，我们估计，千万的活动资金是有的。他妻子在城里开了两间茶室，一间自己经营，另一间侄女打理。

“本来他想见你，但里面不允许。”男人说，勉强的微笑在光洁的脸上舒展开，夸大了他的心情。

女人从车上抓出一个白底碎花的 LV包，打开拉链，掏出一个牛皮信封递给我。

“我儿子说，一定要把信交给你。除了监狱里的管理员看过，我们两口子不晓得他写些什么。”她撸了一下耳后的一缕长发，薄薄的耳朵被车身的白光穿透，像安上去的塑料模型。

我把信塞进内包里，往回走。

3

我走进办公室，电话在包里突突震动。是汤莉的父亲。

“杨老师，汤莉没在家，她也没打电话给她妈，她可能去了医院，我们去找找，你上课就行了。”

天还是很晴朗，没有要下雨的样子。王云昆走到我身边。汤莉去年是他班上的学生，我接了他的班。

“唉，女大不中留。”他接着说起一次到汤莉家家访的事。

去年，我去家访，汤莉爸爸和妈妈正在吃饭，两人让我坐过去。她妈走向一扇紧闭的门，推开向里说，汤莉，来吃饭。里面没有回应，她关上门，回到桌旁。

过了十多分钟，汤莉的房门打开，她从里面走出来，嘟着嘴，头发披散。看到我，淡淡地喊一声老师，又嘟起嘴。他爸爸叫她吃饭，她头也不转一下，说，不吃。回答简单、生硬，像吐出的两颗石子。她来到她妈身边，脸上没有表情，伸着手，给我二十块。她妈掏出五十块给她。她像不认识纸币面额，淡然接过握在手里转身向门外走，边走边用一把梳子梳理头发，走动中的细腰不忍直视，随时都有折断的凶险。

她妈向我说起她在家里的样子，她不是躺在床上搂着手提电脑看动画片，就是捂头睡觉;菜端到饭桌上，叫她起来吃饭，她不应一声，有时慢悠悠从床上起来，披散着头发，来到饭桌前，瞥一眼桌上的六七个菜，弯腰从电视柜的抽屉里抓一包“吃不厌话梅”，转身进她的小屋，啪的一声甩上门。周末常不回家，同学聚会，生日庆贺，唱歌喝酒。她爸爸曾对我说，有一次她带着满身酒气和烟味回到家里，被他臭骂一顿，后来收敛了些;她常去网吧，她爸爸说在家也可以上网的，她说网吧跟家里感觉不一样。

她妈说，她小学六年级时候就不想读书了。她到现在还能在学校，也算能熬了。她缺了几次课，一天，我对她讲了很多道理，她低着头一句也不说。我说我给她十块，让她不要再缺课，她抬起头说，老师，我给你十块，答应我，不要再给我讲那些道理行不行？我当时气得神经差点错乱。

“我班上的历史课还上么？”他顿了几秒钟问我。

“不考也要上啊。”我说。

上课铃声响起。我走进教室，学生七零八落在我身后进来。在未打开课本前，我让他们回答上一节课学过的内容。提出的问题并没有使他们安静下来，仍然是松松散散的样子，东瞅西看，不安分的手在抽屉里狗刨土一样抓挠。一两个学生慢慢走进教室，神色漠然地坐到座位上，如迟到的领导。教室里还是窸窸窣窣的声音。

我又重复一遍提问。一分钟后，我让一个手里仍没停止抓挠的清丽女生回答，她垂着头缓缓站起来，暗淡的目光无力地搭在桌面上，轻声说，四大发明是，是，子弹……书……几个学生偷偷翻书，几个学生窃笑。我让她坐下。一个小个子男生举手，我让他回答。他瞥一眼窗外，坚定地说，她说的子弹不对，是大炮，另一个是麻将，另两个是……他没说完，教室里哄笑起来。

打开课本，我接着讲宋元文化的第二部分。有两个学生晃着身子走进教室，我让他俩站在教室门口。他们有没有书本听课已经没有多少差别。我不想问他们为什么迟到，我已经厌烦那些似是而非的理由，并让一个不停在手机上划的女生站起来听课。

