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区旧事散文

张翔武

也许是离开太久，才想起要对老家湘北湖区的一些事情做点记录，又或者，两三年来，一直听到爸妈说起，老家的房子和田地要被征用、拆迁，而我不得不进行一些私人记忆上的抢救。离家太久，有些记忆尤其清晰，而更多的事情逐渐磨灭。费尽心思，我在大脑中搜寻出来的只是雪泥鸿爪罢了。那些空缺出来的年头，只有等着时间之河的水位下降，才能看到早先落到河底的石头。时日匆匆流淌，石头之间尚有很多缝隙，即便再多的失落和伤感，也不能把这些缝隙修补到严丝合缝的地步。

这十几年来，我都坚持每年回乡两次，待的时间不算长，五六天而已，每次离家，上车以后，老家在眼前一晃而过，那些曾经熟悉的事物和风景变得有些陌生，甚至开始生硬起来。大概，正在我不经意的时候，这片湖区就悄悄地发生了变化，表面上朝着一些人想要的方向发展，暗地里却倔强地坚持它的地理规律。

在我的眼里，变化最为明显的是，爸妈的衰老，头发灰白，脸皮黧黑，皱纹如溪水冲积出来的沟壑。即便衰老是任何人也不能改变的事实，我注视从前精力充沛、身体强壮的爸妈如今这样苍老的面容，心里还是生出一种不忍，心里难过的时候，往往，我转过头去，装作望向别处。

许多事物并非因为它们本身具有什么怀念的价值，而是因为它们伴随和见证了我们的成长和转变，比如说老家的水土、风气和习俗。它们从来就在那里，从一个人的幼年时期就出现，人在其中出生、生活、长大，它们按照自己的方式忠实地伴随一个人。我如今居住的城市地处云贵高原，坐落群山的怀抱之中，除了雨季让我想起老家的雨之外，四季清一色的风景，很难使人明显地感受季节的变化。十月那天，我无端起想起，老家这个月份人们应该开始秋收，晚稻黄了，田里一片金色;地里的棉秆上炸白了一朵朵棉花;甘蔗高过人头好几尺，已经停止拔节，向阳的甘蔗皮是紫红紫红的。

可是这一切，仿佛地平线上的红日，令人沉迷而遥不可及。

我们队里来了外地佬

我们队里时不时来一些外地人，打猎的、卖馒头的、耍猴把戏的，村里的砖厂更是好多四川的，他们在烧砖的淡季，就帮人打短工，干一些粗重的农活，如挑谷、挑大粪、放鸭子。跟中国任何地方一样，我们队里的人家似乎很有优越感，称外地人叫“佬”，有点戏谑、轻视的意味，比如说四川人叫“四川佬”，河南人叫“河南佬”。那时候，还没有云南人搬到我们队或者附近的队里。最近十年，云南各地纷纷修建大坝、水电站，由于蓄水移民，就有云南人搬家到湖南北部乡村，我们便叫这些云南人为“云南佬”。

我不晓得那些打猎的从哪里来，又回哪里去。他们骑着单车，成群结队，跟秋天的大雁一样。一杆长长的火枪斜绑在单车的三角架上，枪口朝前，斜指天空。单车后座上挂着一只边篓，用来装猎物和其他杂物。每个打猎的都带有条数不等的猎狗，细腿细脚，瘦腰长身子，我们喊这种狗为“赶山狗”。猎人双手擎住火枪，一步一步穿过田地，赶山狗刷地蹿到前面，像是赛跑。偶尔，砰地一声巨响，赶山狗如听发令枪响，嗖嗖奔出老远。一团蓝烟升腾在田野上空。我们远远地看，不吭气，站在屋旁、田里、地头，有的邻居盯住这些打猎的，生怕他们踩坏了自己的庄稼或者菜地，但是没人跟这些猎人打招呼，更别说制止了。

