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明堂在古代中国建筑中的地位

李畅

摘 要 “明堂”一词由来已久，自西周周公建明堂明诸侯之尊卑，朝诸侯于明堂开始，明堂就成为封建王朝统治者标榜正统身份的象征。西汉末期的王莽从把持政权到登基大位，“明堂辟雍”作为他的政治工具，通过祭拜明堂、明堂封诸侯、 献乐于明堂等事效仿周公，复兴中古礼教，为舆论造势，逐步走向政治巅峰。而作为武则天以周代唐形象工程的明堂，她力排众议建成唐朝第一座明堂，伴随她五十多年的政治历程，树立了她的政治权威，甚至不惜倾全国之力二造天堂、明堂，开创了明堂建筑由方到圆的先河，其形制及理念为北京天坛“祈年殿”延用。由此可见，明堂不仅是政治场所，同时也是儒家重要的礼制建筑典范，属于“礼”的象征。

关键词 明堂 身份象征 政治权威 礼制建筑

中图分类号：K928.71 文献标识码：A

1明堂的起源

被誉为“乐府双璧”之一的北朝民歌《木兰诗》中有两句诗这样写道“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木兰带军打仗得胜还朝在明堂觐见天子，字面意思很好理解，可明堂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仅仅是指宽敞明亮的殿堂吗？如果不是，那又特指哪种建筑？它是什么形制？从何而来？功能怎样？有何意义？对于这些问题，翻开历史典籍或许能帮助我们解惑答疑，一窥明堂历史面貌。

所谓明堂，即“明正教之堂”，是天子之庙、王者之堂，是古代帝王宣明政教的地方，凡朝会、祭祀、庆赏、选士、养老、教学等大典都在此举行。“天子造明堂，所以通神灵，感天地，正四时，出教化，崇有德，重有道，显有能，褒有行者也”，明堂的功能趋于多样，不仅进行宗教意义上的祭祀活动，还是用来处理世间政务的场所。“明堂”一词最早见于文献《逸周书》，出现频率很高。“明堂，明诸侯之尊卑也，故周公建焉，而朝诸侯于明堂之位。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万国各致其方贿。七年，致政于成王。”上述几句话的大意是说周公摄政时在洛邑始建明堂，用来明确诸侯地位的高下尊卑，并依明堂的位置安排诸侯朝会周天子。又制定礼仪，创作礼乐，颁布度量衡标准，继而使天下大服，各国纷纷献上特产进贡。七年之后，周公把政务交还给了成王。这表明在当时有实体的明堂建筑存在，但明堂最初的形制并没有准确的记述。虽然《礼记·明堂位》对明堂的样式和礼仪有所记载，《周礼·考工记》也提到“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后世大儒学士为这些书籍注释时将其理解为同一形制的建筑在不同时期的不同称谓（如东汉的郑玄，《宋史·礼志四》：“ 三代之制不相袭，夏曰世室，商曰重屋，周曰明堂，则知皆室也。”），但因找不到实例加以佐证，学界对此众说纷纭，未达到一致意见，形成共识。故笔者在此浅谈对明堂的些许理解。

2明堂历史的沿革

明堂虽古已有之，但各朝营建时的形制与规模不尽相同，没有一个完全统一的式样。西汉元始四年王莽在长安建造的明堂辟雍，位于长安南面正门安门外大道东侧，符合明堂“布政之宫，在国之阳”的描述。东汉光武帝中元元年（公元56年）建造的洛阳明堂，“上圆下方，八窗四闼，九室重隅十二堂”，位于洛阳南面正门平城门外大道东侧，与长安明堂的位置相同。后来的曹魏、西晋修缮后继续使用。两晋和南朝的明堂完全舍弃了十字对称、井字分隔的台榭式形式，改为一般的木结构殿宇。南朝宋大明五年（公元461年）夏五月，新作明堂于丙巳之地，始宗祀皇考太祖文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只有北魏太和十五年（公元491年）在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建造的明堂继承了汉明堂的形式。隋朝统一全国，几次议建明堂，著名建筑家宇文恺经过考证设计，制作模型，但未及施行，隋末动乱，城破国灭。