即将下课，我让门口的两个男生回到座位上，后面瘦瘦的一个一脸乌黑，两眼布满凶光，仿佛整个世界都以他为敌。

下课，我走进教导主任的办公室，他右手握鼠标，脸对着电脑屏。我对他说，我去找找那个女生。他准了我的假。我得去找她。在课堂上她有时也划手机，神情冷漠，桀骜;一次，她走过一个花台边，刘亚萍让她捡起地上的一张纸片，她嘟嘴咕噜，又不是我弄掉的，昂头走了。她这次毫无预兆的自动消失，有点出乎我的意外。她的无所谓，让我们不得安宁。

我不想她出事。那个男老师就因为学生在上课时间撞车死亡，学校认为他多少有点责任，要把他调到离城四十里的镇中学。他没有去镇中学，永远离开了学校，去了一个遥远的城市。如果汤莉遭到不测，我不敢保证学校还能让我在这里，也许会让我回到田心镇中学，那样，我的命运将重新转向，回到我原来的起点，这是我不愿看到的——进城，不只是为了得到一颗让人舒适的糖，完全不是。

在镇上中学的时候，心中怀着微茫的希望，现在，出来了，一个意外得到的收获。我还希望着什么呢，没有了，已经四十一岁，生活没有给我更具实际效益的东西，我也不再奢望，我只能小心维持着这种平静状态。这种状态，我从中得到一些隐秘的东西，填充着曾经的空白。眼下，虽然工作把我的激情敲得粉碎，但我还得像捧着一个家里仅存的精美仿品瓷器，精心维护它。一不留心，生活会在猝不及防时回到原初状态，甚至更糟。我不想这样。

4

灰云散乱地分布在天空，从半空里落下几块阳光，立刻又跑远了，风在街上乱窜。行人很少，他们多装在来往的车辆里，路两边停着许多小车，一辆辆像打扮光鲜的仆人，静候着它的主人从商店、办公楼里走出来。我走在五凤桥上，河底流淌着黑灰的污水，平缓，没有声息，有一种自惭形秽的沉默与拘谨。在河边的一个街角，二十多个揽活做的民工或站，或坐在一道关闭的卷帘门前，若有衣着光鲜的主顾走过去，便有人围拢来。两胖两瘦的男民工围在一起打牌，膝下压着面值一元五元的几张纸币。两个男人抱着胸站着看他们出牌，不时举头看看周围，闲适里怀着期待。

我的眼睛四处搜寻，仔细辨认着像汤莉的身影。汤莉的父母也许在县城的每个医院里寻找。诊所里她是不会去的，如果她只是感冒发烧，学校的诊所就能看病，但我问过，她没有去那里。除了医院，她还会去什么地方呢，我不知道。如果没病，她会不会和别人约会在僻静之地？在这街上闲逛是不大可能的。虽然是个小城，可一个人要躲起来，两三个人哪里找得到呢。但不管如何，我得寻找，寄希望于她在我眼前出现。寻

找至少比在学校里焦灼等待让我更能得到一点安慰，因为我的命运已悬在半空。

我往上走到红绿灯路口，向左走。走过三十多米，来到广场上。每天黄昏时候，这里站满中老年妇女，跟着音乐跳舞，其中夹着几个中年男人，行人只能绕道走。除了广场，商店门前的宽展处，广场舞大妈也见缝插针地占领了。此时的广场只有几个行人偶尔走过，除了远处的车声，稀薄的安静暂时回到这里。广场对面的街上稀稀落落的行人，在阳光下散漫地走着。

我离开广场，走上人行道，踩到一块活动地砖，砖下的污水扑到我的裤脚上。身边的服装店门口播放着震天的“小苹果”，企图用“小苹果”把行人诱捕到店里去。穿过一条巷子，走上十来级石阶。中心街上，商家用话筒在一个平台上嘶吼，一群中老年妇女伸着手，像一群饥饿的老鹅，高高扬着头，目光盯在瘦竹竿男人手里的两包纸巾上。