有时候在放学回家路上，不时看到打猎的人在田埂上挖的洞，洞口斜着向下，跟地面呈三四十度的角，很浅，伸手进去，还不到我的倒拐（肘部）。洞里一般是丢着几条小鱼或几片萝卜。我偶尔蹲下来看看，没有任何动静，附近也看不到放诱饵的人，他们只存在于我的想象当中，像雾里的人影。

耍猴把戏的人是哪里人？我还是不晓得，似乎是河南人。一天，我们队里来了一群耍猴把戏的，从七家桥那头，沿着北干渠边上的公路一路走过来，人群和猴子都很沉默。耍猴把戏的都穿得差不多，灰不溜秋，身上挎着两个布袋子，跟我背书包一样斜挎，但是他们一边肩膀挎一个布袋子，包带在胸口交叉，构成一个大大的“X”。每个人牵一只两只猴子，绳子两米左右，一头系在耍猴把戏的手上，一头系在猴脖子上。猴子们四脚着地，翘起尾巴，露出红红的屁股，非常打眼，真是叫人替他们害臊。要是我光起屁股，肯定不好意思出门了。

这群人没有在我们队里耍把戏，而是到三咀中学去了。中学离我家两百米的样子，就在姑妈家旁边。我和哥哥、堂哥们跟尾巴，去看他们在学校里到底要干嘛。耍猴把戏的走进教室，拴好猴子，再把几张课桌拼在一起，随便铺了褥子。有个耍猴把戏的从布袋子里摸出一个香蕉，剥掉皮，扔给猴子。猴子一边抢过去，一边警惕地四下张望，生怕谁从旁边冲过来抢走它手里的香蕉。喂了猴子后，耍猴把戏的各自躺在课桌上。猴子真是脏兮兮的，比它们的主人更不讲卫生。我们一群小孩瞧得腻味，便一哄而散，回家去吃晚饭。

第二天，河南人和他们的猴子就动身了，没人知道他们要去哪里。猴子跟在主人们的旁边或身后。有的猴子走得慢，就有耍猴把戏的举起皮鞭，凌空一抽，啪的一声，跟一个鞭炮炸响的声音差不多。猴子吓得加快脚步，赶紧小跑上前。看在眼里，我又开始替那些猴子难过起来。虽然它们有些脏，但是一点也不自由，哪里有花果山的猴子那么快活啰！这群猴子不自由、不体面、整天担惊受怕，还要挨打，如果哪只死了，不晓得它的主人会不会哭呢？

村里有一家砖厂，离我们小学很近，走十几分钟就到。砖厂里的四川佬真是不少，他们住又矮又窄的红砖房，我从没进去过。上小学的有段时间，我有个朋友就是小四川佬，比我大两三岁。我们在一起玩儿，在砖厂里转来转去。后来，去砖厂玩得少了，我也就没跟他继续来往，小孩子家对什么都好奇，对什么也从不放在心上，更不晓得如何保持与另一个人的友谊。

四川佬们在砖厂打工做砖、晒砖、烧砖、运砖，工序基本是先挖土，挑出黏土里的渣滓石头杂草，再加水和泥，倒进压砖机，一块块有棱有角的砖胚就出来了，表面平整光滑，外形比红砖更好看。刚出来的砖胚还不能直接送进砖窑，因为含有大量的水分，一烧就会变形或者开裂。这些砖胚要摆到晒砖场，一手推车一手推车地推过去，然后纵横交错地码好，整个场子里都是一条条小堤一样的砖垛。等砖胚晒干，才能进窑火烧。晒好的砖胚运进砖窑，码成陡墙，两块砖之间留有半块砖大的空隙，一层横向，上面一层纵向，这样砖就能受热均匀。砖码满窑，然后窑门用砖胚砌成绵墙（就是砖和砖之间不留空隙），再用稀泥封住窑门。整个砖窑像一个城堡，四周墙角均匀分布无数个灶眼，用于塞稻草、木柴来引火。点火后，窑门开始散发白汽，过上个把小时，窑门前就非常炙热，人都喘不过气来。可是四川佬们都光起膀子，赤着上身，搬砖运砖，汗流浃背，黑黝黝的皮肤亮闪闪地散发着油光。

