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业堂藏有关日本书籍研究

浙江自古“人情开涤，民物丰昌，膏腴所萃，人文蔚然”，尤其是“乡邦之文献，为后来之矜式”，涌现了许多著名的藏书楼。刘承干在《吴兴丛书序》中提及的就有许多:

溯自同光以来，际中兴之会，吾浙士大夫多好搜罗古籍，表彰先哲。其藏书之富，如钱塘之丁氏，檇李之孙氏，归安之陆氏，彰彰在人耳目者。浙东则绍兴之徐氏，太平之宋氏，金华之胡氏，瑞安之孙氏，亦皆家富缥缃，均有先哲丛书之刻，传之海内[1]。

其中“归安之陆氏”指的就是在湖州建皕宋楼的陆氏。皕宋楼专藏宋代、元代旧板书，其藏书以校订精审、学术价值颇高而闻名于世，并与江苏常熟铁琴铜剑楼、山东聊城海源阁、浙江杭州八千卷楼并称“四大藏书楼”。但皕宋楼主陆心源去世后，其子陆树藩因救援“庚子之役”蒙难难民、参与顺直救灾活动身负巨债[2]，在日本人岛田翰的牵线下，无奈将皕宋楼珍籍卖给了日本静嘉堂文库，此举引起了学术界的震动，“全国学子动色相告”。

在“日本书贾之辈重金来都下者，未有穷也”的危急时刻，刘承干“毅然以斯文为己任，海上书舶，悬金以待其至，通都故家之藏，不经而自出”。于是，一大批珍贵书籍纷纷归入嘉业堂，这其中就包括了许多从日本传来的珍贵书籍。

一、嘉业堂藏有关日本书籍的数量

据《嘉业堂藏书志》记载，嘉业堂中有很多书籍与日本有关，据笔者大概统计，就有以下几种:

序号 书名 内容1 周易正义十四卷（影写本） 影写东洋单疏本，分十四卷旧第也。（第1 4 3页）2 尚书正义二十卷（影宋钞本）第时未知单疏本海内尚存，亦未见两刻，讹误良多。今原本藏日本枫山官库，此即照原本影摹。（第1 3 5页）

序号 书名 内容3 论语征十卷（传钞本） 日本物茂卿著。（第164页）4 广韵五卷（元刻本）有“岛田翰读书记”印，并附美浓纸题跋。翰字彦桢，为日本汉学家岛田重礼之子，在内府图书寮。（第179页）5有“德川氏图书记”“细□梅华书屋”“伊泽氏酌源堂图书记”“汤岛狩谷氏求古楼鼎书记”诸记，俱日本收藏家印章。（第407页）6 祖庭事苑八卷（宋刻巾箱本）新刊补注释文黄帝内经素问十二卷（明刻本）旧为日本毛利史藏书，卷首有“佐伯文库”记。（第485）7密庵和尚住衢州西乌巨山乾明禅院语录（日本五山本）（第489页）8 崇福语录一册（日本刻本） （第491页）9 横川和尚语录二卷（日本五山本） （第491页）10 白氏长庆集七十卷（日本活字本） （第516页）11 周易六卷（钞本） 影摹日本古抄本。（第1194页）日本古钞经书，唯《礼记》与《左传》为最少。山井鼎《考文》所据祗一通，森立之《访古志》所载祗二通，此其一也。（第1210页）13 毛诗（单疏四十卷） 予已刻《周易》《尚书》单疏全部，既又得《毛诗》单疏四十卷于日本。（第1245页）14 礼记正义（卷子本） 《礼记正义》卷子本，只存两半卷，从东洋旧卷影写。（第1246页）15 春秋正义（残本） 先得二册于日本，后罗叔言学部复得二册，一并刻之，以贻学者。（第1247页）12 礼记二十卷（钞本）

嘉业堂藏书总数共计六十万卷、二十万册，而《嘉业堂藏书志》只收入一千七百八十部书籍（其中包括复本八十部六十七种），因此《嘉业堂藏书志》收入的藏书只是嘉业堂藏书楼中藏书的很小一部分。我们可以想见，嘉业堂藏书中应该还有更多有关日本的书籍，有些书籍甚至还有复本:

余於日本竭力搜求古钞本，《易》《书》《诗》皆有数通，《左传》有卷子本，独《礼记》除此本外祗有残本二通，盖彼土习此经者亦少也[3]。

从中我们可知道，《易》《书》《诗》本子至少在两种以上，《礼记》虽是残本，但也有两种。

二、嘉业堂藏有关日本书籍的类型

嘉业堂所藏有关日本书籍虽然数量不多，但种类十分繁杂，有些书籍经历几番波折才最终为嘉业堂所收，刘承干藏书之艰辛由此可见。

第一，回流书籍。嘉业堂所藏有关日本书籍绝大部分属于这一类书籍，由中国人所著，在国内刊刻，后由于各种原因远渡重洋，被日本汉学家所收藏，最终又回流中国，回流历程可谓曲折。

宋刊《附释音春秋左氏传注疏》六十卷，卷首页有“岛田轮家损精力所聚”一印，可知此书曾经为日本人岛田轮收藏。岛田轮为清末日本著名藏书家，皕宋楼藏书就由他从中牵线介绍，卖入日本静嘉堂文库的。不想他本人所藏之书，又为嘉业堂所收获。