我离开那拥挤的人群，继续向前走，商家的聒噪声远去，看看表，学生已经放学。

身边的精品店，满布着的晶亮挂件和饰物在灯光下熠熠生辉。旁边“嘉华”店里陈列着一排排糕点，它们鲜亮的色泽和暖暖的香味不仅诱惑着破衣烂衫的乞丐，也点亮了路过它面前的青年男女的心情;如果没有这些靓丽的商店，没有来往的轻快车辆和宽阔整洁的路面，他们的内心会怎样，也许是满怀阴霾，对这个世界充满不可思议的绝望。一百年前这里是什么样子，我不知道，我没有见过那时的相关图片，一千年前，我可以想象，这里是一片沼泽、湿地，一万年前，也许是无数凸起的山峰。我闭上眼睛，遣散萦绕于耳的市声，脑中显出湿地、山峰，涌进耳膜的是寂静里镶嵌着的鸥鸟鸣啼，呼呼凉风侧身而过，心中进驻了厚实的苍茫和邈远。我全身清凉，身体如一块透明的果冻，我能够看见手臂上红色血液的汩汩流淌。徐徐睁开眼睛，我又置身于小城之中，它的繁华和嗡嗡市声挤进我的视听，我的身体恢复到肉身，神情又回到废墟般的空寂。眼前显出华美性感的小城。

转过一个街角，四五个孩子围着一个小学老师撕扯。他大概五十岁，瘦瘦的，没有胡子，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很多，但我从他的沉静的神色知道，他沧桑的那一副面容隐在心里，面上的这一副是被清丽的市容修饰而成。小学就在我每天上课必经的公路边，我常看见他骑着自行车进出那道校门。那群孩子最大的不过十二岁，最小的也就八九岁，个子最高那个只到他的胸口。他们手指着他的鼻子，距离不到一尺，用稚嫩的嗓音骂他狗杂种，还要操他什么，他用手把那些伸过来的小手打开，并推开他们。我看到那些孩子未成形的叛逆胚胎还是一团汤水。其中一个带着棒球帽，窄脸，淡眉，像是胡军，他稚嫩的小拳头还未冲到老师的胸口，就被他宽大的手掌包裹，轻轻一拽，他趔趄两步，终没有摔倒。最末一个，是个小女孩，她因为挤不到前面，只能抬着细瘦的手臂叫嚣着，干死他，嗓音因为澎湃的愤怒而变形，行将崩断。行人驻足看着，有的看一眼走了。我想过去拉开那些孩子，但两个大人面对几个孩子，有些不妥，正犹豫着，他扭身走了，他不想把自己与极不协调的对手展示给行人看，以免失去成人固有的尊严，也许行人中就有认识的人。几个孩子手指着他骂，追几步，停下，但嘴里还是不停地要操个什么。

男老师渐渐走远，他已听不到那些散发奶气的“操”。

突兀的电话铃声把我的注意力拉回到身上。汤莉的电话。我按下接听。

“杨老师，我是汤莉，我没事的，不用担心。”平静的语调掺混着稀薄的愉悦，听不出有什么异样，她周围没有车声和人声，仿佛置身于一个旷野，她的语调在那个旷野里异常鲜亮。

她好像知道我们在找她。

“你在哪儿？”我急切地问。

“总之，不用担心我。”她毫无必要地加了“总之”一词。

“你打电话给你爹妈了么？”

“没有，我不想跟他们说话。”

“你看医生了么？”

“看了，医生说让我休息一天。我明早去上课。杨老师，再见。”她匆匆挂了电话，仿佛后边的每一个字都是银行卡上的密码。这个突然闯进的电话，开始让我释然，继而升起更强烈的担忧：一个未成年女孩向来对自己将遭受的危险处境缺乏细微体察，总做出乐观的判断，空白的经验让她们付出可以避免的代价。然而，我又能怎么样呢，只能束手无策。