砖窑顶上有无数小碗大的添煤孔，每个孔都有一只锅状小铁盖，盖子中间有个提子。一位工人会不定时地用铁钩提起小铁盖，用锹铲煤填进添煤孔。一次，我瞅了一眼添煤孔，里面红通通的，深不见底，像一座热烈燃烧的火山。接着，一股热浪直冲脸上，我赶紧躲到一边。我和几个同学曾经在中午跑到砖窑顶上，拿出糍粑，放在添煤孔的小铁盖上，不一会儿，糍粑就烤熟了。有的小孩从口袋里掏出几把蚕豆，放进小铁盖里，炒蚕豆吃。还有的小孩不知从哪里搞来鸡蛋，也放在上面烧。

砖厂的主要燃料是煤，都是一辆辆蓝色东风卡车从别处运来，堆在砖窑附近。工人用扬锹把煤块掀进粉碎机，一阵噼哩啪啦乱响，煤块粉碎之后，工人们再铲到一张斜放的大铁筛上。我和同学们常常去那里捡矿石，有铁矿、铜矿，还有一种银亮亮的，我现在都怀疑那是银子。可惜当时没人识货，矿石都被小孩们捡去当玩具了。这些矿石大的不过拳头，小的跟马铃薯差不多，但形状各异，有球状的、葫芦状的或者半球状的，有的表面分布着砂糖一样的黄色方形颗粒，有的表面黑乎乎，用力砸开，里面是金黄色或银白色的金属。我捡到了一些，同学也给了几个。回家后，我把它们埋在桃树下，希望有一天它们能变成黄灿灿的金子，那时候我根本就没见过金子什么样。过了几个月，我按捺不住好奇心，又刨出来，它们还是老样子。气恼之余，我把它们丢进抽屉。等到我想起来，就再也找不到它们。

那些四川佬，有的攒了钱，在我们村买了房子，从此安顿下来，还是种田种地。有的则继续打工，或者去了别的地方。

差不多每天早晨，都有一个骑单车的河南佬从我家屋旁公路上路过，他嘴里吆喝着：“馒——头——新鲜的——热——馒——头——”他骑得很快，一下子就晃过去了，似乎不是在卖馒头，而是有人追他。等有人大喊一声：“卖馒头的，等一下。”他便猛地刹车，但是仍然骑出了好几十米远。他下车，掉转龙头，又慢慢骑回来。馒头可以拿钱买，也可以舀几斤米换。馒头做得长，横截面跟现在的馒头一样，有点隐约透出绿色，完全不像现在的馒头白惨惨的。做完这家的生意，卖馒头的掉转龙头，抬腿上车，又飞快地骑走。那个看不见的人又出现在后头，急吼吼地朝他追去。

强偷

小偷，在安乡话里叫“强偷”（发音为“土”），而不是强盗，也不是小偷——小偷这个词太书面语了。对于各种行窃的人，大家都有比较清晰而又具体的称呼，在车上和街上流窜偷钱包的叫“扒手”，四处打流敲诈勒索的叫“二流子”，耍赖敲诈的叫“烂匠皮”，入门偷窃的叫“强偷”，路上抢劫的叫“抢犯”。每到腊月，乡亲们都会相互提醒，关好屋门，防备强偷。快过年了，小偷们、二流子们也得过年，腊肉腊鱼总得吃嘛，打牌赌博的钱什么的，也要准备一点，本分人家的腊肉腊鱼、活鸡活鸭肥猪都是这些小偷们的免费资源，或者说年货储备仓库，只是取货的时候需要点麻烦，常常早晨三四点起床活动，技不如人，被逮住了还得挨一顿好打。