唐高祖受禅，天下尚未太平，明堂未遑建立。唐太宗之世，天下初定，明堂之事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太宗追古制礼，但明堂规制已无章可循，各家分歧太大而没有建成，终被搁置。唐高宗重议明堂方案，多费周折，经过经学家们更详细的考证，还未建造，高宗便一病呜呼。武后继承高宗遗愿，同时也视明堂为自己得天命的标志和王朝国运的象征，因此对造明堂之事极为重视。但其决断议案的风格与高宗截然不同，不听诸臣喋喋不休的争议，而独与北门学士议其规制，明堂方案被很快确定。唐睿宗垂拱三年春（公元687年），武后力排众议，拆除洛阳宫之正殿乾元殿（即隋之乾阳殿），就其地创建明堂。垂拱四年正月五日（公元688年），历约一年，明堂成。“明堂高二百九十四尺，方三百尺。凡三层，下层法四时，各随方色，中层法十二辰，上为圆盖，九龙捧之。上层法二十四气，亦为圆盖，以木为瓦，夹纻漆之，上施铁凤，高一丈，饰以黄金。中有巨木十围，上下通贯，栭、栌、橕，借以为本。下施铁渠，为辟雍之像，号曰万象神宫”。证圣元年（公元695年），武后称帝的第五年，武则天的面首薛怀义失宠后放火烧了明堂旁边的天堂。然而由于明堂离天堂过近（根据考古勘察知，两者之间的夯土地基仅距16米），“证圣元年正月丙申夜，天堂火灾，延及明堂，至清晨，二堂具毁”。明堂是帝国命运和皇权的象征，明堂被毁这件事对武则天打击很大，然而她并没有灰心。同年三月，武则天下诏重建明堂、天堂。万岁通天二年三月（公元696年），新明堂落成。由于这次新修的明堂贡奉的是武氏族人，故为武周明堂，又号曰"通天宫"。后铸铜为九州鼎及十二神，皆高一丈，安置在各自的方位。

3明堂的结局

武则天之后经过短暂的权利交接大唐皇位传递给了唐玄宗。开元年间唐玄宗励精图治，国势日隆，曾先后5次移居东都，在洛阳主政近11年，开创了繁盛一时的“开元盛世”这时的大唐帝国依然是两京并重，“三秦九洛，咸曰帝京”，在唐玄宗眼中，东都依然是第二首都、帝国心脏，东西两京交相辉映，共同支撑起大唐盛世的天空。开元五年（公元717年），唐玄宗更明堂为“乾元殿”；开元十年，又恢复“明堂”旧称。开元二十六年，唐玄宗认为洛阳明堂“体式乖宜，违经紊乱，雕镌所及，穷侈极丽”，遂于十月二日诏令将作大匠康素往东都毁明堂；二十七年，“素以毁拆劳人，遂奏请且拆去上层，卑于旧制九十五尺。又去柱心木，平座上置八角楼。楼上有八龙腾身捧火珠，又小于旧制周围五尺，覆以真瓦，取其永逸。”这座新殿依旧叫“乾元殿”；二十八年，佛光寺火，延烧廊舍，改新殿为“含元殿”。这时的明堂，被拆掉了最上层，去掉了通心柱，并在中层鼓座上改置了八角形攒尖顶；其高度仍有200尺近60米之高，依然是一个体量庞大的巨型建筑。开元末期，唐玄宗迷恋杨玉环，沉醉于歌舞升平、声色犬马之中。这时的唐玄宗亲佞远贤，朝政渐废，已无进取之心，也为以后的“安史之乱”和大唐的急剧中衰埋下了伏笔。至天宝年间，玄宗已不出长安，东都的重要性已渐被遗忘。安史之乱（公元755年～763年）中，明堂经叛军和回纥兵两次焚烧，最终于公元762年被彻底损毁，象征帝国国运的明堂在见证了大唐盛衰沉浮与荣辱变迁后，在战火中轰然倒塌，化为焦土残垣。乱后大唐强大的国力骤然崩塌，一蹶不振，从此陷入了长达一个半世纪的藩镇割据、宦官乱政和朋党之争混乱中。