我打电话给她父亲，告诉他汤莉刚打电话给我。他说，既然她说没事，我们就放心了。我接着打电话给汤莉，她已经关机。这女孩到底在干什么，像湖里的一条鱼，露一下头又消失了，然后是漫长的沉寂。我唯有等待，等待被她情绪左右的电话。同时也安慰自己，事情如她所说，没事。

5

头顶的天空被灰云遮住，风呼呼地吹着街面的灰尘，行人扭身避让，一个女子在街角捂着脸，风像一个调皮的孩子在她的裙子里鼓荡。

我想起胡军的信。我不想看，不管他会说什么，即使是悔恨，也不过是一些陈词滥调。学校让刘亚萍修养四个月，年后开学，她请了一个月的假。她是音乐老师，曾在万德镇教书，因并校一起进城，我听过她讲的课，课上得好，在州上参加“青歌赛”获过二等奖。虽然四十岁，身形却苗条，声音脆脆的，爱说笑，教师节上，每年都帮着倒水，摆放水果，见到地上一张纸片也要弯腰捡起塞进垃圾桶里。除了那个去工厂的男教师，她是第二个喜欢听我讲地方史的人。当别人相继走开的时候，她还专心地听我神侃，当我说了许多万德土司史后，她微笑着说，杨老师，我虽然是万德人，但没你了解的那么多。我说，你是音乐教师，若比我们了解，那我们学文的要怎么混啊。她呵呵笑。

发生了那件事后，在镇上小学教书的丈夫跟她离了婚，他说，多丢人，他没脸再跟她过下去。学校领导去看望她，他们回来说，她瘦了，人也变得萎靡。我去看她的那天，她在院子里洗被褥。她母亲见到我，面无表情出门去了。她下巴尖了，颧骨突出，脸上勉强的笑蕴着悲苦，不笑的时候脸像个筛子，悲苦完全渗漏出来。她说，出了这件事，她母亲认为学校是有责任的，一个女人，晚自习后在离城还有一公里的路上走，这能安全么？另外，应该给她换一个工作，以后，她在学校里咋工作，老师会咋议论她，特别是那些学生。她母亲把学校的不满，迁怒到每个教师身上。

“我也跟教育局提出过，他们说这不好办。”她低头搓着被褥，一缕头发从耳边挂下来。

“最可气的是我那姑娘，假期里，我让她在家陪陪我，她说她要去打工，后来在一个家具城里找到一份销售工作，我去看她，她和一个男的说说笑笑，仔细看那男的，是她同学，我在他们学校见过。我什么也不说就走了。我不晓得我姑娘的脑子是咋长的，她妈发生了这样的事，还和一个男生约着去打工。有人说，现在的娃娃比过去我们这一辈小时候聪明，我倒看不出，他们只是比我们见多识广而已。”这段话，让她微微气喘。

临走前，我安慰她几句。我只能这样，我什么也帮不了她。

上次去看她离现在已经半个多月，我没给她打过电话，我不想打扰她，以免勾起她不快的回忆。我抬头向西边望，绿象山默然兀立，祥和谦逊，一层浓密的树林如绿绒毯覆盖身上，它们悄悄把新鲜的空气播撒进这个小城，流云在它脊背上婀娜变幻，随即拖着影子翩然而逝。

她好像一直在农村老家，不知道现在怎样了，建议她到远处走走，尽量逃离那件事的牢笼，她越沉陷其中，它越变得青面獠牙，狰狞可怖，她也越无力抵御。我来到一棵树下，掏出电话，给她打过去。

接电话的是一个男人，我说我是杨晓春，刘亚萍的同事。他说他是刘亚萍的哥哥，他知道我，“她中午不在了，我从镇上回到家，看到她把自己挂在堂屋里。”

胸口重重划过一层痉挛，心紧紧地收缩着，我一屁股坐在马路牙子上，垂下头，脑子像碎了，拼不出任何影像，手握拳使劲捶打着地面，我的手没有感到一点疼痛。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在我面前呆看十来秒，见我停止捶打抬起头来，感觉我的神经没有太大异常才走开。他走了十多米，又回头看我一眼，风在他的裤脚打个旋，贴着地面跑远了。