上小学的时候，有天半夜，爸爸听到屋外有动静，就开门出去，过了半个小时，他回来了，还牵着一头牛，说：“强偷偷了人家的牛，看我跑出来，吓得连牛都没牵，就跑了，我就把这头牛牵回来，等着天亮了，丢牛的人家自然会找上门来。”这是一头黑黑的水牛。到了天亮，一个长得跟牛差不多黑、却非常瘦的中年汉子来到我家，说他的牛昨晚上被人偷了，听说你家捡到了一头牛，俺就来看哈。爸爸也认得那人，是村里七队的，他儿子跟我哥是同班同学呢，就说，是你的，你就牵走。那黑汉子牵走了牛，不停道谢。后来有天，我放学回家，见到这汉子赶牛下一个小鱼塘，牛在水里美美地打滚，撒欢儿。一条白鲢扑啦一声，飞上路面，不断地蹦跶，那银白色的鳞片在夕阳下很好看。黑汉子正在鱼塘里洗两腿上的泥巴，见到路上的那条白鲢，赶紧蹿上岸来，扑上去，两手攥紧了那条白花花的鱼。黑汉子虽然显得很瘦，但是肌肉非常紧凑，水珠在两条胳膊上闪闪发光。我都忘记了他的牛被偷的事儿了。他也似乎不认得我了。

有个冬天，还是腊月，天气阴冷，屋子外面刮着北风。突然我家北边传来一阵阵吵闹，山摇地动的，声音很大，好像在追赶什么人。一家人都跑出去看，有人在抓贼呢。住在七家村的幺外公家进了两个强偷，要偷他家的大肥猪，结果幺外公被惊醒了，一声怒喊“抓强偷”，叫了隔邻二壁，大家纷纷冲出门来。两个憨贼也被吓蒙了，慌不择路，一下跳进北干渠，对岸是槐西村，那边的人也是闻声而动，几乎比得上红外线的敏感，又是乒里乓啷一阵乱响。两个贼好不容易游过冰冷的河水，刚刚上岸，上气不接下气地拼命喘气，恰好被槐西村的人抓个正着。七家村的人也赶到河对岸，七家村的治安主任带人捆住了两个贼，先是劈头盖脸地一阵暴打，然后利利索索地扒光了他俩的衣服，只穿着个裤衩，双手反剪背后，用麻绳捆得死死的。一群人押着两个衰人，一边用武装皮带抽打，一边吆喝：“还偷不偷？”两个强偷哎哟哎哟地哭爹叫娘地喊起来：“不偷哒呢——哎哟，我的娘啊——”慢慢的，人群散了，看热闹的人继续回家睡觉。治安主任和其他人押着两个人去乡派出所，在寒冷的北风里，两个贼的哀嚎被风送的很远很远，瘆人得很。

老话说：“鱼有鱼路，鳖有鳖路。”万物都有踪迹，只要活动，就会留下痕迹。而追捕者就会根据那些痕迹来捕杀自己想要的猎物。爸爸从七八岁起就开始抓鳝鱼、甲鱼、乌龟、泥鳅这些水产，很会判断动物的踪迹，对那些爬行动物的足迹、栖息地、产卵地清楚得跟自己手上的疤一样。对于抓贼这件事，他也是抓出了一点经验，估计也掺杂了他的一些抓甲鱼逮鳝鱼的经验。

有年秋天，刚割谷没几天，谷子打了，每天堆在禾场上。一天早上，他开门一看，院子里的谷堆被人动了。圆锥形的谷堆上面，原来盖着一层稻草，盖得很严实，本来是为了防止露水打湿稻谷的。昨晚上，刚刚下过雨，那堆谷子上面的稻草被人扒开了，谷子少了一些。爸爸走到谷堆前，仔细看了看，又看了看禾场里的脚印，转身进屋，拿着他的卷尺出来，又走到谷堆前面，蹲下来，抽出卷尺，量了一下脚印，还仔细看看。脚印是黄胶鞋的纹路。他跟妈妈说，我出去一下，早饭熟了的话，你们先吃，我马上回来。他就再也不说什么，走出禾场，一路走，一路看，不时蹲下来，抽出卷尺，量一量。我站在院门口看着他，觉得很没有意思，便回屋帮忙烧火做饭。

