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文艺座谈会对陕北剪纸艺术发展的影响

刘满平

(榆林学院图书馆，陕西榆林　719000)

延安文艺座谈会对陕北剪纸艺术发展的影响

刘满平

(榆林学院图书馆，陕西榆林719000)

摘要：延安文艺座谈会和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为中国新文艺的发展指明了方向，陕北民间剪纸受到专业美术工作者的重视，从艺术实践上很好地解决了文艺民族化和大众化的问题，使得剪纸这一传统的民间艺术形式，在特殊历史背景下被赋予了崭新时代内容，展现了鲜活和旺盛的艺术生命力。

关键词：延安文艺座谈会;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剪纸艺术

PDF获取： http://sxxqsfxy.ijournal.cn/ch/index.aspxdoi： 10.11995/j.issn.2095-770X.2016.06.016

1942年至1943年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和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的发表，为中国新文艺指明了发展的方向。在《讲话》的指引下，陕北文艺工作者通过与工农兵结合，深入到根据地城镇乡村、田间地头，汲取民间普通百姓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反映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掀起了一个规模宏大、气氛热烈的延安新文化运动高潮。在这期间, 陕北民间剪纸引起了专业美术工作者的重视，被大量挖掘、整理、介绍与研究，呈现了前所未有的大繁荣、大发展态势。

一、剪纸艺术及剪纸作品出版简述

剪纸(也称窗花)这一民间艺术，其产生、发展的历史非常久远。其产生时间，大致可以确定在造纸术发明以后，起源于民间宗教信仰。大家熟悉的剪纸作品“抓髻娃娃”、“招魂娃娃”、“送病娃娃”、“辟邪娃娃”等，均具有定惊驱鬼、招魂送病的职能，集中反映了这一文化特征。从20世纪60年代末，吐鲁番出土的北朝剪纸，“两件团花剪纸是将纸折叠数次后，再剪成四面均齐的几何形图案，两件均为圆心菊形”[1]， 从其工艺特点可以看出，最晚在南北朝时剪纸的技艺已趋于成熟。北朝以后，关于剪纸的记载见于各类文献中，说明剪纸日益成为一种生活化艺术。剪纸艺术被广泛介绍、研究、结集出版在从1940年以后。经考证，最早研究剪纸艺术的文章是发表在1945年第1卷第1期(新文化半月刊)第14页上，著名画家程及所著的《介绍剪纸艺术》一文。最早的剪纸作品集应是1946年艾青、江丰编印的《民间剪纸》，可惜“印数极少，只作为赠品，未曾发售”[2]。中央美院教师吕胜中在其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3b5af 70100iuvf.html)里有《民间剪纸》的封面、版权页和剪纸作品的翻拍照片，《民间剪纸》应有存世本。最早出版发行的剪纸作品集是1947年高原书店出版的陈叔亮编印的《窗花民间剪纸艺术》，同年5月高原书店编印发行的《北方木刻》发表了二十四幅窗花，在其目次之二有“窗花剪纸是中国原有的民间艺术。以下二十四幅窗花是贯注了新内容的作品，系由古元、夏风、罗工柳”等创作的文字说明。1949年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艺术系搜集，艾青、江丰编选的《西北剪纸集》由晨光出版公司印行，该书是在1946年艾青、江丰编印的《民间剪纸》基础上“重新加以剔选，补进了一部分新窗花”编辑而成[2]。徐蔚南编《翦画选胜》，由华夏图书出版印铸公司于1949年印行。接下来数年全国各地陆续出版了多种剪纸作品集：如陈叔亮编《窗花--华北民间剪纸艺术》、王镜明著《剪纸艺术》、渤海人民文工团编《渤海窗花剪贴选》、张学廉著《新窗花》、广州人民美术出版社编《广东民间剪纸集》、丛琳,丛琳编的《窗花集》、张永寿《张永寿剪纸集》、佟坡等编《民间窗花》、人民美术出版社编辑《中国民间剪纸》,等。剪纸作品的出版贯穿了随后的各个历史，包括文革时期，充分证明了剪纸艺术受重视、受欢迎的程度。进入本世纪，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经济、文化各方面取得空前成就，并出版了数以千计的剪纸作品和剪纸艺术研究著作。