《新刊补注释文黄帝内经素问》十二卷，有“‘德川氏图书记’‘细□梅华书屋’‘伊泽氏酌源堂图书记’‘汤岛狩谷氏求古楼鼎书记’诸记，俱日本收藏家印章”[4]。狩谷号掖斋，别号六汉斋老人，曾经注过《日本现在书目》《倭名类聚抄》，也是当时日本藏书十分丰富的藏书家，其收藏的书籍回流中国，也属难得。

第二，日本刻书。嘉业堂藏书中也有一定数量的日本刊刻书，这些书原本为中国人所著，传入日本后，日本国内对其进行重新刊刻出版，如《白氏长庆集》七十卷日本活字本、《密庵和尚住衢州西乌巨山乾明禅院语录》日本五山本、《横川和尚语录》二卷日本五山本等。

《白氏长庆集》为唐代白居易作品集名，本书因在唐穆宗长庆年间编集出版而得此名。吴昌绶在其志中说:“此日本活字本，活字宋高丽国所制，后为日本所得，庆长、元和间用以印书。为那波道圆所印，在彼帮几与五山版并重。”[5]

密庵禅师（1118—1186），俗姓郑，号密庵，福建福清人，先后主持衢州西乌巨山乾明禅院、杭州灵隐禅寺、明州太白山景德禅寺等。横川和尚（1222—1289），俗姓林，字子璞，号横川，今温州人。宋咸淳四年为临安净慈寺首座。《白氏长庆集》和《横川和尚语录》两部书为两位大师的语录，从中国传到日本，并在日本加以翻刻，刻本又从日本被引入中国，中间曲折可想而知。

第三，日本人所著书。在嘉业堂所收书中，也有日本人所著之书，《论语征》十卷就是由日本人物茂卿所著。 张峙亭在序言中详细叙述了《论语征》十卷传钞本传入中国的经过:

乾隆三十九年，诏开《四库全书》馆。天下藏书家俱踊跃进献，且有海外诸国。日本国物茂卿所著，有《七经孟子考文》与《论语征》二书。是时《四库》所收，仅得《考文》一书，《论语征》无有也。后阮芸台先生巡抚两浙，问及此书，间有知其书名者，于是芸台具馔，请商人於日本者购之。诸商至日本长崎岛，见圣庙先生，盖孔子庙中之教官也。教官曰:我庙中无有，岛中又少读书人，我当详请将军。然诸先生必须馈礼，因此书板已损，我国亦贵重也。乃具绸绵、苧布等，约值白金百两，馈将军。将军启国主，送出三部，商人归，以一部送芸台先生，一部送李煦斋先生，一部存於万氏。余亟至万氏借观，知茂卿采汉、唐注疏及各家之说，朱注间有存者，有驳者[6]。

请商人于日本、询之于教官、具白金于将军，其中艰辛不言而喻。

三、嘉业堂藏有关日本书籍的价值

从《嘉业堂藏书志》中所收有关日本书籍的情况看，这些书绝大部分都是版本较好且学术价值较高的书籍，是嘉业堂藏书中不可多得的一部分。

（《尚书正义》二十卷）今原本藏日本枫山官库，此即照原本影摹。钞手虽未精，而行款不失。绝传之本，今竟重出，不啻为古人续命[7]。

《尚书正义》二十卷“钞手虽未精”，但确是“绝传之本”， 缪荃孙以“不啻为古人续命”评价，此书价值可见一斑。

刘承干对从日本回流的书籍也是赞赏有加:

《礼记正义》卷子本，只存两半卷，从东洋旧卷影写。前所得《周易》《尚书》俱全，《毛诗》缺前七卷，《左传》止剩五卷，此本更少，仅存其名。然《易》《书》《诗》传同是方册，此却是卷子旧式，惟太少耳，然已足订阮本之误。……不但阮氏刻《注疏》时未见，即《经籍访古志》亦未收，真属秘笈[8]。

《礼记正义》卷子本虽然只存两半卷，但阮氏刻《注疏》和《经籍访古志》都没有收入，我们可以将之与国内各版本《礼记正义》进行校雠刊对，校订各版本的差误，这样更有利于还原著作原貌。《礼记正义》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将其称为“秘笈”无可厚非。

虽然大部分日本书籍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但刘承干并没有盲目跟从，一味地奉日本书籍为圭臬，而是以藏书家的严谨态度、学者的公正心态，客观地看待这些书籍，对于书籍中存在的问题，能够一针见血地指出。他在《周易正义跋》中就说:

日钞本伪字破体，触目皆是，重文均空格，悉为改正补足，不得奉日钞为金科玉律，谅原本不如是也[9]。

书中存在的“伪字破体”问题，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书籍的价值，刘承干实事求是地道出了“不得奉日钞为金科玉律”的忠告。

注释与参考文献:

[1][3][4][5][6][7][8][9]繆荃孙、吴昌绶、董康撰，吴格整理点校《嘉业堂藏书志》，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279页、第1210页、第407页、第517页、第164-165页、第135页、第1246页。

[2]《书去楼空的皕宋楼》，《浙江日报》2010年7月2日第1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