我们正端着碗吃饭，爸爸回来了。他一脸严肃，铁青着脸，跟我们嚷嚷：“这个强偷是我的小学同学陆华。我一路走一路看，估计他背着谷子上台阶的时候，禾场里就撒了几粒谷，他的黄胶鞋脱了摆在大门旁边，就去上床睡觉了，我就看到他的鞋，上头的泥巴都还没干呢，鞋背上还有一些稻草灰。但是偷来的谷没放在他屋里，放在他的朋友陈流儿家。我跟陆华说，你赶紧给我把谷挑回去，不然我就叫乡派出所的人来。他不干。我要去叫村里的治安主任去抓他。”但是治安主任的人还没到，爸爸的这个同学就跑得人影都不见了。

另外有一年，橘子都还没有熟呢，大概是秋收前的半个月吧。我在楼上睡得很死，突然感觉楼下的橘树沙沙地响，很快，楼下的灯亮了，大概爸爸起床了。我就听见一阵脚步噼哩啪啦地成串地响着，然后很快声音变得很小。爸爸说，来强偷了！起来，起来，都赶紧起来！不一会，有治安巡逻队的人路过，爸爸说，有两个强偷来了，估计没跑远，你们赶紧追。

巡逻队的人在隔着几户人家就抓住了两个贼，他们看见巡逻队的人开着拖拉机来了，赶紧躲进公路边的厕所里，没等巡逻队的人跑远，赶紧出来就跑，巡逻队的人立马就逮住了这两个人。爸爸拿着一把凿子，说，我要在他俩脸上做个记号，以后就可以认出来了。我不知道他是要刻个十字呢，还是刻个五角星。我估计后来巡逻队的人拦住了，就没有刻成。

老实种田的人家对强偷都非常痛恨，大家都觉得自己辛苦劳作流血流汗才收获的粮食蔬菜家禽钱财，被人轻轻松松偷走，简直天理难容，所以一旦抓住了强偷，立即暴打。有个邻村的小偷，跑到我们村十二队来偷鸡，袋子里已经装了三只鸡了。结果被人逮住，那个队里的人脾气多数凶悍，旁人是占不到半点便宜的。这个倒霉的偷鸡贼被逮住之后，这个队里的人合伙下大力气结结实实地打了他一顿，哪里知道，他家的人来了抬他回去三天不到就死了。我那时候年纪还小，才十几岁，很惊讶大家怎么那么残忍地对待一个偷鸡贼，做偷鸡贼的人也是可怜可恨，是为社会上所有人里下等又下等的人了。偷着了还勉强过日子，不偷没得吃，偷不着的话，挨饿又挨打，料不准还要丢了小命。

强偷也有彪悍的，我就听说我们村十三队有一家被人入室抢劫，两人进了门，立即堵死所有房门，拿出火枪对准女人，逼着交钱交东西。女人害怕，吓得直打哆嗦，只得把钱物给了人，但是也留了心眼，只拿出了一部分钱。这也算是庄稼人朴实中的狡狯。另外一户人家，就两老和一个孙子在家，同一个村的一个强偷以为他家很有钱，便黑夜进了门，老倌子被惊醒，然后强偷杀死了老倌子，老妈子出来，又被杀死，还有个小孩，也一并被杀了。出了这档子事，他家的儿子要把楼房卖了，卖了好多年仍然没有卖掉。