1986年经发掘证实，武则天所建的明堂基底正方90米*90米，高88米，是中国历史上体量最大的木构建筑，代表着唐代建筑技术的高超水准，施工技术精妙绝伦。大唐王朝覆灭七百多年后，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大明王朝的永乐大帝营造新都时，在北京南部仿南京形制建天地坛，于大祀殿中举行祭典合祭皇天后土。嘉靖九年（公元1530年）嘉靖皇帝听大臣言，决定天地分祭，在大祀殿南建圜丘祭天，在北城安定门外另建方泽坛祭地。嘉靖十三年圜丘改名天坛，方泽坛改名地坛，大祀殿废弃后改为祈谷坛。嘉靖十七年祈谷坛被废，十九年在坛上另建大享殿，二十四年建成。清乾隆十六年（公元1751年）改名祈年殿。经多次修缮、扩建，北京天坛祈年殿成为古代明堂式建筑仅存的一例，被列入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

4明堂的意义

明堂，古代帝王所建的最隆重的建筑物，用作朝会诸侯、发布政令、秋季大享祭天，并配祀祖宗。明堂作为帝王政教的场所，上通天象，下统万物，天子在此既可听察天下，又可宣明政教，是君权天授的代表，体现天人合一的神圣之地，属于儒家的礼制建筑。儒家倡导“礼”，周公损益前代“致礼作乐”，孔子景仰周代的礼乐建制，由此“礼”成为儒家思想学说的核心理念。“礼”是通过制定约束条例和制度，使人成为社会政治等级中的一员，而礼制建筑是儒家强化“礼”的工具。透过历史上关于明堂的活动，可以看出儒家礼制贯穿始终。明堂作为儒家礼制建筑，有“明尊卑”、“教诸侯之孝”的政治功能，它维系社会秩序，渲染君权天授。明堂建筑之所以不断赢得帝王的青睐，是儒家思想学说走向官方化和世俗化的表现。自汉代以来，随着大一统局面的出现，儒家不断调整，以此适应统治者的现实政治需要，成为官方学说，自此后儒学成为中华民族的主要意识形态。一方面，统治者利用明堂这种礼制，强化了社会的统治；另一方面，儒学通过推行适合的礼制建筑，得到统治者的青睐，使得儒学深入人心，逐渐政治化，成为官方学说。

武则天临朝称制掌权当政时，国力昌盛，此时唐朝疆域达到最大，有“政启开元，治宏贞观”之称，为建设明堂积淀了丰厚的物质基础；其次，唐朝作为我国经济文化发展的顶峰时期，建筑业有了长足的发展，这时木建筑和砖石建筑技术已经相当成熟，这为建设明堂提供了技术保障。不过武则天能够建设明堂，最主要的看重了明堂的政治象征意义。明堂政治的发展，使得明堂成为象征君权和神权的建筑，这个神圣建筑赋予了君王统治的合理性和自然性。武后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也是唯一的女皇帝，登基之路艰难险阻。建造明堂是多少君王梦寐以求却又未果的事情，武后果断决定建设明堂展现了君临天下的魄力。明堂之上的黄金凤凰位于中层九龙之上，振翅高飞、扶摇而上，这便是她政治欲望的自喻。

参考文献

[1] 王国维.明堂庙寝通考[M].北京：中华书局，1959：123-125.

[2] 周玉秀.《逸周书》的语言特点及其文献学价值[M].北京：中华书局，2005：51.

[3] 王世仁.中国古建探微[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19.

[4] 傅熹年.中国古代建筑史（第二卷）[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

[5] 王柏中.两汉明堂考实[J].鞍山师范学院学报，2003（10）：7-10.

[6] 杨鸿勋.自我作古 用适于事──武则天标新立异的洛阳明堂[J].华夏考古，2001（2）：70-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