明天我得去看她最后一眼，即使是被无数目光包围。天空的灰云越聚越广，铺展到绿象山顶上，整个小城笼罩在阴凉之中，风呼呼扫荡着每一条街巷。我站起身，毫无目的地走，脚发沉，像在浅水中蹚过。街上的人少了些。我醉了似的走在人行道上。

天空落下雨点，渐渐密集。我站在行道树下，看着眼前来往的车辆，听着暗淡下去的市声。

城市被雨水浇淋，色彩灰下去。街道空了，只有车辆疾驰而过，在城市楼群避开的缝隙，绿象山背负黑云，在迷蒙的雨雾中显出柔和与巍峨。细雨中，渐渐潮湿的地面漾起一层并不纯粹的灰尘味。

没有看到汤莉，连相似背影都没有。我只能等待，希望境况能如她所言。

雨没有停，也没有更稠密的迹象。空气已经凉下去。

家里我没有心绪做饭，走进一家糕点店买了半斤面包和两个荞饼，在商店里买了两瓶燕京啤酒。刚走出商店，两个年轻姑娘走到我面前。

“大哥，我们是安徽人，来这里旅游，我们一天没吃饭了，给我们二十块，让我们吃顿饭吧。”前面稍胖一点的女孩说。她白衣灰裤，短发披肩，明眸粉脸，说的是普通话，额上的头发已经被雨淋湿，水珠正往眼角上落。她身后是一个比她矮的女孩，也更瘦一些。两人都愁眉苦脸，一副落魄的样子。我心懒神散，无心街头救急，而且又下着雨，再说，这些年，什么骗术都有，少搭理为妙，我用方言说：

“我没有零钱。”

她还是听清了我的方言：“麻烦你去把它破开。”

“我家里还有急事。”我没容她再说，走开了。

我走到城外，面前是一条河，河水还没有涨，走过河上的铁板桥，再走一百多米才到居住的小区。四周无人，地面上积了小块水，我跨过水，走上铁板桥，一阵风，把雨水扫到脸上。脑中显出那女孩雨中无助的眼神，她连一句你是好心人、善良人这样赢得同情的话都没说，她们应该不是骗子，而且都不过二十岁，矮一点的女孩也许只有十五六岁。她们是学生么？也许真是离家的学生，现在的学生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大一些。她们的老师和父母也许正四处寻找，我走后，她们能碰上一个愿意相助的人么，若没有，她们如何度过今夜。我反身往回走。一路上寻找那两个女孩。小车快速划过街道，一个年轻男子小跑着横穿马路。我没有看到她们的身影，来到我买啤酒的商店门口也没有。那两个女孩好像被雨水融化在小城里了，我带着失望和后悔往回走。

6

我回到家的时候，已经快七点，黄昏已经降临。窗外雨声淅沥。

屋里昏暗而寂静，冷清迎面而来，电视灰黑的荧屏如一张久溺水中的脸，越看越觉可怖，茶几上凌乱地摆放着水杯、烟灰缸，抹布，一个白色空塑料袋，像个呆滞的魂魄斜倚在水杯一侧。墙上悬挂着一根使用过两次的钓鱼竿，一旁是两幅装在黄色框里的兰草刺绣。我把手里的食品放到塑料袋上，脱下淋得半湿的外衣，把它挂在门口一旁的挂钩上，拉亮天花板上的十个花瓣形灯，冷清退缩到灯光照不到的角落。我洗了手，坐进沙发，打开纸袋和一瓶啤酒，边喝酒边吃面包。

雨声停了，窗外空下来，夜哗啦落下来填满。远处传来汽车在路面上急驶的呜呜声。我被寂寥压得太久，想要从中解脱，起身去开电视。刚走到电视机前，犹豫的敲门声响起。这时候谁会来呢，王云昆已经上自习去了。我想到那两个女孩，我希望是她们，虽然不大可能。打开门，我的身体一抖，感觉头发前所未有地站立起来，我退后了两步，只说出一个“你”，别的再也说不出来。