站在蛇这边

小学的时候，我从一块牛皮上划割下来一根皮带，又找来一根木条，将皮带钉在木条的一端，做成了一根鞭子。上学或放学的路上，我拿起这根皮鞭，一路抽打草丛树木，皮鞭在空中啪啪乱响。有时候，我看见水蛇、蝮蛇、青蛙之类的小动物，走上前去就是一鞭子。多数情况下，这些动物都耐不得几鞭子，抽搐几下就死掉了，而我感到一种说不出来的胜利和快感。在农历二三月份，我穿行在大片大片的油菜花中间，还有许多不知名的野花也散发出香味，蜜蜂成群成群地飞舞在田间地头。小动物们无法预料会在春天遇到不测，遇到我这样残忍嗜杀的小孩。在阳光流动温暖的日子里，如此美好的时光，一个小孩却举起皮鞭虐杀小动物，这实在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幸亏，童年的我兴趣很多，很快就厌倦了这种自以为是的猎人生涯，才没有更多的小动物惨遭不幸。

稍微大了一点，十四五岁，我喜欢干一些其他人不愿意去干的事情，喜欢违背一个群体的意愿而一意孤行。这其中的原因，一部分是出于模糊的道德意识，一部分是出于偏偏与众不同。那是个非常炎热的夏季，快要割谷了，田里全是一眼看不到边的金黄色。我呆在楼上看书，突然听见离家不远的田里传来一阵呼叫声。我走出房间，站在阳台上探头一看，爸爸和二伯、邻居罗伯伯站在二伯家屋后头的田里，不知说些什么。他们齐齐地低头望着什么东西，不时交谈几句。爸爸手握一把铁锹，那个动作像在用力别住什么东西。隐隐约约的，他们嘴里传来“蛇”、“好大啊”、“很少看到这么大的家伙”等不是很连贯的话。我心里一紧，赶紧跑下楼，小跑着朝向他们围拢一堆的那块田里。我踩着田埂上的野草，脚心一阵阵痒酥酥的。不料，还有十几米就要跑到那个热闹地方的时候，爸爸抬起头来，冲我大声喊：“赶紧回去拿个蛇皮袋来！”他又低头很小心地看着脚下，好像脚下有什么危险的东西。我满心的好奇被他一句话打消了不少兴致，就放慢脚步，心不甘、情不愿地往回走。这时候，罗伯伯说了一句：“怕是有几斤呢。”

我慢腾腾地回走，心里就想，他们为什么要抓那条蛇呢？炖了吃啊？我从来没有吃过蛇肉，家里也没有炖过蛇肉。听大人讲，如果要做蛇这道菜，一定要在屋外搭个灶、支口锅。如果人在屋里做蛇肉的话，屋顶上的油烟、烟灰掉进锅里了，蛇肉就会有毒，那么人吃了这锅蛇肉会死掉的。人为什么要吃蛇呢？我家从来没有吃过蛇，只吃长得像蛇的鳝鱼。妈妈说，如果一户人家的屋前屋后老是出现一条蛇，说明它是依恋这户人家，还是这户人家的守护神。她还叮嘱我，路上看到蛇的话，千万不要打它，因为蛇会记仇的。以前，我家还是砖瓦房，门楣上就曾盘绕着一条菜花蛇，爸爸也只是拿根棍子戳戳它，把它赶走。菜花蛇没有毒，只是蛇皮的颜色很花里胡

哨，浑身裹住紫色、白色、红色的鳞片，样子看起来有点吓人。我在田里路边还遇到过它们，可是它们基本连看也不看我，听到我的脚步声，掉头就窸窸窣窣地扬长而去。

千万不要让爸爸逮住！千万不要！我心里这么想着，便放慢脚步，很慢很慢。天气很热，时间显得更难挨过。我走进门，磨磨蹭蹭，东看看，西望望，就是不找一个蛇皮袋。我站在堂屋里，呆了十多二十分钟，才拿起一个蛇皮袋慢慢出门，关门，心里在暗暗祈祷：老天爷啊，求求你让那条大蛇赶紧跑了吧！不要让我爸爸抓住它！爸爸也真的是，为什么要抓那条蛇呢？上次他抓了一条刺刀背，装在蛇皮袋里，挂在晒衣的竹篙上，小表弟还很好奇地问里面装着什么呢，爸爸告诉他是一条一斤多的刺刀背，但是不让他看看那蛇长得什么样子。后来，过了几天，那条蛇就死翘翘了，大概是连续几天没有进食饿死了。爸爸一抖袋子，那蛇就跟一条绳子一样滑溜出来，掉在地上。爸爸找根棍子，挑起它，扔到河坡上了。我看到那蛇，两个膝盖就有点发麻变软。