二、延安文艺座谈会后陕北剪纸艺术的快速发展

陕北剪纸艺术的大发展及剪纸作品集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大量出版，主要受40年代延安文艺运动的影响，特别是在毛泽东《讲话》发表之后出现的。

(一)陕北剪纸艺术高度契合《讲话》精神

《讲话》分为“引言”“结论”两部分。在引言中，毛泽东明确提出了此次座谈会的目的，即处理文艺工作与革命工作的关系问题，以及革命文艺的发展方向问题。对于生活和艺术的关系，毛泽东深刻指出“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我们的美术专门家应该注意群众的美术。一切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只有联系群众，表现群众，把自己当作群众的忠实的代言人，他们的工作才有意义”。所以“对于中国和外国过去时代所遗留下来的丰富的文学艺术遗产和优良的文学艺术传统、我们是要继承的，但是目的仍然是为了人民大众。对于过去时代文艺形式，我们也并不拒绝利用，但这些旧形式到了我们手里，给了改造，加进了新内容，也就变成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了。”号召广大艺术工作者要“爱他们的感情”，“爱他们的姿态”，“爱他们的萌芽状态的文艺(墙报、壁画、民歌、民间故事等)”。毛泽东认为我们的文艺应当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3]。《讲话》为广大文艺工作者深人实际生活,为人民群众服务,指出了一条广阔的道路。

陕北文艺工作者在深入生活,寻找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过程中, 使剪纸艺术得到了高度重视。“窗花的流传时间很长，可是引起大家注意，还是近几年的事。”[4]艾青在1943年响应中央号召,深入陕北农村采风过程中,发现陕北农村随处可见的剪纸艺术,从题材到内容,都是百姓熟悉的,也深受群众喜爱。在《西北剪纸集》代序中，艾青研究和总结了民间剪纸的艺术风格和特色，“正因为这些剪纸出于老百姓之手，所以它比其他的美术品，都显得纯朴可爱，就象是一曲一曲的民谣，很生动地写出了人民的感情，趣味和希望”。在这些民间剪纸里“很少发现那种出于士大夫阶级的作品的颓废格调”，“它流露了中国农民的善良的健康的与愉快的情感”，认为“我们的新艺术必须发扬这种新情感”。[2]作为艺术家和学者的艾青从理论上阐述了民间剪纸的艺术特点和价值,并在思想认识上与毛泽东《讲话》和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精神达到了一致。剪纸艺术之所以成为延安新文艺运动的重要形式，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产生于民间普通人民大众，具有很好的群众艺术认同基础。从现存的吐鲁番出土的北朝剪纸来看，剪纸艺术至少已经流传了一千多年了。一直以来剪纸艺术深受全国各地人民的欢迎和喜爱，尤其在华北、西北非常盛行，几乎家家户户都贴窗花、都剪剪纸；二是创作门槛低。主要工具是剪刀，不需要特别复杂的创作材料，只需要几张彩色的纸，也不需要创作者和受众具备很多文化，许多目不识丁的农村妇女都可以剪出优秀的作品。在陕甘宁边区当时物质匮乏，群众文化基础低的情形下，运用这种艺术形式去表现新的生活和新的人物，表现健康向上的新生活，其形式和内容上都能被人民群众所接受，在群众中开展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二)陕北传统剪纸作品的收集和新剪纸作品的创作均受毛泽东《讲话》影响

在《讲话》精神的指导下，194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召开文艺工作者会议，并先后发表刘少奇、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和文章，号召作家要到前方去，到农村去，成为群众的一分子。例如：凯丰1943年3月10日在党的文艺工作者会议上指出“整风运动，文艺座谈会的方针是不能深刻了解的，思想上的进步是没有今天这样大的。所以今天下去与那时下去是不同的，是要好得多的。今天我们有了文艺运动的方针，又有了整风运动思想上的准备，所以今天下去比那时下去好。”[5]鲁艺当时立即响应这个号召，先后组织同志们下乡下部队，深入生活，进行创作，较长期地与群众共同生活或参加区乡工作。

