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高校学术自由的桎梏与“去行政化”的改革

2016-07-05 13:57刘一贤
俪人·教师版 2016年10期
关键词:去行政化高校

刘一贤

【摘要】当下,一些高校在行政权力的影响下,出现了学术事务与非学术事务界限不清,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分工不明,学术自由受到限制的情况,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大学的活力,给大学创新环境的创造与创新能力的发展带来负面影响。因此,从大学“去行政化”的角度入手,分析高校学术桎梏的历史,探索现状的问题和原因,并尝试寻求解决办法即“去行政化”对学术自由实现可行性的探索尤为重要。

【关键词】高校 学术自由 去行政化

一、中西方大学学术桎梏的历史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高校教育的普及,高校教育中的许多问题逐渐暴露,其中不管是科研活动、学术研究还是职称评定等内容,都与政治呈现越来越紧密的态势,这种情况在中外的高校教育史上有先例可循。如中世纪的西方大学有学校自治权,但学生的言论、行为都处于政治控制中,直到1810年柏林大学,其创办者洪堡提出将“追求最高形式的纯粹知识”1作为教学目标,才打破了学术自由的限制,使之逐渐脱离政治桎梏。反观中国,一直以来“行政化”问题较为突出。中国最初的大学,是在封建体制和文化残骸下建立起来的,虽然有一定的新兴思想,但是“自由”的特征不明显。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国家倡导下出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格局,很快被“文化大革命”政治意识形态化。改革开放后,学术自由虽然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学术自由的环境与思想建设还很不成熟,“学术去行政化”的困境堪忧。

二、中国高校当下“学术行政化”问题及原因探讨

当下的高校中,存在着这样的情况:“高校青年教师在实际的工作岗位中,既要承担沉重的授课任务,又要完成科研上的指标,没有级别的青年教师没有话语权。”2,这就导致了很多原来有成就的权威专家,愿意放弃教学去搞行政工作,直接造成了教育人才的浪费。总体而言,“学术行政化”存在以下几点问题:

(一)学术事务与非学术事务界限不清

在高校实际的事务处理上,行政部门对科研经费的规定非常严苛,而实际操作中,每个学科乃至每个项目的科研都有其各自特点,与学院把经费用途规定得十分僵化的做法有着很大的矛盾,在一些规定中,“多少钱用于买书、多少钱用于学术交流、多少钱用于办公用品等鸡毛蒜皮的小事都进行限定”3,这在操作上就带来了麻烦。

究其原因,在市场化高速发展的当下,高校发展不能独善其身,而是与社会的各方面息息相关。一方面,“高校生存与发展对社会资源依赖性增加,政府充当着协调者和保护者的角色”4,政府既然给予了科研经费,就理所当然对经费去向享有知情权,从这个层面讲,这是政府对纳税人的保证与承诺,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却对高校师生造成麻烦,不能不说是政策制定与实际运作的脱节。

(二)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职能分工不明

学术成果在评定职称中占较大比例,但行政方面的干预不容小觑,甚至其作用大于教师实际学术成果,同时一些人情交易等带来的恶性竞争也凸显了行政权力在高校环境中的“所向披靡”,导致了学术权力在高校中的式微。

行政权力在高校的“横行霸道”有多方面的现实原因,首先是高校行政级别被过度强化;其次,政府过多地干预学校的事务,在教师的提拔、职称评定方面具有主动权,学校被置于被动的地位;最后,是高校评价与监督体系的行政化趋向程度严重,评定教师的队伍主要是行政方面的人员,而与教师实际教学相关的学生却少有话语权,在教师评定上不能真正公平、公正。

(三)学术自由极大程度受到限制

毋容置疑,行政系统在大学与社会间建起了桥梁,对大学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不仅确保足够的资源流向大学,而且在外部环境中传播着大学的特性,從而成为公众兴趣关注的中心。”5但是我们也看到这样一种现象:“是大学行政组织,而不是学术本身,越来越与那些可以改变大学边界的活动有关。”6行政系统的工作有明确的目标和严格的程序,能够促进组织高效运行,但是学术事务不同于组织事务,“它的生产方式具有灵活性、多样性以及个性化的特点”7,如果让学术活动遵循程序化的原则,必然会损害学术活动的创造性。

三、高校“去行政化”的探索

大学行政化问题是近年来最受关注的的大学问题之一。其实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与探索由来已久。2010年温家宝总理就指出:“教育行政化的趋向需要改变,最好大学不要设立行政级别。”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意见征求发布会上说:“从学校内部着眼,‘去行政化的思路是:建立起一套新的适合学校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然后逐步取消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的倾向”8,国家对实现高校学术自治问题高度重视,2016年发布的《关于优化学术环境的指导意见》提出,“不得以“出成果”名义干涉科学家研究工作,不得动辄用行政化“参公管理”约束科学家,不得以过多的社会事务干扰学术活动,不得用“官本位”、“等级制”等压制学术民主。”“四个不得”的提出,可看出国家在促进高校学术自治、学术自由方面的决心。

在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条件下,“强化了高校的外向型思维,而忽视了内向型的改革”9,西方高校市场化的主流趋势下,政府放权进而扩大高校的自主权力是必然走向,但我们不能简单地套用西方模式,毕竟其发展具有悠久的历史,教授治校、大学自治等已经完全融入西方高校制度之中,而中国高校发展的历史积淀不够深厚,学术自由在面对外部影响时,抗压能力较为薄弱,如“文化大革命”时期高校教育学术自由的消失殆尽。重建起一套高校教育模式花费的时间、物力、财力无疑是巨大的,自1979恢复高考以来,高校建设还处于待完善阶段,仍待新一代高校人的探索与发展。

大众都应该有这样一种意识:大学作为高级教育的领域,它一定程度上代表着我们的学术知识的最高水平,代表着国家技术、人才的培养和储存基地,它必须是我们社会中最纯洁的一块地方。大学是知识传播的圣地,教师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二者的结合,必定是代表着引领人类真理探求的方向。公众要发挥民主监督的力量,促进高等教育改革、营造良好高等教育环境。

【参考文献】

[1]约翰·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M]王承旭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

[2][英]玛丽·亨克尔,国家、高等教育与市场[M],古林贤等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5

[3]季洪涛,大学学术权力研究[D],吉林:吉林大学,2012

[4]茹宁,从学术自由与大学自治的关系看我国大学“去行政化”改革[J],高教探索,2011,(2):14-18

[5]季洪涛,大学学术权力研究[D],吉林:吉林大学,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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