我双手合拢，心里重复了无数遍：老天爷，让它赶紧跑吧！过了一会，我拿着蛇皮袋下楼，才走到菜园里，听到爸爸说：撮拐哒，撮拐哒，跑哒呢，跑哒呢！大人们围在那里，又说了一会儿话，仿佛错过了很好的机会，然后慢慢散了，各自忙自己的事去了。爸爸从田里拔起两脚，上了田埂，然后回来。半路上看到我，他两眼一瞪就开骂：小砍脑壳的，叫你拿个袋子，去了这么久，蛇早就跑哒！我一听，心里高兴得不得了，跑了跑了，它跑了！太好了。我假装很惊讶地问：真的吗？哎，真是机会不好。我又问他：那蛇大不大？他低头走路，拿着铁锹，一副理都不想理我的样子：怎么不大？怕是好几斤哪，金黄色的，不晓得是什么蛇。我听了很高兴，那条蛇终于逃跑成功了，获得了自由。一条蛇，自由自在地游走在田间地头茅草稻谷里多好，干嘛要抓它呢？那一次，我才发现，跟老天爷祈祷是很有用的。

外公的渔网

外公去世了好多年后，妈妈还时常在我面前提起他，说他当村支部书记的时候，家里人没有享受到他的一点儿好处，反而村里还有人红口白牙地说些不三不四的话。那时候大家都没有饭吃，吃的都是红薯。那些造谣的人说，刘支书屋里藏有大米，装进坛子，埋在菜园里的。他们冲到外公家，什么都没找到，揭开锅盖，发现锅里只是几个煮熟的红薯。

妈妈还说起了另一件事，让我不由对外公多了一层尊重和亲近。村民集体劳动的时候，其中有一个五类分子，那人身体不好，却被强制来干挑土的重活，外公看不过去，叫那个五类分子跟自己搭档，外公挑土，那人只用挖土，填满土箕。当时的意识形态之下，五类分子的社会地位低下，饱受农村人的歧视和羞辱，而外公不顾旁人的看法，而对这名所谓的五类分子抱有同情和体恤之心，大概首先是把对方当做一个人来看吧。

我和外公的人生交集并不是很长，他给我留下的印象多数是我幼年时而又表面的碎片，其中有些记忆模糊，很像从窗户里向外面遥望湖区的雨天。

外公去世那天是正月十五，也就是元宵节，人们一年中最欢乐的日子在这一天结束了，外公劳碌辛苦的一生也在这一天结束了。

那天，湘北的积雪未消，河边、田野、屋顶，到处都是白皑皑的厚雪，寒风凛冽，跟刀子一样刮过脸庞。我撑着一只放鸭子的小船横过我家旁边那条河，河里浪很大，而我一心想赶到舅舅家，还险些翻了船。我想，外公看到这些大浪，对此见怪不怪了，因为他是一个农民，也是一个渔民。在他晚年最后几年里，除了跟一把二胡、一头耕牛打交道，基本不离手的就是他那张渔网了。

外公的渔网是一张棕色尼龙线编织的，网眼均匀密布，网脚有无数个半寸长的、圆柱形铅坠，以便渔网一旦落水，很快下沉，使鱼群无处可逃。我很喜欢看外公打鱼，他打鱼的姿势和动作跟其他人并没有什么区别，但是那时候的我才五六岁，就是很迷恋外公打鱼的样子。他左手挽住渔网的绳子，右手提起渔网，慢慢走到河边，先查看河里的水草生长状况，再后退几步，又向前走几步，转身，身形一转，右手用力一撒，渔网就铺天盖地般罩向河心，哗地一声，渔网便迅速潜入水中。等候大概十分钟左右，外公左手挽紧渔网的绳子，右手开始收拢渔网，缓慢而有力地把渔网拖上岸来。渔网里的内容很丰富，草鱼、鲫鱼、黄颡（黄辣丁）、鰟鮍、鲤鱼、虾子、蚌壳、小白鱼等等，都有。当然，有时候，什么枯枝烂叶、鹅卵石也会被打捞上来。