“怎么了？”她平静地说，对我的惊惧无动于衷。

“你还活着？”

“你知道了？”

是刘亚萍。

她走进屋，侧过身拉上门。我让她坐在我刚才坐的沙发上，她说了事情的经过。

今天是镇上的街天，母亲要到镇上，她也想去走走，顺带买些菜回来。她母亲说，你就在家里，哪儿也别去。她说她已经在家里憋闷了四个多月，实在受不了。她母亲说，受不了也得受，谁让你出了这样的事。她一听这话，心里来气，说，是我愿出这样的事啊。她母亲说，为什么不出在别人身上，而出在你身上，你怎么不跟他拼啊，而且还是一个学生。于是两人吵起来。她母亲说，我是你这个样子，早不活了，省得丢人。她呜呜哭起来。她知道，母亲不让她出门，就是怕别人问起，她的脸无处可搁。母亲走了，她越想，将来的生活越难以接受，那无数如剑戟般的议论，那耻笑的神色，追赶着她，仿佛要把她推下生活的悬崖，直至粉身碎骨才肯离去。她在墙脚找到一根拇指粗的绳子把自己挂在屋里。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哥哥从镇上回来，抱着她，把绳子砍断，让她平躺在沙发上，他看到她没了鼻息，慌忙给她母亲和女儿打电话，打完电话，我的电话就打过去了。大约过了五六分钟，她奇迹般的活过来，小声呜呜哭起来，把身边的哥哥和哭着的母亲吓得不轻。她哥哥骂她，说她蠢，死了就能解决问题？说她自私，女儿今后的读书靠谁。她立刻明白，她的死并没有赢得任何人的同情和理解，反而更让人鄙视和蔑视，她决定活下去。走出家门，她在路边搭了一辆进城的货车。

“我要无耻地活下去。那些比我无耻的人都活得滋滋润润，我比他们更有活下去的理由。”我递给她一块面包，她接过慢慢嚼着。

“我也想喝酒。”她说，我给她打开另一瓶啤酒的瓶盖。

“你能借我一些历史书么？”她淡淡地笑着看我。我说当然可以。我从书房里给她找来几本地方史。

“我想跟你学习音乐，愿意教我么？”我说，自从她出了事我就有这样的想法。

“好啊。”愉快的情绪回到她的脸上，她撸了一下耳边的一缕长发。

我出去买了一次酒，顺带买一些吃的东西。我们聊到十一点多，俩人都已醉意朦胧。我把她送回家，她的女儿开的门。女儿比母亲高出一些，和她母亲一样的尖下巴。她看到我们的样子，一脸诧异。我对她说，这几天，好好陪陪你妈妈。

回到家，关了手机，躺在床上，我的身心被愉快冲洗着沉沉入睡。朦胧中，听到窗外沙拉沙拉的雨声，后来意识还是沉进睡眠里。

醒来时，天已亮，雨早停了。脑袋有些晕沉，推开窗，带着水味的清凉空气扑进窗来，地面的潮湿已快干了，只留着几块水迹。

来到学校，自习课上见到那两个空座位，想起那个女生，不知昨晚回到家没有。我走出教室，打开手机，三个未接电话接连跳出来，查看，都是汤莉父亲的。我把电话打过去。又是“小苹果”。唱了一半的“小苹果”被男人的声音拦腰截断：杨老师你来学校门口，我找你有事。说话的语调硬邦邦的，还带着不快。

几个学生从校门走进来。天空蓝嫩，西边的绿象山经过一场雨的洗濯，清朗碧绿，一如往昔安稳沉静地矗立着，它上面的两朵白云轻盈地携手远逝。我来到校门口，粗实的男人从一辆银灰色的小车上下来，啪地甩上车门，疾步走到我面前，“汤莉昨晚一夜没有回家，你为什么不在第一时间打电话给我，让我去接她？”刚说完，一拳砸在我鼻子上，接着第二拳砸到我的太阳穴，我跌跌撞撞扑倒在地，捂着鼻子，身子蜷曲。周围什么也看不见，听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