艾青在《西北剪纸集》代序中叙述《西北剪纸集》收集时间正是始于“1943年春，我和刘建章、古元去三边，沿途见许多老百姓家的窗户上贴着窗花。”“在1944年总结和表彰陕甘宁边区文化教育工作的先进典型和先进经验的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的陈列室里，陈列了一些从民间搜集来的剪纸”。“还陈列着古元、陈叔亮、孟化风、夏风、罗工柳等同志描写边区人民新生活的窗花”。“听陈列室里的管理员说，当地老百姓非常喜欢这些新的窗花”。[2]通过这些宣传展览，使剪纸艺术在群众中获得了普及，并极大地推动了新剪纸作品的创作，产生了大量反映边区党政军民战斗、生产和生活的剪纸作品，剪纸在延安的美术活动中一时蔚然成风。

(三)延安文艺座谈会后陕北剪纸艺术发展趋势和新特点

文艺座谈会后文艺工作者特别是美术工作者在《讲话》指导下，深入群众生活，向民间文艺学习，与人民群众密切结合，新文艺运动取得了重大收获。不仅从艺术实践上真正解决了文艺民族化、大众化问题，还为中国新文艺的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讲话》发表以后，陕北剪纸艺术出现了新的特点。

一是题材更为广泛，内容更加丰富。这一时期，陕北剪纸作品创作的题材内容在范围上都较传统剪纸创作有了很大的拓展。描写现实生活，歌颂将来的希望，鼓舞老乡们的情绪，发挥他们的力量。新的剪纸作品题材多样，具有教育意义和宣传意义。大量地介绍了卫生常识和农作常识，同时宣传解释了边区的政策法令，使老乡看到窗花，能与实际生活相对照，引起人民群众的注意。总之，剪纸作品的内容几乎遍布了党政军民战斗、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

二是很多作品大多具有鲜明的民族化、大众化风格。随着文艺工作者向民间学习的不断深入，延安产生了大量新剪纸作品。这些新剪纸保留了传统剪纸艺术鲜明的民族化、大众化风格，又有新的发展创新。

三是创作形式、构图、形象和色彩推陈出新。受中华民族勤俭朴素生活的影响，我们的艺术，无论是殷商的青铜器，两汉的石刻、石画像，还是民间的年画、剪纸都具有我国民族所特有的浑厚朴实的风格。新剪纸在艺术形式上，保持发扬了这种民族特有的浑厚朴实的风格。我国传统的民居、屏风、对联等都具有对称、均衡的特点，反映了传统的审美标准。新剪纸继承了民间剪纸传统的装饰性。制作中沿用了传统的对称、均衡的构图方式；在外形上也保留了圆形、椭圆形、方形、双钱形、摺扇形以及葫芦型等。新剪纸作品在形象上保留和发扬了传统剪纸艺术朴实，生动的特点，把物体单纯而简要的表现出来，表现了劳动人民丰富的情感。对当时认为封建的迷信的象征物，例如以蝙蝠．鹿，聚宝盆、龙等东西象征“福”，“禄”、“财”、“富贵”等进行了改造。从时代性和现实性出发，根据普通群众的风俗习惯，以他们熟悉和接受的事物作为象征物，如用鸽子象征“和平”，狼象征“敌人”，桃象征“寿”，鱼象征“有余”，太阳象征“毛泽东”等。新剪纸保留了士大夫认为俗气而广大人民群众喜爱的大红大绿，并以这些感觉强烈的色彩作为剪纸的主要色彩。色彩对比强烈能在感官上给人冲击，真正起到宣传、教育和装饰的效果，也更能表现劳动人民艺术审美倾向。