外公年老了，农活也不能干，就背着渔网到处走村串乡，找那些野河野湖打鱼，他自己挣点烟钱酒钱，偶尔也买一两本话本小说看看。我看过的《八仙全传》就是爸爸从外公那里借来的。外公打鱼，我们家也沾光不少。常常，我放学回家，在路上遇到外公，他便喊住我，伸手在鱼篓里翻拣几下，拎出两条鱼，拔起一束野草或者折断一根柳条，穿过鱼鳃，递给我，叮嘱我好生拎回家。有时候，我望望鱼篓里，就知道外公把最大的鱼都挑给我们了。

得闲的时候，外公会弓着背，慢慢走几公里路，到我家，递给我和哥哥一包棒棒糖，然后和妈妈说些白话。那包裹棒棒糖的蜡纸上还印着一些蓝色花纹，白色和蓝色相互映衬着，很好看。我知道，这些棒棒糖也是他打鱼赚来的钱买的。

一过掉河，我就赶紧跑到舅舅家，外公躺在堂屋中央，他的渔网挂在墙壁上，中间挽了一个大结，很像一个古人身穿深色长袍，站在白皑皑的雪地里，寂寞而又沉静。我知道，以后放学回家，再不会在路上遇到他了，再也没有人会心甘情愿地把自己所有的鱼中挑选最大的几条给我。我说不出话来，看着相框中的他，眼睛一热。

划船

我先上船，接着是姆妈，看上去她有些担心。爸爸站在岸上，抬起左脚朝船头蹬了一下，然后跨上船头。

我把桨抢在手里，它们笨重而过长，又对我很是不屑，根本不听我的使唤。船头打偏了，歪朝别的方向，似乎要原地打转。

爸爸看在眼里，不由笑上眉头，说：我来。我的脸都红得发热了，无奈递过船桨的手柄。爸爸接过船桨，紧握 T字形桨把，俯身向前，两支桨交叉胸前，双臂推出，按下，桨片斜切入水，船慢慢向前滑行。刷过桐油的桨晃起稻草般的金黄，悬空的时候，水珠滴淌下来，闪烁白亮的光。不时，一些丝草挂在桨上，他轻轻一抖船桨，它们又跌回河里，沉浮在波浪的摆动中。

我坐下来，默望暗绿的河面，两岸的河坡上种满了树，一边是水杉，一边是白杨树。树后面是公路，公路后面是静伏不动的房屋。我们要在下游几百米的地方上岸。船平稳直行，像把剪刀在剪开一匹淡绿的布。两支桨在吱嘎吱嘎地重复响动，船身保持一定速度，滑向我们要到的码头。

冬天的水色冷寂而淼茫，连远处的桥都有些轮廓模糊。爸爸划船，我放下心来。我们很快就要上岸。

也不知过了多久，一天黄昏，我不顾爸爸姆妈的劝阻，独自登上另一条船。在陌生的人海里，我常常弄错了方向。我拼命划船，眼前一条隐约的灰线，那是天空和水面交接的地方。我难以确定，哪个码头是我应该上岸的地方。

爸爸不在船上，我必须尽快掌握划桨的要领：技巧、力量和毅力。抵达哪个码头已经无关紧要，它只是虚幻的存在。拿出浑身的力气，挥起双桨如同飞鸟鼓动翅膀，这样才能滑得更远，直到船壳轻轻磕响码头上的台阶。

船上没有其他人，划船就不再是为了摆渡，而是一个人的冒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