三、延安文艺座谈会后陕北剪纸艺术取得的新成就及其影响

(一)收集保存了大量传统剪纸作品

传统剪纸作品被称为“地上文物”和“文化活化石”，是最古老的民间艺术之一，是中华民族艺术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陕北民间剪纸艺术源远流长,经过代代传承、推陈出新、逐步完善、趋于完美。利用简单的材料创作出一个个丰富多彩的艺术世界。这些传统剪纸作品中有反映原始生殖崇拜和生命意识的石榴、扣碗、蛙、鱼、鱼戏莲、蛇盘兔、老鼠偷葡萄；有民间人物、故事的八仙、貂婵、吕布、秦琼、刘海戏金蟾、三娘教子等；也有象征“福”，“禄”、“财”、“富贵”等的鹿(禄)、麒麟、老虎、狮子、蝙蝠(福)、凤凰、孔雀、鸡(吉)、(寿)桃；还有日常生活中的车马、耕作；特别是反映陕北特色的貂婵、吕布、蒙古人牵骆驼、蒙古人牵马、旱船(秧歌)。它们深深扎根于民间之中，是劳动人民和民间艺人智慧的成果，留存下来的剪纸花样里有着丰富的民俗文化，一定程度上记录和反映了过去的社会历史原貌，为今天研究民间剪纸提供了珍贵原始资料，也为剪纸艺术发展提供了宝贵文化遗产。

(二)创作了许多新剪纸作品

延安鲁艺的青年美术家们当时创作了许多反映抗日根据地新面貌的剪纸作品，这些剪纸作品具有贴近生活,健康清新,追求理想的艺术风格。创作的新剪纸作品中有描写学习生活的读书、看报、学习、上学、识字；有介绍工作情况的纺纱、放羊、拾粪、下种、收获、开荒、植树；有反映生活的家庭、健康的娃娃、送饭、新婚、祝寿、猪；有歌颂边区特色的民兵、拥军、放哨、合作社等。这些描写边区人民新生活的窗花，丰富了剪纸内容，显著拓宽了剪纸艺术的时代体裁。

(三)随着陕北剪纸作品的出版发行、宣传和介绍，其艺术传播和影响越来越广

全国各地会剪纸的农村妇女成千上万，许多陕北剪纸能手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命名为剪纸艺术大师，被邀请到海内外表演访问。2006年5月20日，剪纸艺术遗产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9月30日，中国剪纸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的审批列入第四批《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其影响力甚至超过了秧歌、信天游等其它陕北民间艺术。

总之，陕北剪纸艺术的大发展是延安文艺座谈会和《讲话》发表后，文艺工作者与工农兵密切结合，为实现党的新文艺方针所取得的重大收获，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被赋予了崭新时代内容，展现了鲜活和旺盛的艺术生命力，从艺术实践上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文艺民族化和大众化问题，对于今天我国文化产业的支柱化发展颇具启示意义。

[参考文献]

[1]中国美术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美术全集·工艺美术编·民间玩具、剪纸皮影 [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图版说明第36页，398.

[2]艾青，江丰.西北剪纸集[M] .上海：晨光出版公司，1949：1-8.

[3]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党建组.毛泽东 邓小平论中国国情[M].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217-222.

[4]张学廉.新窗花[M] .上海：大东书局,1951：1.

[5]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教改小组.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 (1942-1949)》[G].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59：42.

[责任编辑熊伟]

Yan’an Literature and Art Symposium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Paper-cutting Art in North of Shaanxi

LIUMan-ping

(LibraryofYulinUniversity,Yulin719000，China)

Abstract：Yan’an Literature and Art Symposium and the publication of Mao Zedong’s Talks at the Yan’an Forum of Literature and Art pointed out the direc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new literature and art. Since then, folk paper-cutting received attention from the professional artists and paper-cutting art got a rapid development, which well solved the problem of nationalization and popularization of literature and art in the artistic practice. Paper-cutting, a traditional folk art form, was endowed with content of new era and demonstrated the vivid and exuberant artistic vitality under special historical background.

Key words：Yan’an Literature and Art Symposium; Talks at the Yan’an Forum of Literature and Art; paper-cutting art

收稿日期：2015-08-24;修回日期：2015-11-25

基金项目：2014年榆林学院科研基金项目(14YK02)

作者简介：刘满平，男，陕西榆林人，榆林学院图书馆副研究馆员。主要研究方向：图书馆藏建设和地方文献。

中图分类号：A841;J0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770X(2016)06-0065-04

■文学·艺术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